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游力亮

自2016年民进党赢得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一幅“绿色铁幕”就逐渐笼罩在台湾上空，表现为民进党钳制岛内舆论，滥用权力介入政党斗争、纵容其豢养的“网军”肆意抹黑在野党，并且对台湾民众进行“认知作战”，以此为其施政极力辩护。随着时间的推移，民进党对岛内民众认知作战愈发娴熟、手段也愈发多样，并且迅速将认知战运用到2024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中。

一、民进党选举认知战手段

“认知域”(Cognitive domain)概念最早由美军于2001年提出，包括人的知觉、理解力、信念、价值观、判断和决策等心理和精神维度，而在认知域的作战就是对人心理和精神上的争夺。然而，认知作战概念并非是一成不变的，有一个不断发展和完善的过程。根据目前学界普遍接受的定义，认知战本质是通过己方信息渠道优势地位，垄断、操纵、扭曲信息和舆论，最终摧毁敌方人员认知基础，达到攻心夺志战略目的。具体而言，民进党在2024年选举中以台湾民众为这一战术施展对象，大致运用了以下4种手段。

(一)“贼喊抓贼”：成立“认知作战防范项目小组”抢占“舆论高地”

2023年3月，民进党宣称由于近来攻击赖清德身世、家人的不实传闻越来越多，为反制认知作战，民进党将跨部门组成“认知作战防范项目小组”，以便第一时间以图卡、短影音及新闻稿等多元途径和方式快速澄清，从而破除来源不明的造谣抹黑及不实谣言。小组名义上是快速澄清与鉴定所谓“认知作战”，实际上却是将公权力与政党力量相结合，以此反击不利于民进党及其参选人的信息。从目的上看，由于话语架构和意义生产一直是民进党认知作战主要内容，因此成立“认知作战防范项目小组”后，民进党能够得心应手地进行话语竞争和意义争夺，进而为其后续“认知作战”提供所谓“正当性”，最终达到“合法化自我”和“非法化他者”的政治目的。其中典型例证就是民进党在选举期间将祖国大陆诸多反“独”促统与维护国家利益正当之举，进行概念混淆与错误解读，以此形成“恐中”与“抗中保台”舆论氛围，最终骗取部分台湾民众选票。

(二)“偷梁换柱”：通过诸多渠道散布事实替代型谎言

民进党2016年在台湾执政后，台湾社会就逐渐笼罩在民进党的谎言阴影之下，而散布政治谎言也成为民进党认知作战重要手段之一。2024年选举中，民进党面对不利于政党及其候选人的信息，就会借助诡辩、狡辩等伎俩，通过隐瞒部分重要事实，或者捏造虚假信息替代既有事实这两种手段制造政治谎言，从而让台湾民众接收不完整或者杂糅了谎言的信息。在政治谎言影响下，台湾民众容易对选举情势、现实政治产生片面理解，从而在认知层面产生偏差，最终降低民众对民进党的反感甚至是惩罚意愿。例如，国民党民意代表王鸿薇依据屏东县县政预算对民进党进行指控，指出屏东前瞻建设棒球场造价高达25.8亿元新台币，不仅财务评估要100年才能收回成本，而且中标厂商独董是新潮流系陈金德。对此，民进党却称在野党歧视屏东，民意代表刘世芳伪称棒球场经费是7.5亿元新台币，并且指责国民党是在“断章取义”。总体而言，面对不利于民进党的各类消息，民进党会以编织事实替代型谎言为手段，并且通过狡辩、诡辩方式进行认知作战。

(三)“攻心为上”：借由情感叙事对民众进行情感框定

无论是从政治层面看，还是从战略层面考察，情感叙事与情感框定在认知战中的影响力都在逐渐提升。2024年选举中，情感叙事成为民进党干扰民众认知、引发民众同情与打击政治对手关键手段。例如，发生在新北市的“喂药事件”，事情起因是新北市板桥某幼儿园疑似教师喂食幼儿三级管制药品。对此，民进党政治人物与其豢养的“网军”相互配合，以小主位讲述大事情，以小和大的强烈对比和直线延续语篇模式，凸显幼儿的可怜无辜，从而使情绪发生大面积感染，最终让喂药疑虑在全台湾蔓延。尽管经过更为严谨的质谱仪检测，证实了喂药案是子虚乌有，但由于民进党将矛头指向新北市市长，对国民党候选人侯友宜的民调造成严重冲击。由此可见，民进党制造情感叙事文本，通过绿色媒体与“网军”进行内容呈现与情感传播，从而使得某些情绪像“病毒”一样感染台湾民众。

(四)“挑拨离间”：营造国民党内部失和政治氛围

2024年选举造势初期，民进党就透过绿色媒体及“网军”持续散播所谓国民党内部派系失和新闻。例如，“自由时报”、三立新闻以及部分自媒体账号频繁抛出“换侯说”“侯韩不和”“蓝营分裂”等消息，炒作所谓国民党内部政治斗争剧烈、派系不和消息。从目的上看，民进党这一行径既是试图挑拨国民党派系间的关系，也是为了给国民党贴上“内部不和”“内斗内行”标签，促使台湾民众将注意力聚焦在国民党的各方动向，从而忽略民进党的施政乱象。同时，标签具有定性导向作用，当国民党被贴上“内斗不和”标签，台湾民众可能会向标签所喻示的方向进行判断，并以此为基本认知框架做出“印象管理”，从而影响民众对国民党候选人的印象。简言之，民进党此举是一种通过捏造在野党负面新闻的“贴标签式污名化”行为，以期影响在野党及其候选人形象。

民进党选举认知战手段多样。手段是机理的外化，机理是手段的基底。在本质上，民进党的选举认知战离不开其对岛内舆论的操控，虚假信息成为其认知战的“大规模分散性武器”。

二、民进党选举认知战特点

为赢得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民进党认知作战花招频出，俨然成为选举“神兵利器”。

(一)议题引导

民进党选举认知战主要特点之一是提供经过处理的资讯，进行议题引导与话题炒作。通过运用虚假信息、扭曲事实、混淆概念等方式对某一议题加以引导，企图改变民众对某个事件或某一政党的认知，最终改变民众行为。民进党在信息投放时间和选择目标投放人群方面有一整套完整规划。例如，当祖国大陆为防范生物安全，选择禁止台湾芒果输入时，45%台湾民众认为台湾农业主管部门负责人陈吉仲应负最大责任，19%台湾民众认为蔡英文要负最大责任。面对滔滔民意，陈吉仲诡辩称该禁令影响不大，并且绿色媒体及“网军”为其辩护，将祖国大陆正当之举“污名化”为“认知作战”，并向特定人群进行“信息轰炸”。

(二)多元主体参与

在民进党施展的选举认知战中，议题生产与传播、政治谎言制造与投放通常由多个主体协同参与。在近8年施政过程中，民进党关停了中天电视台，造成反对民进党的声音很难透过公共媒体平台传播，从而使民进党更易控制媒体、钳制岛内舆论。因此，2024年选举民进党已然垄断公共媒体平台、控制自媒体与新兴传播基础网络，并且在公权力部门、附随性智库、绿媒名嘴及“网军”之间形成复调传播闭环。在民进党操控下，由多元主体参与的认知作战能够通过多种渠道和形式对特定价值观念与政治谎言进行洗脑式反复申说。正如民众党参选人柯文哲所言，民进党这类认知战是“一条龙的作业”，从PTT、媒体、名嘴“一路打”。

(三)时空动机立体

从空间看，民进党选举认知战第一层作用空间是公共媒体、社交媒体和其他信息传播平台。第二层作用空间是台湾民众大脑。从时间角度考察，民进党选举认知战可以是追求迅速爆破的短期行动，也可以是长期涵养的“洗脑”行为。前者能够迅速改变某个不利于民进党的事件或加强不利于在野党的政治新闻，后者则能够潜移默化引发台湾民众对在野党的质疑及反感。民进党选举认知战通常是一套“组合拳”，可以连续发动，既可以针对某个候选人、某个在野党，也能够针对广大台湾民众。

三、民进党选举认知战对台湾发展的危害

民进党在选举中的认知作战追求对民众造成持久认知效应，旨在改变民众思想，已经对台湾政治发展与社会发展造成了严重负面影响。

政治发展层面。其一，民进党深度操纵与滥用权力与政治问责原则相抵触，缺少在野党有力制衡会对台湾政治制度运行产生不利影响，甚至造成民主衰败。其二，真实信息与事件事实为公共讨论提供了空间，也会促进民众政治参与。然而，民进党捏造的政治谎言，不仅会妨碍民众政治参与，使民众无法有效监督执政，还会造成“民粹主义”“反智主义”兴起。其三，民进党滥用话语权力的体制性保障，运用各种社会规训机制，如区分(压制抹黑在野党、奖励绿媒)、排斥(规定、准则、条例)、评论等，进而将民进党政党利益与行政、规制部门“权力意志”非法“合体”，实质上是对台湾民众实施威权管理或威权操纵，长此以往台湾民主将会进一步倒退。

社会发展方面。其一，民进党构建的“绿色铁幕”会压制、挤占公共话语资源，使民进党形成社会话语权力绝对优势方，导致民进党强制性攫取更大社会话语权，从而造成社会话语权结构失衡，最终加剧激化台湾社会矛盾。其二，民进党选举认知战严重破坏台湾民众言论自由。民进党一方面提供虚假信息和散布事实替代型谎言；另一方面封杀不利于民进党的自媒体账号，严重侵犯了台湾民众知情权和发言权。其三，台湾民众深受民进党及“网军”“信息轰炸”，将逐步消解台湾民众精神层面的思考自主性与实践层面的活动经济性，进而造成台湾民众社会分工差异与相互之间依赖程度不断降低。长此以往，台湾丰富的社会情景将会逐渐趋于简化与同质，最终使得台湾社会从“有机团结”倒退回“机械团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