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国峰，江竞轩

（安徽大学 法学院，安徽 合肥 230601）

一、问题的提出

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1]，是我们社会生活和生产资料的来源，其优劣好坏影响着社会发展的速度与质量。淮河流域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发源地之一，见证了我国中东部地区河南、湖北、安徽、江苏、山东五省的兴衰际遇。淮河流域内人口密集，粮食产量丰富，铁路、公路及航运交通便利，是我国社会发展和财政增长的重要来源[2]。然而，这并不能掩盖淮河“害河”的属性。据统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淮河流域内发生的较大洪水灾害多达300 余次，每隔几年就有大片土地沦为汪洋，成千上万的百姓流离失所[3]。自1994 年淮河流域爆发4 次严重的水污染事件起，相关部门开始重视对淮河的保护，立法上颁布了第一部流域性水污染防治法规《淮河流域水污染防治暂行条例》，以防止污染、改善水质为核心目标；实践中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修水库、建大坝、扩水道，采取了一系列治污措施。

2016 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关于全面推行河长制的意见》（下文称《意见》），要求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河长制，通过党政领导担任河长统筹负责、跨区域跨部门协同合作来扭转“九龙不治水”的困局，探索实现河湖治理的中国模式。2017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修订后，首次规定了“省、市、县、乡建立河长制”“国家实行水环境保护目标责任制和考核评价制度”，河长制在立法层面得以确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