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01年起，我就将自己写的诗纳入一个总题：时间表。这个题目借用自法国“新小说”作家米歇尔·布托尔的一部小说的名字。但我实际上并没读过这部小说（我读过他的另一部小说《变》）。我是喜欢《时间表》这个名字，觉得它跟我现在写这些诗的动机很契合，即写诗是为了记住一些时间，每一首诗都代表一个特殊的时刻，累积起来，就是一部“时间表”。

因此，从2001年到现在（2021年），除了“时间”这个主题，我便沒有为自己的诗歌写作设定过其它主题。而“时间”是一个宽泛的存在，包容性很大，既可以是形而上的，也可以是形而下的，它作为主题，差不多就是没有主题。所以，我实际上解除了对自己的很多限制，可以随心所欲地写，包括写什么，怎么写，都不再是问题。

虽然前面说过，写诗是对时间的记录，“时间表”是由一首首诗累积而成，而且，如果它（《时间表》）作为一部诗集，在编辑体例上也将是按时序编排，但这并不意味着我把这些诗看成是一种线性的时间流。我认为“时序”只是它的表象，非线性的时间集合才是其本质的形态。比如我现在读我2001年的诗，在诗歌本体意义上，并没有“回看”的感觉。

但这同样不意味着诗歌是可以超越时间的。每一首诗都被固定在它产生的那个时刻，成为一个时间点，或者记忆点。就这个意义而言，诗歌仍然在时间之内，尽管这个“时间”被定义为“非线性的”。承认这个事实，反而解除了我对“时间”的焦虑（也是写作的焦虑）。既无过去，也无未来，唯有此刻。写诗就是“此刻”的一种呈现，并以“此刻”抵消无始无终的虚无。

所以，我更加看重“日常”之于诗歌的意义。只有“日常”（日常生活、日常事物、日常情感）才是“时间”的最佳载体，同时也是诗歌与时间结合的最佳形式。这种形式的诗歌，不仅具备了“此刻”的时间属性，也使得诗歌的语言更具体，更及物，更放松，更新鲜，更有体温，更吻合于呼吸，更真实可信，如同“日记”。

其实在日常生活中，我的时间观念已经越来越“非线性的”了。准确地说，自2000年之后，我就不太分得清我经历的事件的时间顺序。这时候，翻阅以时序编排的这些诗，可以帮助我回忆起这一年我经历过什么，虽然这一年写的诗并非完全对应这一年我所经历的事情，但至少是一种提示。当然，这是写这些诗的一个额外功用，或者是其最低的一个功用。当我对诗的最高功用不抱奢望，或者主动保持沉默的时候，这个最低功用对我个人而言是有意义的。

何小竹，诗人，小说家。出版有诗集《6个动词，或苹果》，小说集《动物园》，长篇小说《潘金莲回忆录》等。曾获第九届“天问诗人奖”，首届“《大家》先锋新浪潮实力奖”，第三届“中国独立诗歌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