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人文的河流即地上的天河，它是在地的，它也扬波于意识之间。

天上有天河，地上也有天河。天上的天河是属于牛郎织女的天河，我要说的天河是文艺小伙伴们的天河。在广州天河区，以天河体育中心为圆心画一个半径为5公里的圆，许多文学艺术界的朋友就囊括在这个生活圈之内了。我为之写过诗的中山大道、岗顶，也都在这个圈里，它们连接着体育中心前面的天河路，是天河区一条人流量汹涌的河，朋友们就来来往往地出没于其间。相对于大广州来说，这样的距离已是无比亲近的芳邻了。故此，这些朋友的相聚也就相对容易了许多，这是地理上的近，但相聚的主因还是因为心近。

大家聚得多的地方有黄礼孩的工作室、林继昌的画室、世宾的办公室，其次就是文学活动现场，最后就是民以食为天的各种吃喝去处了。这帮朋友中有爱酒的，也有爱茶的，但不管喝什么，大家都恰到好处，有观念分歧也有心灵默契，既不会因酒浓而醉倒，也不会因茶淡而缘薄。

张鸿说鲍十可能是和诗人交往较多的小说家。此话虽没有经过考证，但至少在广州天河这个小范围里，在我的朋友圈里是这样的，诗友们的聚会总少不了我们的鲍大哥的影子。而在大家叽叽喳喳高谈阔论时，鲍十最经典的动作是自己选个不显眼的位置，点着烟吐圈圈，不到要紧处不轻易开口。偶尔见到美女时，他会毫不掩饰地用追光灯一样的眼光笼罩着美女，并流露出欣赏的表情。这种欣赏并不让人讨厌，而是感觉到他的率真与坦荡。朋友们打趣他被勾住了，他则笑而不答，一副悠然自得的淡定。因为本身较简单直率，所以我也喜欢与他这样的人交往，不劳心。你不用担心他会误解你什么，你也不会去对他做任何猜测，相信和他交往过的朋友都有这样的感觉。有外地朋友来了，或者想聚了，发个短信说鲍大哥喝酒了，他总会及时回复短信，有事就说有事，能来就说好的。在这帮朋友中，安石榴和他的酒量是比较好的，很自然的他俩也常坐在一起，想起他有次对身边的安石榴说：“像这样不为什么，就喝酒。多好啊！”是啊，简简单单多好！

有时喝到畅快处，大家就轮流唱起歌来。鲍十的保留曲目是《乌苏里船歌》，他有时坐着唱，有时站着唱，唱着唱着，就有点若有若无要停下来的样子。我开始还以为他是忘记歌词了，停顿了片刻，突然他又轻轻地“叹”出了两字—给根。下次他再唱我就知道那两字就是一个句号，他唱歌时就是在写小说，写到最后百感交集地舒了口气，给这篇经年累月写出来的小说画上了一个郑重的句号。这个句号本身没有具体的意思，却是一个行为结束的仪式。

鲍十平时没有什么豪壮式的言语，骨子里却是重义气的。世宾的诗歌理论小型研讨会在梦亦非的“茶造”举办，当时恰逢寒流来袭，大家羽绒毡帽都还冻得直呼冷。鲍十重感冒（看上去症状严重，人有点恍惚），还冒着寒流中的风雨赶到现场，缓慢认真地说了他的看法之后，又瑟缩着回去了。在许多研讨会上，他的发言都能听出来是认真读过文本，又做了悉心准备的，有时还会看到他带着一些小纸张，那是写满了字的备忘录。

某日，在林继昌画室喝茶、说闲话，大家逗着鲍十讲恋爱史，他便讲了，讲的过程就像在说别人的事，如山泉轻淌，并没有过于起伏的情绪。后来大家七嘴八舌地论人生、说知交，他不知因何就伤感起来，显得情绪低落。是什么触动了小说家的心弦？也许是叹情缘易逝，也许是感年华难再，这让人在他的敦厚中又窥见到丝缕的柔情。而他的作品同样带有这样的品质。最近约了他的小说在“旷馥斋”微信公众平台共赏。发出来的第一篇《泽地的恋情》就把朋友圈的文友读哭了。婉儿说：“情不自禁地流泪了。其实，总有触动心底的那个点。好文章！”那是一篇关于两只丹顶鹤“生离死别”的故事，看似不关“人”的事，却又是人从中“导演”出来的，而且是一个真实发生的故事。鲍十具备一种把现实与日常细节融入小说，达到虚实浑然不分的能力。简洁的叙事线条与隐忍的笔触，深蕴着饱满的情感，平实之中带着飞逸的神采。

每当鲍十被介绍说这是电影《我的父亲母亲》《樱桃》的原创作家时，面对对方的惊讶与敬仰，他总是云淡风轻地笑笑。以平常心处世，他活在他的自由里，这是一种境界。作为生活中的平常人，同时又作为作家，人生阅历与心灵阅历的双重历练使他领会了生命中深层的况味，更能以真挚之心善待他人与周围的一切。就如他的小说，所书写的多为平凡的小人物，这些无声地消失于历史洪流中的沉默的大多数，在他的作品中鲜活了起来。读他的小说，总会有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痛点触动人性中的柔软之处，也许，这就是婉儿所说到的那个“点”。那是因为他从不以怪异引人注目，而是以返璞归真的语言与氛围营造润物无声之境，那些生命的痛点隐匿在其中，就像甜里那倒牙的酸，让人在无所防备中被揪紧了心。

在一次聚会上，我们谈起创作，有感于当下文学粗俗化写作的大流，鲍十说对现实有一种无力感，但他又期望自己接下来写一些有骨头、有价值建构的小说，即使不能发表，留下来给儿子也好。我赞成他的想法，每个人都承担自己想改变的一小部分责任，诸多的小部分就可以一起形成具有时代各个侧面的佐证与合力。因为现状无法改变，也因为现状可以改变。

文学是寂寞的，同时它又是一座彩虹桥，通向心靈的彼岸。人文的河流即地上的天河，它是在地的，它也扬波于意识之间。

每一条路都通向内心的城池

安石榴既是城市化发展的经历者，也是若即若离的隐逸者，他素有散淡闲逸的处世风格，但他并非隐于山间竹林，而是自由迁徙，隐于市井之中，从持续的游走到现在基本寓居于广州与佛山之间的南风台，可说是得大自在者。正因为其身心自由，故他的行文既能深入所游居之地的肌理，也可随心而婉转。多种行业、职业的经历也让他观察事物的角度更为多维与丰富，从他的文字中可以看到城市的面像，也能得到心灵的触动—遵从内心的召唤，动荡中也能拥有灵魂的满足。

我对石榴较早的印象是他的《二十六区》诗歌行为艺术。在诗歌活动上，他一边踱步，一边朗诵着从第几区走到第几区的诗句，用行为与朗诵描绘他的“深圳地图”。就像他《走在深南大道上》所表现的，他在追溯一条条道路的起点与终点，沿途观察事物的变迁，以此丈量心中所热爱、所追求的未来之于人生的分量，从而赋予平淡人生以意义，而他的心灵轨迹也由此得以浮现。

如《在每一座城市短暂驻留》这书名所示，崇尚自由的天性促使安石榴不断地走向他乡，又同时在内心返回，在出走与回归的双向运动中获得精神的升华，使每一条路都通向内心所构筑的安居之所。某次在天河公园旁边聚会，饭后朋友们各自散去，他乘着微醺的酒兴说要走路回当时居住的五羊新城。我挺担心他能不能找得到家，会不会在路上醉倒，但他说完全没问题。他经常这样，或者说喜欢这样的一种状态。事实如他所言，后来我也看到了他更多乘兴的自由行走，这也许就是他的本能日常，如他所说，“我所理解的日常，就是生活自然而然的常态，更多时候是一种本能的反应，而不是通过安排而展开的生活状态”（《日常及访客》）。行走似乎已成为他的日常生活与精神生活合二为一的艺术灵媒，而写作对他来说是“履行与精神的契约”。

与石榴相处是轻松、平和的，他从不故作姿态。就如他笔下的宋庄生活，真切、随性。从他对那位不屑于人间烟火的画家所持的“爱理不理”的态度中便可见一斑，“如果一个艺术家没有一颗热爱自然，体察生命的心灵，又如何去观照美好，提升灵魂的力量？”（《受到惊吓的鸟》）；而他对心灵相近的朋友却是真诚相待的，他在朋友们当中并不是很爱说话的一个，但当某个朋友海阔天空聊至忘乎所已时，他会来一句“你以为你是谁……”的调侃。他既有恶作剧式的、故意抬杠的小狡黠，也有不动声色关心朋友的良善。有个朋友的父亲过世了，他就悄悄跟我说：“某某父亲过世了，安慰一下他。”

从深圳时期的多种职业变换与多地奔波实录，到北京宋庄时期的艺术观察与各色人等的交汇，再到桂林时期的乡村城市化缩影勾勒，《在每一座城市短暂驻留》这部散文集既是安石榴个人行走与心灵历程的呈现，也是民间文艺生态的一个侧记，他消化着一代“进城人”—随城市化大潮进入城市，却未能完全融入其中的人群—徘徊在城乡之间的迷茫，在亲近与疏离中不断探测着能令自己身心安妥的归属地。从乡村走出来的人们通常仍对乡村怀有不舍之情，同时又留恋城市的便利与机遇。“我不是一个能够拒绝城市的人，而城市也一直与我貌合神离。”（《过继的村庄》）而当他们怀念起乡村的睦邻友好时，却发觉已回不去了，城市化的车轮已轰隆隆辗压而过，旧时的风土人情已在时代浪潮中变形。他们唯有在城乡之间流连辗转。

安石榴在行走中了解自己，接受自己与所处境遇“过继”般的关系，“在异乡像主人一样活着”，并用文字构筑起内心的城池。就像那种叫“绿葉落地生根”的植物，花朵状的种子结满了每一片叶子的边沿，风吹而落地，落地而生根。

林馥娜，生于广东揭阳，居广州。出版有《诗者的织物》《我带着辽阔的悲喜》《旷野淘馥》等作品集多部，多次参与主编及评析大型书系。有作品发表于国内外刊物，入选高考模拟试卷及央视科教频道。部分作品被译成多种文字推介。其诗歌、评论、散文曾获多种奖项。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广东作协签约文学评论家、广东文学院签约作家、高校创意写作特聘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