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利霞 宋淑晴

［摘 要］20世纪初，英国在印度的殖民统治加剧了疟疾大流行。疟疾的流行不仅造成印度众多人口死亡，还严重影响了英帝国的经济利益和殖民统治。在疟疾防治过程中，英国殖民政府积极把奎宁用于疟疾的治疗；在罗纳德·罗斯发现蚊子是疟疾传播的媒介之后，又积极进行以灭蚊为主的公共卫生改革。这些举措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城市卫生条件，遏制了疟疾的滋生和传播，有助于英国的殖民统治，也存在争议之处。英属印度的疟疾防治是殖民统治具有双重作用的典型个案，也有助于丰富疟疾史的相关研究。

［关键词］英屬印度；疟疾防治；公共卫生；环境史

疟疾是以按蚊为媒介，由感染疟原虫引发的虫媒疾病。疟疾患者会出现高热、头痛、恶心、呕吐等症状，死亡率高达30%左右。在18—20世纪中期的大部分时间里，无论是从发病率还是致死率来看，疟疾都是南亚重要的传染病。①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医疗社会史和殖民史研究的兴起，英属印度的疟疾防治成为英国史学界关注的重点之一。以大卫·阿诺德（David Arnold）、马克·哈里森（Mark Harrison）、威廉·F. 拜纳姆（William F. Bynum）、迈克尔·沃博伊斯（Michael Worboys）为代表的英国学者着重关注19—20世纪英属印度疟疾流行的背景、影响以及政治和医学之间的关系。②近年来，伊拉·克莱恩（Ira Klein）、罗翰·德布·罗伊（Rohan Deb Roy）、谢尔登·瓦茨（Sheldon Watts）等学者的研究日益深入，关注某一区域如米安·米尔（Mian Mir）军事基地和杜阿尔斯（Duars）茶园控制疟疾传播的特定政策，进而探讨生态环境与疟疾肆虐的关系。①上述殖民史学者的研究侧重从环境史、经济史和流行病学的角度分析印度疟疾流行，具体的医学实践则侧重于英帝国对药物奎宁的控制和利用，并将印度的疟疾治疗置于整个殖民时期的医学政策中加以考察。总体来看，研究内容较少涉及20世纪初期医学理论更新后疟疾防治新举措在印度的艰难探索。1898年，在印度行医多年的英国医生罗纳德·罗斯（Ronald Ross）发现蚊子是疟疾传播的媒介，颠覆了学者对疟疾本质和传播模式的认知，为防治疟疾提供了最有效的途径，推动了疟疾防治方式的转变。此后，消除蚊子和使用奎宁等举措成为英属印度防治疟疾的主要手段，却并没有取得令人满意的效果，原因何在？从这一问题出发，本文在梳理20世纪初英属印度疟疾状况及防治举措的基础上，重点分析疟疾防治举措的效果及其影响，意在突出殖民统治在疟疾防治中的双重影响，以此丰富疟疾防治史乃至殖民医学史的个案研究。

一、20世纪初英属印度的疟疾流行

作为印度的常见病，疟疾在印度的医学文献中记载众多，但早期的相关资料因缺少统计而难以勾勒出相对清晰的脉络。19世纪以来，英国殖民政府对疟疾等疾病进行了详细的医学统计，比较清楚地展现出印度疟疾的严重程度及其影响。20世纪初英属印度疟疾流行加剧主要与英国的殖民开发有关，主要表现在灌溉工程、堤防和铁路建设造成的生态破坏、劳工经济引起的人口流动等方面。

19世纪末，印度次大陆已经成为世界上灌溉面积最大的殖民地。1929年，通过75000英里的主运河和支线运河，政府工程灌溉的总面积为307万英亩，占印度总种植面积的12%。②英国工程师在建设灌溉系统时急于将河水尽可能多地输送到农田，往往未能建立配套的排水系统，造成农田用水的淤积。③印度河流流量具有季节性变化的特征，而建造运河的工程师往往对此缺乏了解，他们没有注意到排水的季节性变化，未能因地制宜地建造排水和灌溉系统，故而造成了大片的湿地和沼泽，为疟蚊的孳生提供了机会。④

堤防建设本为防止洪水泛滥，但在很多情况下，堤防两侧的居住地疟疾发病率陡升。1893年，穆尔希达巴德（Murshidabad）的治安官猜测，堤防建设似乎导致了该地发烧的流行。人们还对巴吉勒提河（Bhagirathi）东岸的村庄进行了调查，结果发现路堤外26个村庄的平均脾脏率⑤为27%，而路堤内29个村庄的平均脾脏率为60%，足以表明堤防建设和疟疾发病率之间的关系。⑥死水水池和沼泽也是适宜按蚊繁殖之地，贫困地区居民的疟疾感染率和死亡率不断攀升。

19世纪中后期，英国开始在印度铺设铁路，到1900年，已经铺设了24000多英里。①随铁路建设而来的除了便捷的交通和巨额经济利益之外，还有生态破坏、劳工死亡和疾病流行等难题。查尔斯·阿尔伯特·本特利（Charles Albert Bentley）认为，20世纪20年代孟加拉邦疟疾最严重的地区是铁路建设最多的地区。②孟加拉流行着一句俗语“铁路越多，疟疾越多。”③铁路建设中遗留的土坑、被破坏的排水系统和砍伐森林后的凹坑，在降雨之后成为水坑，成为疟蚊繁衍的温床。④铁路劳工经常在疟疾肆虐的地区工作数月乃至数年，其中有许多人在迁移途中死于疟疾。即使保守估计，1853—1900年间，按每英里500人的死亡率计算，整个南亚地区死亡的工人也高达1150万人。⑤疟疾感染与铁路分布之间存在较强的相关性，但过去人们很少关注铁路沿线控制疟疾的方法。

工业区新移民工人聚集，也更易感染疟疾。长期生活在疟疾流行地区的居民在童年时就对当地主要类型的疟疾形成半免疫力，大多数成年人的血液中携带间日疟或恶性疟的配子细胞，仍存在传染疟疾的可能性。⑥英国原虫学家塞缪尔·里卡德·克里斯托弗斯（Samuel Rickard Christophers）和本特利考察杜阿尔斯的疟疾后认为，工业活动区是当地的疟疾中心，也是疟疾的高发区。当患病的工人离开该地区迁往下一个工作场所时，他们携带的疟疾感染因子也随之移动，成为疟疾的流动宿主。⑦劳动力的迁移使疟疾感染的范围不断扩大。与印度本土居民相比，欧洲定居者更容易感染。1927年，疟疾流行中具有人为因素成为公认的科学理论。

可见，英国在印度的殖民开发改变了印度的传统农业和交通，加快了人口的流动，无形中也加速了疟疾的传播，并对印度和英国的殖民统治产生不同的影响。

首先，疟疾防治成为印度重要的公共卫生问题。印度官方估计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上半叶，每年有1亿印度人感染疟疾，其中100多万人死亡。⑧疟疾还阻碍人口增长、削弱人口活力、降低平均寿命，导致印度矿业开采及其他工业瘫痪，以各种方式给政府带来巨大的压力，是印度必须应对的最重要的卫生问题。⑨疟疾导致生育能力下降和自然流产，抑制人口增长，缩短预期寿命，破坏家庭结构，而家庭结构的变化又导致社会结构的变动。①

疟疾的盛行严重影响了印度的农业生产，是不时出现饥荒的重要因素。疟疾严重地区的农民为了躲避疟疾而抛弃土地，背井离乡；灌溉不当引起的沙漠化导致耕地面积不断缩小，严重冲击了印度的农业。1891—1931年间在西孟加拉邦和北孟加拉邦的各个地区，农业生产回报率不断下降，种植面积减少了60%。②在英国统治的最后几十年中印度人均粮食供应量呈下降趋势，甚至出现饥荒。农业的衰退、种植率的降低和土地利用效率的不足造成农村人口的贫困和营养不足，提高了疟疾的感染几率，并在饥荒年份进一步提高，形成疟疾流行引发饥荒，饥荒加重疟疾流行的恶性循环。

其次，疟疾的盛行给英国殖民统治带来负面影响，主要表现在税收锐减，管理费用增加，威胁殖民军队的战斗力等方面。

疟疾流行直接造成殖民政府税收和企业利润的减少，间接阻碍对自然资源的充分开发和利用。③土地税是印度地方税收的主要来源，而大部分疟疾流行地区的农业基本上处于崩溃状态，导致税收锐减。殖民政府在印度最重要的开发工程是铁路和灌溉。疟疾的肆虐导致铁路建设的劳动力成本增加，影响铁路运营收入，运输成本的增加阻碍印度商业发展。不合理的灌溉系统加剧了疟疾流行，疟疾流行则导致灌溉区农业的衰退和收入的锐减。疟疾如果得不到控制，不但会影响疟疾多发区大型工程建设的劳动力，也会造成殖民政府的投资难以达到预期收益。④

疟疾盛行也增加了殖民政府的相关支出，特别是疟疾盛行区官员的疟疾治疗费用。⑤为了吸引官员在疟疾流行地区和国家工作，英印政府需要支付给他们更高的工资和抚恤金，如为马德拉斯总督区等疟疾盛行区工作的人员支付特别津贴，为驻扎在疟疾流行地区的官员提供特别假期用于感染疟疾后的康复。⑥

根据年度财政收入报告和个体经济价值损失估算，印度每年因疟疾致死而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约为6750万英镑，每年给个人或家庭带来的经济损失约为8000万英镑；每年疟疾直接（不包括经济和工业发展迟缓）给政界和商界造成的经济损失约为2600万英镑。⑦

无论是在和平时期还是战争时期，疟疾的流行都是军队效率低下的主要原因，造成了英国驻印军队人力和资源的浪费。欧洲军队自进入印度后一直被各种热带疾病困扰，19世纪中叶，军队69‰的高死亡率引起了英国议会对印度糟糕的健康状况的关注。①有数据表明疟疾导致的入院率高达30%，其中军队的住院率占1%。②尽管军队采取了一些预防措施以保护士兵免受疟疾的影响，但入院率仍不断上升。1905—1906年，北部、西部和东部军区的疟疾入院率分别从7%、16.3%、11.3%上升到22.6%、25%、13.2%。③感染疟疾的士兵身体虚弱，无法承担各种兵役行动，在战斗中往往会成为一种拖累，影响军事行动的成功。

疟疾作为印度的一种常见传染病，威胁到英国的殖民利益及殖民者的身体健康，成为英国殖民统治的重要难题。如何积极有效地防治疟疾也成为英国殖民统治的重要内容。

二、英属印度的疟疾防治举措

19世纪中后期以来，英国政府基于实用主义的立场逐渐关注疟疾防治，并随时代的变化而不断调整防治举措，经历了从新药物应用和新医学发现到推行以灭蚊防疟为核心的公共卫生改革的变化。

（一）奎宁的应用与疟疾传播媒介的发现

奎宁是1820年从金鸡纳树皮中萃取出来用于治疗疟疾的药物。1861年，英国殖民者成功将金鸡纳树引入印度，在短短的30年时间内使金鸡纳树在印度的种植量达到顶峰，目的是从金鸡纳树皮中提取足够廉价的奎宁，满足“发热”对药品的需求。④

19世纪中后期，印度奎宁基本上处于一种自给自足的状态，不仅保证了英属印度军队的需求，也使得印度政府向下层群众提供大量奎宁成为可能。欧洲军营中感染疟疾的士兵需要进行为期两周的奎宁治疗，未感染的士兵也需要借助奎宁进行预防。⑤19世纪80年代，奎宁开始在印度居民中广泛使用。1892年，印度政府批准孟加拉和孟买“向穷人广泛销售和供应奎宁”计划，增加居住在远离药房的农村地区村民获取奎宁的机会。⑥1890—1894年，印度政府实施“药包”计划，即通过当地邮局销售单剂量奎宁，逐渐向各省推广奎宁。⑦到19世纪90年代末，药包系统几乎扩展到英属印度的全部省份。

20世纪初期，用奎寧治疗疟疾仍旧是当时医学界的共识。学校、监狱和军营是疟疾流行不可避免的场所，使用奎宁是这些地区预防疟疾的主要手段之一。德里师范学校（Delhi Normal School）的教职员和学生每人每两周需要摄入7粒奎宁，监狱则每天对囚犯、官员、厨师、清洁工和医护人员进行精心监测和严格的奎宁管制。⑧在旁遮普等高风险地区的监狱，奎宁包内含5—7粒，每包售价仅为1.5卢比。⑨奎宁在监狱中的使用处于官员的严格监督之下，使得监狱成为避免疟疾感染的理想场所。1909年赫伯特·里斯利（Herbert Risley）将疟疾描述为国家最重要的问题，认为在公共设施上每多花1卢比就意味着少花1卢比用于预防和治疗，而奎宁才是预防和治疗疟疾的真正必需品，并敦促土地所有者、银行家、教授、商人等有影响力的人物参与抗疟疾项目。①殖民政府的统计官员悉尼·普莱斯·詹姆斯（Sydney Price James）也在1909年提出了奎宁实验示范营计划：在一省疟疾最严重的地区选定区域，由1名医院助理和1名综合人员组成示范营，其运作时间从6周至2个月不等，服务人数不超过2000人，所有患者必须接受奎宁包的治疗。②该计划主要目的是向人们展示药物奎宁的好处以及正确使用方式，增加英属印度小村庄对奎宁的需求。为了吸引消费者，生产商对奎宁进行了包装。压缩奎宁药片外层裹上了糖衣，奎宁溶液添加糖浆，而粉末通常与炼乳混合。③在西拉姆会议中一些参与讨论普及奎宁的成员建议将预防疟疾的方言小册子纳入小学课程，介绍奎宁在疟疾预防中的作用和基本卫生原则。④通过学生将奎宁知识传递给他们的伙伴，并通过分发传单等形式，扩大社会层面对奎宁的认知。奎宁在20世纪初期得到了更广泛的使用。

奎宁在疟疾治疗中的作用得到充分肯定，然而奎宁的来源却成为问题。19世纪末，印度的金鸡纳树种植在极端气候、劳动力和国际竞争的限制下走向衰落，英国一度放弃在印度种植金鸡纳树。⑤尽管从60年代起印度政府就开始寻求金鸡纳树的替代品，但金鸡纳树种植的衰落仍然影响印度奎宁的可持续供应，奎宁库存的不足也困扰英印政府。政府官员也逐渐意识到未来奎宁短缺的可能性，1895年孟加拉省提出该省储存和收获的金鸡纳树皮将在10年内耗尽。⑥如果印度政府不重视奎宁的供应问题，一旦疟疾大暴发将给印度的公共卫生带来毁灭性的灾难。此时，殖民政府一方面继续延续奎宁分装药包的模式，力图以小剂量的奎宁达到防治疟疾的效果，另一方面迫切寻求疟疾防治在医学上的突破，以缓解未来奎宁紧张的局面。

疟疾防治的医学突破点是尽快找到它的传播媒介或传染方式，这也是各国医学界攻关的核心。19世纪80年代是疟疾研究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1880年法国医生查尔斯·路易斯·阿方斯·拉韦朗（Charles Louis Alphonse Laveran）在疟疾病人的血液中发现了疟原虫。1885年卡米洛·高尔基（Camillo Golgi）识别出疟原虫的组织特征，并进一步区分疟原虫的种类。⑦拉韦朗和高尔基的研究有力地冲击了疟疾病因的“瘴气说”，为确定疟疾传播的媒介提供了基础。英国医生万巴德（Patrick Manson）是拉韦朗疟原虫理论的坚定支持者，他受丝虫病研究的启发，猜测蚊子等类似的吸血动物是疟原虫的第二宿主。①1894年，万巴德向来访的英国同行罗纳德·罗斯Ronald Ross）讲述他的猜测，并向他展示了疟原虫。此后，罗斯也积极投入到疟疾研究中，与万巴德通过书信交流疟疾研究进展。②罗斯最初认为人类由于饮用被蚊子污染的水染上疟疾，他将感染疟原虫的蚊子加入水中让志愿者服下，但志愿者并没有出现疟疾症状，③这证明上述的猜测是错误的。1897年，罗斯解剖了一只“斑点翅蚊”，并在这只蚊子的消化道内发现了完整的疟原虫卵囊，得出结论认为疟原虫在被感染的蚊子体内形成完整的发育周期。④在此基础上，罗斯开始在加尔各答使用鸟类进行疟疾研究，最终证明疟原虫在雌性按蚊体内发育，并在蚊虫叮咬时通过喙和唾液释放孢子。⑤1898年，罗斯确认蚊子是疟疾传播的媒介，不但是医学的重大突破，更对20世纪的疟疾防治产生重大影响。罗斯本人也积极投身于抗击疟疾的实践中，疟疾防治进入到以灭蚊来除疟的公共卫生阶段。

（二）以灭蚊为核心的公共卫生政策

早在19世纪后期，人们已经意识到不健康的公共卫生系统和疟疾流行之间的联系，因为较为卫生的地区，要么没有疟疾，要么疟疾感染率大大降低。⑥罗斯的蚊子传播疟疾理论则进一步强调了公共卫生改革的必要性。公共卫生改革主要包括通过管道供水，减少家庭水箱、水井中的积水，铺设完整的地面排水系统，使排水系统能够在雨季排清所有雨水、家庭和工业生产中的污水，污水池加盖后用煤油封层等，以消除蚊子孳生地的目的。⑦帕特里克·赫希尔（Patrick Hehir）建议在村庄和市镇建立起良好的供水和排水系统。1908年洪灾后疟疾大流行使得改革公共工程中的排水系统刻不容缓，人们开始意识到完善的供水、排水系统以及对城镇和村庄的适当保护是预防疟疾的基础。1919年，旁遮普成立了一个独立的排水委员会，以取代农村地区的卫生委员会，并任命了一名专职工程师进行作业。在旁遮普省东部，古尔冈地区（Gurgaon）开始修复35个堤岸，这些堤坝早在英国统治初期已经年久失修，修复后可收集灌溉水流和地表雨水用于灌溉。⑧供水和排水系统的改革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居民的生活环境，减少疟蚊的孳生地，在减少疟疾传播途径方面起到一定的作用。

罗斯积极投身于抗击疟疾的实践，提出通过消灭疟蚊来控制疟疾的方案。20世纪的前十年是灭蚊运动大规模开展时期。大规模的灭蚊行动中，针对成年按蚊和按蚊幼虫需要采取不同的措施，⑨例如，通过建造防蚊房屋，使用蚊帐和喷洒杀虫剂等方式预防或消灭成年蚊子，通过排水、填埋、涂油等措施消灭蚊子幼虫的孳生地。①军事驻扎区也参与到灭蚊运动中。1901年，英国皇家学会成员约翰·斯蒂芬斯（John Stephens）和克里斯托弗斯在印度米安·米尔（Mian Mir）的军事营地发起灭蚊计划，并评估在特定地点消灭蚊子进而阻止疟疾传播的可行性。米安·米尔以严重的季节性疟疾闻名，军队通过清理和整顿营地内外的灌溉渠道、排干积水池、填平洼地等方式，减少疟原虫和蚊子的孳生地。次年，印度医疗服务局又在营地4平方英里的区域内进行了密集的防幼虫行动。②在瘧疾流行季节，欧洲军队根据隔离原则转移到远离城镇和集市的营地，在山区建立站点和疗养院，雨季结束再返回原营地。疟疾患者隔离在特殊的病房内，使用蚊帐避免二次感染，服用奎宁进行治疗，定期检查避免复发。③多管齐下以更高效地治疗疟疾患者，避免疟疾大规模传播。

为了更有效地灭蚊，英印政府在中央和地方进行权力分配，由中央政府决定公共卫生政策的总体方向，保持对研究的控制权，地方则负责具体的灭蚊举措。英印政府大量增设卫生专员，这些卫生专员有权与地方政府和官员就卫生有关的问题进行协商，但他们在各个省份的权力不尽相同，有些只提供咨询，有些则有权批准计划和分配资金。④

英印政府向未受教育和疟疾医疗服务之外的群众传播有关蚊子的知识，要求公立学校的教师向学生传授疟疾学说的基本原理。政府倡导居民使用蚊帐，在窗户上蒙覆铁纱网进行防护，利用硫磺、樟脑等对房屋进行熏蒸，做好个人防护。⑤通过合理的个人预防措施，可以形成相对安全的环境，避免蚊子的叮咬，从而减少感染疟疾的几率。为了避免人力、物力资源的浪费，罗斯建议成立防蚊队（mosquito brigade）寻找可能孳生疟蚊的环境。防蚊队的职责包括定期走访，清除可能孳生蚊子幼虫的水池和积水，对大面积的水域实行涂油封层；保持路边沟渠、排水沟、池塘和溪流边无杂草和障碍物；指导居民识别和消灭蚊幼虫；上报经常发现蚊子幼虫的住户；通过二氧化硫熏蒸或其他方式杀死屋内外和马厩中的成年蚊子等。⑥同时，各地还设立卫生检查员和助理卫生检查员，负责组织防蚊队并分配任务，如识别蚊子和蚊幼虫，检查房屋和庭院等。⑦

灭蚊计划使蚊子变成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对象，能传播疟疾的按蚊也逐渐被识别出来。1902年英国皇家疟疾委员会受邀访问印度，对印度疟疾工作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委员会在杜阿尔斯发现了两个新的按蚊物种，加尔各答和杜阿尔斯两个地区的气候条件几乎相同，而加尔各答有大量的按蚊却没有疟疾，杜阿尔斯按蚊相对较少而疟疾盛行。⑧疟疾报告列出了不同种类的按蚊，这些品种可导致不同程度的疟疾，蚊子和寄生虫的识别使疟疾可以量化。1912年，印度疟疾局以挂图的形式发布了印度按蚊识别概要表。①早期的概要表过于繁琐和笨重，但为疟疾研究者提供了参考。克里斯托弗创建了绘制疟疾地图的标准，主张对疟疾进行昆虫流行病学研究，追踪成年人和儿童的感染情况。②他将疟疾寄生虫和蚊子纳入国家监测之下，更好地阐明了疟疾控制和国家利益的关系。

在英国的组织下，英印政府提出建立一个常设组织来系统地调查印度疟疾的实际情况和科学问题，并以各种方式向公众宣传防治疟疾和疟蚊的知识等。1909年参加西拉姆会议的代表促成了中央疟疾局（Central Malaria Bureau）的建立，该局在克里斯托弗斯的指导下对疟疾展开流行病学调查，并监督各省特别疟疾委员会采取防治疟疾的措施，成为全国疟疾工作的培训中心、实验室和参考图书馆。③1911年印度政府成立了印度研究基金协会（Indian Research Fund Association），这是印度第一次尝试有组织地进行医学和公共卫生研究，并创办了印度第一个专门研究疟疾的医学杂志《疟疾》（Paludism）。④此后，疟疾杂志《印度医学研究杂志》（The Indian Journal of Medical Research）和疟疾实验室也相继创立，为抗击疟疾提供指导。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国政府削减了疟疾研究开支，疟疾研究的比重降低，但依然在1927年成立印度疟疾调查局（Malaria Survey of India），并创办《印度疟疾调查录》（Records of the Malaria Survey of India），成为疟疾研究的新阵地。⑤

三、英属印度疟疾防治评价

20世纪初印度的疟疾肆虐引起英印政府的关注，并采取一系列措施防治。英国殖民统治双重性在印度疟疾防控的过程中得到充分体现：随着医学的进步，公共卫生改革和药物奎宁的应用，一方面通过灭蚊除疟，减少疟蚊的孳生地，降低印度人感染疟疾的几率，促进印度医疗卫生的进步；另一方面殖民者感染疟疾的几率降低，有利于维护殖民统治和殖民利益，以便更好利用殖民地资源、管理殖民地人民。但是，殖民政府基于殖民利益在印度采取的防治疟疾的手段，却也引发了一些争议。

（一）疟疾防治的成效

疟疾防治举措的最直接的结果是人口死亡率下降和出生率上升。印度联合省的五个城镇通过排水作业和限制城镇周边的灌溉开展除疟行动。1909年行动刚开展时，萨哈拉普尔（Saharanpur）的脾脏率为70%，1923年降至7.3%，1929年降至3%，而其附近未开展除疟行动的村庄脾脏率仍为82%。1898—1908年期间，该地的发热平均死亡率为44.7‰，平均出生率为38.2‰，而1913—1922年期间，死亡率下降至30.4‰，出生率上升到50.1‰。⑥脾脏率的降低表明该地感染疟疾的几率大大下降，是除疟运动取得的成果之一。

疟疾的有效防治保证了殖民地军队的健康。军队中感染疟疾的人数不断减少，疟疾感染的入院率也逐渐降低，英国军队的疟疾入院率从1900年的32.1%下降到1905年的11.4%。①尽管各个军区的疟疾流行情况不尽相同，在疟疾大流行年份也会导致感染情况的加重，但随着蚊子传播疟疾理论的普及和灭蚊行动的影响，士兵们会自觉远离蚊子的孳生地，定期服用奎宁，使用蚊帐做好自我防护。殖民军队的身体健康得到保证，战斗力提高，给予英国殖民者继续征服热带地区的信心。

疟疾的有效防治也减少了相关行业的经济损失。印度东北部的茶园采取罗斯倡导的疟疾控制措施，贾里亚的矿业卫生委员会（The Mines Board of Health in Jharia）和阿桑索尔矿业委员会（Asansol Mines Board）则在矿区周围开展防治蚊子幼虫的工作，雇佣疟疾学家在劳改营和施工期间控制疟疾，成功地降低了工人的疟疾发病率。②铁路是英国在印度最大的投资，铁路公司希望确保劳动力足够健康，能够继续工作。孟加拉-那格浦尔铁路（Bengal-Nagpur railway）通过排水、使用杀幼虫剂和覆盖牧草的方法，在保护铁路社区免受疟疾侵袭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功。③

印度的许多市镇通过有组织的灭蚊行动在很大程度上控制了疟疾，并且改善了城市卫生。中央疟疾局举办的疟疾课程培训了一大批的医务人员、助理外科医师，为大多数省份培养了训练有素的医务工作者，进一步指导疟疾工作。许多农村对患疟儿童进行常规的奎宁治疗，通过开展农村教育卫生运动使下一代认识到防治疟疾的必要性，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农村教育的发展和农村观念的改变。

（二）关于疟疾防治的争议

英国在南亚殖民地采取的疟疾防治政策符合其一贯的建设性帝国主义形象。罗斯的灭蚊政策以降低疟疾感染率为出发点，是一场预防性运动。但灭蚊行动要达到理想效果需要足够的资金支持，对于利益至上的英国殖民者来说，在印度进行一场彻底的卫生改革运动是不现实的。

1.疟疾防治的局限

灭蚊有助于减少疟疾的传播，但各地的灭蚊效果不一。当时的很多疟疾防治专家认为大规模的灭蚊行动并不具備广泛的适用性。罗斯本打算把米安·米尔军事营地的灭蚊行动打造为一个样板，但因该地灭蚊范围较小，不愿废除运河灌溉，最终并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反而招致罗斯本人的批评。④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印度疟疾研究的焦点一直集中在奎宁使用上，并没有进行有效的运河灌溉改革。其原因在于运河灌溉是财政安全的首要保证，是英国税收增长的来源，英国的私人投资者也从中获取丰厚的股息，⑤其影响远远超出了卫生政策的范畴。英印政府始终维护既有的灌溉政策，不愿意承担灭蚊行动所需的巨额开支，也不愿意承担改革运河灌溉给农业带来的额外经济损失。

除了财政上的额外支出，赫希尔还考虑到灭蚊行动的生态因素，如果不加区别地对蚊子的繁殖地采取除疟措施，往往会将无害蚊子的繁殖地变成疟蚊孳生地，进而浪费投资。①尽管蚊帐有助于预防感染，但它们只对小部分人有用，一部分原因是蚊帐的费用，另一部分原因在于部分群众不能理解蚊帐对于防蚊的作用而心存抵触。②而消灭疟疾需要政府和民众的积极合作与卫生状况的普遍改善。

城镇卫生状况虽有改善，也存在诸多不到位之处。尽管城市公共卫生系统改革成本不高，但也只在经济可行和疟疾严重流行地区才得以施行，而疟疾流行最严重的农村地区的排水改革常常被忽视。实施具体的灭蚊措施的地区仅限于城市，而且集中在积水可能直接引起疟疾传播的。关于禁止在城镇附近种植水稻的倡议，也仅局限于“确定城镇疟疾是由附近稻田的按蚊孳生引起”的地区。③

2.围绕奎宁的争议

19世纪末印度种植园的金鸡纳树种植相继失败，开始退出国际奎宁市场，印度本土奎宁的问题也不断暴露出来。在孟加拉和马德拉斯省政府要求下，两地继续种植有限的奎宁，以满足官方需求，但20世纪初占印度奎宁消费总量四分之三的私人消费主要依赖进口爪哇树皮。④1906年奎宁的消费量引起了政府的注意，1909年印度奎宁消费量比1900年翻了一番，达到165976英镑，用以2400万疟疾病例。⑤尽管如此，仍然有大量的人口被排除在奎宁治疗范围外。许多印度患者因反对使用英国药物，对奎宁有着强烈的偏见，儿童接种奎宁也存在很大难度。⑥印度政府金鸡纳储量的不断减少，以及对奎宁的需求持续增长推动了奎宁价格的不断上升。而奎宁价格的上升使印度无法形成一个有效和可持续的奎宁方案来治疗印度所有的疟疾患者。

印度的奎宁分配计划也备受质疑。地区官员、乡村学校校长和疫苗接种人员被授权销售奎宁包，当时许多批评者认为，将奎宁包装成单剂量而不是完整的治疗疗程造成了金钱浪费，也会误导公众以为单剂量奎宁可能是有效的。⑦分装的奎宁包还造成了医疗市场的混乱，拆分包装导致大量掺假、毒副作用、廉价药物替代品相继出现，奎宁本身的有效性也受到质疑。赫希尔承认，一个已经有轻微腹泻的幼儿很少能吸收奎宁。⑧关于奎宁预防效果的争论一直持续到20世纪30年代，直到1937年伦敦疟疾委员会通过实验证明在疟疾传播季每天服用奎宁可能非常有效，争议才正式告一段落。

疟疾防治引发奎宁派和灭蚊派的争论。灭蚊派强调灭蚊在疟疾防治中的作用，而公共卫生机构内部的分歧以及灭蚊成本太高影响了它的效果。以克里斯托弗斯等为代表的殖民医学家是奎宁派，倡导用奎宁防治疟疾。大多数城镇因无法承担灭蚊的巨大开支而选择奎宁，也使得以灭蚊为核心的公共卫生运动在防治疟疾过程中开展相对有限。

结 语

英国在殖民地的灌溉、铁路建设等发展项目加剧了20世纪初期印度疟疾的大流行。英国殖民者为了保证殖民收入和对殖民地的管理，利用奎宁治疗疟疾。罗纳德·罗斯的蚊子传播疟疾理论推动了以灭蚊为核心的公共卫生改革。殖民政府通过改革排供水系统、灭蚊、设立疟疾研究相关机构、加强灭蚊宣传等方式防治疟疾。这些措施一方面降低了印度人感染疟疾的几率，改善了城镇卫生环境，提升了居民的卫生观念；另一方面促进了医学进步，保护了英国驻印军队和官员的健康，有利于维护英国在印度的经济利益和殖民统治，是殖民统治双重性的重要表现。

就英属印度的疟疾防治而言，灭蚊除疟是表象，维护殖民统治才是核心所在，也是由殖民统治的双重性所决定的。作为医生，罗斯对英属印度政府采取的以奎宁为主的防治疟疾措施颇为不满，1899年他在离开印度之前曾向殖民地办公室提交了一份有关印度疟疾防治的报告，但从未引起英国政府的重视，没有人就疟疾问题向罗斯征求意见，也没有成立相关的委员会。①疟疾未能根除的主要原因在于殖民政府利益选择。罗斯的灭蚊防疟等卫生措施在很多地区都颇有成效，例如美国外科医生威廉·克劳福·戈加斯（William Crawford Gorgas）在罗斯的建议下就成功领导了巴拿马地峡的灭蚊除疟项目。该地雇佣劳动力的疟疾感染比例从1906年的6.83%降至1913年的0.64%，疟疾在一些地区甚至完全消失。②巴拿马地峽灭蚊除疟的成功离不开美国政府的专项资金支持。对于南亚而言，根除疟疾是最有利于其可持续发展的；而于英国殖民政府而言，南亚地域辽阔，各地情况不一，根除疟疾需要耗费巨额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控制并降低疟疾流行程度是最符合其殖民统治利益的，这也使得灭蚊除疟并没有取得根本性效果。疟疾依然是印度的主要传染病之一。

责任编辑：王俊暐 徐 敏

责任校对：孙飞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