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苗

摘要：阿来的《尘埃落定》以傻子少爷的第一人称视角展现了西藏某末代土司家族部落从繁荣到灭亡的生存状态。阿来选择用傻瓜人物作为人物视角叙述故事，反映出其背后更加深刻的意蕴。本文将以第一人称回顾性视角和部分视角越界现象对“傻瓜”的人物形象进行分析。

关键词：《尘埃落定》  第一人称叙事视角  人物形象

阿来曾说，他想让他的作品传达给读者的是一个真实的西藏，不仅仅是雪域高原、布达拉宫，更重要的是读懂藏族人民的眼神。于是，在《尘埃落定》中，读者读到了一个特殊的、更加细致的藏族土司家族的生活。

叙事视角，是作者塑造人物形象十分重要的一个工具，尤其是长篇小说的创作，作者对于视角的选择也在一定程度上对读者的解读产生影响。

傻瓜视角下愚者与智者身份的重叠性

《尘埃落定》中作者将人物分为两个阵营：一类是以第一人称视角为中心的“我”（即傻瓜），另一类是其他的正常人。按照文中的逻辑推及至现实意义来叙述，正常人所做的事情都是符合标准并且正确的。而文中的“我”似愚非愚，甚至比正常人做的决定更加精准。从这一行径来看，愚者和智者的双重身份在其身上得以充分显现。

外在表现的愚者。《尘埃落定》叙述的第一小节“野画眉”中，以叙述者“我”——傻子少爷的视角展开。之所以阿来以“傻子”的视角展开叙事，首先，是依据文本的现实因素，作者赋予这类人物形象以“傻子”的身份叙事。如在“我”的视角下反复出现的话语“我是个傻子”“那个傻子就是我”[1]。同时作者通过“我”的交代，告诉读者“我”为什么是个傻子。一是因为“我”13岁才开始记得事情，结合现实情境来看，发育迟缓显然是处于一种不正常的生理状态。二是“我”的先天基因也处于不正常状态，父亲过度饮酒后与母亲结合才有了“我”。其次，从思维方式来看，在“我”的视角下，所叙述的事情都是跳跃的、无逻辑的、碎片化的。准确地说是“我”所说的话是随心所欲的，眼睛看到什么嘴巴就说什么。典型的是在《白色的雪》这一节，烧制鸦片的过程中，在看到一只老鼠从屋顶掉落，被熬制鸦片的人残忍戏弄的这一场景之后，他看到天空的白色云朵，会指着他的母亲说她吃了老鼠。这种跳跃混乱的思维，出现在一个13岁的孩子口中就是很明显的“傻气”的表现。于是，这里读者接收到的是作者通过傻子的视角提供的第一层信息——他无疑是一个傻子。我们不需要留意细枝末节，而是确认他天生就是傻子。但是，作者的笔并没有由此写下去，跟着傻子的视角，读者会发现第二层信息，正常人做出了错误的决定，傻子却给出正确的答案。

内在蕴含的智者。在《尘埃落定》中作者为读者设置了一个陷阱：当我们已经认定作品中的“我”是一个傻子时，这个人物的另外一番表现又让我们叹为观止。

首先，从他能预感到将来要发生的事情来说，无论是大的事件——比如作为傻子的“我”在起始就可以看到整个土司家族最终会烟消云散的状态；还是小的事情——比如两个土司之间的战争、自己的姐姐从遥远的英国回来、自己的哥哥被仇人杀死，他都像一个先知一样，准确地预感到将来要发生的事情。其次，从他的所作所为来说，他的决定果断又正确，尤其与他哥哥进行参照时，他的提议都显得比他的哥哥更有远见。如在种罂粟大获银元之后，关于是继续种还是改种麦子的决定上，傻子比哥哥更快地领会到父亲命令的真正含义。甚者在饥荒的时候他开仓放粮，收获了一大批子民及他的漂亮妻子，他的表现都出人意料。这一部分作者结合了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写作手法，通过类似于先知、预言者这样带有神秘色彩的特点融入到傻子少爷这个普通的人物形象中，使其成为一个“大智若愚”的新形象。

从另一个层面来看，傻子是先于历史变化的人物，有学者说：“傻子视角的叙述代表的不是理性主义的叙述，而是不可预知的对历史的超越。一方面，历史是命定终结的；另一方面，傻子一人超乎历史之外看到历史之中歧义丛生，看到整个历史文明的命运与劫数。”[2]于是，小说中的傻子的本质被作者认定又颠覆。愚与智的双重身份，傻子的超常举动，虽然《尘埃落定》中的傻子“并没有显示出如《狂人日记》中的狂人一般的非常态逻辑”[3]，但是傻子的决定却能力挽狂澜。作者借用傻子打破常规，回应了一个跨越了一百年的问题：“从来如此，便对么？”[4]。所谓的正常人都是复杂的，因为要处理各种各样的事务，厘清乱七八糟的关系网，所以要掩盖真实的自己。但傻子不一样，他的世界通透又单纯，他可以不被枷锁束缚，内心达到一种真正的平静。这是超越正常人的更高的一种境界。

作者通过傻子视角的叙述，两重身份在“我”身上展示出来，意图打破传统定义里的明智和愚蠢，一种新的祛魅模式在文本中展开。尽管《尘埃落定》中的傻子不像是鲁迅的“狂人”那样，让读者感受到迎面而来的对封建礼教的冲击，但是一种更宁静更沉重的氛围通过傻子向读者传达出来。

视角的越界让人物形象由扁向圆趋近，产生戏剧效果

叙事学中关于视角的討论以及分类说明：文本中的叙事视角应尽量保持统一。每个视角传达出来的信息不同，而全知视角像是上帝一样可以洞悉一切人物的发展走向和心理活动，叙述者知道的远远多于文本中的人物。而第一人称内聚焦则可以带领我们走进人物的内心，更加真切地体会人物的感受，产生共鸣。

每个视角所具备的功能不同，一部作品中如毫无规则地运用视角，就会使作品逻辑混乱，人物形象不完整，读者的接受程度大大下降。在长篇小说的叙述中，作者一般会选用全知视角来讲述一个庞大的故事，宏大的主题需要可以洞察每个人物内心的“上帝”，但是在《尘埃落定》中，作者选取的是文中反复提起的第一人称回顾性视角。但用一个人的眼睛去看整个家族的兴衰是很局限的，所以作者在这里选择热奈特所说的“聚焦方法不一定在整部作品中保持不变”[5]的原则让视角进行“越界”，也就是在第一人称视角的同时穿插着全知视角。在一般人物的故事中，如果这两种视角交替使用，会让整个文本混乱不清，而在《尘埃落定》之中，作者选用的人物是一个傻子，因其本身就是混乱的，而作者在他混乱的身上，还赋予了“先知”“神”这样的意味，而“神”是感知一切的一种存在，所以这里的越界出现在一个傻子身上就有一种负负得正的效果，人物形象的特质就是一个关键问题。人物形象为视角提供载体，视角使人物形象更加饱满。在这视角的越界之下带来的显著变化，就是扁平人物形象往圆形人物方向趋同。

首先，傻子在传统意义上来讲，不像正常人一样复杂，他所有的举动、说的话，只有一个特征——傻，除此之外再无其他。就像影视剧里经常出现的“汉奸”形象，观众只要一想到这类人物总是能想到他们背叛组织，在敌人面前卑微讨好的唯一形象，而《尘埃落定》中的主人公就是以我们普遍观念里的傻瓜而存在。关于傻子这一类人物，因其本身特点，我们可以对应到福斯特所概括的人物形象中，其属于扁平人物。“他们是事先定制的发光的小圆盘，在虚空或群星间像筹码般被推来推去，随便放在哪里都成，绝对令人满意。”[6]这里解释了扁平人物形象的观念或者气质是相对单一的，作为扁平人物的角色，很容易被观众记住，但当扁平人物所包含的要素逐渐大于1时，那条扁平的线就会趋于圆形。那么，“对圆形人物的检测方法就是看它能不能以可信的方式给人以惊讶的感觉”。[7]在《尘埃落定》中，“傻子”原本是一个单一的符号形象，他的特质是固定的，作者在文本中向他的人物形象不停地填充要素，使他逐渐地不仅仅只拥有一个傻的特质，也拥有了聪明的特质，让他的人物形象更丰满，让读者感到意外，这一切都包含在视角的越界中。

其次，如单从“我”的视角来看，“我”被定义为傻子，那么“我”就是一个傻子，但当视角越界到其他人的世界里，“我”就发生了改变，从其他人的行为中，“我”变得不那么傻了，那么“我”的人物形象就圆起来了。如果，我们只是简单地通过固有的思维认定傻子形象，或只借助傻子的视角来认识傻子，与其他人物事情毫无关系，那么傻子的形象可能会产生扁平人物本身的一些效果，但是遠远没有他成为圆形人物所激发的多重复杂结果。而在这部作品中一种特殊的氛围下，正常人和傻子都逃脱不掉“悲剧性的毁灭”，这种毁灭不单单是个人的生死，更是一种家族制度的瓦解。他的戏剧性在于，傻子面对死亡的坦然，面对生存环境被占领的接受，比起正常人更加具有智者的清晰头脑，智者形象再一次被凸显，这也就是一个圆形人物带来的独特意义。

最后，由于作家本人民族的特殊性，他在文本中呈现的也是一个拥有着藏族宗教思维的世界。宿命轮回、因果报应都是可以体现出来的，“我”所预见的家族的湮灭，是因为父亲一时的情欲为家里招来了灭顶之灾。这种想法是属于这个宗教特点的，它是非理性的。作者塑造的这个人物——傻瓜，他在面临自己最终要被杀死的情况下，是淡然超脱的。这一切都回应了主题“尘埃落定”，这也算是对作品主题一种最好的阐释了。

结语

在文中傻子第一人称视角下，读者目睹了他这短暂的一生，从13岁开始记事，到最后尘埃落定安静消亡，我们能感受到这个人物形象传达给我们的是除去了一切杂念的比正常人更加纯洁通透的智。这种智慧，是一个非正常的个人和一个正常的群体的一种无形较量。作者用不同的手段去饱满人物形象充盈整个作品，让读者重新思考傻瓜，重新定义“傻”，引导读者对于人物思考的新方向。这部小说在人物形象上的贡献为之后的文学研究提供了更多的参考价值。

作者单位：喀什大学人文学院

参考文献

[1]阿来.尘埃落定[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9.

[2]陈思广.阿来研究一[M]. 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 2014.

[3]林瑞艳.宗教感与现代性的悖论冲突——《尘埃落定》叙事视角分析[J]. 2013期号.

[4]鲁迅.呐喊[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7.

[5]热拉尔·热奈特.叙事话语 新叙事话语[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6][7]EM·福斯特.小说面面观[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