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亚楠

摘要：从国家治理结构看，基层自治组织是国家治理体系的最前端，与最广大百姓的联系更加紧密。从国家治理体制来看，农村基层治理是基础一环。国家治理可看成网络化体系，农村基层组织必须成为合纵连横上的核心点。但在乡村振兴战略要求下，基层自治组织面临新的困境。

关键词：乡村振兴；基层自治组织；新困境

一、问题提出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的改革目标，这与乡村振兴战略遥相呼应。显而易见，乡村振兴不再是只强调农村山水田林路综合整治，还要改善农民生活，这是一个全面、综合、科学的范畴。[1]它是以工业和城市的发展支持和引导农村的发展，由城乡分离走向城乡一体。[2]要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出发，统筹城乡区域发展。坚持把解决好“三农” 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为了实现乡村振兴战略，必须要推进国家基层治理体系和提升基层治理能力。这一战略的执行自然而然就成为基层自治组织责任。总而言之，提高基层自治组织的治理能力是乡村振兴战略的应有之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一章总则的第二条规定：“村民委员会是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 作为基层自治组织的代表—村委会，在当前和今后的一个时期新农村建设的重点内容包括三类：一是农村区域性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项目。该类项目覆盖乡镇和有一定规模的中心村与城市基础设施，共同构成比较完整的国家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网络；二是直接面向村庄的公益类建设项目。如村庄整治规划村庄道路、供水设施、村庄排水沟、公用水塘、公共厕所、垃圾站、村民活动室建设等；三是农户自主参与、农民直接受益的项目。[3]然而，面对乡村振兴的新决策和新要求，村委会自身的能力显然存在不足。根据建设国家治理体系的要求，基层自治组织应该革除积弊、相互借鉴、创新治理模式，实现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治理。[4]但基层自治组织与其他合作组织的互动过程中面临着新困境。如在合作的过程中，基层自治组织如何保证主导性、独立性以及利益最大化？

二、合作组织类型与新困境

从国家治理结构看，基层自治组织是国家治理体系的最前端，与最广大百姓的联系更加紧密。从国家治理体制来看，农村基层治理是基础一环。如把国家治理体系看成网络化，农村基层组织必成为合纵连横上的核心点。但在乡村振兴战略要求下，基层自治组织面临新的困境。通过梳理基层自治组织与外部互动涉及主体发现，合作组织可分为三种类型：政府机构、市场企业、其他机构。自然引起以下思考：基层自治组织与其他合作组织之间在农村治理互动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是什么？本文通过基层自治组织自身特点为焦点，分类探讨其与不同组织互动的行为进行探讨。

（一）基层自治组织与政府

从劳动力角度来看，广东省胜利村是一个典型缩影—村里常住村民有400多人，但青壮年不到100人。“大部分青壮年外出到深圳、东莞、惠州等珠三角城市务工，留下的多是老人小孩。”[5]这样的村落在中国大地上非常普遍，严重缺乏劳动力，自然也使得农村自治人才的缺失，也就不存在其他的力量合而为一共同制衡政府的基层组织。从公共产品供给项目上，如农田水利设施老化，修复淤塞沟渠、复垦田投入资金压力大等原因，村组织没有统一进行规划组织资金的能力，也无专业储备知识的人员与政府部门进行沟通洽谈；从公民认同角度，政治文化可分为三种类型[6]，农村对于上层政府形成的依附性政治文化影响颇深，农民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能力并不是源于深层次的内生力，而是自上而下赋予其表面的特性，一旦牵扯到上级下发决定或布置任务，上级政府占据权威与专业等权力，这种力量是缺乏人力以及专业知识的农村基层组织所不能与之博弈的。长此以往，容易丧失农村自治的独立性和鲜明特色。

（二）基层自治组织与市场组织

在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过程中，市场组织在农村广阔市场占有率和获取利润的驱使下，积极加入新农村建设过程中。这使得农村基层组织在农村基础设施及公共产品供给与市场组织的博弈日益加深。双方博弈的焦点在于农村基础设施招标到交付等监督过程，农村公共产品招标到验收等监督过程。在这一系列过程中，农村基层组织博弈的困境在三个方面：首先，被边缘化的农村自治组织。公共设施与物品的供给过程在于政府统一招标，统一标准，统一财政拨款。这一过程农村自治主体农民代表被边缘化，公共设施与物品和实际用户之间形成脱钩，极易成为政府的面子工程，而不是民享工程，难以发挥政府对农村的财政转移支付作用，反而形成巨大的浪费；其次，监督形同虚设。例如，河南某村在道路改造过程中，道路使用材料质量存在很大的问题，村民对此进行指正，反而引来施工单位的报复行为；最后，农村自治组织存在有名无实的尴尬境地。农村自治组织在处理村集体事务中，存在着区域限制，即使是关系到自身内部利益时也因为自身权限限制，难以有效发挥自治权利。当然，这是由自身的资源决定的，但也不能忽视这种被架空的危害，对于新农村建设难以调动农民的内生动力。

（三）基層自治组织与其他组织

在近几十年的经济高速发展中，中国媒体借助数字科技的发展，将传统媒体和科技创新相结合，承载着传播国家公共政策，关注民生，聚焦民意，反映社会现实焦点，丰富广大民众生活的作用，借助各类科技平台不断将自身的权力与作用扩大化，在群众中影响力日益加强。因此，打造生态型新农村建设的旅游文化资源借助媒体平台得到有效宣传，当地的新农村面貌焕然一新。但是因不实报道给农民造成巨大损失的案例不在少数。借助媒体的分类可以分析出农村基层组织与之博弈的过程，推理出面临的困难与不足。

其中，借助各种信息传播平台（如抖音、微博等）的自媒体十分盛行，为了获取更多的点击，通过将农村视频二次加工，添加针对农民形象较为负面的言论。此外，公共媒体对某地的农产品进行不实报道，从而导致农产品销售不出去的情况时有发生。通过观察，有的当地农民通过在官方媒体进行澄清，但大部分群众抱着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心理特点，依然难以挽回声誉、信誉及经济损失。经济较为发达的当地农村集体募资请律师进行上诉，但因为我国法院上诉时间长，就算侥幸最后胜诉，这些不良公共媒体往往将不实报道删除了事，许多案例最后以赢了官司败了产业为结尾。此外，通过二次加工将农民塑造成自私自利的形象，使农民情感的隐性成本损失无法估计。在这种负面信息的冲击下，农民建设的积极性只会得到削弱。这与当前国家倡导的新农村建设政策相悖，给新农村建设蒙上一层阴影。

三、新困境呈现新特征

（一）新旧矛盾交织

当前农村自治组织承受的是双重矛盾。其中基础矛盾有：上级政府对村委会委派各种额外工作，如各种文书及统计表格、汇报提交等；部分市场组织对农村提供的公共设施与公共产品存在以次充好的现象。新矛盾凸显：各种自媒体本着不负责精神，对农村人形象进行丑化，掀起网络地域歧视，撕裂内部团结；个别公共媒体以食品安全为名进行脱离事实的报道，对中国某地区农产品产业故意歪曲否定；文艺作品片面存在迎合西方畸形审美，一定程度上弱化国家对脱贫工作的政策扶持、脱贫工作者的艰苦奋斗与取得的脱贫成就。这种新旧矛盾共同作用，造成农村自治难以招架。各种矛盾交相环绕，农村自治组织在治理过程中十分被动。

（二）新式集体寻租现象日渐突出

集体寻租并不是一般的贪污受贿行为，演变成满足各利益群体的各自利益，这实际上是对农民利益的罔顾。具体表现在，基层政府只是为了完成层层加码的新农村建设任务，无一不是按照各项标准统一落实各项要求，而对农民的需要往往敷衍了事，漠不关心。市场企业无一不是按照生产修建合约进行执行，农村自治组织村委会无一不是按照书面要求进行监督，忽视农村客观环境的影响，提供的产品往往被嗤之以鼻。新闻媒体按照任务要求，报道只报喜不报忧，农民的真实需求得不到回应。表面上皆大欢喜，各自都履行了职责，看似合理可能是一种集体自我满意的结果。这一过程中农民的真正需求则无人问津。

（三）农村文化情感矛盾突出

从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角度看，随着经济条件的好转，农民情感需求日益凸显。但农村文化与农民情感的需求发展相对不足，一是因中国农村地域分布较为分散，文化种类因区域的封闭性带有地域性特色，文化偏向于长久习俗的形成，偏重人文的内在性和独特性，无法通过统一的供给来实现；二是以聚居性与群体性的农民共同劳作形成的农村文化，具有时间的厚重性，并非一朝一夕能够完成，在发展上存在主观能动性，非外力可以改变。在众多文艺作品与媒体的古板刻画下，农村及农民形象存在扭曲反映，这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农村文化的厚积薄发。多种原因造就了农村农民对于文化与情感的需求日益凸显。

四、寻求构建动态均衡系统

面对当前遇到的新困境，着力加强和提升基层自治组织的能力和水平。

（一）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重视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加快完善乡村治理机制。” 农村基层党组织应成为宣传党的主张、贯彻党的决定、领导基层治理、团结动员群众、推动改革发展的战斗堡垒。农村基层党组织完善与否，直接关系到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效果。只有加强与完善农村基层组织的建设，才能保证党的好政策与主张真正落实到身处偏远山村的农民身上，才能发挥农民建设家乡的内生动力，从而凝结广大农民的力量，使新农村建设真正持续健康发展，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

（二）构建农村各类服务组织建设

建构农村各类服务组织，让更多的稳定建设主体参与，形成协同建设新农村的力量。现今农村存在空心化和老年化，年轻人的外出打工，给新农村建设和发展带来一定的劳动力缺乏等问题，组织之间的合作问题日趋凸显，培育各类组织共同参与到农村建设中来，引导其在农村广袤土地上发光发热，不仅能够促进其实现自身存在的价值与组织公益目标，还可以向农村提供先进的技术和治理理念，这是一种新发展趋势。此外，还可以引导城市各类服务组织下乡，不仅有利于其打开新的组织发展格局，促进自身的组织发展战略，寻求新的发展生机，还有利于解决城市资源的浪费和空置问题，形成合理的资源配置。

（三）构建农民需求反馈平台

农民的各项需求因长期的缺乏，外加城市生活的影响，呈现出复杂化分层交叉的态势，这需要公共设施与公共产品的提供不能过度单一化，因农民的人数多，分布广，习俗各不相同，任何单一的组织也无法提供庞大的需求。因此，需要以国家为引导，根据农民的实际需求作出精准分析，积极回应农民的诉求与需求，从而提高农村公共设施与公共物品供给的有效性与契合性，保障农民的生活舒适度与现代化，维护农村社会稳定，视为一种减少城乡矛盾的方法。

（四）构建农民置业系统教育晋升平台

农村贫困的主要问题在于农民在种地之外，无其他谋生的手段，不妨搭建农民职业系统教育晋升平台，提供教育认可的职业证书，依靠农村自治现代化的现实需要培养专业性的人才队伍。此举一方面可以进一步拓宽农民挣钱渠道，提高劳动技能，把农民培养成新型工人，减少农民文化歧视；另一方面，为新农村建设提供专业型治理人才和建设人才。

五、结束语

乡村振兴战略明确了乡村未来发展的目标和规划，它的实现要求必须提升国家基层治理能力与基层治理水平。故而面对新形势与新要求，基层自治组织必须加强构建农村系统反馈平台，以党组织领导农村发展全局，在此基础上培养农村治理人才及治理能力势在必行。

参考文献：

[1] 温铁军.新农村建设：挑战与反思[J].理论探讨，2006，（6）：74-76.

[2] 徐勇.国家整合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J].社会主义研究， 2006，（1）：3-8.

[3] 郑新立.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几个问题[J].农业经济问题，2006，（1）：11-15.

[4] 郑言，李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4，54（2）：5-12+171.

[5] 王金紅.村民自治与广东农村治理模式的发展：珠江三角洲若干经济发达村庄治理模式发展的案例分析[J].中国农村观察，2004，（1）：63-72+81.

[6] 董四代，冯宏良.农村基层政府治理变革的外部困境[J].攀登，2004，（2）：84-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