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 晦

（浙江农林大学 外国语学院，浙江 杭州 311300）

人工物与植物，前者是由人制造出来的物体，后者是自然界的生命形态。用人工物词语命名植物，固化成人工物隐喻植物的专门词汇，在汉语和英语中都较普遍，如汉语的“剪刀草、金钱花、银条菜”，英语的“blanket-flower，arrow-grass，epaulette tree”等，呈现出“一幅以人类为中心认知植物各种特性的语言图景”[1]。这些词汇表现出“人工物—植物”合二为一、多词一义的形义特征，展示出“类比—迁移”的概念加工过程，是人工物向植物跨域映射的结果，属于概念隐喻“植物是人工物”思维方式下生成的语言现象。

关于“植物是人工物”隐喻的对比研究，国外学者对比了英语植物名与乌兹别克语、斯拉夫语、波兰语等植物名的形成模式，认为是由如动物、房屋等概念隐喻而成，反映了某些民族特定的世界观。国内学者以汉语为例或基于汉英双语，对植物名称的形成理据等进行了较好的讨论，得出汉英植物名在他物来源上具有类比性、具象性等相同之处，而在文化上表现出较大差异的结论。这些研究视角新颖、以小见大，不过因例证太少、语料零散，论证总体偏弱。本文从汉语和英语专门典籍中搜集语料，运用完整语料和系列词例，对“植物是人工物”这类词汇的词义内容、同质特征及文化个性进行考察和对比分析，以期全面认识两者联结一体的认知机制及与民族文化的内在关联，揭示植物概念词汇化的语言共性和民族个性，丰富汉语和英语专类词汇的教学与研究。

一、语料来源及研究方法

本研究的汉语语料来自《植物名实图考校释》[2]所收录的汉语复合植物名称，英语语料来自The Timber Press Dictionary of Plant Names[3]收录的英语复合植物名称。为保证搜集的语料在拼写及语用上的权威性，也参考了《现代汉语词典》[4]《英汉大词典》[5]。为节省篇幅，文中例词不再一一标明出处。

我们从汉语词典中统计出含有人工物词的植物名98 个，从英语词典中统计出含有人工物词的植物名82个，去除重复，最后得到汉语和英语复合植物名各73个；然后按照衣食住行用五大类别对其中的人工物词进行归类，对比汉语和英语植物名中人工物喻体词的词汇结构、词义内容和文化元素之异同，进一步分析阐释人工物隐喻植物词汇化现象的共性和个性。本研究在定量统计汉英语复合植物名中所体现的“植物是人工物”概念隐喻的基础上，以定性分析为主，将汉语和英语料进行对比。

二、汉英语人工物隐喻植物词汇化现象对比

人是物质的感官载体，我们以物质的感官经验建立起对世界的认识[6]。人类在发现、利用、命名植物的过程中，涉及自身的衣食住行用。基于语料统计发现，在汉语和英语植物名中，衣食住行用五大类的词汇元素在数量、比例和具象方面不尽相同。

（一）喻体是“衣”

穿衣戴帽既是人类自身发展的需要，也是文明进步的标志之一。作为生活必需品，服饰不仅是隐喻不可或缺的载体，而且透过隐喻的加工和构建，服饰语言的趣味性能被更好地理解和运用[7]。一些用于身体保暖和装扮的服饰物在汉语和英语中被用作喻体映射植物，其名称转指植物概念。如汉语中的“金腰带、玉带草、锦带花、绣球藤、珠子参、凉帽缨、珍珠绣球、荷包山桂花、马褂草”，英语中的“beadplant，bonnet bellflower，button cactus，epaulette tree，foxglove，helmetflower，hat plant，jewel orchid，maskflower，red flag bush，silk vine”等，其中，汉语9个，占12.3%；英语11个，占15.0%。虽然二者在数量上差别不大，但它们的关注角度明显有别，汉语对植物的外形和颜色一同关注，所选喻体也凸显这两个方面的特征，如“金腰带、玉带、锦带、绣球”等，形色兼备；英语更多关注植物的外形，较少关注颜色，所选喻体仅有“red flag（红徽章）”有形有色，而“button（纽扣）、helmet（头盔）、glove（手套）、mask（面具）、epaulette（肩章）、jewel（宝石）、silk（丝绸）”等有形无色。二者共有“珠子（bead）、帽缨/hat（帽子）/bonnet（童帽）”等喻体。汉语和英语都有“植物是衣”的隐喻现象，虽然“衣”有同有异，但隐喻植物后，这些“衣”名也成了各自语言中一词多义的词汇。

（二）喻体是“食”

食物是维持生存、延续生命的基本物质，作为喻体映射植物时，其名称用来指代植物概念，如汉语中的“粉条儿、米布袋、詹糖香、醋林子、盐麸子、酒药子树、乌药”，英语中的“breadfruit，buttercup，cream cup，pillwort，sausage tree，wineberry”等，其中汉语7个，占9.5%；英语6个，占8.2%，数量及占比基本一致。而且，在对植物的形、色特征进行类比外，汉语和英语还不约而同地将植物的功用与食物的属性加以联系类比，用已有经验里的食物名称转指新发现的植物属性，凸显植物的性、味特征，于是，既有诸如“米、粉条、bread（面包）、sausage（香肠）”等主食般的植物，也有诸如“糖、醋、酒、盐、butter（黄油）、cream（奶酪）、wine（葡萄酒）”等佐餐或调味副食般的植物，还有诸如“药、pill（药丸）”等治病用药般的植物。由于认知主体处在不同的地域，汉语和英语的食物种类和形态特征差异较大，“食”名融入植物名的词汇化过程中，喻体出现“同一帽子下不同面孔”的现象，汉语是“粉条、米、糖、醋”，英语则是“bread，butter，cream，sausage”，“食”同质不同，互不相像。

（三）喻体是“住”

建房造屋是高级动物的独有劳动技能，择室而居是人类的共有特征。建筑物作为一种保持良好生活状态的物质基础，其在汉语和英语中也成了映射植物的喻体，一些属于“住”的物体名称演变成植物名，如汉语中的“千层塔、七篱笆”，英语中的“bar-room plant，house leek，window palm”等。汉语有2个，占2.7%，英语有3个，占4.1%。汉语的喻体标记含有“千层”“七”等数量概念，说明植物本体的高度、体积、大小等特征受到更多关注，建筑物“篱笆”则反映出乡村特色和田园气息。英语植物名的本体都有标记植物种类概念的词，但其喻体“bar-room，house，window”等则无描述具体物理特征的数量概念词。“bar-room”是英国民众进行社交活动或休闲娱乐的常去之处，反映出西方特有的酒吧文化。“植物是住”的隐喻在汉语和英语中都有体现，但喻体词占比不大，并且异多同少。

（四）喻体是“行”

行路是人类生活的基本需要，无论哪个民族，概莫能外。从古至今，人类的出行方式不外乎三种：徒步、乘骑动物、乘坐交通工具。隐喻“植物是行”在汉语和英语中也有体现，但含“行”类喻体词的植物名数量不多，占比较小。汉语名有“车前草、白马鞍、马鞭花、华盖木”等4 个（占5.4%），表达交通工具的喻体词有“车”，表达交通工具附属物的喻体词有“马鞍、马鞭、华盖”。其中，“车前草”名与该野草类植物的生长位置有关，即长于“大车之前”；“白马鞍、马鞭花、华盖木”取象于三种花的颜色和形态，“白马鞍”名取象于花冠、菌盖或树叶形如马鞍、颜色发白，“马鞭花”又名“马鞭草”，缘于其花的鞭鞘呈穗状，形同马鞭，“华盖木”名取象于其树冠宽广，犹如优美的伞盖。英语名仅有“anchor plant”1 个（占1.4%），喻体为水上交通工具的附属物“anchor”，取象于其叶呈三角形，厚而有尖刺，如同船锚，这一差异再次反映出汉英民族地域特征和文化传统的不同。汉族先民大部分居住在中原大地，交通工具以车为主；而生活在英伦三岛的民众，造船和驾船是其生产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民众在沿海岸边随处可见停船的锚。不过，有一处存疑。在英国，马和马车也很普遍，但在汉语名中出现的三种喻体概念“马鞍、马鞭、华盖”未出现在英语植物概念中。答案可能有两种：或者当地没有形如这三物的植物，或者英国人对马和马车的感情特殊，此马非彼马，忽视了该类人工物的外形特点，没有将经验转向理解植物实体。

（五）喻体是“用”

除了衣食住行，人类在生产生活中还必须使用物品。隐喻“植物是用”在汉语和英语中表现突出，喻体词数占比最大。植物名中的许多喻体都取象于日常生活用品、生产劳动工具甚至武器等，折射出“用”的物质面貌和文化痕迹。这些喻体又可细分为七类，即家居用品、炊事用品、工具、乐器、材料、货币、武器。

石门水电站增效扩容工程实施后自动化程度将大大提高，可达到无人值守或少人值守，经测算可减少运行管理职工80人。该项费用为负值。估算人均年减少费用4.65万元。

一是家居用品类。汉语名有“铁灯树、灯芯草、金灯、灯笼花、水蜡烛、锁阳、水棘针、金线草、驴驼布袋、皮袋香、铁伞、瓶尔小草、楼梯草、婆婆枕头、爵床、金挖耳、净瓶、石盆草、紫背金盘”等19 个（占26.0%），喻体词为“铁灯、灯芯、金灯、灯笼、蜡烛、锁、针、金线、布袋、皮袋、铁伞、瓶、楼梯、枕头、爵床、金挖耳、净瓶、石盆、金盘”。英语名有“candle tree，lantern lily，bellflower，balloon-flower，basket grass，bottlebrush，key palm，needle grass，parasol tree，pokeweed，green-threads，umbrella leaf，bedstraw，blanket-flower，carpetweed，cradle orchid，mat-grass，shaving-brush tree，soap bark tree，torch lily”等20个（占比27.0%），喻体词为“candle，lantern，bell，balloon，basket，bottlebrush，key，needle，parasol，poke，threads，umbrella，bed，blanket，carpet，cradle，mat，shaving-brush，soap，torch”。喻体词涵盖了睡眠、照明、防盗、缝补、收纳、装饰等6个方面的用具，只是在下属的用具类别及名称上存在差异。

二是炊事用品类。汉语名有“攀倒甑、匙头菜、碗花草、小银茶匙、水茶臼”等5个（占6.8%），喻体词为“甑、匙、碗、茶匙、茶臼”；英语名有“cupflower，cup and saucer vine，fork-fern，mug bean”等4个（占5.5%），喻体词为“cup，cup and saucer，mug，fork”。汉语和英语没有完全一致的喻体，不过，汉语中的茶匙、匙、碗与英语中的杯子（cup）、茶杯碟（cup and saucer）、大茶杯（mug）具象不同，用途类同，都属于饮茶、进食用具。相互空缺的喻体甑、茶臼、fork（餐叉）则折射出饮食结构和进食方式的差异。中国人讲究“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用甑将稻米或粟米蒸熟，用茶臼碾茶。与今人冲泡饮茶不同，唐宋之时，人们把茶叶碾成粉末，压成团，放入水中煮，于是，炊具甑和茶具茶臼自然被投射到植物，其名称用来指称植物。而对于以肉类为主食、面包为副食的民族而言，餐叉是他们重要的进食工具，故其植物名中也有“fork”。炊事用品类喻体词的差异实际上是农耕民族和游牧（航海）民族文化在生活上的反映。

三是工具类。汉语名有“刀尖儿苗、水麻刀、剪刀草、錾菜、透骨钻、锥栗、钓鱼竿、石斛、水蓑衣、铁扫帚、铁线草、风车子、钩吻、秤钩风、倒挂金钩”等15个（占21.0%），喻体词为“刀、麻刀、剪刀、錾、钻、锥、钓鱼竿、石斛、蓑衣、扫帚、铁线、风车、钩、秤钩、金钩”。英语名有“awl-wort，cord-grass，pipewort，rasp-fern，saw wort，sandbox tree，screw pine”等 7 个（占 9.6%），喻体词为“awl，cord，pipe，rasp，saw，sandbox，screw”。汉语和英语共有的喻体具象是钻（awl），相近的喻体具象有锥、錾、锉刀（rasp）。喻体词的差异折射出物用文化的民族性和时代性。例如，蓑衣是中国古代农事不可或缺的雨具；风车用于提水灌溉、碾磨谷物或给晒干后的谷物除去杂质瘪粒；扫帚远在夏朝就被发明出来，用于打扫地面灰尘、收集晾晒的谷物，在中华大地沿用至今。《尔雅》就记录了古人用于制作蓑衣和扫帚的植物。古植物名中也有农具的一席之地。在古代，中国人使用毛笔书写，西方人使用硬笔书写。sandbox（沙盒）是一种文具，在现代钢笔发明之前，西方人将树上未成熟的种子囊锯成两半，制成装饰性的钢笔沙盒，也称pounce pots（细粉壶），晒干了的种子颗粒既可用来干燥墨水，又可撒在粗糙的平面上，使其足够光滑，利于书写，该植物因此得名“沙盒树”①“沙盒”本身也是一种隐喻用法，“沙”指一种形状像沙粒的植物种子，非指沙石之“沙”。。含有工具类喻体词的植物名称多数得名于植物的外形特征，也有少数得名于植物的功用，如汉语的“钩吻”，英语的“sandbox tree”等。

四是乐器类。汉语名有“喇叭草”1 个（占1.4%），喻体词为“喇叭”。英语名有“drum sticks，fiddleneck，horn-bean，tuba root”等4 个（占5.5%），喻体词为“drum sticks，fiddleneck，horn，tuba”。汉语和英语的这类喻体词在工具用物中占比都不大，汉语仅有的喻体词“喇叭”与英语的“号角、大喇叭”具象大体相同，都属于吹奏类乐器，二者的词汇形式也高度一致。这一现象折射出古代民众在音乐的社会功能和乐器利用率方面具有不同的审美心理和价值导向。源自远古时代的鼓和号角是中国常见的乐器，但其使用频率远不如汉族在婚礼和葬礼上普遍使用的喇叭，故仅有“喇叭”一词进入了植物名。而在英语名中，除了吹奏类乐器horn，tuba 之外，还有打击类乐器drum 和管弦类乐器fiddle。这一差别反映出中西方在音乐形态、乐器发声载体及乐器发展历史等方面的差异。深入分析可知，中国虽然自周朝起就有“礼、乐、射、御、书、数”的六艺教育内容，但能够接受教育的群体主要是贵族子弟，普通民众对很多宫廷乐器并不知晓，只有通俗乐器喇叭的形状深入人心，成为植物的取象。而英国的音乐历史虽然比中国短，但得益于西方文艺复兴，其宫廷音乐、教会音乐在民间逐渐普及，故其植物名称中也有“小提琴”“号角”“鼓”等具象符号。

五是材料类。汉语名有“千张纸、泽漆、砖子苗、染铜皮、朱砂根”等5 个（占6.8%），喻体词为“纸、漆、砖、铜皮、朱砂”。英语名有“copperleaf，gold fern，gold-and-silver chrysanthemum，leatherleaf，paper daisy，glasswort，iron-tree，leadwort，rubber tree，wax-flower”等10 个（占13.7%），喻体词为“copper，gold，silver，iron，lead，leather，paper，glass，rubber，wax”。汉语和英语的喻体词数量相差较大，共有纸、铜（copper）两种喻体。汉语的材料喻体涵盖了纤维、树脂、黏土、金属等四种类型。漆的背后是中国人独创的漆器使用历史，从古至今，家喻户晓。砖是中国人用于建筑、陶器的重要代表，自明代开始普遍用于民居砌墙，语言中有“秦砖汉瓦”的成语。朱砂因呈红色，也被民间当作镇宅、开运、祈福的吉祥物。英语的材料喻体还有皮革、玻璃、橡胶和蜡，比汉语多四种，其喻体词“皮革”与英国民众常用皮革制品、熟知皮革概念紧密相关。近代皮革鞣制技术主要源自欧洲，到18 世纪，该技术更臻成熟，形成了一定规模的工业市场。无机材料玻璃的最早制造者为古埃及人，17 世纪后，玻璃工业在欧洲迅速发展，玻璃渐渐成为常见物品。橡胶发明于南美洲，18 世纪传入英国后，被广泛用来擦去铅笔字迹，并将其称为rubber，此词一直沿用至今。19 世纪初，第一个橡胶工厂在英国建立。蜡作为工业材料，被广泛应用始于18 世纪的欧洲。语言反映现实，材料用品类喻体词的差异与19世纪前后当地的社会生活、经济发展、物品种类等实际历史相吻合。

六是货币类。汉语名仅有“金钱花”1 个（占1.4%），喻体词为“金钱”。“金钱”既指抽象、无形的钱，也指笼统、有形的钱，还可指用金银等贵重金属制作的货币。英语名有“moneywort，pennywort”等2 个（占2.7%），喻体词为“money（钱）、penny（便士）”。“money”指一种通货，与“金钱”词义部分重合，包括纸币和硬币，但不包括金银等非流通的货币等价物；“penny”则是英国最小面额的货币单位，一种硬币。货币促进了社会进步，也是一种固化的物质文明要素。金钱的概念与经济活动和财富创造相关联，中西方族群都有悠久的钱币制作及使用的历史，由于钱币的种类、数量有限，加上其制造过程和工艺技术不为普通民众知晓，相对而言，金钱类物质概念种类较少，隐喻他物有限，故与其对应的名词在汉英植物名中的占比均很小。

七是武器类。汉语名有“赤箭、剑丹、飞刀剑、铜锤草、大戟”等5个（占6.8%），喻体词为“箭、剑、飞刀、铜锤、戟”。英语名有“arrowhead，artillery plant，dagger-pod，sword lily，bowstring hemp”等 5 个（占6.8%），喻体词为“arrow，artillery，dagger，sword，bowstring”。对于这类植物名，汉语和英语在数量上一致，共有“箭”“剑”，涵盖远程杀伤和近身杀伤两类武器。英语的“匕首”与“剑”同类，实为短剑，“弓弦”和“箭”作为同一武器的两个部分，同属一类。汉语独有“飞刀”“铜锤”“戟”，英语独有“火炮”，独有的用物说明古代民众的武器认知范畴和水平不同。例如，飞刀是辅助武器，使用这一武器须经过刻苦训练才能运用自如，折射出中国古人注重精武强能、高艺制胜的武术文化。刀、剑、锤、戟皆属“十八般兵器”，是中华武艺的象征。火炮发明于中国，但只用于军事，并且数量极少，普通民众很难见到，传入欧洲后，火炮的制造和使用技术得到了快速发展，其概念被普通民众所熟知，故此成为植物的取象。

三、汉英语人工物隐喻植物的异同

在对比分析汉语和英语人工物隐喻植物的词汇化表现后，可以清晰地看到，汉英植物名称在概念成分和构词形式上既有共性，也有个性，相应的文化元素各具特质。

（一）概念成分上的异同

汉英语植物名中的喻体概念来源于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衣食住行用五大类的喻体名称（各73个）占比见表1。

表1：衣食住行用的喻体名称占比

其中，“用”类7种喻体词（汉英分别为51个、52个）的具体占比见表2。

表2：“用”的喻体词占比

表1 数据显示汉英植物名占比最高的为“用”类物品，都在70%左右，其次为“衣”“食”两类。汉语“行”类概念略多，而英语“住”类概念略丰。表2数据显示出一致性，即家居用品类占比最高，货币类占比最低，武器类占比相同，反映出近古到19 世纪初，无论哪个民族、居于何方，“家”都是人类活动的核心概念，家居类用品是物用的主体部分，占据着物质文化的主要位置，而货币尚属边缘概念。农业为主导的民众，其工具、炊事类概念比以牧业和海洋业为主导的民众更加丰富，但材料、乐器两类概念略乏于后者。究其原因，使用汉语和英语的民众制作和使用生活用具的经验一致、认知概念一致。例如，金盘和carpet（地毯）、mat（小地毯/垫子）除用于装饰外，还兼有工具的作用，盘子可用来盛物，carpet，mat 可用来保暖、隔热等。可见，使用汉语和英语的民众在造物设计、用物理念上基本相似，具有实用与美观相结合的物用共性。不过，受生活习惯、物品使用频率、物品形成历史时期等因素影响，二者也存在差异。如英语名中的喻体词“cradle（摇篮）”折射的背景是，在该民族传统中，小孩一出生就睡在摇篮里，在成长过程中一般不与父母睡同一张床，故摇篮伴随孩子的成长，而且在小孩的认知记忆中留下永久印象，英语习语“from the cradle to the grave”（从生到死）就蕴含此意。因此，其概念词更多用来指称外部形状或典型习性类似摇篮的植物。汉语名中的“挖耳勺”则是古代中国人基于干性耳垢的生理特质而发明和应用该物的结果。据考证，它的出现最迟不会晚于商朝。中国古代还出现过掏耳朵这一服务业，今天，有的理发店也还提供掏耳朵的服务。而喻体词“soap（肥皂）”则典型地反映了西方现代工业的历史事实，16世纪，世界上最早的肥皂工厂在英国建成。肥皂出现在中国已是清末，当时被称为“洋胰子”。

（二）构词形式上的异同

首先，汉语和英语人工物隐喻植物的名称都采用两种词汇形态：一种是他物名称与某一植物名称组合形成，即喻体（他物名）+本体（植物类名）=（新）植物名；另一种是他物名称直接转为新的植物名称，即喻体（他物名）[+零本体（零植物类名）]=（新）植物名。这些植物名的词性绝大多数为名词，也有极少数为其他类型。其他类型中，汉语中为动词、形容词，英语中则为动名词。王文斌指出，在各种语言中，都存在自然物名和人工物名重叠交错的语言现象，这种现象可称为“一词多义”[8]（20）。“零本体”的植物名在语言使用中属于典型的一词多义词汇。

其次，汉语和英语人工物隐喻植物的名称都在中心概念词前面添加修饰词，描述植物的颜色、状态或功用等，但汉语的频率更高。如前述含有家居用品的植物名中，汉语和英语的共有喻体具象“床（bed）、蜡烛（candle）、灯笼（lantern）、针（needle）、袋子（poke）、线（threads）、伞（umbrella）、瓶（bottle，内含bottlebrush中）”等8种，汉语的喻体词前都有修饰词。英语仅“threads”前有，两相比较，汉语的喻体概念表达更具体入微，具象更清晰。同样，在汉语独有的9 种喻体具象①铁灯、灯芯、金灯、锁、楼梯、枕头、金挖耳、石盆、金盘。和英语独有的12 种喻体具象②bell（铃）、balloon（气球）、basket（篮子）、key（钥匙）、parasol（女用阳伞）、blanket（毯子）、carpet（地毯）、cradle（摇篮/吊篮）、mat（小地毯/垫子）、shaving-brush（剃须刷）、soap（肥皂）、torch（火炬百合）。中，汉语喻体词为合成词，多数中心概念词前有描述物质属性等特征的词，表达更加具体丰富，英语喻体词为单纯词，其中心概念词就是喻体词，前面无修饰词，表达显得笼统、简单。

最后，词性上都以名词为主，也有少量的动词形式，但汉语为动宾式，英语为动名词式。如喻体词“挖耳、shaving（剃须）”，动作形象跃然纸上，相当一致，但汉语是动宾同现，英语是有动无宾。像工具类中生动有趣地描述植物外形特征的动宾式词语“透骨、钓鱼、钩吻、倒挂金钩”等，英语完全没有对应的喻体词。再如，汉语名“锁阳”意为“锁住阳气”，其“锁”为动词，而英语的防盗用具名“key”则为名词，物用相近，词性有别。

四、汉英语人工物隐喻植物的认知机制

隐喻在语言中无处不在[9][10]（126）。概念隐喻理论认为，隐喻是一种认知现象，是人类认识外部世界和自身的基本方式，其本质是认知主体通过一类事物来了解另一类事物[11]。换言之，在语言和思维的实践中，认知主体可以基于两物之间共性特征的类比，将存储于大脑中的某个熟悉概念（源域）映射到一个陌生或者新接触的事物（靶域）上，从而以快捷的方式和最佳的效果获得理解这个新事物的新概念（命名或定义）。源域“人工物”映射靶域“植物”的类型隐喻词汇在汉语和英语中表现出共同特征，其认知机制可归纳为三个方面。

其一，概念隐喻下的“拟人工物化”。在整个认知系统中，人是核心，植物、人工物皆为其他低级物。对语言中各种隐喻概念依存转换的理解也都涉及人与其他低级存在形式的关系[12]（216）。Krzeszowski 认为，植物概念与非植物概念互相依存转换的隐喻有“植物是他物（人、动物、无生命物等）”，“他物（人、动物、无生命物等）是植物”等，其中涉及植物与无生命物存在关系的隐喻有两个：“无生命物是植物（a thing is a plant）”和“植物是无生命物（a plant is a thing）”[13]（161）。概念隐喻“无生命物是植物”，即“拟植物化”，涵盖各种植物映射无生命物的隐喻表达，如“花裤子、草帽、藤椅、apple of discord（不和的根源）、stick and carrot（胡萝卜加大棒）、great oaks from little acorns grow（合抱之树，生于毫末）”等。概念隐喻“植物是无生命物”派生的隐喻“植物是人工物”，属于“拟人工物化”认知，主要涵盖人工物映射植物的隐喻植物名，如“铁扫帚、bottlebrush”等。

人工物作为人类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物品，经常被人类接触、使用、观察和感知，易成为最熟悉的源域概念。植物名是植物学家或相关命名者与自然环境互动、接触生物实体、产生概念并用语言符号加以标记的结果，概念隐喻无疑贯穿整个认知过程。“拟人工物化”，即把植物比作人工物，突出其与人工物类似的形象、形态或功用，实质上是无生命物概念跨域映射植物概念的一种具体表现。同“拟人化”“拟动物化”一样，“拟人工物化”也是人类进行思维扩展和语言创新的重要认知途径[14]（142）。

其二，基于相似的视觉图像进行的异物类比。虽然植物与人工物的物质形式不同，但都是独立存在的客观实体，都有定型的外形、体积、颜色和气味等显性样式、功用及“年龄”等内在性状。这些客观实体各具特色，在人的大脑中构成了一幅幅视觉图像，或者是人对客观物体的一种主观经验印象。基于某种相似性，一种图像可以用来类比另一种图像，形成图像隐喻。不同于结构隐喻的特征，图像隐喻是将一个传统的心理图像映射到另一个图像上[15]。其中聚焦于植物的某种“凸显”特征，用人工物图像类比植物图像，将人工物作为源域图像映射到靶域植物上，借助熟悉的人工物特性的理解经验而获得某种理解植物特征的大脑图像，是一种普遍的认知方式，不分地域和文化。“凸显”意为“人在认知某一事物时从这一事物的多点或多方面中有意突出某一点或某一面，使之醒目并引人注意”[16]。将人工物某个方面既有的心理图像向植物的某个方面映射，达到对植物快捷、简明和通俗的理解是隐喻凸显的典型反映。通过这样的图像映射，两种概念的认知结构便构成了一个完整的隐喻。在“植物是人工物”隐喻作用下，受认知的类比性和语言的经济性驱动，表征衣食住行用领域的外形、颜色、体积、气味和功用等凸显特征的语言用词便纷纷用于表征植物域的外形、颜色、体积、气味和功用等特征，两者衔接，形成了“植物是衣”“植物是食”“植物是住”“植物是行”“植物是用”的认知链条，贯通了人类视为无生命的人工物与有生命的植物同源共存的思维联系。

其三，族群物质文化决定跨域映射的内容。人工物与植物作为不同概念的有形物体，彼此跨域关联。借用人工物词命名植物的实质就是通过人工物概念来理解和体验植物概念，属于不同概念系统的“跨认知域映射”[17][18]。由于跨域关联建立在人对客观物体的主观经验印象上，所以不同界域之间的物体如何关联、以什么形式关联，会因认知主体的文化背景不同而出现差异，具有浓厚的文化特性。在以语言命名植物的过程中，各民族都习惯将植物的某些特征与包含文化元素的人工物信息联系起来。这些人工物是在现实世界中被成熟制作、生产并长久使用的物品，其概念已广为人知，成为族群物质文化的一种元素或记忆，而非引进不久的外来物或者刚发明、使用不久的新物件。

汉英植物名中的人工物用品中，有的呈现现实生活情景和传统民俗习惯，反映民间性；有的透露出上层社会显示地位、区分等级的物用痕迹，折射出一定的皇室、贵族色彩，是手工业时代制造水平和社会文明的体现。

五、结 语

作为一个词，任何一个植物名都包含两个层面的信息：语言内容和概念内容。含有人工物的植物名以人工物的语言内容表现植物概念之实，隐性记录着族群的经济、社会生活及文化元素，蕴含着丰富的地方性知识，折射出民族传统物用的记忆，反映出不同的文化传统和社会特色，是民族志的语言呈现。系统考察汉英语各73 个含有人工物概念内容植物名的词汇化表现，发现含有人工物的植物名实质上是一种“拟人工物化”的隐喻。其认知方式是以人工物概念理解和构建植物概念，具有“植物是人工物”概念隐喻的典型特征。通过揭示人工物隐喻植物的认知理据，既可补充和提升隐喻研究的内容和实际价值，亦可为人工物之外他物隐喻植物和植物隐喻他物的语言研究提供新的理论视角。

民族语言与民族文化联结互动、密不可分，人工物隐喻植物时，汉英语言结构上没有明显的不同，内容上受各自社会物质文化内容的制约，存在相同类别下具体概念不对等、不一致的差别。汉语和英语植物名具有相似而又不完全相同的词汇特征，既反映出民众在认知方式、认知能力和经验总结方面的相似性，也反映出地域环境、社会文化及思维方式上的不同特性。对比分析这一现象背后的民族文化、思维方式及生产生活方式之异同，揭示植物概念的语言共性和民族个性，清晰呈现其中人工物名，具有进行词汇扩展、传递特定文化元素的语言价值，有助于增强读者在语言学习和使用中认知文化、辨析文化和传承文化的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