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润千年：《文心雕龙》文体学思想对江西诗派的沾溉

2023-05-31刘莉莉

今古文创 2023年13期

【摘要】刘勰《文心雕龙》一书体大而虑周，蕴有丰富的文体学思想，对后世沾溉甚深甚远，江西诗派亦颇受其惠。其辨体批评影响了江西诗派的“先体制而后文之工拙”，并促使该理论在宋代走向定型；其破体思想启发了江西诗派的“究及历代体制之变”，其文体学思想中表现出来的兼性智慧推动江西诗派兼备众体，此二者共同促进了诗体的活泼灵动。

【关键词】《文心雕龙》；江西诗派；辨体；破体；兼性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3）13-0045-04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3.13.014

宋代文体学思想虽不及六朝和明代繁盛，但也是我国古代文体思想发展演化的重要时期，此代深受六朝影响，又润泽了下一个文体集大成之时代，具有承上启下的重要地位，这点从《文心雕龙》与江西诗派的文体思想即可看出。遗憾的是，此前学者论述《文心雕龙》与江西诗派之间的联系时，多从诗论角度切入，鲜有从文体学角度落笔的。任竞泽先生曾言：“宋代‘以体制为先的辨体论最直接的源头在《文心雕龙》这部集大成之作。”[1]此论可谓一语中的，但也未曾展开具体论证。本文试从文体学思想入手，从辨体批评、破体思想及兼性智慧三方面初步探寻二者间的联系。

一、辨体批评，先体制而后文之工拙

作为中国古代文体学的核心范畴之一，“辨体”大底强调“尊体”，意指深刻认识各种文体的特点，重视文体之规范，“辨体”批评是古代文体学研究的基本起点，也是贯穿其他相关领域的重点问题。正如吴承学先生所说：“以‘辨体为‘先是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与文学创作的首要原则。”[2]作为中国古典文论的系统著作，《文心雕龙》一书虽未明确标明“辨体”一词，但蕴有丰富的辨体思想，甚至自成理论，沾溉后世甚深，论及《文心雕龙》与江西诗派的文体关联时，也应从辨体说起。

《文心雕龙》一书单设“文体论”版块，从《明诗》至《书记》二十篇，遵循刘勰本人所言的“原是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3]的纲目，细述了三十多种文体的命名、流变、典范作家作品等，自然蕴有丰富的辨体思想。但在全书其他章节中，如《定势》《体性》《风骨》等篇，也有从文体、风格、体式等方面来辨体的，较之文体论本身，更具理论性，若要细分，可将文体论部分视作全书的辨体实践，《体性》《风骨》等篇视为理论建构，此二者都对江西诗派有影响。

从理论建构而言，二者有着共同的深层渊源：中国传统儒家典籍正是滋生辨体的强大母体，《尚书》中的“辞尚体要”[4]可以说二者辨体论的基础，“辨体”一词则最早出现在《周礼》中，是儒家礼仪制度落到文学层面的反映。文心一书虽未明确提出“辨体”，但数次提到“体要”。如《序志》篇：“盖周书论辞，贵乎体要”[5]，《风骨》篇：“辞尚体要，弗惟好异。” [6] “辞”可指文章，也可指创作，“辞尚体要”的意思即是强调文章以体制为先。此外，“三准”及“六观”中“观位体”[7]及“设情以位体”[8]也标出“位体”这一关键词，表达的意思与上述无异。《总术》《通变》《封禅》三篇中提到的“务先大体”[9]、“宜宏大体”[10]、“宜明大体”[11]与“先其体制”则更为接近。江西诗派中，黄庭坚则是提出辨体理论的第一人，他在总结王安石辨体议论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了“先体制而后文之工拙”的辨体观：

“或传王荆公称《竹楼记》胜欧阳公《醉翁亭记》，或曰，此非荆公之言也。庭坚以为荆公出此言，未失也。荆公评文章，先体制而后论文之工拙，盖尝观苏子瞻《醉白堂记》，戏曰：‘文词虽极工，然不是《醉白堂记》，乃是韩白优劣论耳。以此考之，优《竹楼记》而劣《醉翁亭记》，是荆公之言不疑也。”[12]

此处山谷指出王安石品评文章常“先体制而后论文之工拙”[13]，因而即便苏东坡、欧阳修两人堪称文坛领袖，但若不遵循文体规范，写出来的文章也并不能称为佳作，在他眼中甚至不如王禹偁。因领袖的提倡，江西诗派其他的重要人员也同样强调辨体。如陈师道《后山诗话》云：“诗文各有體，韩以文为诗，杜以诗为文，故不工尔。”[14]“诗文各有体”也是强调辨体。从江西诗派的这些理论术语来看，与《尚书》《文心雕龙》相差无几，可以说是一脉相承的，若说《尚书》是远祖，文心一书则为近宗。

其次，从辨体实践来看，刘勰《文心雕龙》一书已经论及大量的文体互渗现象，因互渗而难以辨别，因而他有通过规范文体功能来辨体的举动，此点也对江西诗派的辨体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为了清晰辨体，刘勰在论述相似的文体时，往往看重此类文体最主要的功能。比如《铭箴》篇，刘勰将此两种相似的文体放在一篇，但在具体论述“箴体”时，在“选文以定篇”之际，他选择的代表作品有《虞箴》，扬雄、崔骃、胡广的《百官箴》，潘勖的《符节箴》，温峤《的侍臣箴》等，刘勰最为认可的是产生于周代的《虞箴》，赞其“体义备矣”[15]；其次则为《百官箴》，称其“信所谓追清风于前古，攀辛甲于后代者也。”[16]这里它所选的典范作品大多为官箴，其实还有一类箴体作品为私箴，但是刘勰并不认同此种文体。他心中箴之正体应为“攻疾防患”[17]之作，而不应该是充斥太多个人情感的个人之作，此类个人之作更类似于铭。与此暗和，江西诗派的代表作家们也注意到了文体互渗，同样强调通过文体功能来辨体。如《与人》云：

“前承谕作《木山记》跋尾。以明允公之文章，如天地之有元气，万物资之而春者也，岂可复刻画藻绘哉！往年欧阳文忠公作《五代史》，或作序记其前，王荆公见之，曰：‘佛头上岂可著粪？窃深叹息，以为明言。凡作序引及记，为无足信于世，待我而后取重尔。”[18]

此处认为序、引及记类文体的功能是“为无足信于世，待我而后取重尔。” [19]因为序、记不得体，所以即便《五代史》一书堪称卓越之作，但多了这些不符规范的序、记外，便如佛头点粪了。所论之文体与文心一书大相径庭，但都强调文体之功能，借此来辨体，可说是一脉相承的。此后，尽管南宋时期的严羽在《沧浪诗话》一书中一直批判江西诗派，但其辨体思想依然受到了其批评对象的沾溉，再引用禅宗术语，提出了“须是本色，须是当行”[20]的辨体理论，此外还有多处提及，从而在刘勰和江西诗派的基础上，将辨体理论推向定型。

二、破体思想，究极历代体制之变

破体，本是书法用语，指的是书法上不同正体的写法，后来才延伸到文体学领域，意指作家为追求创作个性和新变，突破一定的束缚，创造文体的新写法，或者直接在原来的文体上融合其他文体，产生新文体。这种变化，又称“变体”，与上文所言之“辨体”是一组对立的范畴。刘勰极为重视文体的体制和规范，强调辨体，通过“选文以定篇”，试图为各种文体树立起正体，但他并没有拘囿于此种圈子，他也认同文体在合理范围内的创新和突破，可谓是辩证地论述了文体风格的多样化与统一性，很有理论意义，此点对江西诗派亦有沾溉。

首先看理论层面的沾溉。理论层面的沾溉比较隐微，这是因为与理论相比，江西诗派的破体实践更具压倒性优势，其破体理论与实践之间出现了极大的裂隙。尽管此派的理论较为匮乏，但仔细推究之下，可以发现，江西后学总结出的变体理论与刘勰的破体思想也存在一定联系。通观《文心雕龙》全书，刘勰的破提思想是比较合理的。他的破体思想，以正体为参照，肯定适度的变体、别体和参体，否定过度的谬体、讹体及解体，相对来说，自成体系。刘勰在《颂赞》篇标出“变体”一词：“晋舆之称原田，鲁民之刺裘鞸，直言不咏，短辞以讽，丘明、子高，并谓为诵，斯则野诵之变体，浸被乎人事矣。”[21]颂体最初的用意是“容告神明”[22]、“美盛德而述形容”[23]，此处晋舆人之诵“原田每每”[24]、鲁人之颂“麛裘而芾”[25]，却都指向了平淡的人事，此与颂之本体背道而驰，然而刘勰却肯定了这种变化，这是因为“美盛德而述形容”的基本宗旨还在，没有跳出太远。刘勰对“谬体”“失体”“解体”等的批评则代表着刘勰辨体批评的另一层次。同样是《颂赞》篇，刘勰提到谬体：“至于班傅之《北征》《西征》，变为序引，岂不褒过而谬体哉！”[26]此篇中提到的班固的《车骑将军窦北征颂》及傅毅的《西征颂》，在刘勰看来，铺写事实过多，褒赞也过甚，因而是他否定的“谬体”。

至于江西诗派，后人刘克庄曾评价黄庭坚“究极历代体制之变”[27]，算是指出了他的破体实践。就理论而言，江西诗派的破体理论多由后人总结而成。这些人大多肯定江西诗派与诗学诗法上的造诣，并有追随倾向，因而以“尽古今之变”[28]、“极风雅之变”[29]、“诗变前体”[30]等语来肯定江西诗派的破体成就。如吕本中《紫微诗话》：“自古以来语文章之妙，广备众体，出奇无穷者，唯东坡一人;极风雅之变，尽比兴之体本，包括众作，本以新意者，唯豫章一人。此二者当永以为法。”[31]惠洪《冷斋夜话》卷三：“造语之工，至于荆公、东坡、山谷，尽古今之变。”[32]甚至到元朝，方回在点评江西诗派代表诗人的一些作品时，也往往直接标出“变体”一词，如《瀛奎律髓》卷二十六专设“变体类”，品评山谷《次韵盖郎中率郭郞中休官》：“青春白日”“紫燕黄鹂”之诗为“变体”。通过后学对江西诗派的总结可以看出，江西一派在具体的创作中存在大量破体、变体现象，与前朝刘勰可谓是一种暗合，一者以理论表达破体思想，一者则以实际创作践行了破体思想。

那么究竟怎样的破体才是合理的？才是能给文体注入活力的？这就涉及“度”的问题。任何旨在突破陈规、有所创新的变化都会带来利弊两端，破体为文自然也不能例外。当然，破体的界限实则难以把握，因为一种文体或者文体间的变化皆是千差万别的。但如若想让文体之间的渗透、交叉取得比较好的美学效果，必须遵循一定的标准和尺度。从文心一书阐发的理论及江西诗派的创作实践来看，二者都在努力寻找这个尺度，在破体标准上亦有一定的承接性。推到究极，刘勰破体观地主要标准仍是宗经思想。以宗经为根柢，他在文心一书中构建了一个文体序列，离经典越近的文体地位越高，可“执正以驭奇”[33]，更好地沾溉其它文体。偏离宗经越远，造成的渗透则会“逐奇而失正”[34]。江西一派并无具体的理论阐发，但其破体实践大底继承了刘勰的“以宗经为根柢”。黄庭坚等人“以文为诗”，虽然也受到一定诟病，但总体来说，极具开拓精神，在唐诗的巨大焦虑下开拓出了宋诗的另一片新天地，總体来说值得肯定。而同时代的秦观以词法入诗，则被元好问讥为“女郎诗”。蒋寅先生曾说：“（文体）互参之际显示出以高行卑的体位定势，即高体位的文体可以向低体位的文体渗透，而反之则不同……以高行卑的美学依据，实质就是木桶原理，即作品整体的风格品位取决于体位最低的局部，以高行卑可以提升作品的风格品味，反之就会降低作品的风格品味。”[35]层次越高的文体，涵盖的范围则越大，因此也就容易和其他文体盘根错节地交织、互渗，而文体间的层次问题，推到究极，仍是宗经问题。

三、兼性智慧，虽苏门不能兼全也

2022年4月份，武汉大学李建中老师主持召开了“关键词研究：范式与进路”学术研讨会，此次会议中，众多学者提出了不少有意义的关键词，并阐发了自己的研究心得。李先生钻研《文心雕龙》多年，因而在提取关键词时，格外关注文心一书的关键词。他指出：“‘兼在《文心雕龙》20篇之中是一个热词，从学理上考察，‘兼性既是《文心雕龙》的关键词，而‘兼性智慧则是《文心雕龙》的根本特征之所在。”[36]李先生同诗提到，文心一书中蕴含的兼性智慧有四：一是主体身份之兼性，而是思维方式之兼性，三是话语行为之兼性，四是问题类型之兼性。从上述辨体及破体来看，刘勰的文体学思想确实体现了一种兼性智慧：以宗经为根柢，以史学为滋养，以子部来扩充视野，以集部培养审美特性。其实，强调辨体的同时肯定一定程度上的破体、参体、别体，就已经是一种兼性思维的体现。

此种兼性思维对江西诗派的文体思想亦有隐形的影响，山谷体堪称有别于唐诗的宋诗的最高成就，其原因即在于山谷本人能够“会粹百家句律之长，究及历代体制之变”[37]，故而在创作中能够兼备众体，颇具老杜的集大成意味。山谷体制兼备众体，从纵向来说，有效仿太白、老杜的一面，如《次韵吴宣义三径怀友》一诗，颇得陶渊明之神理。横向而言，山谷体也以兼容并包地吸纳了差不多同时代的元祐体、西昆体之精华。可以说，是兼性智慧成就了山谷体，而此种智慧也暗暗承袭刘勰的一面。

四、余论

前人或今人论及《文心雕龙》一书的传播与影响时，多只看到明显的一面，而忽视了很多隐微的沾溉。《史通》一书从结构上就开始模仿《文心雕龙》，此种沾溉自然是显而易见的。但文心一书直到宋朝，似乎沉寂了一般，甚少有人提及，因而大家也就会产生误解，认为文心一书在宋代并未造成太大的影响。若说明显之影响，显然难寻，若说隐微之沾溉，那么，文心一书对江西诗派的诗论、文体论以及文道关系都有着不同程度的沾溉，因而在考查文心一书的传播与影响时，应该注意这些隐微的部分，这样方可丰富龙学的传播研究。

参考文献：

[1]任竞泽.宋代文体学思想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

[2]吴承学.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

[3]詹锳.文心雕义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4]李学勤主编.尚书正义[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5]詹锳.文心雕义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6]詹锳.文心雕义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7]詹锳.文心雕义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8]詹锳.文心雕义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9]詹锳.文心雕义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10]詹锳.文心雕义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11]詹锳.文心雕义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