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 威 韩雨霏

（华中师范大学，湖北 武汉 430079）

一、研究问题的提出

党的十八大以来，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成为新时代民族工作的主线， 也是当下学术界研究的热点问题[1][2]。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关键在于增进文化认同[3]，如何增进各民族的中华文化认同呢？ 需要依托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很多学者指出，民族认同与文化符号之间联系密切， 比如史密斯认为民族是建立在神话和记忆等文化符号上的共同体[4]，安德森甚至认为民族就是“符号共同体”[5]。 因此，发掘和利用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有利于推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构建中华民族共享的精神家园。 本研究以铜鼓传说为例，关注其与西南少数民族日常生活的互动关系，深入挖掘铜鼓传说与中华文化认同的内在关系，进而探讨民间传说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的重要作用。

1980 年，第一次古代铜鼓学术讨论会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召开， 揭开了铜鼓文化研究的序幕。随着多学科的介入、研究方法的创新以及研究领域的拓展， 目前我国的铜鼓文化研究呈现出蓬勃发展之势，积累了丰富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历史学、考古学和艺术学领域，侧重关注铜鼓起源、铜鼓铸造、铜鼓类型、铜鼓的社会功能、铜鼓艺术等问题①。 具体的文本研究对象——铜鼓传说，则尚未形成系统的研究脉络， 现有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如下几方面：首先，铜鼓传说类型研究。 蒋廷瑜从故事主题出发， 将铜鼓传说划分为铜鼓来源传说、 铜鼓神威传说和铜鼓通人性传说三种类型[6]；张东茹则根据古代文献中的铜鼓传说记载，将其分为铜鼓来历传说和铜鼓神异传说两类，而在现代口头资料中则主要有征服自然、 社会斗争以及道德、伦理与信仰观念等传说类型[7]；安琪则借助南宋以来文献典籍和口传资料， 就“汉臣赐鼓” 类传说的形成演变过程以及背后的社会文化内涵进行探讨和动态研究[8]。 其次，铜鼓传说与少数民族习俗的讨论。比如，陈金文分析了铜鼓战胜妖魔鬼怪、旱涝灾害等超自然现象的神奇、灵异传说， 得出铜鼓在古代社会是西南少数民族压胜仪式中关键镇物的结论[9]。 最后，分析东南亚地区铜鼓传说类型及其与中国西南地区的关系。比如，在老挝、泰国[10]、印度尼西亚[11]和缅甸[12]都广泛流传着铜鼓传说，这与中国铜鼓文化的辐射密切相关。

综上所述， 可以发现已有的铜鼓传说以文本研究为主， 探讨传说类型以及分析传说背后的文化意义与民俗内涵。 本研究以西南少数民族日常生活语境为主， 将铜鼓传说与中华文化认同结合起来，从历史渊源、社会基础和文化特质三个视角探讨铜鼓传说何以成为西南少数民族表达、 建构和增强中华文化认同的重要方式， 以期深化民间传说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探讨，也能为现实民族工作开展提供一些学理建议。

二、铜鼓传说与西南少数民族日常生活

考古研究表明， 西南少数民族的铜鼓最初是由作为炊具的铜釜演变而来，逐步发展成为乐器、礼器和祭器[13]。 关于西南少数民族铜鼓起源的问题，历来争论很大。 近些年的考古研究证明，铜鼓的早期形式是万家坝型铜鼓[14]，最早可以追溯到云南中部偏西一带[15]，之后随着民族迁徙和经济文化交流，铜鼓传播到周边省份，甚至远到东南亚地区。在历史传承和发展过程中，铜鼓逐渐成为西南少数民族重要的文化标识。同时，也产生了许多流传广泛、影响深远的铜鼓传说，这些传说成为西南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并融入到西南少数民族日常生活中，同当地的节日、仪式相结合，深刻影响了西南少数民族的文化体系。

（一）作为西南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组成部分的铜鼓传说

铜鼓传说是西南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各省市和各民族的民间文学中占有很大篇幅。依据中国民间文学集成、全国编辑委员会编著的民间故事集成、 已出版的少数民族民间故事专著，笔者搜集整理出包括故事异文在内的47则铜鼓传说， 并按照故事讲述主题将其划分为三大类型：

一是铜鼓的起源传说。 在民间传说中铜鼓的起源有这样几种说法， 一是铜鼓是由各民族的祖先铸造的。 壮族《铜鼓老祖包登》[16]就讲述了天神降下洪水于人间，重甲人耍发和老虎结合后生下铜鼓， 铜鼓中生出壮族的祖先包登；《铜鼓的来历》[17]则讲述了壮族先祖布洛陀带领民众制造铜鼓的故事。 二是铜鼓是由天神造的。《雷鼓的传说》[18]讲述了特依兄弟制作铜鼓对抗雷王，是壮族先民对“食老”习俗的反抗与斗争；贵州传说《铜鼓的来历》[19]讲到布依族青年布杰为了超度死者而请求天神赐予铜鼓。三是铜鼓是龙王送给人类的。《龙女化铜鼓》[20]《温泉与铜鼓》[21]等传说都是少数民族先民水崇拜的具体表现。 四是铜鼓源于汉臣赐鼓，主要包括孔明造鼓、伏波造鼓和孟公造鼓三种说法[22]。

二是和铜鼓有关的解释性传说。 这类传说主要是对铜鼓的使用以及和铜鼓有关的习俗仪式的反映。《铜鼓的耳耳为什么穿着黄猄角》[23]《铜鼓为什么埋在地下》[24]《打铜鼓时为何要在鼓耳扎红绸布的传说》[25]《铜鼓上的星子》[26]这四则传说主要是针对铜鼓本身形态特征的说明和解释，而《蚂拐节时为什么要敲打铜鼓》[27]讲述了壮族先祖举办蚂拐节的原因。

三是体现铜鼓神力的传说。《铜鼓与“图额”打斗的传说》[28]《端节降龙》[29]《斗犀》[30]《虎鼓伏虎》[31]《怕铜鼓声的牙阴》[32]等直接展现了铜鼓神奇灵异的传说，人们利用铜鼓来攘除自然灾害。而壮族传说《红铜鼓》[33]和水族传说《铜鼓节的来历》[34]讲述了民众借助铜鼓神力， 与封建统治者斗智斗勇的经历。

西南少数民族的铜鼓传说内容丰富、 情节多样，表现了西南少数民族群众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他们常常把铜鼓同神灵联系在一起， 赋予铜鼓超凡脱俗的神力，寄予他们对铜鼓的无限崇敬，这也是推动铜鼓传说传承与发展的重要动力。

（二）融入西南少数民族仪式展演的铜鼓传说

在西南少数民族观念里面， 铜鼓不仅是一种乐器，更是一种神圣的礼器，具有极强的文化象征意义。在西南少数民族活动仪式中，承担着乐器和礼器的双重功能，成为仪式展演重要的组成部分。

首先， 铜鼓是西南少数民族丧葬仪式的核心文化符号，在葬礼整个过程中承担着重要作用。乾隆《贵州通志》卷七记载：“黑苗在都匀之八寨、丹江……人死，椎牛，敲铜鼓，名曰‘闹尸’。 ”[35]《都匀县志稿》卷五载：“黑苗……葬期击铜鼓，吹芦笙，宰牛马，召戚友。 ”[36]除了历史文献记载，民间传说中也有很多类似材料。 彝族传说《铜鼓的来历》[37]讲道彝族倮倮人为了纪念天神和铜鼓， 在老人死后唱《铜鼓歌》、跳《铜鼓舞》，一是祭送老人顺利归入仙途， 二是纪念铜鼓拯救彝家兄妹繁衍后代人的恩德。 布依族《铜鼓的来历》[38]讲述了天神赐予民众铜鼓，用来超度老人和供请祖先。这两则传说中铜鼓充当了送葬引魂的中介， 成为人们死后灵魂得到安息、去往极乐世界的“引路人”。在这一过程中，铜鼓被赋予了“沟通天地”“引魂升天”仪式功能。 同时，铜鼓也是报丧沟通的重要信号。 布依族老人去世之后，会有专门的巫师敲响铜鼓，提醒村寨中的其他居民这家有丧事， 人们也就会陆续前来帮忙。值得注意的是，铜鼓报丧不仅是向人传递信号，也有向神灵先祖报告的意思，铜鼓作为人鬼神之间的过渡， 起着沟通天界和冥界的重要作用，敲响铜鼓意味着祖先和天神知晓有族人去世，因而死者灵魂才能够升至上界， 得到先祖们的接纳，以获得入祖资格并获得祖灵身份[39]，其后代也会因此而得到庇护和福佑。可见，铜鼓不仅是作为乐器使用，具有沟通生者与死者的功能。 而且，衍生出铜鼓歌、铜鼓舞等文化事项，足见铜鼓在西南少数民族葬礼中的地位。

其次，在婚礼仪式中，铜鼓也发挥重要作用。清陈鼎《滇黔土司婚礼记》载：“唯仲家、牯羊苗、黄毛传佬、白倮倮、黑倮倮五种苗以跳月为婚者……男吹芦笙于前，女振金铎于后，盘旋跳舞，各有行列，讴歌互答，有洽于心即奔之……”[40]。 金铎即为铜鼓，苗族传统婚礼中新郎迎亲、新娘出门、成婚仪式等诸多环节都需要击铜鼓表示庆贺之意。 在婚礼中， 铜鼓更多是作为乐器使用， 被赋予了喜庆、吉祥的美好意象。《苗族铜鼓的来历》[41]讲述了苗族铜鼓从老仙婆务侯的专属器物变为苗族平民百姓也能使用的器物的故事，其中讲道在婚礼上，没有铜鼓就会少很多趣味， 可见铜鼓在苗族婚礼中的地位和作用。直到现在，铜鼓仍然在西南少数民族婚礼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比如，红水河流域的壮族人民会在新娘过门前一天， 将铜鼓悬挂在家中敲打，一直到婚礼结束。一些瑶族村寨的婚礼中铜鼓要由新娘、 新郎和男方亲朋轮流敲打且中间不能停下，否则就会被视为不吉利[42]。

葬礼和婚礼作为铜鼓最典型、 最核心的功能和用法的场域， 在仪式的展演过程中生动地体现了铜鼓的文化内涵和精神力量[43]。 除此以外，铜鼓在其他仪式中也有出现，比如建房仪式。布依族每家的堂屋左墙一边门框上都必须留一个“铜鼓眼”， 它是老人去世后办丧礼时用来悬挂铜鼓的，以起到传递信号的作用， 体现了布依族传统的祖先崇拜。在房屋的外墙上也绘有黄、褐两色的铜鼓壁画，是布依族百姓用来保佑平安，趋吉避凶的象征[44]。 彝族人民跳新房时也要用铜鼓伴奏，唱《铜鼓歌》、跳《铜鼓舞》，彝家老人说，“跳新房”是由于彝家先民古时候迁徙频繁、难以安居，一旦有了新房都要祝贺，表示已经安居乐业，六畜兴旺。

在生活中，铜鼓与仪式紧密相联，铜鼓主要是作为仪式器物使用，在仪式展演过程中，蕴含着西南少数民族对铜鼓的崇拜心理。 当然，铜鼓传说既是仪式展演的文化背景，也在仪式展演中不断强化。

（三）作为西南少数民族节日标志性符号的铜鼓传说

在西南少数民族的节日中，铜鼓是不能缺席的物件。 自宋代以来，西南各少数民族均有在节日庆典中使用铜鼓的记载。 比如，《三合县志略》卷四十一载：“水家……每年九月逢亥则过年， 跑马为乐，谓之跑年坡，亦好吹芦笙，击铜鼓。[45]”依据水历中把九月作岁首的原则， 水族的端节在每年的九月初九，通称“水年”，是水族最为重要的节日。水族人民在除夕夜将铜鼓悬于庭中，尽情敲击，唱铜鼓歌，跳铜鼓舞， 以示辞旧迎新。 在铜鼓传说中也有印证，《端节降龙》[46]讲述了水友寨在过端时铜鼓与孽龙斗争的故事，这成为水族过端时敲铜鼓、跳铜鼓舞的文化解释。《铜鼓节的由来》[47]讲述了水族传统节日铜鼓节是为了纪念民族英雄翁摆九。在每年农历清明前后的卯日，都匀市基场、阳和、奉合三个水族乡的群众都要在陈蒙山垭口悬挂十二面铜鼓，击鼓祭祖，并举行赛马、吹芦笙、对歌等活动。 这一习俗也一直延续到现在。 在每年农历五月二十九日的“祝著节”，瑶族的支系布努瑶也要敲响铜鼓，届时全村男女老少齐聚一堂，共同纪念瑶族创始女神密洛陀和其他祖神。每年的农历四月，彝族百姓过跳宫节，在村寨中要举行请铜鼓仪式，由那摩带领村民将铜鼓从地下挖出， 抬到节日举行的地方——宫坪，人们在那里吹芦笙、击铜鼓，跳宫节一般要延续三天左右，在最后一天的祭祖仪式过后，还要举行送鼓仪式，将请来的铜鼓再送回那摩家中。

相比而言，壮族的铜鼓文化更为出名，成为壮族文化的标志性符号。 比如，在壮族著名的蚂拐节中，敲打铜鼓是节日的重要内容。“传说蚂拐节时敲打铜鼓的缘由，是作为向雷神赔罪的一个信号”[48]，铜鼓在故事中充当着沟通人神的中介物，人们通过祭祀“蚂拐”，祈求风调雨顺、人寿年丰，这也是传统农业社会中人们最朴素的愿望和企盼。如今在蚂拐节上，跳蛙舞、敲铜鼓的一系列仪式活动逐渐成为一种戏剧性的表演，蚂拐节的神圣性衰弱，娱乐性色彩愈发浓厚。在每年秋收后，直至过完蚂拐节，广西东兰的壮族民众都有敲打铜鼓庆祝丰收和进行铜鼓比赛的习惯[49]。 在壮族盛大的“三月三”中，铜鼓贯穿于节日活动始终。敲响铜鼓意味着节日的正式开始，也就拉开了集体狂欢庆祝的序幕。 壮族三月三歌圩节当天，青年男女们两两相约对歌，民众以敲击铜鼓作为开场，以山歌来传情达意，铜鼓作为对歌活动中极为重要的伴奏乐器一直贯穿始终，鼓声歌声连成一片，壮乡一片热闹景象。

由此看出，铜鼓传说与西南少数民族日常生活密切联系在一起，并通过纪念意识和身体实践在不断地传承，成为一种社会记忆模式[50]，深刻影响了西南少数民族的生产生活、社会结构和文化体系，成为理解西南少数民族文化认同的重要切口。

三、铜鼓传说与中华文化认同

传说虽然不是客观历史， 但是也是一种历史记忆方式，呈现的是一种“历史真实”[51]。 这种“历史真实”是一种集体记忆的呈现，通过立足于现在重构过去的方式[52]，使之成为一种地方文化认同的实践方式[53]。 流传于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铜鼓传说，不仅是一种口头叙事艺术，而且背后呈现出西南少数民族的中华文化认同。 铜鼓传说是如何成为表征中华文化认同的媒介？ 中华文化认同是如何影响到铜鼓传说的发展与走向的？ 这需要回到日常生活语境， 解读铜鼓传说背后的“历史心性”[54]。 下面，从历史、社会和文化等三个层面进行具体剖析。

（一）历史层面

西南少数民族地区铜鼓文化与中原青铜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可以说，西南少数民族的铜鼓文化本身就是各民族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交流互动的产物。 在铜鼓传说中，有一种是“汉臣赐鼓”，清晰呈现出了跨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过程与实践。 水族传说《铜鼓的由来》[55]讲还了水王去朝拜秦始皇之后仿造出铜鼓，作为王室独享之物，铜鼓也就成为了水王权力和地位的象征之物， 后来三国时诸葛亮南征进军牂牁， 将一面铜鼓送给水族民众，铜鼓也就成为了普通人也能使用的器物，水族人民为了感念孔明功德，铸造铜鼓时刻上“孔明造”三个字。《孔明改铜鼓》[56]则讲述了水族人民自己制作的铜鼓声音沙哑刺耳，没办法使用，在孔明的帮助下，铜鼓的声音被改良的响亮宏大。《铜鼓》[57]讲道贵州榕江的苗族先民邱老同机缘巧合之下得到龙王赠与的一面铜鼓， 人们就请铜匠来模仿铸造，但是声音始终不响亮，后来孔明征孟获时来到当地， 在孔明的指导下人们成功造出了流传后世的铜鼓。传说先提南征能人孔明，再说他指点人们铸成铜鼓，这是吸取历史经验又有所变化，继而说传到现在，有的还注有“孔明制造”四字。这是加强传说历史性的体现， 使人相信后世铜鼓品种多、音响妙，是孔明之功，也暗寓了少数民族对孔明发展民族乐器——铜鼓的赞美之情。 在此类传说中，孔明总是以文化交流使者的形象出现，他把铜鼓赐给西南少数民族，并教给他们制鼓、改鼓的技能，以此来增强各民族群众的互动和交流。其实，这类传说将铜鼓与诸葛亮联系在一起，通过文化附会的方式，为铜鼓寻求一种正统性来源，这反映出西南少数民族对来自中原文化的仰慕， 并主动将自己纳入到华夏文化秩序之中。

除了孔明造鼓传说以外， 伏波造鼓传说在历史上也十分盛行， 在许多古代文献典籍中都有章可循， 有一则讲述广州南海神庙中铜鼓来源的传说可以作为伏波造鼓的参考[58]。 传说讲道汉光武帝派伏波将军马援南征交趾地区，经过惨烈战斗，马援不能取胜。 正当犯难之时，赤帝（南海神的前身）托梦于马援，称高州有面铜鼓，带往助阵，定能取胜。马援醒后派人去高州寻访，果真得到一面铜鼓，在铜鼓相助下战争大获全胜。后来为感谢赤帝报梦，马援把铜鼓留在南海镇（后转放南海神庙）。这则传说与明代张穆《异闻录》中记载的马援制铜鼓“振威”的说法一致，马援南征交趾在岭南地区的影响较大， 现在西南地区的许多地名都以伏波来命名， 随处可见有伏波滩、 伏波庙用来祭祀马援。岭南地区的现存的许多铜鼓上也都刻有“伏波造”的字样，民众将铜鼓的来历附会到马援身上，由此可见西南少数民族对来自中原地区英雄人物的崇敬与怀念。

考古发现少数民族使用铜鼓的时间要远早于“汉臣赐鼓”类传说出现的时间，这类传说无疑是后人的附会之作。 为何在古代文献和现代口传资料中会有如此多的“汉臣赐鼓”的记载呢？ 这要得益于少数民族和中原汉民族在历史上交往交流交融的结果。南宋时期是铜鼓叙事的转折点，从南宋至明清， 汉臣徙边逐渐渗透到铜鼓传说的讲述之中，孔明造鼓、孟获造鼓和伏波造鼓都体现了中央权力在边缘社会群体中的逐渐深入， 特别是明清以来，对于中央集权大一统的强调，统治者愈发重视对于边陲少数民族地区的管理。 汉臣赐鼓明显带有了大一统的象征色彩， 成为中央政府用来安抚民心、维护统治的精神工具[59]。 同时，这一过程也并非是中原民族单向的征服与渗透， 也是西南少数民族主动地接受并有意识地改造着他们自己的铜鼓文化，在这一双向互动的过程中，铜鼓起源传说与汉臣徙边叙事结合在一起， 既丰富了铜鼓传说的文化内容， 又表现出西南少数民族对中华文化的认同。

（二）社会层面

铜鼓传说扎根于西南民族地区， 形塑着西南少数民族之间的互动、节日文化和道德情感，并逐渐成为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 也是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的重要象征，具有深厚的社会基础。无论是在历史进程中，还是在现实生活中，铜鼓传说成为西南少数民族表达、 建构和增强中华文化认同的重要媒介。

铜鼓传说作为西南少数民族共享的文化符号，有力推动了西南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形成了以铜鼓文化为中心的跨区域、 跨民族和跨文化共同体。 从前面论述中，可以看到，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壮族、布依族、苗族、水族等少数民族的铜鼓传说相互学习、交流和借鉴，不仅丰富了各自的铜鼓传说内容， 更进一步丰富了铜鼓传说的主题和类型。在此过程中，也增强了各民族之间的情感联系和社会互动。 铜鼓传说也是增强各民族交往互动的重要媒介，在每年广西举行的“三月三”活动中，铜鼓文化都是重要文化符号，除了壮族参加以外，其他少数民族也会积极参与， 形成了共享的铜鼓文化记忆，这也成为他们情感联系的纽带，促进了情感交往互动。 近些年来， 伴随着旅游产业的发展，铜鼓文化成为西南少数民族重要的旅游资源，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在旅游观光过程中，让更多人认识到铜鼓文化的魅力以及背后蕴含着的民族团结的基因， 从而在旅游观光中促进了西南各民族与其他民族的交往互动。可以说，铜鼓传说既是多民族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结果， 也进一步推动了西南少数民族内部、 西南少数民族与其他民族之间的交往互动。

铜鼓传说不仅是西南少数民族的文化瑰宝，也是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重要组成内容。 作为西南少数民族世代相承、 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文化形式， 铜鼓传说既是少数民族历史发展的见证， 也是中华民族从多元走向一体的文化记忆载体， 成为联结各民族情感的纽带和维系国家统一的文化基础。铜鼓传说丰富了中华青铜文化、中华鼓文化形式与内涵，成为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提升中华文化自信的重要符号载体。另外，生动有趣、各具特色的铜鼓传说，传递出敬仰英雄、爱国爱家、艰苦奋斗、团结互助等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的具象诠释。 新时期，随着非遗文化的兴起，一大批与铜鼓传说相关的文化事象进入到非遗保护名录之中。 如，2006 年，壮族铜鼓习俗，彝族、文山壮族的铜鼓舞蹈，布依族、苗族的传统音乐铜鼓十二调入选我国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名录。随后一批批铜鼓传说、铜鼓歌曲、铜鼓舞蹈等艺术形式进入各级非遗保护项目名录， 成为受到国家认可的文化遗产。自上而下的非遗保护活动，不仅为铜鼓传说的保护、 传承与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机遇，更是从国家层面确认了铜鼓传说的文化地位，使之上升为中华民族共有共享的文化资源， 成为确认中华民族的文化来源[60]。

也正是得益于铜鼓传说深厚的社会基础，无论是地方政府，还是当地民众，都有意识地将铜鼓传说与民族团结工作结合在一起。比如，广西壮族自治区每年举行的“三月三”活动中，铜鼓扮演着重要的文化角色， 从开幕式上的铜鼓演奏到铜鼓歌曲、铜鼓舞蹈，再到广西民族博物馆的铜鼓文化展示专区，都成为表达民族文化记忆的节日符号，也是各民族共有共享的文化记忆。 无论是现实的物质铜鼓，还是记忆中的铜鼓传说，在“三月三”这一节日活动中， 给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提供了文化媒介，客观上加强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动画连续剧《铜鼓传奇》是全国首部以铜鼓为题材的动画作品，该片是为庆祝改革开放40 周年和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60 周年所作， 片中展现了铜鼓起源、铜鼓使用、铜鼓功能、铜鼓习俗等一系列壮族铜鼓文化， 不仅推动了壮族等少数民族铜鼓文化的保护、传承和发展，而且促进了各民族间文化交流融合。 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市制作的大型民族音舞诗剧《铜鼓》，运用多种艺术手段来展现铜鼓的神秘、神圣、神威，展现出各民族平等互助关系，也彰显了民族团结和谐的主题。可以看出，广西通过对铜鼓传说进行了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不仅创作出深受各民族喜爱的文艺作品， 增进了各民族之间情感联系互动。总之，利用以铜鼓传说为代表的铜鼓文化来加强民族团结进步工作，成为广西民族工作的重要经验， 这也是广西能够成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的重要原因。

（三）文化层面

中华青铜文化是中华文化经典符号， 对中华文明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中华青铜文化历史悠久、文化丰富，在不同的地区、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文化，都形成了带有地方性特征的青铜文化，这些共同形成了中华青铜文化的多元一体特征。其中， 西南少数民族铜鼓文化就是中华青铜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文化特质，决定了西南少数民族铜鼓文化成为中华文化认同的重要媒介。

西南铜鼓文化与中原汉民族青铜文化之间具有密不可分的联系。 铜鼓并非是西南少数民族的独创， 而是中原汉民族青铜制造技术和当地民族文化相结合的产物[61]。 早在商末周初，西南少数民族就已融入华夏文明的发展进程之中，其铜鼓文化也逐渐发展成为商周青铜文明的亚文化支系[62]。“中原地区以鼎为尊，南方则以铜鼓为贵”，青铜器和铜鼓在历史上分别是汉民族和西南少数民族统治阶级权力和地位的象征。在中华文化传统里面，青铜器占据特殊的位置，发挥着重要的文化意义。所谓的“青铜时代”就是指青铜器在考古记录中有显著重要性的时期[63]，这一阶段早起夏王朝、晚至战国末期，延续1500 余年之久，以青铜器为代表的奴隶制社会的礼乐文明也在这一时期逐渐发展成熟，并渗透到中国社会历史的方方面面，成为中华礼乐传统的代表。与中原汉民族的青铜器类似，古代铜鼓也是作为西南少数民族部落统治权力的象征而存在的，早在定型初期，铜鼓就已具备了礼器属性[64]，铜鼓集政治、经济、文化功能于一体，成为少数民族部落首领权力和财富的象征， 在祭祀仪式和节日庆典等重大场合中扮演着重要角色。《隋书·地理志》载：“有鼓者号为‘都老’，群情推服”，②“都老”作为壮民中有威望之人，铜鼓成为其地位和身份的权力象征。同样，铜鼓的权力隐喻意义也体现在铜鼓传说的讲述中。布依族《铜鼓的来历》[65]讲到谁家铸的铜鼓越大，就越显示家庭的财富和权势。 水族传说《铜鼓的由来》[66]讲到在孔明帮助人们造铜鼓之前， 铜鼓只能是水王权力和地位的象征。 壮族传说《铸铜鼓》[67]中的雷公凭借着铜鼓到处作威作福， 后来壮族青年特依也造出铜鼓与其抗衡，雷公从此再也不敢和人比鼓了。由此可见谁掌握了铜鼓，也就掌握了权力。《与铜鼓有关的爱情传说》[68]中也讲到对于壮族民众而言，在蛙婆节中打铜鼓的总指挥权力是至高无上的。 在当代，铜鼓作为权力象征的“余威”对于维系地方乡土社会秩序仍有着一定的积极作用。 在西南少数民族文化中， 铜鼓的权力象征功能与中华青铜文化的特性是一致的。

除此之外，在历史上，青铜器一直作为建构礼乐文明的工具，象征着中华文化的发展，西南少数民族的铜鼓也有着类似的文化隐喻。 西南少数民族的婚礼、丧礼、祭礼等不同仪式活动中都需要与之相契合的音乐， 而铜鼓正是西南礼乐文明的标志性存在，铜鼓既是仪式展演中的重要礼器，也是仪式音乐中的重要乐器， 这体现出一种和谐交融的精神特质。在铜鼓传说中，民众将铜鼓与各民族的祖灵崇拜和传统信仰结合起来，《铜鼓老祖包登》[69]中壮族先民将老虎奉为创世老祖，将铜鼓尊为保护神，民众每逢年节就齐聚在包登家中，祭祀铜鼓和祖先。《铜鼓节的来历》[70]中水族人民每到农历清明节卯日，将铜鼓抬至山口，挂在木架上同时敲击，以此来怀念自己的民族英雄翁摆九。西南少数民族在节日仪式中敲铜鼓、跳铜鼓舞，在这种神圣氛围中增强了民族的凝聚力和归属感， 这与青铜器所承载的对于中华文明的认同感一致，西南少数民族铜鼓文化作为青铜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共同呈现着中华民族的礼乐文明，成为中华文化不可缺失的一部分。可以说，铜鼓在西南少数民族历史进程中以乐器、 礼器和神器的形式发展和传承， 这与中华青铜文化的礼乐传统是一脉相承的。铜鼓传说不仅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重要文化资源。

综上所述西南少数民族铜鼓传说与中华文化认同之间存在密切的联系。 西南少数民族铜鼓传说是各民族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产物， 也是中华民族共有共享的文化资源。在生活中，西南少数民族铜鼓传说的传承与发展， 成为推动各民族社会交往互动、增进各民族情感相互亲近、增强各民族文化上兼收并蓄的文化动力。 无论是在历史发展过程中，还是在现实生活中，铜鼓传说已经成为西南少数民族表达、 建构和增强中华文化认同的符号媒介。

很多研究都指出，在民族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神话、史诗、传说和故事等民间文学资源成为关键性元素，“在希腊， 荷马史诗传承的过程就是希腊民族形成的过程，正如《托拉》的传承与以色列民族的诞生同时， 因为文本的确立与民族同属感的增强相辅相成。[71]”中国也不例外。比如，昆仑文化是中华民族集体记忆的原点， 是中华民族记忆中的故乡和神圣的精神家园， 以固态和活态两种形式不断传承发展， 有力增强了各族群众的中华文化认同[72]。 黄帝传说一直贯穿于中国历史进程，并对晚清以来中华民族形成与发展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与发展密切相关[73][74]，而且成为影响中华儿女身份认同和文化认同的重要文化符号[75]。 这也证明了，由民间文学资源建构起来的文化共同体，具有更强的稳定性和持续性[76]。 笔者认为，铜鼓传说也具有此文化禀赋，并在现实生活中已经得以彰显。

以铜鼓传说为代表的民间传说， 是中华各民族在长期的交往交流交融过程中形成的中华民族的公共记忆，加强对这些民间传说的研究，可以帮助我们厘清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过程及机制，并通过对其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切实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77]，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打下坚实的文化基础。

四、结 语

西南少数民族铜鼓传说丰富多彩， 融入到西南少数民族日常生活之中， 深刻影响了西南各族群众的文化认同。从历史层面来说，西南少数民族铜鼓文化本身就是中华各民族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产物， 也成为西南少数民族表达和建构中华文化认同的文化符号。从社会层面来说，西南少数民族铜鼓文化已经成为民族团结建设的重要资源，不仅西南少数民族有意识利用铜鼓传说来增强自身的中华文化认同， 政府也借助于铜鼓文化来推动其民族工作的开展。从文化层面来说，西南少数民族铜鼓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有利于增强西南各民族对中华文化的认同， 也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文化资源。 西南少数民族铜鼓传说与中华文化认同的密切联系， 使其成为增强中华文化认同的重要文化资源。 在现实生活中， 西南少数民族铜鼓传说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也进一步夯实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基础。

西南少数民族铜鼓传说表明， 中国民间传说中蕴含着丰富的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它们不仅影响着中国人的思维方式、 认知模式和审美情感，也形塑了中华文化的精神内核，成为表达和实践中华文化认同和中华民族认同的重要媒介。 因此， 我们应该充分发掘民间传说的文化价值，并对其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使之成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文化资源。

注释：

①例如中国古代铜鼓研究会编.中国古代铜鼓[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蒋廷瑜，廖明君.铜鼓文化[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刘魁立，张旭主编.铜鼓[M].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08.吴才泽主编.河池壮族铜鼓习俗[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17.赵凌.水族铜鼓音乐文化研究[M].贵阳：贵州科技出版社，2017.吴崇基，罗坤馨，蔡荭编著.古代铜鼓装饰艺术[M].北京：文物出版社，2018.李昆声，黄德荣.中国与东南亚先秦两汉铜鼓研究[M].昆明：云南美术出版社，2021.

②魏征，等.撰，隋书·地理志[M].北京：中华书局，1782:8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