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严州曾一度被视为“理学名邦”，该地区理学发展得益于“东南三先生”的学术互动、本土书院的兴盛以及刻书业的繁荣。严州浓烈的理学氛围感染了士人方夔，并自然而然体现在他的诗歌创作中，成为其诗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关键词】严州；理学；方夔；诗歌

【中图分类号】B2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3）15-0072-03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3.15.023

严州地处今天浙江省杭州市，“严州”之名始见于唐高祖武德四年。方夔在《严州新定续志序》中写道“严之所以为望郡，而得名者，不以田、不以赋、不以户口，而独以‘云山苍苍，江水泱泱，有子陵之风在也。”[1]此外，建隆元年太宗皇帝任睦州防御使、宣和三年高宗皇帝领遂安、庆源军节度使、宝祐五年度宗任镇南遂安军节度使，三为真主兴王之地，充分彰显了该节镇的重要性。作为京畿—临安辐射之地，严州既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又有独特的地方文化，滋养了一方士人。

一、严州理学的发展与兴盛

理学是宋学最本真与最深刻的体现。理学在北宋早期早已初露峥嵘，最早可追溯至“宋初三先生”。三人研治儒家经典、兴办书院与州学、教授生徒，引领了注疏学术风气的转变，为理学的初步成熟奠定了基础。后经周敦颐、邵雍、张载、“二程”承继，理学至孝宗朝朱熹而臻于完善，确立了“理”作为最高标准与终极目标，并成为了官方哲学观。此后，理学盛行于元、明、清，后虽渐次衰落，但其影响仍延续至近代。作为有宋政治的一分子，严州自然受到了理学文化的沾概，而促使该地区理学发展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严州理学的发展首先得益于“东南三贤”的学术探讨。“东南三贤”——朱熹、吕祖谦、张栻，师出同门，师事洛学南传第一人——杨时。三人均与严州有着不可割舍的渊源关系。绍兴十八年（1148）春，十九岁的朱熹借水路远赴都城临安参加省试，第一次途经桐庐，被其山水风光所吸引，作《桐庐舟中见山寺》一诗，从此静谧的严陵山水便深深印刻于朱熹心中。此后朱熹多次途经严州，并于乾道七年、九年，两次受詹仪之邀请，至瀛山书院讲学，二人结为好友。朱熹以其独特的人格魅力与深厚的学识修养推动了严州理学的发展。绍兴三十一年（1161），吕祖谦任桐庐县尉，主管学事；乾道五年（1169）八月，任严州州学教授。同年（1169），张栻知严州，吕祖谦作《与张荆州敬夫书》“今兹旌纛之来，万目共视，一举一措，盖将占吾道之盛衰”，对其到来充满了期待。[2]此后，二人与远在福建建阳县的朱熹展开学术上的思想交流，一时传为佳话，三人也被誉为“一代学者宗师”。[3]三人主张同中有异：一方面，他們都认为“理”是世界本源;另一方面，张栻和吕祖谦的理学主张引入“心”的概念，并凸显其重要地位。二人试图调和心学与理学，具有明显的折中主义色彩。孝宗淳熙二年（1175）的“鹅湖之会”，便是一次调和朱、陆矛盾的实践，虽然最终不欢而散，但由此开启了中国书院会讲的先河，并彰显了儒士风范与君子气度，成为中国古代哲学史上的美谈。“东南三贤”主张虽然存在分歧，但正是其思想的相互补充、渗透与融合，才促进了理学的发展与完善。[4]

除“东南三贤”外，詹仪之、钱时、喻樗等严州籍学者的学术探讨也促进了严州理学的繁荣。詹仪之，字体仁，号虚舟。詹仪之自幼受学于双桂书堂（后改名瀛山书院），推崇道学并穷究天理。乾道五年，与任职严州的吕祖谦、张栻于瀛山方塘探讨学问，三人结为莫逆之交。并与朱熹往来密切，借书信辩论学术，二人主张倾向基本一致，受其影响，詹仪之理学主张日益成熟，瀛山书院也因此成为遂安、乃至整个严州研习理学的中心之一。钱时，字子是，号融堂，师从杨简。幼绝意科举并究明理学，后主讲于象山书院，他的学问“发明人心，议论宏伟，指擿痛决”。[5]喻樗，字子才，号玉泉、湍石。幼渴慕伊程之学，受学于东林书院，师事杨时。主张用十个字便可以囊括“六经”的数十万言论，“君臣、父子、夫妇、长幼、朋友。”[6]此外，还有赵彦肃、詹阜民等人，也名显一时。

严州书院的兴盛也促进了理学的发展。书院之名起源于唐代，但当时为藏书与修书场所，作为一种发达的、大规模的、私学形式的书院，直至宋代才形成。白鹿洞书院的复兴成为了我国书院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标志，“嘉定更化”之后，书院发展进入了最高峰。严州书院在中国书院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严州书院首创于晚唐，宋代由于名人创办或讲学于此而影响全国。宋时严州较著名书院有丽泽书院、瀛山书院、石峡书院、风山书院、蜀阜书院等。因书院讲学带头人多为理学家，因而理学成为书院主要教授内容。严州书院教育方针与培养目标为培育封建理学人才服务，为儒士研习理学提供了适宜的场所；理学的兴盛也反过来助推书院发展，严州书院与理学思潮相互支撑、相互促进，逐渐形成一体化趋势。

严州刻书业的繁荣为理学的传播创造了条件。据王国维《五代两宋监本考》记载：除杭州刻书以多、精出名之外，浙江其他地区也有刻书传统，如严州、湖州、建德等。据《景定严州续志》记载：“郡有经、史、诗、文、方书，凡八十种。”[7]著名刻书家有陆游、陆子遹、袁枢等。特别是《剑南诗稿》二十卷的刊刻，为严州文化史上的一大盛事，引起了诗界的巨大轰动，多位诗人题诗咏叹。除拥有一批杰出刻书家之外，随着宋室南渡，大批刻书手工艺人南迁，带来了精湛的刻书技术。此外，严州盛产梨、枣等刻版所需木材，以及毛竹、楮树等造纸原料，为刻书提供了便利的条件。其刻本被称做“严刻本”，以黑墨似漆、大字如钱、点校精良，刻版精细而闻名全国。刻书业的发达为理学的传播提供了强有力的资源支持。如吕祖谦任严州教授时刊刻《阃范》十卷；钱可则在严州任内刊刻钱时《融堂四书管见》十三卷（《论语》十卷、《孝经》一卷、《大学》一卷、《中庸》一卷）、朱熹与吕祖谦《近思录》十四卷、蔡模《近思续录》十四卷等，这些刻本为严州理学的传播奠定了基础。

理学名士的互动、书院的繁荣以及刻书业的高度发展，推动了严州理学的发展。此外，新安理学的兴盛也对严州理学产生一定的辐射作用。在这种浓厚的理学氛围中，严州读书士人很难不受其影响，他们的作品中也或多或少带有理学色彩。

二、方夔的理学修养

方夔，一作一夔，生于1252年左右，历宋元易代，字时佐，号知非子，严州淳安人。曾与何基、何梦桂交游，深究义理之学，后被引荐为严州教授。宋亡，誓不仕元，筑室于富山之麓，扁其堂曰“绿猗”，授徒讲学，学者称其为富山先生。著有《汉论》十卷、《富山懒稿》三十卷，今皆已佚。今存《富山遗稿》十卷，存诗486首。宋末严州遗民诗人之一。

方夔的理学修养除得益于严州理学文化感染外，还得益于师学承传。方夔曾从何基学义理之学。何基（1188—1269），婺州金华人，字子恭，号北山，从学于朱熹门人黄干，著有《大学发挥》《中庸发挥》《易启蒙发挥》《近思录发挥》等。與弟子王柏、金履祥、许谦并称为“北山四先生”，《元史》称其为“朱熹世嫡”。[8]师从何基，自然对方夔理学境界的提升有所帮助。方夔还曾与何梦桂交游。何梦桂（1229—？），字岩叟，别号潜斋，淳安人。著《易学》《中庸》《大学说》《致用书》，今均佚。今存《潜斋集》十一卷。方夔诗歌《寄呈何潜斋小有洞天》《寄题沃祥卿梅泉二大字盖何潜斋笔也》记录二人交往。何梦桂于“易”尤为精通，并多次体现在诗歌中。如《赠尹巽斋易数》：“易经四圣羲周孔，数贯三天先后中。”[9]《诫子》一诗充满说教色彩：“哀哉复哀哉，追悔已迟暮。及此尚可图，勉旃须早悟。”[10]作为方氏一族的方逢辰（1221—1291），初名梦魁，字君锡，学者称为蛟峰先生，淳安人，宋亡不仕，授徒讲学以终。方逢辰自幼随父方镕习文，在其影响下，方逢辰对程朱理学深有研究。方夔作《名物蒙求》，认为孩童“未识宇宙内事，虽此身不识其所从来，况同胞同与者乎，法当从事物上起”。[11]作《周易外传》以发明程朱之说，“以文王、周公之辞，证伏羲之画；以孔子之传，求文王、周公之心”。[12]方逢辰说理意识也流露于诗歌中，何梦桂称其《猩猩歌》《鸡雏吟》“兴起人心，维持世教，甚切切也”。[13]作为方氏家族的优秀代表，方夔的族叔，很难不受其影响。方夔的《贺方逢辰得宣命》便记录了二人的交往。

作为一位颇具代表性的严州诗人，方夔著述颇丰。五、七言兼具，众体兼备，尤长于五言。方夔作品中常体现勤勉读书、注重修身养性的儒者气质。《送人赴学官二首·其二》直言“天下无如书益智”。[14]《予读书之室先从兄时南尝扁以绿猗今二十余年矣感叹存殁遂成长篇》借用《诗经·卫风·淇奥》典故，全诗充满了君子的高风亮节，“中有读书室，堂外万修竹。错出泉石间，翛然隔尘俗”，描写了读书堂的清净与典雅。[15]《夜坐阅书》“时穷两不遂，衰鬓秋萧瑟。平生用力处，文字派六籍”刻画了一个贫穷的读书士人形象。[16]《杂兴·其一》中诗人认为虽然身处“蜗庐”，但“有床自可安周易，无饭谁教典汉书”，无论世事如何变迁，诗人始终“绝无半点功名望。一任浮云自卷舒”。[17]《富山泉》“时时汲修绠，洗眼看残编”寄托了方夔独特的人生追求。[18]

宋元易代，战火不断，民不聊生，作为一名自幼深受儒家传统礼乐文化熏染、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儒士，方夔作品中充满了对下层百姓的同情与怜悯，并由此高呼良吏，希望其拯救万民于水火之中。《上按察胡大使》“厥今民凋瘵，如疾居膏肓。弃捐不自保，况复有蓄藏。吏贪不加恤，乘时肆夺攘”，战争过后，人民渐耗，民生凋敝，整个社会因此病入膏肓，奄奄一息。[19]在这种情况下，贪官污吏仍不体恤百姓，乘乱时肆意压榨百姓，人民疲于双重压迫，苦不堪言。虽自幼受传统儒家民族观教养的南方士人，坚守“诛乱臣，讨贼子，内中国，外夷狄，贵王贱伯”的“夷夏观”。[20]但“吾道无南北，得志同济量”，心忧百姓的儒家情怀可以超越“夷夏”之别，无南北之分。[21]诗歌结尾，诗人对胡大使寄予希望，希望他能够爱护百姓，使严州风俗恢复到唐虞太平盛世那般。《送人赴学官二首·其二》诗人劝诫友人“莫因贵宦负远志，当为饥民念鞠躬。”[21]《闵忠》中“鞠躬待死无余事，不负朝廷不负心”既是对文天祥的褒扬，也是诗人坚守民族气节的不屈心志的表露。[22]《诛奸》用“尔身不恤无埋地，此耻奚容共戴天”对奸臣贾似道进行了无情的鞭挞和嘲讽。[23]

方夔不乏直接说理的作品，充满了理学色彩。《上按察胡大使》是方夔写给胡祗遹的一首赠诗。胡祗遹（1227—1295），字邵闻，号紫山、紫山野老，潜心伊洛之学，为元初著名理学家，著有《紫山大全集》26卷。《上按察胡大使》融理入诗，“我生苦不早，已后朱紫阳。居近世未远，颇亦承余光。恭惟紫阳翁，派接周程张。实学有实用，为世作舟航。”[24]诗人首先感慨自己与朱紫阳（朱熹）生不同时，未能亲眼目睹理学大师的风采。但幸距朱熹时代不远，仍可受到朱子理学的沾溉。“古人不可见，来者犹可望。紫山豪杰士，理学望北方。” [25]诗人笔锋一转，虽然，如今圣人已不可见，理学后劲仍可期待。紫山（胡祗遹）潜心研究伊洛之学，结合自家体悟，推动了北方理学的发展进程。《谒融堂墓》是诗人对钱时的缅怀之作，“时方大用文公学，士亦深排陆子禅”，虽然程朱理学深入人心，但不可否认，陆九渊心学仍有其可取之处，作为陆九渊的再传弟子，钱时讲学注重融通朱陆精义，发明人心，议论精辟，但如今只剩“无人守坟墓”，诗人不免“临风一酹一凄然”。[26]《元日》“呼儿记日开书读，为说濂溪太极图”，提及宋明理学开山祖师—周敦颐及其作品《太极图》。[27] 《贺山房先生入新居》“吾宗紫阳氏，秀挺鸾凤骨。家学印大程，南北斗柄揭”，根据《宋元学案》注释，“大程”指蛟峰。[28]《黄杨》开头点明“万物具生理，日与化工运”，万事万物都蕴含理趣，接着点明黄杨独特的习性，一岁长一寸。[29]尽管有土壤培育，有雨露润泽，仍旧“气机有时歇，厄会屡遭闰”。[30]然后引出颜子渊以退为进，揭示自己怡然自得的生活理念。

作为宋末诗人，方夔诗歌明显受到了宋季江湖诗派与理学诗派的影响。受江湖诗派的影响，方夔诗风平易浅显，明白如话。受理学诗派的影响，方夔诗歌中谈及性命、义理，追求道德理想人格的自我完善。但由于身处易代，方夔诗歌中更多表现自己的气节节操、誓不仕元的伟岸人格、对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中的同情、对良吏的渴求，以及对于故宋的怀念。

三、结语

地理环境与人类的生产、生活及所有的活动密切相关，不同的地理环境对地域文化的产生与发展有着巨大的影响，而地域文化的差异也必然造就文学作品和文学风格的多样化。严州独特的理学文化滋养了方夔，使其即使身逢乱世，仍坚守自我，在困境中用诗歌为自己发声，激励自身，也砥砺后人，在一定程度上对后世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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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潘富恩.论杨时的后继者“东南三贤”理学思想之异同[J].商丘师范学院学报，2009，25（02）：1-6.

[5]（元）脱脱.宋史[M].清乾隆武英殿刻本.

[6][12]（清）朱彝尊.经义考[M].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7]方韦.严州史话[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8.

[8]（明）宋濂.元史[M].清乾隆武英殿刻本.

[9][10][13]（宋）何梦桂.潜斋集[M].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4][15][16][17][18][19][21][22][23][24][25][26][27][28][29][30]（宋）方夔.富山遗稿[M].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0]（宋）朱熹.朱子语类[M].武汉：崇文书局，2018.

作者简介：

武文婷，女，汉族，山西汾阳人，山西师范大学研究生在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