摘  要：阿诺德作为文化研究的一位先辈，一直都在追求美好光明的文化状态，避免社会走向不受控制的无政府状态。阿诺德以文化的视角考察了英国当时社会的三大阶级，并声称文化中不存在阶级。雷蒙·威廉斯对批判阿诺德的群众观有重要贡献，如果文化恰如阿诺德所言，不存在阶级之分，那么就不会存在“群众”这一模糊的集体意象。然而，文化中的服务观念恰恰暗含了阿诺德所言，文化已经是阶级分化的产物。文化下的群众仍与文化人士们有着明显的区分。阿诺德的群众观从隐含的角度揭示了他文化观的精英立场，这对厘清文化主义的发展脉络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关键词：阿诺德；文化；无政府状态；群众；威廉斯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马克思、恩格斯文艺思想与十九世纪英国文学研究”（19CZW003）研究成果。

威廉斯曾在《唯物主义与文化问题》中阐述了阿诺德所作的《文化与无政府状态》一书是他对“那个时代社会危机的直接反映”[1]3，这部书展现了阿诺德针对社会现实所表现出的知识分子所具有的广阔视野和深刻思想。面对当时的社会动乱，阿诺德深感忧虑，尤其是他反复提及的海德公园群众运动，让阿诺德仿佛看到了文化被抛弃后的无政府状态。同时，由于工业发展，中产阶级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工人阶级发展出了不受精英们控制的文化，他们要求自由民主，冲击了原有的政治格局。阿诺德看到了自由背后的盲目，工业之下对财富的过度渴求，这种外在的、机械的文明与阿诺德所推崇的内在的、精神的、无功利的文化是相悖的。于阿诺德而言，当时的社会急需文化来拯救。

一、有阶级的社会与无阶级的文化

阿诺德区分了三种社会形态，第一种是以最优秀的自我为基础，以严肃的权威为准则，消灭阶级，跨越个人利益，携手共进，奔赴美好与光明的理想状态；第二种是阶级掌权，沉溺于财富、自由等工具之中，忽视文化或是将浅显误作深刻，自以为是、沾沾自喜的现实状态；第三种是随心所欲，各行其是，打着自由的名义随意破坏、胡闹的无政府状态。同时，阿诺德区分了当时英国社会中的三大阶级：贵族、中产阶级、劳工阶级，并摘取三个阶级的显著特点来做了一个新的形容。贵族阶级举止高雅，具有文化所要求的美好，但是大都追求世俗权力，闭目塞听，愚顽不化，过于顺从天性，因而阿诺德称其为“野蛮人”，并认为“这个阶级的完美适中之惟一的不足，就是缺乏足够的理智之光”[1]71。中產阶级为英国的工业化做出了巨大努力，为当时社会的中坚，但阿诺德认为他们生活阴郁沉闷、眼界狭隘，只顾追求物质利益，其所具有的市侩气让社会变得庸俗不堪。因而，阿诺德称其为“非利士人”。劳工阶级原本顺服恭敬，但是在现代社会的影响下，他们丧失了原本的品德，转而追求自由，变得激进好斗，残忍愚昧，阿诺德称其为“群氓”。值得注意的是，阿诺德没有完全以三种简单的模板套用在各个阶级。在各个阶级内部，阿诺德又区分了三种不同的类型，即缺乏阶级气质、具有典型适中的阶级气质以及阶级气质过度。然而，即便是具有恰如其分的阶级气质，也无法忽视他身上所具有的阶级弱点。因而，阿诺德在分析三种阶级之后，得出无法将国家交付给任何一个阶级的结论，因为他们身上都具有无法克服的弱点，不可避免地要维护自身的阶级利益。相反，在文化下，个人携带他人共同走向完美，所有人皆为一个集体之中，无阶级可言，集体之间超越利害。在这个文化世界中，人们说的“都是值得说的话，都是有价值的话，有用的话，而不是胡言乱语”。阿诺德是对当时社会所存在的三大阶级的气质进行文化上的区分，并不是从政治的角度来界定当时的社会成分。因此，从政治划分的三大阶级与文化上的阶级自然有所不同。阿诺德有意将文化视为跨越阶级、利益、工具的“所思所想的最好之物”。而文化的反面，阿诺德称之为“无政府状态”。相较于F.R.利维斯将文化的对立面称之为“文明”，阿诺德尚没有承认除了作为完美的文化之外，还存在其他的文明或是文化形态，而是视之为一种可怖的混乱状态。换句话说，文化是少数人所享有的，多数人只是对文化一知半解，或是破坏文化，这种状态根本不能称之为“文化”。但是何为深刻地把握文化，其标准仍旧是掌握在少部分人的手中。这就让我们不禁发问，阿诺德所言试图消除阶级的文化内部是否不存在阶级之分？这就与阿诺德的文化观有密切的联系。

二、阿诺德的文化观

（一）文化的阶级性

这个试图消除阶级的文化之中，当我们面对“哪位受到我们纠缠的非利士老兄转过身来大胆反问‘你们有光亮吗的时候，我们受到良心驱使，只好沮丧地摇摇头，让他走自己的路”[1]45。这与理想状态下“个人必须携带他人共同走向完美，必须坚持不懈、竭其所能，使奔向完美的队伍不断壮大，如若不这样做，他自身必将发育不良，疲软无力”[1]11似乎有悖，但正是这些不相契合的矛盾，揭示出阿诺德文化观所暗含的阶级意识。尽管阿诺德认为“文化人是平等的真正使徒”[1]34，然而，对无政府的恐惧让阿诺德给文化赋予一种权威，在将文化托付给什么人去行使上，尽管阿诺德没有让论敌抓住小辫子，将文化权威托付给任何一个政治阶级，但却以另一种阶级标准，将文化的权杖交付给了文化中的精英阶级。这些人似乎是不为贵族、中产阶级或是工人阶级任何一方的利益而服务，但这些文化人士以阶级理想为目标，以自己阶级利益为行动准则，有一套自己的衡量标准，又何尝不是一个独立的阶级？相较于贵族、中产阶级、工人阶级而言，他们的标准是不同的。阿诺德试图让文化通过远离政治的方式来达到公正不阿，但相同的是，他们皆不可避免地有自己的阶级利益。

阿诺德何以宣称文化是无阶级的？阿诺德避免用贵族、非利士人、群氓来干扰文化，换言之，文化或许只是精英们自给自足的娱乐场。那些失去权势的贵族们，那些沉溺于财富的非利士人们，尤其是那些粗野而未开化的群氓们都没有进入文化的入场券。对于贵族而言，他只需要接受自身早已衰落的现实。尽管阿诺德宣称：“我已经基本上与本阶级的思想决裂，也不再参加茶话会，但是我倒没有因此更加接近野蛮人或群氓的思想行径”[1]74，然而对于以阿诺德为代表的非利士人，他们需要接受教育为将来获取权力做准备。而对于群氓来说，他们只需要学会温顺和驯服，以免造成威胁[2]23-25。因而，阿诺德之所以认为文化是没有阶级的，这是因为文化本身就是阶级分化后的产物，是“留给文化创造者自己，即那一小撮自给自足的文化精英。对于其余人而言，唯一要做的就是认清我们之间的文化差异，承认文化之中存在不平等的权力关系”[2]26。

（二）文化中的服务观念

阿诺德认为在文化之中，人人皆为完美的自我，人们的精神世界不断得到净化。然而在这种理想状态下，仍然可以窥得阿诺德的文化精英意识，“文化不以粗鄙的人之品味为法则，任其顺遂自己的喜好去装束打扮，而是坚持不懈地培养关于美观、优雅和得体的意识，使人们越来越接近这一理想，而且使粗鄙的人也乐于接受”[1]13，其中流露出文化精英所具有的责任感，同时也是阿诺德文化观中用来掩饰阶级的工具——服务观念。

所谓服务观念原本是提供给大众的，为了让大众服从于已被文明化、理想化的文化人士的利益。从文化人士的立场上看，他们将自身利益美化成文化，并赋予文化一种完美理想的外壳，训诫人们与之共同追寻。但那些与文化人士的利益甚少关联的其他阶级，就需要牺牲自己利益，将自己化为服务于文化中的功能性工具。阿诺德将文化视为内在的精神完美，是机械的、物质的现实所缺少的。他试图用一个遥不可及的文化理想来弥合现实世界的缺陷。但弥合的基础却是让现实中的人们无私地服务于文化。威廉斯认为这种无私的服务观念，实际上是为了训练奴仆能够从大局出发，让个人利益服从于大局观念，但却是为了维护和巩固现状，是一种更大的自私[3]462。文化人士们真切地认同与自身利益相关的共同体，因为在这个共同体中他获得了认可、权力、地位，但当他们要求劳工阶级用同样的真切热情去为共同体而奋斗时，劳工阶级是无法充分回应的。他们骚乱、罢工，或是含怒不发，兴趣索然，这些反抗的方式，在文化人士们看来皆是没有文化的低级行为[3]447。实际上，这种服务观念“往远说是背靠西方的理性主义传统来铸造一种道德规范，往近说就在于让这显然还是飘渺在乌托邦里的道德规范，来对大众出演警察功能”[4]。通过对这些“低级行为”的贬斥，少数的文化精英实现了对大多数人的统治。而阿诺德予以重任的文化人士，在实际中仍然维护着自己阶级的利益，仍旧不可避免地有着阶级性的特点。因而，为了避免文化所具有的阶级性，阿诺德的文化将永远悬置于理想，具有不可实现的乌托邦色彩。

三、阿诺德的群众观

（一）何为“群众”

与“群众”内涵相关的词汇在《关键词 文化与社会的词汇》一书中有不少界定，如“The common” “Folks”“Mass”“Popular”等，但是值得注意的是，除了“Folks”作為群众内部的称呼，其他词汇都是局外人对群众的称呼，带有或多或少的贬义。其中传播最广的是“popular”和“mass”。“popular”意指大众的，受欢迎的，带有一定的讨人欢心的意味，但总体来说，其贬义色彩较为薄弱[5]356。而“mass”则通常指品位低下的，易上当受骗的群体，其贬义色彩更为浓厚[5]281。阿诺德并没有说明“群众”的具体指向，从词义上，部分学者将“群氓”（Populace）视为阿诺德对“群众”的指称[6]104，但“群氓”（Populace）作为阶级社会的词汇，与文化观中的“群众”仍有所不同。在《文化与无政府状态》中，阿诺德并没有对“大众”与“大众文化”展开论述，只能从阿诺德论述文化时，窥得阿诺德文化观下的“群众”。

群众并非明确对应着“野蛮人”“非利士人”或“群氓”的某一阶级，正如引导文化权威的恰是每个阶级内部存在的一定数量的“异己分子”[1]76，因而“群众”就是各自阶级内部的大多数。换句话说，“群众”就是文化人士的他者。文化人士们“通过阅读、观察和思考通向天道和神的意旨”[1]56，是一种精神上的广泛崇高，那么群众则是难于阅读、观察、思考，或者仅对文化一知半解。群众既包含甘愿服务于文化的人们，也包含可能造成无政府状态的人们。然而，对于“大多数”的界定仍旧是模糊的。首先“大多数”的量化就是一个不可避免的难题，是否存在一个准确的数字来衡量群众，是否存在一个人数的比例来衡量少数人与多数人[2]6-7。由此可见，将“群众”视为大多数是不可靠的。当我们试图明确何为群众时，我们会发现，群众正如一直躲闪的他者，四处逃遁。威廉斯指出，“群众”正如“老百姓”（the man in the street）是一个集体意象，我们不会将自己、亲人、朋友、亲戚、同事、熟人看作是群众，群众永远是其他人，除了我们自身之外的人。“事实上没有所谓的群众：有的只是把人视为群众的观察方式。”[3]430更重要的是分析阿诺德区分群众的观察方式，因此只有将群众置于文化之下才能更清晰地看到阿诺德的群众观。

（二）文化下的群众

阿诺德认为即便是那些信仰宗教者，那些气质温良的贵族，或是那些对文化一知半解就自视甚高的人们，他们并不是“追求思之本属，追求如实看清事物之本像”[1]7的文化人士，他们只是文化下的群众。这和威廉斯呼唤的共同文化有所不同。威廉斯认为群众有创造自己文化的方式，而他们想要创造的方式在很多方面都是那些独享参政权的人难以赞成的[3]429。在一个动态的社会中，我们无法抗拒如今时代下，大部分文化都将以识字阅读的方式流传，但我们要确保与技术相对应的识字训练，而不是粗鲁地将那些刚入门的人归之为群氓，并认为是天性低劣导致他们难以理解文化。值得一提的是，阿诺德对群众本身并无偏见，因为他并没有将文化视为一种天赋或是阶级专属物品。总体来说，他追求让尽可能多的人成为文化意义上完美的人。但是，群众要想建构文化，就必须接受文化的洗礼，摆脱自身阶级特有的属性，成为真正的文化人士。

在理论上，群众应当与文化人士共赴美好与光明，实际上，相较于知识分子对文化的传承和建构，群众只需要服从权威，避免造成无政府状态。与温顺的群众不同的是，还有一些粗野愚昧、狂躁残忍的群众，对于这种群众，“热爱文化的人士可以赞扬火与力，运用火与力”[1]174。那些怀揣着理想人性精神并热爱着人类完美的各阶级的剩余分子，他们在不断追求文化，也只有他们能够享有文化。相反，虽然阿诺德没有说明“无政府状态”是群氓造成的，但是在阿诺德看来群氓们所表现出来的随心所欲，各行其是就是明显的无政府倾向[1]42。涌动在人们心中的群氓精神，在阿诺德看来，正是那种无节制的破坏欲才是导致无政府状态的原因。结合阿诺德所处的时代，城市化和工业化带来新发展，城市中的工人阶级男性也具有了选举权，而这在原本垄断话语权的精英们看来，无疑是一种冲击。另外，海德公园运动也让阿诺德对工人阶级充满恐惧，无政府状态就是工人阶级文化的同义词。因而，阿诺德所言的“群众”的含义是中性略带贬义，他们只能等待着文化领袖的拯救，温顺地徘徊在文化之外，否则就是造成“无政府状态”最大的元凶。

但是，阿诺德对群众的态度绝非是愚民政策，让群众安分守己。在论述通俗文学时，阿诺德认为：“许多人会力图将精神食粮给予他们所说的大众，他们会按照自己心目中的大众的实际状况来准备和调制与之相应的食品；平常的通俗文学就可说明如此做大众工作的方式。”[1]34这一观念表明阿诺德对群众的复杂态度。在文化传输的过程中，一些投机取巧者为了盈利或是寻求支持，可能会将群众视为易操纵的人，去迎合他们或是将他们贬为群氓。显然，阿诺德反对这样的做法。“我并不谴责这两种方式，但是文化的工作方式很不同。文化并不企图去教育包括社会底层阶级在内的大众，也不指望利用现成的看法和标语口号将大众争取到自己的这个那个宗派组织中去。”阿诺德反对那些对大众发号施令的文学，相较而言，他更推崇文化的原因在于它契合了自己的理想品质。如果说那些为了“代理”们没有明说的意图[3]434而生产的通俗文学不被阿诺德肯定，那么那些群众自己创造的文化，同样不被阿诺德接受，其原因在于阿诺德对群众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恐惧和不信任，他只放大了“粗人”形象，忽视了工人阶级文化的贡献。

阿诺德将文化视为最好之物，试图让人们在追求文化的途中净化自己的灵魂。但这种对文化的定义也忽视了与群众生活的关联。群众创造文化的独特方式被视为混乱的无政府状态。正是阿诺德群众观中所暗含的道德优越性以及对群众的图式化，深刻影响了之后的文化主义的发展。对阿诺德批评并非是彻底否定，威廉斯评价“阿诺德致力于建立一种普及的、具有人性的教育体制，他为此付出的个人心血可谓深厚而且持久”[1]187。今日回望，尽管阿诺德以精英立场对待文化，但他仍旧把通俗文学纳入文化的考虑范畴中，这对未来文化主义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参考文献：

[1]阿诺德.文化与无政府状态[M]. 韩敏中，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

[2]斯道雷.文化理论与大众文化导论[M].常江，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3]威廉斯.文化与社会[M].高晓玲，译.北京：商务印刷馆，2018.

[4]陆杨，王毅.文化研究导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70.

[5]威廉斯.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M].刘建基，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

[6]罗崇宏.浅议西方语境中的“Masses”理论及启示[J].新疆社科论坛，2015（5）：102-107.

作者简介：朱元澳，郑州大学文学院文艺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西方馬克思主义文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