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1979年2月打响的对越自卫还击战，素来被学术界认为是中国实行“联美抗苏”战略的具体表现，国内外一些学者认为中美两国由此结成“准同盟”关系。其理据可归纳为以下几点：战争前夕，邓小平于1979年1月访美期间曾与卡特有过协商；战争期间，美方提出的“双撤军”主张实有明批苏联、暗助中方之用意；事后，中方多次表态赞赏美方的态度，并将其定义为“间接同盟军”。然而，近年解密的美方档案以及中方当事人的著述却表明，这些看法值得商榷——自始至终，中美高层不但从未达成任何共识，反而因为深刻的分歧导致美方对形势的判断逐渐产生变化，最終转向与苏联合作控制局面。种种证据表明，中美的“准同盟”关系在外交表态与具体实践之间存在着巨大张力，以至于呈现出表里不一的曲折面相。

【关键词】对越自卫还击战；中美关系；中苏关系；“准同盟”

【中图分类号】K27；D23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2096-6644（2023）02-0072-18

长期以来海外学者普遍认为，中国于1979年2月17日发动的对越自卫还击战，某程度上是中美两国高层默契配合的结果。近年来，国内学者也多使用类似的“准同盟”提法。其含义系指：在遏制苏联扩张的共同战略利益下，“中美之间存在着某种没有公开言明的战略合作关系”。基于这一特殊关系，在对越自卫还击战期间，美方采取一种“明批暗助”的巧妙手段来替中方解围。这些看法还得到关键当事人、时任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证实，似乎已为不易之论。鲜有学者注意到，时任美国国务卿万斯在回忆录中也透露了一个与“共同抗苏”截然不同的“联苏制中”情节：邓小平访美前夕，“总统告诉我通知苏联人，我们正在劝阻中国人，叫他们不要进攻越南”。美方近年解密的档案不但印证了万斯所言非虚，还表明“通风报信”的建议同样得到布热津斯基支持。可见，在所谓“暗助”中国背后，美方同样有着与苏联携手合作的意图。通过对当事人著述以及档案文献的进一步梳理，本文认为：在1979年对越自卫还击战的自始至终，美方对中方的战略决策一直抱持反对态度和负面评价。正因对中方缺乏足够的战略互信，美方对事态产生严重忧虑，最终选择与苏联进行幕后协商，试图联手主导局势走向。因此，无论是战略构想抑或是实际运作的层面，传统上对中美“准同盟”的认知与事实有着相当大的出入。

一、战前决策：不存在的“投名状”

如果说中美在对越自卫还击战期间结成了“准同盟”关系，那么双方在冲突前后必然在关键战略问题上达成默契。对此，海外学术界一种较具影响力的看法是：中国筹划对越作战的主要动机是希望向美方证明诚意，故对越作战在某程度上可谓中美“结盟”所需的“投名状”——“邓小平深信‘苏联—越南的联盟对中国而言是个重大威胁，他不仅希望实现与美国关系正常化，借此提高中国的战略地位，而且希望以进攻苏联盟友的方式，向美方证明两国利益的一致性”，“根据邓的观点，北京对越南的进攻履行了中美‘反霸协议中中国的义务”。

虽然关于中方决策过程的档案文献至今仍未公开，但相关当事人的著述已大体上勾勒出其轮廓。其中的时间线索表明，中方之所以发动对越作战，并非意在与美方缔结何种形式的“准同盟”。

时任广州军区参谋长周德礼在回忆录中透露，“从战前的准备、战中的组织指挥、战后的总结等一系列事项，我都参加了”，故他的叙述值得重视。据其描述，早在1978年9月，他受广州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委托，参加由总参谋部召集、主题为“如何对付越军侵占我国领土”的会议。会上，总参作战部率先提出一份作战方案，供与会者讨论，“在讨论时，对于惩罚越军大家是异口同声，都说应当打掉越军的嚣张气焰。但是怎么个打法，特别是打到何种程度，同志们产生了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说：这次惩罚的方案不能太大，只打重庆县这个地方就可以了……另一种意见是要打就把越军打疼，不然他会更加嚣张”。由于众人各执一词，会议并未作出具体结论，会后总参方面表示：“现在不作最后决定，还可以继续考虑，以后再研究。”

当年11月23日，中央军委再次召集海、空军领导以及广州、昆明军区相关人员讨论对越作战事宜。与上次带有征询意味的会议不同，总参这次拿出了一份经过详细拟定的作战方案，“这个新方案已经考虑了我们第一次进北京时提的意见，相比之下，比上次方案中所提的战役规模大多了，战区也大多了，预计歼敌数量也增多了，时间更长了”。在周德礼看来，这一方案虽确立了“大打”的原则，但由于作战纵深未如理想，能否“打疼”对方仍是未知之数。不过，鉴于该方案已经得到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并兼任总参谋长的邓小平首肯，众人便未再提出异议，“作战地区偏北、靠边，对河内威胁不太大。因为这是总参首长定了的问题，我们这些看法就没再提出，也没有向别人透露”。

以另一位当事人、昆明军区副司令员张铚秀的传记资料互证，可知上述回忆应是可靠的。中方战前决策有着以下三个关键特征：第一，早在1978年9月，总参已在考虑作战的具体方案，只不过因为参会人员的看法出现较大分歧，所以一时未作出决定；第二，时至11月底，总参最终决定作战的若干原则，即在规模和时间上大打，在纵深上则小打；第三，邓小平在其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那么，在1978年9—11月，即作战计划从酝酿到定案的这段时间，中方有否受到过美方的影响？据美方解密档案显示，虽然双方确实有过讨论，但彼此都未将真实意图坦率相告。

1978年10月3日下午，正在访美的外交部部长黄华向万斯指出：“越南的目标在于谋取地区的霸权，现在越南已经投靠苏联，而苏联也在利用越南的野心去推行其侵略政策。现时，越南不但已经控制了老挝，而且还积极准备侵略柬埔寨，同时也在推行对抗中国的政策……因此，我们希望美方不要将中越、越柬之间的问题视为单纯的地区冲突，而是要从苏联企图称霸全球的战略角度去审视这些冲突。”对此，万斯却未有任何反应。

美方的沉默显然未能令中方满意。在晚宴上，黄华再次主动提及越南局势：“苏联正在加强对越南的军事控制，如果其他国家在经济上援助越南，则无异于在帮助苏联……越南目前已集结五万兵力向越柬边境开进，预计部署在这一地带的越军将达到15个师。”值得留意的是，黄华一再强调中方并无任何反击的意图：“越南目前动用宣传机器大肆抹黑中国，捏造中国调集大批军队开往边境的谣言。河内方面的说法是越南正面临中国军事入侵的风险，这纯属一派胡言。越南诬陷中国的真正目的是为了转移视线，掩饰它自己将于10月底或11月初侵略柬埔寨。”

尽管中方一再强调苏、越军事同盟的威胁，但美方却有着截然不同的见解。听完黄华的陈述后，主管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霍尔布鲁克当即表示，美方目前并无经济援助越南的计划。但他同时话锋一转，引用他前阵子与越南官员打交道的经历，指出苏联与越南的关系似乎并没有中方声称的那样紧密。他还对黄华谈到，越南人实际上对苏联怀有“很深的疑惧”。

这番表态并非个别外交官的个人观感，而是美方决策高层的共识。三天后，美国学术界著名的“中国通”、国家安全委员会委员奥克森伯格在给布热津斯基的报告中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他认为：“中国和越南目前都向我们积极示好，彼此都十分畏惧对方与美国的关系迅速发展……但要看到，波尔布特政权（柬埔寨）糟糕的人权记录与美国东南亚一贯的政策是相悖的，这使得美国在采取行动前必须要深思熟虑。”在奥克森伯格看来，中国的“崛起”对美国而言亦不啻于重大威胁：“就目前而言，我们评估中国并未对美国的核心利益形成威胁，这个结论或许在未来一段时间仍然成立。但随着中国工业的发展和武器装备的增强，我们必然会面对这样一个事实：美国的国家安全将会受到直接冲击。”由此可见，美方当时之所以对中方的看法有所保留，主要出于两个考虑：其一，不愿为意识形态相左的柬埔寨出头；其二，仍将中国视为潜在的战略对手。

经此接触，中方已然注意到两国的看法差异颇大，此后未再触及这一话题。此举甚至令美方多少有些误判形势。比如美国中央情报局认为，当时美越关系正常化的传闻正盛，而中方从未向美方“施压”，邓小平对于美越关系的改善，还作出過“这不是一个大问题”“这是不可避免的”“这是一件对头的事”等表态。据此，中情局以为“北京有意表明自己在这一议题上不持任何立场”。

不难看出，在战前决策的过程中，虽然中方早就拍板定案，但也尝试取得美方一定程度的谅解与支持。但在稍经试探后，中方很快察觉到话不投机，遂点到即止，未再走漏风声。

在此期间，中方立场并未有所动摇。1978年12月8日，中央军委正式向参战部队下达作战命令。只不过，一个突如其来的变故打乱了计划。据总后勤部部长张震忆述，当他于1979年1月12—19日前往广西检查临战情况时，发现“训练计划缺乏统一安排，技术训练与战术训练结合得不够”，即便是闻名全军的“辽阳攻城英雄连”，也“只进行了18天的军事训练，射击打过三个练习的有42人，打过两个练习的有41人，其余的战士只进行过一次精度射击。新兵进行了一般的技术基础训练、单兵战术训练，至于班的进攻战术训练，全连只有32人进行过，对班防御则没有进行过研究，更谈不上训练”。他走访参战部队后发现，类似情形相当普遍，不禁忧心忡忡：“交谈中，领导干部特别是团的领导干部也反映，对部队的战斗力心中没有底……后来我进一步了解到，其他部队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新战士训练不够的问题。像有的战士，连手中武器还不太熟悉，假如这个问题不解决好，就仓促上阵，将会增大伤亡。”

有见及此，张震当即向中央军委建议“将原定还击作战时间推迟一个月，由总后给每个参战师发

1万元，做野战工事，进行战地临战训练，把准备工作做得更充分些”。该建议随即得到中央批准，作战日程亦推迟至2月中旬。

促使中国方面下定决心的关键因素，并非如海外学者所言来自美国方面，而是来自中共中央高层内部。在酝酿作战计划期间，“邓小平曾请陈云从多方面考虑对越进行自卫还击的得失利弊。陈云经过反复考虑，认为可以下这个决心，并提出了有关作战方针的建议”。陈云的建议是：“苏联在中苏边境——这是最有可能进攻中国的地方——的部队兵员严重不足，进攻中国需要从欧洲调兵，而这得一个月才能完成……如果作战时间很短，苏联插手的机会极少。”后来的事实表明，作战方案确实采纳了这一意见。1979年1月9日，邓小平会见美国参议院代表团时，被问到：“您认为现时苏军对中国和地区国家的威胁是不是越来越大？”他回答称：“坦率地说，从中国的角度来看，我们没有理由害怕。如果苏联真要进攻我们，即便动员一百万军队都不够，因为中苏边界有七千多公里长。所以，苏联对我们只能搞些小动作，如果它真要大打，哪怕投入一百万军队也办不到。”这番表述与陈云的分析如出一辙。

综观战前中方的决策过程，中方从未设想此举会成为所谓的“投名状”，反而意识到双方立场颇有些距离，因而对美方采取保密措施。只不过由于技术原因，导致本应于1979年1月中旬发动的对越作战被迫推迟。由此一来，此举便在不经意间给外界留下一个错觉，令不少学者误以为中方是在邓小平于1979年

1月28日至2月5日的访美之行期间，与美方秘密“协调”达成默契后才最终下定决心。但这种广为流传的观点很大程度上是机缘巧合之下的历史误会，关于这一点，中美在邓小平访美期间的外交博弈便颇能说明问题。

二、临战磋商：不存在的“合谋”

正如中方预告的那样，越南果然于1978年12月25日大举进攻柬埔寨，并迅速于1979年1月7日占领其首都金边。美方这才意识到，中越极有可能爆发冲突。1月16日，由国安会、国务院、中情局联合组成的情报小组指出：“中国可能对越南采取严厉的手段，以免对方以为自己是‘纸老虎。动手的时间很可能就在邓小平访美之后……一旦与苏联发生军事冲突，中国将面临彻底的失败。中国人也认同这一点，所以他们对越南采取报复之前，不得不顾及苏联的反应。正因冲突无益于中国自身，也无益于中国与西方的关系，因此从美国的利益出发，我们必须要阻止中苏两国在印度支那的矛盾升级。”

该小组认为一旦中方对越作战，则可能演变成中苏之间的全面战争：“中苏冲突有可能在短期内扩展到很大的规模，只要苏联人认为中国人不会被小规模的冲突吓倒，那么苏联的军方和政界高层就会采取更加快速和决定性的手段，比如出兵占领中苏两国广阔的缓冲地带，又或者击垮北京的抵抗意志。不过一旦他们这样做了，他们将必然陷入一场长期战争之中。除了付出更多伤亡，从中国和西方招致更多敌意之外，苏联人所获得的只有恐惧。倘若局势发展至此，美国和其盟友也没有多少转圜的余地。”

总之，在该小组看来，中方最理性的应对之道就是保持克制，在没有借口的情况下，苏联就没有介入的理由：“尽管在柬埔寨的失败会令中国人感到刺痛，不过他们大概也不希望因为急于报复而给自身招致灾难。如果他们运气足够好，又得到友方的相助，那么他们就不会急于报复。关键在于，一场缓慢发展、具有长期化趋势、但又不会令苏联有介入借口的印度支那危机，会令苏联人在动用军队干涉其他地方（比如伊朗）时，不得不有所顾忌。可以肯定的是，在此情况下，越南最终也会感到疲于应付。”

显然，该小组的判断与中方截然不同：中国方面确信一场大规模、小纵深、短时间的作战，既能惩罚越南，又不至于令苏联有介入的可能；该小组则恰恰相反，他们认为任何形式的冲突都将招致苏联干涉，甚至点燃中苏大战的导火线，最好的办法在于保持克制，以拖延战术令苏联和越南知难而退。从事态的后续发展来看，后一种判断对白宫的决策产生重大影响。

就在这份报告出炉的翌日，美国总统卡特致函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表示“过去没有、将来也不会向中国提供武器，也不会鼓励别国对华售武”，对于一切有可能应用于军事用途的对华技术转移，美国“也将以最严格的标准对所有交易进行细致的检查”。这一举动无疑向苏联释放出这样一个信号：对于潜在的中苏冲突，美国将不会向中国提供任何实质性的军事援助。

1979年1月25日，布热津斯基就即将举行的中美领导人会谈向卡特提交报告，要点如下：第一，中、美、苏事实上已经形成互相制衡的三角关系——勃列日涅夫的目标是令美国将美苏关系置于首要位置，同时继续孤立中国；邓小平则试图阻挠美苏正在进行的限制战略武器谈判，乃至加剧美苏之间的紧张局势，从而增加中国的战略价值。第二，美国的利益在于提升与北京和莫斯科的关系，绝不允许一方借美国对抗另一方。第三，美国应该扮演“平衡”而非“公平”的角色，“平衡”的精髓在于不与任何一方结盟去对抗另一方。但同时要注意到，相比起实力相对较弱的中国，苏联无论在军事、宣传、安全等层面均对美国构成直接威胁，故美国不应对中苏一视同仁，而是应该要认识到其中差异，实行“差别对待”。

布热津斯基要求“差别对待”的建议，构成了学界主张美国“暗助”中国的依据。不过鲜有学者注意到，在布热津斯基当时的构想中，这种手法是有前提条件的——绝不能与中国结盟，以免破坏美国在中苏之间搞“平衡”的原则。而在布热津斯基看来，邓小平的到访恰恰意在破坏“平衡”：“邓和他的同事将致力于以下方面：向外界塑造中美正在走向结盟的表象、令美国树立强硬的反越形象、促使美国默许中国对越南进行打击、限制美苏关系的进一步发展。”

因此，布热津斯基建议卡特在与邓小平的会谈中，必须“阻止中越爆发冲突”，具体的做法是：“说服邓相信美苏关系的缓和，尤其是限制战略武器谈判的实现，有可能令苏联不再那么好战和侵略成性。当您觉得无法说服中方的时候，可以试着用以下理由去游说他们：第一，我方将在未来几个月里和中国人、日本人一起协商印支半岛的形势；第二，中方的任何激烈行为，都会令亚洲各国的合作更加困难；第三，除非越南从柬埔寨撤军，否则我方将不会在外交上承认越南。”

仅仅过了一天，布热津斯基再次向卡特强调“搞平衡”的必要性，建议卡特在适当的时候访问北京和莫斯科：“德国人极为忧虑，当判断美国在打‘中国牌的时候，苏联人同样会打‘德国牌进行回应，因此他们担心苏联人会不会对柏林施压，甚至令苏联与西德的关系出现负面影响。因此，无论从团结盟友的角度，还是从世界稳定的角度来看，我们都必须极端谨慎地处理美中苏的三角关系。从政治角度来看，保持我们与北京和莫斯科的互动是十分重要的。我相信，您在邓小平和勃列日涅夫来访后，应该考虑在1980年的大选之前对中国和苏联进行回访。在北京和莫斯科举行领导人峰会不但会增进您的个人声望，而且是未来18个月之内夯实美苏、美中关系的关键。此举既有助于保障美中、美苏关系的可持续发展，同时也是一项诱使中苏两国继续互相牵制的妙策。”

可见，在邓小平访美前夕，美方决策高层已经得出一个基本判断：邓小平此行意在“联美抗苏”，同时为潜在的对越作战争取支持。不过在美方看来，任何“联中抗苏”之举都不符合其根本利益，因此必须说服中方改弦更张。万斯还指出，一旦邓小平不顾劝阻在访美之后就发动作战，对卡特政府而言，这将不啻为重大打击：“外界会认为我们参与策划了这件事，如此一来，我们在国会将会更加不利，因为我们在美中关系正常化谈判的时候，曾经公开宣称此举将会为太平洋带来和平与稳定。”由此一来，便有了本文开篇前述的一幕——在邓小平抵美前夕，美方特意向苏联传达反对中方动武的口信——用意便是要自证清白，塑造出严守中立的形象，以防苏联产生误判。

1979年1月28日，邓小平抵达美国后，一如美方事先所预料，他在欢迎晚宴中向万斯表示，希望举行一场与卡特的私人会谈讨论越南局势，万斯当即爽快地应允，并告知邓小平届时将只会有卡特、副总统蒙代尔、布热津斯基和万斯4人参加。

在1月29日上午第一次与卡特的正式会谈中，邓小平先是含蓄地表达了“联美抗苏”的必要性和对目前美国外交政策的不满：“毛主席曾经号召第二和第三世界的国家联合起来对抗苏联，还打算把美国拉到统一战线上去，他还说过中美两国之间有许多共同点。但遗憾的是，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对全球安全负有特殊责任的美国，在对抗苏联带来的威胁方面，做得还不够。苏联现时在世界到处伸手，按理说美国应该是一支主要的抗衡力量。但许多第二、第三世界国家领导人告诉我，美国的表现辜负了他们的期望。”或许是为了试探美方的反应，邓小平并未将对越作战的计划和盘托出：“我们不会后悔过去给予越南的援助，但是我们现在必须要重新评估越南的角色，尤其是它最近与苏联签订了增强军备的条约。”尽管邓小平刻意采用了模糊的说辞，但美方还是領略到其弦外之音。在当天国务院的午宴上，邓小平指出苏联在远东的兵力不足以对中国发动攻击，认为苏联只是在“虚张声势”。布热津斯基则回应称，美方有确切证据表明苏联在中苏边界附近增加了兵力部署，强调苏联人并非所谓的“纸老虎”。但邓小平不为所动，只是轻描淡写地说：“在数千公里长的中苏边界上，多出一两个师并不会有什么区别。”在下午第二次与卡特正式会谈中，卡特首先指出，美国与中国、日本、印度同时都保持着良好关系，这在其记忆所及的美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令人感到振奋。然而，卡特同时话锋一转：“我们认为如果结成同盟来对抗苏联，这会是一个错误。”

在正式会谈结束后，双方随即举行小范围的私人会谈。据会谈记录显示，中方参加者为邓小平、副总理方毅、外交部部长黄华、外交部副部长章文晋；美方与会人员为卡特、蒙代尔、布热津斯基和万斯。会谈一开始，卡特向中方表示，美方已针对越南入侵柬埔寨一事向苏联提出警告，表明此举将会对美苏关系造成损害。万斯还补充称，美方的警告将会传达至苏联政治局高層，莫斯科方面已经承诺将会作出答复。

但邓小平对此不以为意，指出此举很可能只会换来苏联的“置若罔闻”。他进一步系统地阐述，单靠外交努力已经无法挽回局面：“我们发现，越南已经完全受到苏联的控制了，对柬埔寨明目张胆的入侵表明，他们企图建立一个由越南控制的‘印支联邦的阴谋要比你们想象中严重得多……我不知道你们是否了解，越南所谓的‘印支联邦事实上超过三个国家的范围。胡志明过去很欣赏这个联邦的构想：先是由越、老、柬三国合组成一个联邦，然后再吞并泰国。所以，在胡志明看来，这个联邦就不止三个国家了……如果越南继续进行这种肆无忌惮的侵略，东盟各国就会出现重大变化，他们正面临着各自内部复杂的形势，这样一来，苏联就有了插手的机会。我们总的看法是，必须打破苏联的如意算盘，否则，只会产生越来越多的麻烦……至于中国，我们过去与越南有着长期的边界纠纷，现在还看不到有解决的希望，越南人时刻都在给我们制造麻烦，边境的事故和小规模冲突几乎无日无之……面对这样咄咄逼人的猖狂野心，不制止他们是不行的。从全球形势和亚洲局势的发展来看，我们认为遏制越南扩张的野心十分必要，必须要给他们一个合适的、有限的教训。当然，我们也担心过，这样做会不会产生一系列的连锁反应，我们对此已经有过详细的考虑。我们给越南人上的这课，将会限制在一个很短的时段。这样一来，连锁反应最多只会在中国北部边界产生。你们掌握的情报比我们多，你们知道我们已经在集结部队，还知道苏联人的动向。苏联对此不作出反应是不可能的，但我们估计他们不会有强烈的反应。现在正是冬季，在中国北方进行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并不容易，只要我们在南方的行动能够迅速完成，他们将没有时间反应过来。如果我们不给予他们惩罚，他们的侵略将会愈演愈烈，最终只会扩展到整条中越边境，冲突将会比以往更加频繁和激烈。再者，从道义上说，当柬埔寨人民遭受蹂躏的时候，采取袖手旁观的态度也是不对的。现在有三分之二的越军部署在南部，北部仅有三分之一，对其进行短时间的惩罚，能够牵制其扩张的野心。我们也考虑过这种情况：一旦苏联在中国北方采取强烈的反应，我们也不会害怕。他们不可能迅速调兵来到远东，而他们在这里的兵力又很有限。当然，我们也做好了最坏的打算，一旦他们真的大军压境，我们也能应付。我们需要你们在国际场合中给予道义上的支持。”

尽管邓小平一再强调已对风险作出评估，但在卡特看来，中方显然低估了事态的严重性，因而他回答道：“这个问题很严重，这不仅因为你们会因此面临来自北方边界的威胁，还会导致国际社会风向的变化。目前，中国被视为一个和平国家，而东盟、联合国都一致谴责苏联、越南、古巴的行为。我不需要知道你们的惩罚行动经过怎样的周密计算，但我很清楚的是，它将会带来冲突的升级，将使国际社会从谴责变为偏袒越南。要我们支持使用武力解决问题，这是十分困难的。我们可以向你们提供情报，我们了解到苏军近期没有向中苏边界移动的迹象。而对于您提出的问题，我没什么可说的了。我们已经对越南作出了谴责，但是你们的计划将会破坏我们这一努力。”

针对卡特的质疑，邓小平仍然坚持己见，指出：“我们明白你的意思，就是要保持克制，我们不是没有想过这样做。但只要看看世界现在的情势，就能知道这种做法行不通——古巴在非洲已经有超过五万的军队了，过去没有人给予他们惩罚，所以他们眼下还在扩张——如果没有当头棒喝，就免不了有恃无恐。我们的策略是发动一次有限的进攻，然后就会迅速撤退，令这件事看起来就像是一次边界冲突。有些人因此会谴责我们，但更多的人会认为这一行动是有必要的。在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期间，我们就撤退得非常迅速，有效缓解了外界的疑虑。因此，我们的计划是一次短时间的有限行动，给越南人上一课。如果进展顺利，这甚至会促使越南国内发生变化，越南领导层内部至今仍然存在分歧，北方派与南方派钩心斗角，还有着很深的民族矛盾，部队士气也不高。因此，这一课可能会给越南国内局势带来变化，这样做并不会有什么风险。唯一的问题可能在中国北方，我们当然不希望大打，但如果真的发生了，苏联就必须要从欧洲调兵，这样一来，伊朗和欧洲的紧张局势就得以缓解了。我们明白，要你们赞成这样的决定，多少有些强人所难，但有些时候，形势不能由人的意志来决定。”

在会谈最后，卡特表示有所保留：“这个问题实在兹事体大，我明天还要再和您私下谈谈。与此同时，我还要评估一下我国民众会有何反应。”事实上，卡特对中方的决定是持反对态度的，他当天在日记中写道：“我指出了此举的负面效应，最好还是继续孤立越南。”

为了说服邓小平回心转意，卡特当晚特意口述了一封信来阐明美方的立场。信中指出中方的计划“是一个严重的错误”，还详细地列举了九个反对理据：第一，此举象征意味大于实际作用，未必能令越南从柬埔寨撤军，因而能否起到“惩罚”之效值得商榷；第二，中国的和平形象和越南的好战形象或会因此逆转；第三，目前联合国和国际社会正在谴责越南，发达国家也将采取切断经济援助的办法来向越南施压；第四，此举有可能会升级为地区性的战争；第五，一旦越南方面决意调集大军决战，中方未必能做到迅速撤退；第六，此举将令美国国内更加怀疑中方能否在台湾问题上保持和平的立场，中美正常化谈判中保障地区和平稳定的承诺也将变成一纸空言；第七，柬埔寨的武装力量能扮演更重要的角色，而不是现在的游击队；第八，陈兵边境所造成的威胁比实际进攻更能牵制对手；第九，此举将会给苏联制造增兵越南的借口。概括而言，卡特的结论是：“基于上述理由，美国不能支持这样的行动，我个人强烈敦促邓副总理您不要付诸实行。在我看来，相比起对越作战，联合国和国际组织的集体行动对越南和其盟友所造成的损害要大得多。”

1月30日，卡特与邓小平两人进行了会谈，这是中美决策高层在战前最后一次讨论有关问题。当卡特读完这封信时，邓小平并未被说服，仍坚称有必要给越南上一课，若不给予迎头痛击，苏联将会利用古巴、越南、阿富汗作为代理人四面出击。因此，要解决问题的症结，就必须展示相当的力量，一旦越南认定中国软弱怕事，局势无疑将更加恶化。针对美方提出的疑问，邓小平先是保证中方的行动将会“迅速而短暫”——“大约只会持续10～20天，然后就马上撤军”。继而，邓小平还解释道，他已预料到国际舆论的最初反应将会以批评为主，但随着时间推移，他有信心舆论最终会倒向中方。邓小平还透露，中国的最高领导人已经详细审查并批准了这一计划，言外之意十分明显：此行并不是来寻求美方的许可，而是向美方告知中方的决定。

显而易见，这番推心置腹的密谈未能化解双方分歧。在会谈结束时，邓小平提到虽然两国看法并不一致，但他个人十分欣赏美方的坦诚态度：“能够有一个能够如此坦率地讨论敏感问题的朋友，令人感到安心。”有见及此，卡特也解释称，美方之所以一再劝阻中方，并非因为“害怕苏联或者越南”，而是“我们认为孤立他们是一种更好的惩罚方式”。从这些表态来看，双方似乎达成了一种默契：在“抗苏”的大原则上，两国其实并无二致，分歧仅是手段不同。

后来的事实表明，上述表态很大程度上只是外交辞令，中美彼此都没有向对方透露真实看法。2月27日，黄华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中汇报此次访美之行时，便指出：“由于美国的国家性质和在世界政治中的出发点与目标同我国截然不同，它在反对苏联称霸世界的问题上，无论是战略或策略，都同我国有许多不一致的地方。美国政府在对苏斗争中的一个基本弱点，就是害怕苏联，企图用谈判和条约约束苏联，同苏联维持一个微妙的均势，不敢对苏联的扩张采取及时、有效的行动。美国在会谈中对印支问题的反应就是一个例子。卡特等人害怕事态扩大，会把美国牵连进去，出于竞选的考虑，也顾虑影响美苏达成战略武器协议和勃列日涅夫访美。美国的态度也影响了它的盟国。邓副总理在回国途中路过日本时，就印支问题同大平、园田、福田、田中等交换了意见，他们的反应也比较谨慎。总之，在反对苏联及其打手古巴、越南的斗争中，不能期望美国起带头作用，有必要因势利导，推动它前进。”由此可见，中方其实对卡特的辩解并不买账，认定美方确有“害怕苏联”的倾向。

纵观邓小平的访美之行，中美高层确实就越南问题有过密商，但实情并非如学术界所认为的那样——双方私下达成了联合对抗苏联的默契。恰恰相反，美方自始至终都在竭力劝阻，并明确拒绝对中方提供哪怕是最低限度的支持。中方则早已拍板定案，故此不但不为所动，还认清双方的战略目标“截然不同”，进一步产生了“不能期望美国起带头作用”的判断。

如此一来，美方事前极为忧虑的状况最终还是出现了：对越作战在邓小平访美后将一触即发，彼时不谙内情的苏联必定认为中美对此有过“合谋”。这对于一心“搞平衡”的美方而言，不啻为灾难性后果。因此，美方决定运用两面手法来化解困境：一方面暗助中国，向苏联施压；另一方面亦暗通苏联，减轻其出现战略误判的风险，控制局面不致失控。

三、战时外交：“准同盟”的虚与实

1979年2月6日，邓小平离开美国翌日，布热津斯基即向卡特提交报告，其中设计了美方应对中越冲突的三个方案：第一个方案，即邓小平所要求的，美方明确表达对中方的支持，但由此一来，美方就要将责任归咎于越南，此举无疑令美方处于与苏联直接对立的局面，甚至印证了外界对中美“合谋”的怀疑；第二个方案，美方明确表达对中方的谴责，此举有助于赢得苏联的好感，却以损害不久前才正常化的中美关系为代价，令苏联得以集中精力对付中国；第三个方案，美方公开要求所有“外国军队”从柬埔寨和越南撤出，此举既令美方能够对所有侵略行为作出谴责，同时又不至于孤立中国，从而让苏联有机可乘，不仅能够使美国赢得国际社会的支持，而且在政治和道德层面都能站得住脚。因此，在布热津斯基看来，第三个方案是“使各方都能保存面子的安排”。这一方案虽为卡特采纳，但鲜有学者注意到，布热津斯基的原意在暗助中方之余，亦小心翼翼地避免与苏联形成对立，试图做到磨盘两圆，各方不得罪。

正如美方所料，苏联果然对邓小平的访美之行有所不满。2月14日，苏联外交部部长葛罗米柯约见美国驻苏大使图恩，对邓小平在美国的公开场合多次发表对苏联的言论表示“震惊”，指责“华盛顿方面给邓创造这样一个机会”的居心何在，还质疑白宫是否已经与中国“走到一条道上”。

就在苏联强烈反弹之际，美国东部时间2月16日上午9时，中国驻美使馆向美方转交邓小平致卡特的信，其中表示：“访问华盛顿期间，我与阁下曾就印支形势交换过看法。当时我提到，面对越南的侵略，中方再也不能袖手旁观，必须给予他们一个合适的教训。同时我也详细了解到总统先生的观点。但就目前而言，中越边境的状况正在迅速恶化，越军肆无忌惮的越境挑衅持续升级，我们将被迫采取必要的自卫行动。这次行动将会保持克制且规模有限，目标是保证边境长久的和平稳定。这次行动不会对大局造成任何影响，也许能在某程度上遏制越南扩张的野心。考虑到我们两国对该地区有着共同关切，我们特此告知总统先生这一决定，希望得到阁下和美国政府的理解与支持。”

从中方传达的时机来看，中美当时并不存在作为“盟友”的基本互信，中方选择在行动前的最后一刻才将决定告知美方，显然是为了避免对方节外生枝。

如何回应苏联的质疑，澄清中美并无所谓的“合谋”，便成为美方的当务之急。在2月16日下午的国安会紧急会议中，万斯指出“为了表明我方没有参与这次行动”，有必要向苏联传达一份口信，以“避免他们产生误判”。接着，布热津斯基出示了一份草拟好的文稿，原文要求苏联“保持克制”，同时保证美方“也会这样做”。针对这种表述，卡特首先反对使用“克制”一词。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阿隆也认为这种提法并无必要，因为会限制美方的侦察行动，令美军只能局限在菲律宾的基地，建议改为“如果苏联约束其行动，那么美国也会采取类似的做法”。但卡特又指出，“类似的”这一字眼意味着美国将会与苏联采取“一样的”行动，这并不符合美方立场：在这场冲突中，美方既不打算进行军事介入，也不会谋求扩大在东亚的军事存在。因此，卡特提醒与会者：“我们应该使用这样一种措辞，既能明确表达我们的立场，同时也要照顾到苏联的感受。”为此，美方可谓费煞思量。布热津斯基转而提出一种折中表述：“我们敦促苏联保持克制，同时我们也将与苏联合作，寻求中越冲突的解决之道。”这一建议最终得到卡特首肯。这时，美国国防部常务副部长邓肯又指出，原文中“在目前的情势下，越南和其支持者必须承担与中国同样的责任”一句实有不妥，因为这种表述无异于对莫斯科公开指名道姓，建议删去“和其支持者”的字眼，理由是苏联自然心知肚明，不必过分直白刺激对方。这一建议得到众人一致赞同。

经过一番斟词酌句后，万斯问到，这份照会是否通过美苏领导人热线电话传达？卡特表示此举正合其意：“这封口信能够证明我们从未勾结过中国人，我们正在谴责中国的行动，我们与他们各行其是。”卡特还解释道，在此时此刻，他感到过去与苏联达成的协议已经危在旦夕，因此希望能争分夺秒地缓解苏联的疑虑，由于时间紧迫，所以决定采用热线电话这一方式。

对于中方事先与美方有过私下讨论一事，卡特认为应该对外保密。因为在这场冲突中，他本人“更同情中国一方”：“中国人将他们的计划预先告诉我们，所以我们有责任保守这个秘密，不辜负他们对我们的信任。”不过，卡特也表示，相当遗憾的是，正是中方提前通报美方的行为，“令我们处在一个非常困难的位置”。在卡特看来，中方的“好意”在不经意间给美方制造了大麻烦，这无疑“坐实”了中美之间确实有过“合谋”。所以，卡特坦言，之所以有保密的决定，并非单纯为了回报中方的信任，实际上也是为了划清界线，维持置身事外的姿态：“我们应该表现出对中越冲突一无所知，不应该透露我们曾经讨论过这一议题。虽然形势相当危险，但我们不希望被认为参与了这场冲突。”

在给邓小平的回信中，卡特重申中方的行动“是一个错误”，认为此举客观上有利于越南和苏联转移侵略柬埔寨的视线，还为苏联在东南亚的扩张提供了借口。因此，卡特直指“我们除了批评这样的行动之外，实在别无选择”。但值得留意的是，卡特同时却表示：“我们过去一直与越南和苏联保持接触，敦促他们保持克制，也向他们发出了警告，一旦他们采取任何令局势升级的举动，就将会产生国际和政治层面的严重后果。”卡特试图向邓小平表明，虽然美方将会公开批评中方，但与此同时，美方亦会加大力度向苏联施压。

然而，从卡特致勃列日涅夫的口信来看，美方反复斟酌字句，唯恐刺激苏联，因而并未使用诸如“警告”一类的强硬字眼。卡特的口信明确指出，美方更倾向于与苏联合作而非对抗：“只有各方保持克制，目前的危险局势才会得到缓解，该地区才有机会恢复和平，美国正准备与您在这一方面保持合作。”由此可见，在推心置腹的表象背后，美方并未向中方透露底细。

据布热津斯基回忆，在起草一份致苏联政府的声明时，本来大家都同意“向苏联发一信息，敦促他们不要采取可能导致形势更严重的行动，特别是不要调兵遣将或其它形式的军事行动”。但他力主加上这样一句别有深意的表述——“美国也准备采取类似的克制态度”。据其本人透露，这种措辞就是要震慑苏联：“我在这里秘而不宣的是，这句话也包含着如果苏联动手的话我们也要做出军事反应的意思。”这段叙述令不少国内学者以为，正是美方这番无异于“摊牌”的表述，迫使苏联不敢直接干预中越冲突，成为美方“暗助”中方的一个重要证据。

但从原始会议记录来看，在2月17日的特别联席会议上，布热津斯基这一企图遭到国务院的强烈反对，后者认为这句话暗示了美国将会军事介入这场冲突，“此举毫无疑问会招致国会和苏联的抨击”。在此情况下，布热津斯基只好将这句话修改为“美国准备在这一方面进行合作”。换言之，布热津斯基精心设计的伏笔实际上并没有埋下，如同前一天卡特致勃列日涅夫的口信，美方更强调合作而非对抗。

尽管美方处处照顾苏联的情绪，但勃列日涅夫并未被轻易说服。在2月18日的回复中，他以责备的口吻向卡特指出：“我必须要向您指出的是，在邓小平访问美国后，中国如此之快发动了进攻。而在访美期间，邓小平公开指责和平事业，甚至还露骨地威胁越南，难道这一切统统都只是巧合吗？各方必须要为这个疑问找到一个合理的解释。此外，我们不理解您为什么要向我们呼吁保持克制，这种呼吁应该只针对侵略者——中国——作出……如果事实正如您所说的，美国反对中国的行动，那么美国政府应该顺理成章正式宣布这一立场，公开对中国的侵略行径作出谴责，并要求中国立即从越南撤军。”

显而易见，勃列日涅夫已然察觉出美方的表态有暗助中方、又避免刺激苏联的两面讨好之意，遂抓住这种矛盾心态，顺势反将了卡特一军，试图迫其选边站队。

从苏联的回应可以看出，美方与中方划清界线的努力并未奏效。有见及此，卡特于2月18日致函英国首相卡拉汉，将战前中美曾经有过密商一事和盘托出。卡特一再强调，中美虽然有过讨论，但从未达成共识：“过去，我们曾经数次建议中国人不要采取军事手段来回应得到苏联支持的越南，后者正大举入侵柬埔寨。邓小平副总理访美期间，我相当清楚地向他指出了这一点……中方告诉我们，这次行动规模有限且范围不大。即便如此，我还是明确告诉他们，美國将会公开反对这一举动。”

在2月19日的特别联席会议中，众人一致赞成继续对中苏“搞平衡”，“务求将这次冲突给美苏、美中双边关系造成的负面影响最小化”。此时，美方对中方的态度隐然有所变化，在暗助的同时也渐有施压之意。会议商定由万斯于2月20日向中国驻美大使韩叙递交照会，旨在“提醒中国人，如果不将他们的意图清晰地告知我们，正在发展的中美关系将不可避免受到负面影响”。

对于财政部部长布卢门撒尔原定于2月下旬启程的访华之旅是否如期进行，万斯与布热津斯基一时争执不下。蒙代尔提出一个折中方案：“苏联乐见此行被推迟，而中国则乐见如期进行。布卢门撒尔应该去中国，但也要发表一些批评中方的言论。”这一建议得到卡特采纳。

在与韩叙的交涉中，美方再次表明不会在道义上支持中方，并指责中方行动破坏了美方的外交努力：“我们不接受这样一种观点：因为波尔布特政权对越南发起挑衅，越南就有正当理由进攻柬埔寨。同样道理，越南对中国的挑衅，也不能构成你们采取行动的正当理由。正如我们过去告知你们的那样，美国在这场冲突中不会选边站……自从越南入侵柬埔寨以来，我们就已经多次告诫苏联，务必运用其影响力促成越南撤军，同时督促苏联保持克制，切勿趁机增兵越南。前些时候，总统先生也私下对勃列日涅夫重申了这种警告。但你们对越南的行动给我们的努力增加了许多困难。”

除了继续批评中方之外，美方此时还有一个更迫切的目的，那便是了解中方的战略目标：“你们此次行动的精确目标到底是什么？你们是否要占领越南的部分领土，直至他们满足你们的某些要求？若然如此，那么你们的诉求又是什么？再者，你们打算推进到越南境内多远？你们曾声称这次行动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是有限的，那么具体的界线是什么……以上问题的答案，对我们而言非常重要，这有助于我们考虑如何应对眼下一连串问题。”

美方此时急于摸清中方的战略底线，乃因美方的情报显示中方行动遭到远比预计顽强的抵抗，推进纵深极为有限。中越双方都正往前线大举调兵遣将，战局将有陷入僵局之势。美方研判，若照目前形势发展，“中国人显然未能达到他们的最低要求”，恐怕无法做到邓小平所说的速战速决。而一旦冲突不能在短期内结束，那么苏联海军极有可能以此为借口，永久驻扎在越南金兰湾。如此一来，苏联就能轻松封锁马六甲，扼住通往印度洋和波斯湾的咽喉，对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实际利益产生负面影响。

因此，美方态度自此产生微妙变化，对中方从“明批暗助”逐渐变为“明暗都批”。2月23日的特别联席会议决定作出两手准备：一方面由国务院尽快与苏联驻美大使多勃雷宁接触；另一方面则对华采取强硬态度，针对有报章称“美国对中国人的表态过于温和”，与会者一致认为，在布卢门撒尔访华之后，“我们就会把事态重新拉到平衡的位置”。

结果，在2月28日与中共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中央军委主席华国锋的会谈中，布卢门撒尔甚至暗示，如果中方未能尽快撤军，那么中美关系势必受到波及，尤其是在经贸领域，这对中方“四个现代化”的愿景将是一次打击：“我们一直奉行这样一个原则：国家之间的纠纷，应通过和平方式解决而非诉诸武力。我们注意到，自从中国采取行动后，许多国家对此表示反对。同时，引发公众负面反应的风险也正在上升。这可能会阻碍中国现代化的努力，还会打乱我们所期望的快速发展中美经贸关系的进程……我方敦促中国和越南，双方务必尽快分别从越南和柬埔寨撤出。”

就在布卢门撒尔访华同日，美国常务副国务卿克里斯托弗向多勃雷宁转交卡特口信，再次向苏联澄清布卢门撒尔的北京之行并非偏袒中方：“正如你们所知，我们曾经强烈建议中国保持克制，劝告其切勿对越南采取行动。我们今天再次对中国重申了这一立场。布卢门撒尔部长在北京以总统代表和个人身份敦促中国尽快撤军。”克里斯托弗还向多勃雷宁透露，他当天下午将约见中国驻美大使，其间亦会“敦促中方保持克制，以及催促其尽快撤军”。尽管多勃雷宁只是半信半疑，但他还是表示“欢迎美国与苏联进行协商的做法”。他同时指出：“中国的行动业已对苏美关系产生相当恶劣的影响”，希望美方设法说服中方。对此，克里斯托弗表示：“这正是我在接下来与中国大使会谈中要做的。”

2月27日，卡特亲自接见多勃雷宁，在谈及限制战略武器协议、也门内战、纳米比亚、罗得西亚等议题时，卡特均表示愿与苏联合作。谈到中越冲突时，卡特再次撇清关系：“我方从未与中国签署任何秘密协定；在中越冲突发生之前，我方从未收到过中方预告；邓小平在美国公开演说时，我方曾经劝告过其要谨言慎行；我方正利用自身的影响力督促中国兑现其承诺——这次行动在范围和时间上都是有限的。”会谈尾声，卡特还特意请多勃雷宁转告勃列日涅夫，称他本人十分渴望两人能够举行会面，“因为这能够证明，我方对待苏联和对待中国一样，都是同样友好的”。

这番表态显然未能奏效。在多勃雷宁于3月1日转交的勃列日涅夫口信中，勃列日涅夫抓住布卢门撒爾访华一事大做文章，讥讽道：“你们向我方指出，你们正在大力呼吁中国‘保持克制，即便你们的财政部长目前正在北京访问，也不会改变这个事实。但我们能够预见，这种呼吁不会有任何效果。不仅我们很清楚这一点，相信正在中国的美国部长也会承认。”

毫无疑问，单是表态和谴责已无法满足苏联的要求，这意味着美方必须采取更具实质性的行动来展现合作诚意。就在布卢门撒尔离开中国之际，万斯随即约见多勃雷宁。据后者回忆，万斯向他透露了一个重要情报：“万斯私下告诉我，中国大使已经正式通知美国，中国正从越南撤出全部军队。同时他也向我提到卡特理解苏联领导人的忧虑——这恰恰不是卡特政府在这场危机达到高峰时所说之言。莫斯科和华盛顿设法渡过了这段困难时期，两国关系未受到严重伤害，国务卿说，其意义非同小可。”可见，表里不一的通风报信之举，令苏联人多少了解到美方在“明批”的背后也蕴含着“暗联”的深意。

因此，在三个月后美苏首脑私人会谈期间，勃列日涅夫甚至向卡特提出一个大胆建议：“我们两国中的任何一方在遭到第三国攻击的情况下，其他一方将保证和另一方联合在一起，挫败第三方的进攻。我们需要这种类型的协议。”卡特当然明白其中的“第三方”即指“中国”，故提出另一种合作形式：“我们的影响只能用来维持国与国之间的和平关系，包括苏联和中国的关系。我们不会利用同中国的新关系来损害苏联。我们希望苏联领导人经常把他们同中国的关系通报给我们。”在对华问题上，美方虽不愿与苏联结成“攻守同盟”，但双方也有着互通机密的默契。

事实上，美方冒着战略风险让布卢门撒尔如期访华，也有着深层次的盘算。据布卢门撒尔事后向卡特汇报，他发现中方为促成此行竟不惜在经济上作出重大让步：“这次访问的时机非常幸运，我认为这与中越冲突有关。中国人迫切希望这次访问能够如期举办，所以他们主动提出，将就历史上的资产纠纷达成协议，对我方作出补偿。”在他看来，这正好向美国提供了一个趁势渔利的契机：“出于经济考虑，中国人目前很重视与我们的关系。因为传统上的封闭倾向和中国中心主义，外国人很难对他们的国内政治施加影响。如果我们能打入其经济体制，最终我们就能在政治上对他们产生影响。”但要做到这一点，实在谈何容易，正如布卢门撒尔所言，中美当时的热络其实带有同床异梦的意味，因为“他们对我们的倚重更多是在经济层面而非政治层面”。

然而，纵观邓小平在此期间的表态，屡屡赞扬美方的立场，似乎表明两国已建立某种战略默契。比如1979年4月19日接见美国众议院议员代表团时，他对“双撤军”的提法大加赞赏：“在我们教训越南时，我们对美国政府的立场和表明的态度是满意的，就是提出中国从越南撤军，越南从柬埔寨撤军，就是对这个态度我们满意。”又如，当年7月的第五次驻外使节会议上也曾引用邓小平的论断，指出：“所谓‘反霸，就是侧重反‘一霸，联合‘两霸中间的‘一霸……美国起码是间接同盟军。”

近年解密的中美高层会谈的原始记录，表明中方真实的战略构想比上述表态要复杂得多。1979年

8月28日，邓小平在会见率团访华的蒙代尔时，谈到：“无论是越南在南海做做样子，还是苏联利用越南的海军基地威胁中国，我们都不会看得太重，因为我们的海军还相对弱小。但如果苏联利用越南从陆路动手，那么我们将奉陪到底。越军的实力怎么样？我们是一清二楚的。要对付也不难，我们只需要动员广东、广西、云南三省就足矣，那里总共有接近一亿人口……形象一点来说，苏联的战略好比一副杠铃，一头在太平洋和东南亚，另一头在中东。现在它为什么急于向印度洋伸手？就是因为连结这两头的关键在马六甲海峡。如果我们不去打破这种战略部署，那么苏联和越南就会赢得战略上的主动。一旦发生麻烦，他们随时能封锁这条要道。到那时，至少日本会陷入严重困境，你们在太平洋的舰队也不会好过。当然，我必须承认，他们这样做肯定主要是针对中国。不过，对中国来说，影响并没有那么大……我想再次强调的是，中国不是单纯从自己的利益来看待越南局势，但理所当然的是，我们必须从国家利益出发。”这番分析对于学者理解“准同盟”或“间接同盟军”的内涵极为重要。其透露出两个核心思想：第一，一旦中越关系恶化到中苏“大打”的地步，中方将独力抗衡，从未设想过会获得美国任何形式的援助，遑论采取共同行动；第二，尽管中方极力渲染苏联在东南亚的扩张会对美国造成损害，但中方也承认，两国的战略利益既有一致，亦有相当程度的差别，之所以要打破苏联的战略布局，最主要的考量乃是中国自身的利益。

厘清了这一点，就不难理解当所谓的“准同盟”在实践上成为可能时，中方为何反而变得谨慎乃至抗拒。1979年5月，鉴于美苏限制战略武器谈判陷入僵局，布热津斯基主动向中方提出：“让美国军舰访问中国港口，作为对苏联军舰进驻越南岘港的回答。”此举无疑试图“打中国牌”向苏联施压。不料，中国驻美大使柴泽民却告诉他，中国国内否决了这一建议。这令布热津斯基很是失望：“我听了有点恼火，便请柴想一想，中国这种反应究竟对谁有利？我还提醒他，过去中国方面总是说我们怕惹苏联。”

四、结论

在对越自卫还击战各阶段，中美都没有缔结过真正意义上的“准同盟”。但“准同盟”观点的代表人物基辛格认为，中美在此期间“不组成联盟却作为盟国一起行动”。在他看来，美国的支持甚至是决定性因素：“在指导对越反击战中，中国领导人显示出了对战略选择的精细分析、大胆执行和巧妙的外交。即使这样，假若没有美国的合作，他们也不可能‘摸老虎屁股。”然而，基辛格的经历却证明了“准同盟”之说值得商榷。据基辛格回忆，在1979年4月訪华时，邓小平向他透露：“我（从美国）回来后，马上就打仗了。但我们事先征求过你们的意见。我和卡特总统谈了这个问题，他作了非常正式严肃的回答。他给我读了一篇写好的讲稿。我对他说：‘中国会自己处理这个问题，有什么风险中国自己担。”基辛格还注意到，在1979年2月会见美国财政部长卢布门撒尔时，邓小平显然并“不同意”美方的观点，还对美国记者表示“有人害怕东方的古巴”。事实表明，中美之间的共识远未达到“准同盟”的程度。

因此，对于中方的判断，美方决策者始终表示反对。在劝阻未果的情况下，为免被误会是“同谋”，美方与苏联暗通机密，一方面对中方“明暗都批”，另一方面则对苏联“明批暗联”。因此，苏联不但早就得悉中方作战规模和时间都是“有限的”，而且很清楚中美之间的重大分歧。因此，苏联的克制恐怕并非如一些学者所言是慑于“中美同盟”而“不敢轻举妄动”。恰恰相反，这种隐忍乃是美苏暗通款曲的结果。据多勃雷宁回忆，万斯于1979年3月29日与其有过一次密谈。万斯透露，卡特认为美苏关系并非“无处不敌对”，两国“在许多地区能够具有并行不悖的利益”。

布热津斯基也忆述在中越冲突后相当长时间内，美方对于中美缔结“准同盟”一事“持谨慎态度”，直至苏联于1979年12月底入侵阿富汗后才有了变化。但正如有学者的研究指出，卡特政府虽在1979—1980年出台放宽对华出口管制和加强两国军事合作的政策，因美方有意“排除其中有助于中国国力迅速发展的内容”，这些措施大多有名无实。邓小平在回顾中美关系正常化十周年时，即指出：“十年来，特别是中美关系正常化以来，美国没有给我们一件像样的比较好的东西。”

里根于1980年当选总统后连番作出挑战一个中国的表态，这令邓小平意识到美方一部分人误解了“准同盟”的含义，以为“中国现在有求于美国”可肆意予取予求。在1981年1月会见美国共和党代表团时，邓小平以对越自卫还击战为例，说明中方素来奉行独立自主，决不会因为争取别国合作而牺牲自身利益：“中国人向来是根据自己的见解行事的……前年我们教训了一下越南。当时人们判断中国惹不起苏联。我说，这件事情是有风险的，有风险中国独立承担。结果我们还是做了。我讲这些，主要是说中国尽管穷和弱，但需要中国自己做的事情，中国是敢于面对现实的。据说老虎屁股摸不得，我们也可以摸一下……认为如果美国政府对苏联采取强硬政策，像台湾这样的问题，中国可以吞下去。吞不下去，不会吞下去的。如果真的出现这样的情况，由于台湾问题迫使中美关系倒退的话，中国不会吞下去……一旦发生某种事情迫使我们的关系倒退的话，我们也只能正视现实。”可见，“准同盟”是灵活运用外交策略的一种手段。中方并未考虑过将国家利益与他国战略捆绑，更不允许以前者为代价换取后者的合作。邓小平随后在政治局会议上说得更加透彻：“在国际关系中，现在比较形象的语言是打牌。打牌是个手段，用打牌来达到什么目的，我始终怀疑。我们要从政治角度考虑问题，不用打牌的方式。”

由于大国关系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影响，大国外交往往伴随着复杂的幕后博弈，绝非如传统叙述中连横合纵般泾渭分明。在1979年对越自卫还击战期间，中美苏三国的应对恰如其分地体现了这种波谲云诡的特征：中国在“联美抗苏”的同时，亦避免过分刺激苏联；美国在“暗助”之余，也趁势对华施压，同时与苏联互通机密；苏联一方面高调指责美国，另一方面则愿意携手合作。由于各方的战略利益呈现出“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格局，注定彼此无法建立“共同进退”的实质性同盟。因为这种实质性同盟的建立，无异于为他人火中取栗。也就是说，只有基于核心国家利益，在合作中保持底线，在对抗中谋求合作，才是大国外交运作的真实写照。

［陈力，历史学博士，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党史党建教研部讲师，

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全面从严治党研究中心研究员］

（责任编辑：杨宇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