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程 田进

摘      要：政府互联网服务能力建设是释放“放管服”改革效能，提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关键一环。本文以政府互联网服务能力影响因素为切入点，以277个地级市为研究样本，引入TOE框架，从整体上把握我国地方政府的互联网服务能力的发展现状及关键影响因素，以期为政府互联网服务能力构建一个全新的一般性解释框架。同时，也为“互联网+政务服务”的后续建设提供符合实际的经验借鉴及政策建议。

关  键  词：地方政府;互联网服务能力;电子政务;数字政府;TOE框架

中图分类号：D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8207（2023）05-0023-14

收稿日期：2023-02-21

作者简介：董程，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电子政务与数字治理;田进，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教授，研究方向为电子政务与公共政策。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网络公共事件中的社会心态分析与应对策略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9BZZ030;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数字化背景下地方政府互联网服务能力影响因素研究——基于TAM-TOE模型的实证分析”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202351215。

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科学技术的迭代创新以及互联网基础设施的不断更新升级，无论是国家经济发展观念、人们的工作生活模式亦或是政府管理与服务的方法策略都处于传统形式的打破与新形式的重构阶段。目前人们生活已全方位进入网络时代，网络所具有的便捷、快速和高效等特征使公众对我国政府的服务模式及服务效率有了更高的期待和要求。为了进一步提高政府部门行政效率，释放“放管服”改革效能，2016年《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明确提出要大力推进“互联网+政务服务”，打通部门数据壁垒，切实提高政府的网上办事能力及办事效率;在《中華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中，更是提出要深化政府“互联网+政务服务”，将数字信息技术充分应用到政府组织的管理与服务中，进一步加强政府的一体化在线服务平台功能。同时，中央针对“互联网+政务服务”工作相继出台了指导性文件，以推动政府治理模式转型升级，提升政府治理能力与治理水平。

学界对政府互联网服务能力的研究热度高居不下，汤志伟等人认为，互联网服务能力的本质是政府内外部信息整合过程，目的是提供更高质量的“以公民为中心”的公共服务，实现政府与公民间的无缝隙互动;[1]胡广伟、刘西涛分别从政府内部视角、[2]运用平衡记分卡、[3]层次分析法等方法构建不同的指标体系，以此对互联网服务能力进行全面系统的评估。在互联网服务能力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中，邓理、丁锐发现，政府部门工作人员的业务熟练度、敬业精神、工作能力、[4]纵向的业务整合能力、[5]行政效率、[6]电子政务基础、[7]经济发展情况[8]等因素对政府互联网服务能力会产生重要影响。基于目前我国政府的互联网服务建设面临跨部门间信息沟通交流不畅、[9]信息技术基础薄弱，统计数据缺失、数据不兼容[10]困境，费军、阎波等提出可通过更新技术与完善体制机制、[11]以“运动战”的逻辑，提高干部的重视程度[12]等对策化解互联网服务能力建设过程所遇困境，进一步提高政府的互联网服务能力。已有研究虽已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但仍存在进一步的延伸空间，具言之，一是部分研究从学理分析的视角切入，缺乏一定的数据支撑;二是部分研究视角的单一性也难以全面准确涵盖现实要素的复杂性;三是案例研究所得结论的普适性有待进一步考究。

从政务电子化到数字政府的20多年来，我国电子政务建设取得了卓越成效，目前全国已建成了省级网上政务服务平台，大力推行“码上办”“网上办”“掌上办”“指尖办”“异地办”“一网通办”“最多跑一次”等一系列政务服务改革，这不仅提高了政府透明度及服务效率，[13]也降低了政府的行政负担，提高了群众满意度，[14]一定程度上改进了政府与公众关系。[15]随着互联网的进一步普及，WEB2.0的完善、5G网络的迅猛发展，政府网上政务服务平台逐渐成为公众与政府沟通的主流渠道，政府的服务能力与公众对政府的印象和满意度直接挂钩，成为影响政府电子政务建设成败的关键一环。

二、政府互联网服务能力的内涵与研究框架

理解政府互联网服务能力的内涵可从政府公共服务能力和电子政务服务能力入手。政府公共服务能力隶属于政府能力的范畴，而学界通常使用《1997年世界发展报告：变革世界中的政府》中关于政府能力的定义，即政府能力是政府提供公共产品及公共服务的能力，[16]而关于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定义，李晓园、张序、王琳等人分别从政策的有效执行、[17]公共资源的合理调配与利用、[18]履行职能的条件与手段[19]等不同视角予以阐释。既有研究分别从政府内生与外显服务能力相结合、[20]信息技术的综合利用，依托网络资源提供新型服务方式、变革组织流程与服务内容[21]等不同侧重点对电子政务服务能力予以界定。基于上述观点，本文将政府互联网服务能力定义为：政府通过运用先进的信息技术，打破数据壁垒，实现资源整合与政务流程再造，创新公共服务方式，优化政务服务体系，实现政府自身高效运转与高质量供给政务服务的能力，主要包括透明化、精细化、智能化等特征。

政府互联网服务能力建设作为大数据、物联网和云计算等先进信息技术发展的产物必然会受到地区技术发展程度的影响。政府互联网服务能力建设属于政府主动对传统服务模式和手段的变革，其建设能力的高低同样受到政府自身因素的影响。现实中政府发展离开一定的环境都无法存在，正是因为外界环境不断地输入信息、要求，整个政府系统才得以运转更新，政府互联网服务能力正是多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将诸多因素纳入到一个研究框架内则能够更好地为政府互联网服务能力构建解释模型。而TOE（Technology-Organization-Environment）即“技术-组织-环境”框架为这种模型的构建提供了可能，TOE框架由学者托纳茨基及弗莱舍尔于1990年首次提出，最初用来研究组织创新采纳的影响因素，其认为组织创新的采纳除了受创新技术的影响之外，还受到组织本身的因素及组织外部环境的影响。[22]经过长期发展，TOE框架的应用范围早已拓展到诸多领域，从最初的组织创新到地区政策行为、[23]电子商务绩效、[24]高校图书馆对外开放，[25]从水务建设[26]到信息系统采纳、[27]客户关系管理，[28]近年来T0E框架在政府数据开放、[29]政府网站建设[30]等研究中应用较多，TOE框架考虑了组织内外部因素且加入了技术因素的考量，使其在不同的研究中都能够具有很强的适用性与可操作性。本文以TOE框架来分析政府互联网服务能力的影响因素，以期从中寻找影响政府互联网服务能力的关键因素，并提出切实可行的对策建议。

三、研究模型与研究假设

本研究从TOE框架出发，寻找影响政府互联网服务能力的相关因素，在此基础上构建政府互联网服务能力影响因素解释框架（见图1）。

（一）技术因素

政府互联网服务能力本身就是技术更新迭代的产物，而技术的发展程度与水平高低则是政府提供互联网服务的基础。政府所拥有的技术能力会对其互联网服务水平产生关键性的影响。[31]黄新华经过研究发现，互联网普及率与政府的管理能力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32]且使用互联网家庭比例会对政府的治理行动与治理手段产生影响。[33]同时，互联网普及率对促进电子政务发展、提高政府的公共服务能力起着重要作用。[34]通常而言，互联网基础越好，政府越善于采用自我变革的治理方式与手段以提高其互联网服务能力，越有助于提升政府自身的互联网服务能力。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1：互联网基础越好，则政府的互联网服务能力越强

政府要提供高水平的互联网服务，除了互联网基础外，更重要的是要投入大量具备互联网专业知识的信息技术人才为政府网站的建设运营提供专业指导。大数据、物联网、5G技术的迅速发展与快速普及使得政府不得不加速推动政府建立智慧化、智能化、一体化的政府在线服务新模式，从技术创新到平台建设再到业务流程再造及日常维护的每一步都需要高端知识技术人才提供专业化指导。胡广伟认为，人力资源是电子政务建设的核心因素，[35]现实中由于缺乏专业的信息技术人才，导致政府互联网建设与服务能力的提升进展迟缓甚至停滞。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2：信息技术人才越丰富，政府互联网服务能力越强

政府在自身运行过程中生成并保存了海量数据，这些数据与公众的日常生产生活密切相关。[36]大数据是政府互联网服务的基础，而开放数据又是大数据的基础，政府互联网服务能力建设过程中需要整合各部门数据形成政府的大数据库。[37]政府互联网服务能力的特征之一是实现政府内外部数据资源的高度整合，而要实现这种整合则需要政府建立统一的数据开放平台，利用此平台实现与公众的互联互通，从而提高政府在互联网上为公众服务的能力和水平。数据开放所带来的透明、高效、便捷与政府互联网服务的要求相一致，政府的数据开放程度俨然已经成为政府互联网服务能力的重要影响因素。基于此，本文提出下列假设：

H3：政府数据开放平台的建设程度越完善，政府的互联网服务能力越强

（二）组织因素

创新已成为一座城市竞争力的显著标志，更是城市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城市所具有的创新文化推动城市的转型升级及治理手段的迭代更新，政府互联网服务作为政府服务模式的一种创新，代表着未来政府的发展方向，同样与城市的创新文化密切相关。创新文化好的城市往往具有较为完备的创新环境，其创新能力、创新效率、创新成果转化率等都较高，也能为政府服务模式的创新奠定基础。创新文化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政府的创新意识，[38]创新意识强的政府会积极探索变革，勇于尝试引进新技术新设备来推动自身服务模式的网络化智能化升级。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4：城市创新文化越好，政府互联网服务能力就越强

政府组织在其管辖范围内需处理繁杂的工作任务，而哪些任务能够“脱颖而出”获得领导的高度重视，哪些事项就能够被提上日程并得到快速解决。在我国，领导注意力属于稀缺资源，领导对某件事情的高度重视可以强化对下级的纵向控制，从而确保政策“不走样”，减少政策执行偏差。[39]政府互联网服务能力建设若能得到领导的高度重视，在一定阶段内政府会对此投入大量资源推动项目落实，从而提高政府的互联网服务能力;反之，则难以提高其服务能力。鉴于此，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H5：领导对政府互联网服务建设重视程度越强，则政府互联网服务能力就越强

随着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城市可持续竞争力的重要性日益突出。可持续竞争力是指城市在发展自身优势的同时寻求系统优化，以满足公众持续提高的社会服务需求。政府互联网服务能力建设的初衷正是为了回应公众对政府提出的更高期待。城市的可持续竞争力对政府互联网服务能力建设有着重要影响，可持续竞争力越强，城市的活力与系统优化程度就越强，进而为政府互联网服务能力的建设提供了良好环境。同时，可持续竞争力越强，公众对社会服务的需求就越复杂，在一定程度上可倒逼政府提升自身的互联网服务能力。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6：城市可持续竞争力越强，政府的互联网服务能力就越强

（三）环境因素

政府行为除了自身因素之外，还受到同级政府间行为的影响，同级政府间由于利益对立充满竞争，而这种相互竞争对于政府行为的改进具有极大的促进作用。[40]为了在激烈竞争中争夺有限资源，政府会迅速采取与竞争对手相类似的行动。此外，政府为了有效降低风险成本提高自身行动的成功率，也倾向于在创新变革时借鉴其他政府的成功经验。[41]在政府互联网服务能力建设过程中，同样会有向经验丰富及建设水平高的政府学习借鉴的情况存在，这种政府间的同侪压力有助于取长补短，提升地区整体的互联网服务能力。此外，马亮认为，地理位置的邻近性是政府选取学习借鉴目标时的重要考虑因素，[42]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7：同侪压力越强，政府的互联网服务能力就越强

政府互聯网服务能力建设作为政府服务方式在信息时代创新升级的产物，信息设备的购买、政府网站的建设、维护、运营等都需要大量的财政支持。既有研究指出，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与政府互联网服务能力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43]且地区的经济发展程度是电子政务发展水平的主要影响因素。[44]基于此，本文认为地区的财政能力与政府的互联网服务能力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并提出以下假设：

H8：地区财政能力越强，则政府的互联网服务能力就越强

四、政府互联网服务能力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一）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本文之所以选取我国277个地级市（包含直辖市）政府互联网服务能力作为研究样本，理由主要包括：第一，相较于以省级的互联网服务能力作为研究对象而言，地级市的研究样本量更为充足，更容易满足统计分析的需要，降低因共线性等问题造成的误差;第二，相较于以县级政府而言，地级市的数据统计较为全面、准确，且大多数数据库均以地级市作为统计样本，数据获取较为方便，利于开展研究;第三，地级市的互联网服务能力建设更加完善，便于城市间开展对比;第四，地级市处于科层制体制的中枢位置，其互联网服务能力建设在省及县之间能够起到桥梁作用。

⒈因变量。本文把《中国地方政府互联网服务能力发展报告（2021）》中的各地级市互联网服务能力总排名作为因变量，该报告依托“政府互联网服务能力大数据监测平台”对地级市政府“多网、多端”进行全量数据采集，对地方政府的互联网服务能力进行综合评估，在被评估的样本中互联网服务能力差异较大，有10%的地级市得分处于领先发展类（85.39-100分）、54%的地级市处于积极发展类（73.41-83.59分）、32%的地级市处于稳步发展类（63.79-73.41分）、4%的地级市处于亟待发展类（0-63.79分）。

⒉自变量。出于因果机制的考量，本文自变量的数据均取自2020年的统计数值，自变量分为技术、组织、环境三个维度。

⑴技术维度包括：互联网基础、信息技术人才、数据开放平台。其中，互联网基础用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数/年末常住人口数予以衡量，数据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20》;信息技术人才用从事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职业的人数对数衡量，以减弱异方差，数据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20》;数据开放平台用复旦大学与国家信息中心数字中国研究院联合发布的《中国地方政府数据开放报告》予以衡量，建立虚拟变量，若政府建立了统一的数据开放平台则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

⑵组织维度包括：城市创新文化、领导重视程度及城市的可持续竞争力。城市创新文化借鉴伦蕊及代明的做法，[45][46]用《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20》中城市的专利授权数的对数予以衡量;领导重视程度的衡量标准为：若城市的“一把手”或“二把手”出任政府“互联网+政务服务”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则赋值为“1”，反之则赋值为“0”，数据来源于各地方政府网站;城市的可持续竞争力用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与竞争力研究中心发布的《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No.18》中的“中国城市可持续竞争力”排名予以衡量。

⑶环境因素包括：同侪压力与地区财政能力。其中同侪压力借鉴余丽甜的研究，[47]用省内其他地级市互联网服务能力的均值予以衡量，数据来源于《中国地方政府互联网服务能力发展报告（2021）》，其具体计算公式为：

peer_capacity-=

（peer_capacity-表示s省除了m地级市之外其他地级市政府互联网服务能力的均值;∑Nscapacitys表示的是s省内所有地级市政府互联网服务能力的总和;capacity表示的是s省内m地级市政府的互联网服务能力;Ns表示s省内所有地级市的个数）。需要特别予以说明的是，直辖市由于本身的特殊性，其同侪压力用其自身的互联网服务能力得分予以衡量;财政能力用城市人均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对数予以衡量，以减弱异方差，具體计算方式为：城市公共预算支出/城市常住人口数，数据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20》。

⒊控制变量。为减轻遗漏变量对结果造成的偏误，以现有研究为基础，在统计模型中引入城市级别作为控制变量，具体操作为：若城市为直辖市、省会城市或副省级城市则赋值为“1”，其他普通地级市赋值为“0”（见表1）。

（二）计量模型

基于上述理论分析及提出的研究假设，以搜集到的277个地级市的相关数据为基础，探究影响地方政府互联网服务能力的相关因素，本文构建如下计量模型：

其中，m表示地级市;capabilitym表示m地级市的互联网服务能力;foundation、labor、open分别代表地级市的互联网基础、信息技术人才与数据开放平台建设情况;innovation、leader、sustainable分别表示地级市的创新文化、领导重视程度及可持续竞争力;peer_capability_m）表示省内除m外，其他地级市政府互联网服务能力的均值;finance表示地区的财政能力;level表示城市级别;ε为随机扰动项。

（三）描述性统计与相关分析

⒈描述性统计。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2）显示，277个地级市的政府互联网服务能力的平均分为76.4，最高分为89.71，最低分为55.65，标准差为6.543，这表明地方政府间互联网服务能力差距明显，地区发展极不平衡，从整体层面看，我国地方政府的互联网服务能力仍存在较大的发展空间。统计样本之间的差异说明观测数据之间具有一定程度的离散性，方便观测，有利于下一步的统计分析。

⒉相关性分析。相关性分析显示，互联网基础及财政能力这两个自变量的相关关系未达到显著性水平，初步说明相关假设可能不成立，但需做回归分析进一步检验，其余自变量均在1%水平上显著，适合进行回归分析，且创新文化（r=0.502，p<0.01）、可持续竞争力（r=0.542，p<0.01）、同侪压力（r=0.689，p<0.01）的相关系数均大于0.5，说明政府的互联网服务能力与这些变量之间存在高度正相关（见表3）。但对因变量的影响程度则需后续做进一步检验。同时，为了避免存在多重共线性而对回归结果造成误差，本研究进一步进行了多重共线性检验，学术界一般参照Hair（1995）所提出的多重共线性诊断标准，即当自变量的方差膨胀系数（Variance Inflation Factor，VIF）值小于10、容差（Tolerance）的数值大于0.1，则可认为不存在共线性问题。结果显示，本文自变量的VIF值均小于10，且Tolerance值均大于0.1，说明本研究的自变量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可进行后续回归（见表4）。

（四）回归分析

使用OLS（Ordinary least Square）对构建的模型进行多元回归，回归结果见表5。具体而言，模型1是对技术维度的三个变量进行回归;模型2包含了组织维度的变量;模型3则是环境维度变量的回归结果;模型4是技术维度及组织维度的变量组合而成;模型5由模型1及模型3组成;模型6由模型2及模型3构成;模型7则是纳入所有变量进行回归。回归结果显示，各模型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P<0.01），且总回归模型的R2经调整后达到0.574，大于任何一个分回归模型的值，能够解释57.4%的数据变化，说明模型的拟合优度较好，反映出本文构建的解释模型对政府互联网服务能力有较强的解释力度，同时也从侧面反映出政府的互联网服务能力是多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见表5）。具体到每个变量而言，在7个回归模型中每个解释变量会出现4次，为了避免伪回归及数据偶然性等因素对最终结果造成误差，增强结果解释的稳健性，在韩啸等人研究的基础上，本文的解释变量在4个模型中只有通过两次及以上的显著性检验才可认为此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有显著影响。

⒈技术维度。技术维度下的互联网基础只在模型4中通过了10%的显著性檢验，说明互联网基础对政府互联网服务能力的影响并不显著，即H1未通过;信息技术人才在模型1和模型5中都达到了1%水平上的显著，说明城市的信息技术人才越多越有利于政府的互联网服务能力建设，H2得到验证通过;数据开放平台在模型1和模型4中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在模型5和模型7中通过了5%的显著性检验，说明政府的数据开放平台建设对政府互联网服务能力有显著影响，故H3通过。

⒉组织维度。组织维度下的创新文化只在模型7中通过了10%的显著性检验，说明城市的创新文化对政府互联网服务能力的影响并不显著，故H4未通过;领导重视在模型2和模型4中通过1%的显著性检验，在模型7中通过5%的显著性检验，说明领导重视对政府互联网服务能力建设具有显著影响，即H5通过;城市的可持续竞争力在模型2、模型4及模型6中均通过1%的显著性检验，在模型7中通过5%的显著性检验，说明城市的可持续竞争力对政府的互联网服务能力建设会产生显著影响，故H6通过。

⒊环境维度。环境维度下的同侪压力在模型3、模型5、模型6及模型7中均达到1%水平的显著性，说明省内同级政府之间的竞争压力能够促进政府互联网服务能力的发展，故H7通过;财政能力在模型7中通过5%的显著性检验，在模型6中通过10%的显著性检验，但值得注意的是，finance的回归系数为负值，与假设相反，故H8不通过。笔者认为可能的解释主要包括⑴存在地级市地广人稀，但人均预算支出与人口密集城市相当的情况，例如鄂尔多斯、克拉玛依、乌兰察布等城市与北京、上海、深圳等城市的人均预算支出不相上下，但这些城市政府的互联网服务能力却相去甚远;⑵预算支出多≠互联网服务能力建设投入占比多，政府的预算支出要通盘考虑全面谋划，可能最终用于政府互联网服务能力建设方面的资金投入较少。

控制变量城市级别通过1%的显著性检验。综上所述，通过回归检验可知，假设2、假设3、假设5、假设6、假设7通过，假设1、假设4及假设8未通过。

五、结论与讨论

本文以全国277个地级市为研究对象，引入TOE框架，构建OLS回归模型，在技术、组织、环境三个维度内寻找地方政府互联网服务能力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第一，环境维度对政府互联网服务能力的解释力度最强，技术维度次之，组织维度的解释力度最低;第二，在技术维度中，信息技术人才、统一数据开放平台对政府互联网服务能力建设具有极大的促进作用，政府数据开放平台的影响更显著，互联网基础与互联网服务能力之间不存在显著关系;第三，在组织维度中，领导高度重视及城市的可持续竞争力与政府互联网服务能力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城市的创新文化对政府互联网服务能力建设不存在显著作用;第四，环境维度中的同侪压力对政府的互联网服务能力会产生正向影响;第五，财政能力与政府的互联网服务能力之间呈负相关关系;第六，城市级别是政府互联网服务能力提升的重要驱动力。

针对上述研究结果，本文提出以下对策建议：

首先，要加大对信息技术人才的投入力度。政府互联网服务能力建设要大力依靠大数据、物联网、区块链等先进的信息技术，而这些先进的信息技术需要专业的信息技术人才操作，信息技术人才可在政府互联网服务能力建设过程中采用前沿技术，提供专业技术指导，同时为政府网站的日常运营、bug修复、更新迭代等工作充当智库，政府应提高信息技术人才的薪资待遇，提高岗位吸引力，为政府互联网服务能力建设提供充足的人力保障。

其次，应加快建设统一的数据开放平台，实现部门联动与数据整合，让便捷快速高效透明的数据开放平台为政府互联网服务能力的提升奠定坚实基础。要高度重视组织领导的作用，对于政府互联网服务能力较薄弱地区“一把手”应“身临其境”将此工作作为中心工作亲自抓，加大预算支出比重，建立资源长效投入机制及考核反馈机制，推动政府互联网服务能力建设取得实质性发展和长足进步;政府应重视城市的可持续竞争力，要在涉及城市可持续竞争力的各领域持续发力，为政府互联网服务能力建设提供良好的组织环境。再次，研究结果表明同侪压力是影响政府互联网服务能力的关键要素，因此各地级市政府在提升自身互联网服务能力的同时应多向同级政府学习借鉴成功经验，提高成功率，降低试错成本，达到在提升市级政府互联网服务能力的同时提升整个省级政府的互联网服务能力的目标，最终实现国内整体政府互联网服务能力的大幅度提升，从而为数字政府与数字中国建设打下坚实基础。

本文充实了现有关于政府互联网服务能力建设的研究框架，首次将城市的可持续竞争力、政府的数据开放平台等研究热点作为变量纳入统计模型，证明政府的互联网服务能力是多重因素叠加作用的结果，现实生活中政府应从多渠道多视角寻找提升其互联网服务能力的路径方法。本研究首次发现人均预算支出与政府的互联网服务能力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这与我国天然的人口分布与地区吸引力密不可分，也提示政府只单纯地增加预算支出对互联网服务能力建设可能收效甚微，更重要的是要增加在互联网服务能力建设方面的支出比重，只有这样才能切实提升政府互联网服务能力。

本文也存在一些局限性，首先，影响政府互联网服务能力的因素有很多，本文囿于篇幅及变量衡量方式，在设计过程中可能遗漏了某些会对政府互联网服务能力产生一定影响但未被纳入模型的变量，未来会继续寻找这些变量合适的衡量方式，并探究与政府互联网服务能力之间的关系;本文采用的是截面数据，未能将时间序列因素考虑在内，未来可考虑使用面板数据来探究互联网服务能力的影响因素，下一步可结合问卷调查、访谈、案例分析等方法，进一步检验充实现有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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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刘家彤）

Abstract：The construction of government Internet service capacity is a key link to releasing the reforming efficiency of“delegating power，delegating power，regulating services”and improving the government's public service capacity.In this article，we take 277 prefecture-level cities as our research samples and introduce the TOE frame-work to capture the development status and key influencers of the Chinese local government's Internet service capability as a whole，with the aim of constructing a new general interpretive framework for the government's Internet service capability.As well as providing practical experience and policy suggestions for the follow-up construction of“Internet plus government services”.

Key words：local government;internet service capability;E-Government;digital government;TOE framewor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