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艺鑫

诗至唐代至巅峰，追溯其开端，可至先秦之歌谣及《诗经》，而从《诗经》时代到大唐盛世的漫漫长河，乐府民歌以其旺盛的生命力上承《诗经》之礼乐文化与“观风俗”之精神，下启诗人的现实创作。乐府诗中最广为流传的是相和歌辞和杂曲歌辞，其中相和歌辞演唱时“丝竹更相和，执节者歌”（沈约《宋书·乐志》），分为相和六引、相和曲、吟叹曲、平调曲、清调曲、瑟调曲、楚调曲和大曲等类。

相和歌辞记载有歌咏昭君故事的《王明君》。《王明君》为相和歌辞四中的吟叹曲，同题之作共四十五首，皆是歌咏汉代汉元帝时期昭君出塞的故事，只是题目稍有区别，有《王明君》一首，《王昭君》二十九首，《明君词》十三首，《昭君嘆》二首。诗在细节与感情倾向上有所不同，而在这同与不同之间，可以窥见诗中所塑造的王昭君形象的三重意蕴。

关于王昭君的故事，史书只是记载史事，并未有过多情感寄寓。班固的《汉书·匈奴传》载：“竟宁元年，单于复入朝，礼赐如初……单于自言愿婿汉氏以自亲。元帝以后宫良家子王嫱字昭君赐单于，单于欢喜。”范晔在《后汉书·南匈奴列传》中写道：“初，元帝时，（昭君）以良家子选入掖庭。时呼韩邪来朝，帝敕以宫女五人赐之。昭君入宫数岁，不得见御，积悲怨，乃请掖庭令求行。呼韩邪临辞大会，帝召五女以示之。昭君丰容靓饰，光明汉宫，顾景裴回，竦动左右。帝见大惊，意欲留之，而难于失信，遂与匈奴。”而后的诗作则更加倾向于王昭君的内心世界：她被迫和亲的哀怨、身处胡地的凄凉。从《乐府诗集》的相和歌辞收集的这四十五首咏叹昭君之作中，我们可以看到王昭君形象的三重意蕴，甚至隐于昭君形象之下的和亲女子的命运。

一、无法主宰命运的和亲女子

无法主宰自己的命运，这是王昭君这一人物所呈现出的最主要的一层意蕴，由不得宠的后宫妃子到远嫁匈奴的和亲公主，王昭君始终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昭君诗大部分主旨是“怜其远嫁”，从而抒写其哀怨的心境，以石崇的《王明君》最具代表性：“我本汉家子，将适单于庭。辞诀未及终，前驱已抗旌。仆御涕流离，辕马为悲鸣。哀郁伤五内，泣泪沾朱缨。行行日已远，遂造匈奴城。……朝华不足欢，甘与秋草并。传语后世人，远嫁难为情。”《唐书·乐志》载：“晋石崇妓绿珠善舞，以此曲教之，而自制新歌”，即是沿用旧曲而自创新辞。石崇此诗名为《王明君》，是为避司马昭之讳，故晋人谓昭君为明君。全诗弥漫着哀怨之情，这在诗歌的小序中已点明：“匈奴盛，请婚于汉，元帝以后宫良家子明君配焉。昔公主嫁乌孙，令琵琶马上作乐，以慰其道路之思，其送明君，亦必尔也。其造新曲，多哀怨之声，故叙之于纸云尔。”

值得一提的是，石崇所作此诗并未用常见的旁观者角度，而是用了“代言体”，通篇以王昭君的口吻叙述抒情。“我本汉家子，将适单于庭”点明身份的同时也烘托出了悲剧气氛，作为政治手段下的牺牲品远嫁匈奴，便几乎一生无还朝希望。还未辞别完就已经要出发，仆从和御者泣涕涟涟，就连马都为她悲鸣。诗人先写仆从的表现，昭君心中的悲就更显深厚。“行行日已远”，离大汉越来越远，到了匈奴的城内。可在昭君心里，汉匈不是一族，她无法安定地生活在这里，而匈奴“父死，妻其后母”的习俗也使得她更加不能接受，自我了结又实属不容易，只能默默地苟且偷生，生存下去凭借的就是这郁积的愤懑。

可以说，“《王明君辞》最早确立了以‘哀郁悲怨为核心的情感基调”，也“开创了昭君诗运用‘代言体作为主要抒写方式的创作艺术传统”（张任《论石崇在昭君故事诗歌接受史上的意义》）。此后的诗都在不断诉说着昭君远嫁异国的悲惨情状。

除《王明君》外，纵观整个主题的其他诗篇，主要通过以下两个方面来写昭君的悲戚。

首先，描写胡地的萧瑟与风沙漫天。例如，“汉月正南远，燕山直北寒”（董思恭《王昭君》），“胡地无花草，春来不似春”（东方虬《王昭君三首》），“北风雁急浮云秋，万里独见黄河流”（刘长卿《王昭君》），“玉关春色晚，金河路几千”（上官仪《王昭君》），“塞外无春色，边城有风霜”（萧纪《明君词》）。一旦有汉与匈奴的对比，则越显凄凉，如“汉宫草应绿，胡庭沙正飞”（卢照邻《王昭君》）。

其次，描写昭君心境，独自留在胡地，不得归汉，一生都要独留外族，心中不免哀怨与悲戚。例如，“汉使南还尽，胡中妾独存”（崔国辅《王昭君》），“合殿恩中绝，交河使渐稀”（卢照邻《王昭君》），浩浩荡荡的送亲队伍都已归汉，甚至连使者都不再见，昭君只能一人独自留在陌生的匈奴，此时多么希望能回故土，即使不能久待，哪怕如同大雁一样每年回归一次也好，“愿逐三秋雁，年年一度归”（卢照邻《王昭君》），甚至希望汉室能够像曹操赎回蔡琰一样将她赎回。可这一切都毫无希望，纵使她有落雁之美貌，而到胡地之后也无心装扮，如“髻鬟风拂散，眉黛雪沾残。斟酌红颜尽，何劳镜里看”（董思恭《王昭君》），“莫将铅粉匣，不用镜花光”（顾朝阳《王昭君》），“自然衣带缓，非是为腰身”（东方虬《王昭君三首》），“容颜日憔悴，有甚画图时”（郭元振《王昭君三首》），“泪点关山月，衣销边塞尘”（梁献《王昭君》），“缄书待还使，泪尽白云天”（上官仪《王昭君》），“泪染上春衣，忧变华年发”（张正见《明君词》）。

昭君诗也许只是诗人有感而发，为昭君鸣不平、诉哀怨，也许有寄寓本朝之事，咏嫁异国之公主者。这时王昭君的形象就是千千万万个为两国和平而被牺牲掉的女子形象，如李白的《王昭君二首》，元代萧士赟在《分类补注李太白诗》中注“此二篇盖借汉事以咏当时公主出嫁异国者”。

有些诗作虽也是在哀叹昭君远嫁匈奴和亲的悲惨命运，但并没有深刻挖掘，只是将其归于命运，甚至归于她的美貌，如施荣泰《王昭君》中的“蛾眉误杀人”。四十五首诗中，十二首用了毛延寿的故事，但基本是在指责毛延寿，赞同王昭君的正直不阿，但也有如“自矜妖艳色，不顾丹青人”（刘长卿《王昭君》）的诗句，甚至指责昭君不贿画师是“不识时务”。只有少数诗在表面的哀叹之外，直指昭君悲剧的根本原因，如东方虬的《王昭君三首》其一“汉道初全盛，朝廷足武臣。何须薄命妾，辛苦远和亲”，点出了王昭君悲剧的实质是封建统治者造成的。司马光说：“盖上世帝王之御夷狄也，服则怀之以德，叛则震之以威，未闻与为婚姻也！”

二、士不遇的文人情怀

昭君无法掌控命运，在汉宫中“不被见御”，又被迫远嫁匈奴，与文人空有才华却报国无门的境遇相通。于是，小小弱女子经由文人描写抒发，便不免带有文人内心的感慨，这与屈原在《楚辞》中用香草美人寄寓政治理想一致。这一主题以卢照邻、李商隐的《王昭君》为代表。

卢照邻的《王昭君》：“合殿恩中绝，交河使渐稀。肝肠辞玉辇，形影向金微。汉宫草应绿，胡庭沙正飞。愿逐三秋雁，年年一度归。”皇帝“恩情中道绝”，将王昭君送往匈奴和亲，只留王昭君独自一人在匈奴形单影只。诗人哀王昭君之不幸，又何尝不是抒发自己的郁郁不得志呢？

李商隐的《王昭君》：“毛延寿画欲通神，忍为黄金不顾人。马上琵琶行万里，汉宫长有隔生春。”提到毛延寿，可知诗人是借鉴了《西京杂记》中所记载的毛延寿因向王昭君索要贿赂不成，而用画笔掩盖其美貌的故事。“行万里”，越行越远就越念越深，无一字写王昭君之哀，却字字流露哀。“隔生春”一词较晦涩，有以为用青冢（昭君墓）事，指昭君墓上苔草萌发生出春色，而昭君已为泉下人，是所谓“隔生春”；或指汉宫中所留昭君生前画图上的春风面。无论“隔生春”意思如何，都可看出其中之悲。独留胡地不能归汉，纵有春风面，又有何人赏识？而志士仁人满腹才华不得重用，与此相通。张采田说：“赴职梓潼，托昭君以自寓也。令狐不省陈情，使之沉沦使府，从此汉宫有长隔之痛矣。巫山有昭君村故云。但分朋党，不奖孤寒，从此万里羁游，汉宫有长隔之痛矣。岂独为昭君致慨哉！以昭君寓意，不觉其鄙浅也。”（《玉谿生年谱会笺》）结合李商隐的生平，“三年入朝，京兆尹卢弘正奏署掾曹，令典笺奏。明年，令狐绹作相，商隐屡启陈情，绹不之省”（刘煦《旧唐书》），李商隐无还朝希望，王昭君无归汉机会，二者不能说毫无关联。

鲍照的《王昭君》：“既事转蓬远，心随雁路绝。”诗人慨叹昭君的身世命运如同飘零的蓬草。鲍照是南朝宋的文人，出身贫寒，献诗被赏识后历仕诸王，其命运又何尝不是如同飘零的蓬草一般？

庾信的《明君词》：“敛眉光禄塞，还望夫人城。片片红颜落，双双泪眼生。冰河牵马渡，雪路抱鞍行。胡风入骨冷，夜月照心明。方调琴上曲，变入胡笳声。”该诗写昭君出塞途中越过胡汉边界时的所见所感，表达了王昭君来到北方塞外之后，怀念家乡的心情。庾信出使西魏，被留于长安，虽受到恩宠礼遇，但始终思念故国，乡关之思充斥于他的诗赋之中，此时，昭君之思乡也是诗人本人的思乡之情。

后世也有诗人仍借咏王昭君抒发自己对政治的感慨，尤为著名的是王安石的《明妃曲》，一句“当时枉杀毛延寿”点明了昭君悲剧产生的原因并不是画师将其画丑，致使“明珠”蒙尘不被赏识，归根结底在于皇帝自身。

三、胡汉休兵的功臣与英雄

这一重意蕴只在史书中客觀地一笔带过，诗歌中很少被提及。这时，王昭君的形象脱离了她的自身情感，而被诗人放在历史长河中去评判，“仙娥今下嫁，骄子自同和。剑戟归田尽，牛羊绕塞多”（令狐楚《王昭君三首》）。当时中原强盛，因此将和亲女子嫁入少数民族称为“下嫁”，一个“仙娥”又不着痕迹地体现了昭君的美貌。昭君出塞换来汉、匈的和平，避免战争与流血，将士们都解甲归田，边塞牛羊成群。这是相和歌辞的昭君诗中唯一一首写昭君和亲的巨大政治作用的诗，其他诗歌的基调都是哀叹昭君的命运。王季思对此指出，“汉魏时代的民间艺人大都从昭君个人的不幸遭遇中选取素材，提炼为文艺作品，绝少留意到昭君的出塞和亲给胡汉两族带来亲睦团结的政治影响”，这一切“决定于当时的政治形势和社会现实。汉魏时期汉族王朝力量比较强大，而北方少数民族在社会发展方面又比较落后，力量分散，不足以同汉族抗衡，民族矛盾不像封建社会后期那么突出”（《王季思学术论著自选集》）。郭沫若在《中国史稿》中也肯定“昭君出塞成为汉朝和匈奴和好的历史佳话”。

王昭君成为民族英雄，既是时势造英雄，也是因为她有智慧与胆识。

四、创作原因

由哀怨的妃子到文人情怀，再到民族英雄，三重人格一重一重丰富起来，构成了诗人视角下的王昭君形象。

然而，是什么促使诗人借王昭君形象发出如此咏叹呢？

相和歌辞中收集了魏晋南北朝歌咏王昭君诗歌共十首，内容都为咏叹昭君命运。长篇如石崇和沈约的作品，都完整叙述了昭君从汉宫向胡地出发及到达胡地之后的心境；短篇作品则选取一个角度，多是写边塞的荒凉和昭君由此生发的命运飘零之感。这一时期的诗歌都在歌咏昭君命运，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社会状况有很大关系。魏晋南北朝时期，整个社会都逐渐陷入一种无秩序的混乱状态：战乱与政治迫害等使时人往往感到前途渺茫、生命没有保障，因此诗歌中多咏叹与哀怨。

在《乐府诗集》的相和歌辞中记载的隋唐写王昭君的诗歌有三十多首，跨越唐朝各个阶段。诗人借王昭君表现情思：一是隋唐虽开设科举，但文人还没有诸多“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汪洙《神童诗》）的机会，所以文人多在诗歌中咏叹自己在政治、仕途上的不如意。二是唐朝多位和亲公主为了和平远嫁异国，她们的命运在一定程度上与昭君相似，这不能不引起诗人对她们命运的联系和哀叹。汉朝时，昭君出塞就是稳固统治的一种手段；到了唐朝，虽然政治经济文化都强盛，但在边境也时有争端，而解决争端的方法主要有会盟和和亲，战争只是辅助手段。唐朝时期，朝廷共向周围政权派遣了二十位和亲公主，真公主只有四位，其他则是宗室之女或大臣之女，她们被封为公主，承担了本不应她们承担的责任。和亲公主责任重大，但地位并不高，无怪乎诗人会写出如此悲叹哀怨的诗句。李白的《王昭君二首》其一写道：“燕支长寒雪作花，蛾眉憔悴没胡沙。生乏黄金枉图画，死留青冢使人嗟。”戴叔伦的《明君词》写道：“到死不得归，何人共南望。”和亲公主的命运自踏上和亲之路的那一刻就决定了。

几十首诗作都是咏叹王昭君，也大多是哀怨之情，但由于诗人所处的时代环境与个人心境的不同，即使是同题之作也各具情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