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昀

“中和之美”脱胎于先秦时期的“尚中”“尚和”思想，自孔子中庸思想中发源，是中国古代美学中的一个核心范畴和重要的美学思想。《中庸》认为：“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中庸》强调物与物、人与人、人与物之间须和谐相处，由此方能有大美产生。因而，历代文人无论在精神上还是在艺术上均以追求和谐之美为目标。从艺术维度看，“中和之美”是传统艺术家们毕生恪守的准则和追求的境界，是绘景融情的含蓄委婉表达，是诗画一律、情景相融的“天人合一”的自然流露，是“绘事后素”的审美境地。

苏轼是北宋中期文坛领袖人物，在历史上有崇高地位，他写下了诸多流传千古的名篇佳作。王国宪在《重修儋县志叙》中评价苏轼“以诗书礼乐之教转化其风俗，变化其人心，听书声之琅琅，弦歌四起，不独‘千山动鳞甲，万谷酣笙钟，辟南荒之诗境也”。苏轼体验了坎坷的人生，他的词作抒发了对人生的感悟之情，同时也因语言优美给人极致动人的美感体验。苏轼一生三起三落，遭受了从黄州（今湖北省黄冈市黄州区）到儋州（今海南省儋州市）的被贬境遇，遇赦后在归途中逝于常州。苏轼的人生可谓波澜起伏，他在人生最后时刻，写下《题金山画像》总结自己的一生：“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他的人生可谓是起伏跌宕，一波三折，饱受风霜。因为经历了人生的大起大落，所以苏轼的思想具有儒、释、道兼容的特点。在苏轼诸多的词作中，《定风波》鲜明体现了“中和之美”的审美意蕴：“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一、“哀而不伤”的含蓄美

苏轼的这首《定风波》创作于宋神宗元丰五年（1082）春，当时苏轼因“乌台诗案”被贬黄州团练副使已经历第三个春天。作品描绘了苏轼与友人春日出游时突遇风雨，同行友人皆狼狈，苏轼却泰然自若的情景，抒发了他遭遇风雨但无所畏惧的旷达之情。通篇苏轼未谈自己人生的逆遇，也未流露出对现实的不满之言，却字字透露出苏轼对人生逆境的诉说之态，表达他对遭受打击无所畏惧之意，是他豁达超然的积极心态的表现之作，也是他“中和之美”精神层面的体现。

苏词《定风波》意境深远，语言含蓄，情感“哀而不伤”。苏轼借词诉说自己的人生境遇与感悟，他的语言天然雕饰，无人为造作的痕迹。如上文所述，苏轼描写的“穿林打叶”的雨实际是他对官场劫难的暗喻：山林中突如其来的风雨让他无所适从，官场上从天而降的灾难更让他惶恐之至。“竹杖芒鞋”是苏轼表达了仕途艰难的状况。官场上的尔虞我诈、钩心斗角层出不穷，更有各种拉帮结派、政治斗争，这些都让苏轼倍感疲倦与无奈。“料峭春风”亦是指世间无常的人情。寒冷的春风正如世间的各种指责与评价，苏轼在狱中更是看清了世态炎凉，人情如纸。苏轼借助自然之景物，隐喻自己的逆境遭遇，表达了他内心的感受。但人生的困苦在苏轼的笔下并非沉重无比，而似花开花落、顺应自然。“莫听”“何妨”“任”“谁怕”等词让读者仿佛在听苏轼漫不经心地诉说着自己的经历与情感，有苦闷，更有旷达与信念；“一蓑烟雨”“山头迎照”“萧瑟处”，这些凄境唯美的画卷给人无限的美感，体现“哀而不伤”的美学风格。《定风波》正是通过优美而寻常的自然意象，含蓄地表达了苏轼在现实中的真实情绪与真切情感。

古代士人每每遭受不平，往往会抒发于诗文，故韩愈言“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送孟东野序》），苏轼亦是如此。苏轼虽然也“抱怨”与“诉悲”，但他用诗意的语言委婉含蓄地向世人述说；读者在感动与深思的同时，丝毫不觉苏轼有“鸣冤”与“诉苦”的刻意。除了《定风波》，《水调歌头》《念奴娇·赤壁怀古》等诗歌亦体现出“中和之美”的特点。读者总能感觉到苏轼在以一种似诉非诉的方式，向读者传递一种情感，字里行间有一种无以言表的美于其中撩拨读者的心绪。这便是孔子所赞《诗经·关雎》“哀而不伤”的含蓄之美，先秦时期先民们用《诗经》将这种美演绎，千年后的苏轼亦在用苏词演绎。

二、“哀而后振”的振奋美

和谐、中庸的儒家文化并非将人带入形而上的超验世界，而是以积极的情感和心态面对现实世界。“中和”虽是提倡事物间相互抵消，处于一种和谐状态，但并非要求人安逸顺境和忍受逆境，而是要坚定自己的志向。孔子认为“不降其志，不辱其身”（《论语·微子》），意为人要振奋精神。“乌台诗案”不是一桩简单的入狱、被贬的事件，而是苏轼生死攸关的人生转折点。“梦绕云山心似鹿，魂飞汤火命如鸡”（《狱中寄子由二首》其二），苏轼以为自己命绝于此，在黑暗的牢房里写下绝命诗。苏轼入狱百日，身体与心灵遭受巨大摧残，面临死亡的危险。他在《东坡八首》序中写道：“余至黄州二年，日以困匮，故人马正卿哀余乏食，为于郡中请故营地数十亩，使得躬耕其中。地既久荒为茨棘瓦砾之场，而岁又大旱，垦辟之劳，筋力殆尽。”被贬黄州的苏轼官任团练副使，这是一个闲职空位。苏轼被贬黄州无俸禄，就连住所都没有，他更像是一个被流放黄州的囚徒。

但是，面对人生的困顿，苏轼表现出积极乐观的心态，这是“振奋”美的表现，为诗歌奠定了“力量”的美感。在《定风波》中，“莫听”是苏轼自勉之语—任你官场小人耀武扬威，对我陷害构陷，我只淡然看这风吹雨打。“何妨”是苏轼身处居无定所、食无安稳，甚至性命未卜的逆境中的自我抒怀之语。现实已经如此艰难，苏轼仍要一声舒啸，继续保持乐观。“谁怕”是苏轼面对人生逆境的无畏，及官场险恶的不惧之语。苏轼无论是身处牢狱之中，还是被贬流放他乡，始终保持一份从容与自信。“回首向来萧瑟处”，绝望与凄苦之至的过往，却以一声“也无风雨也无晴”被苏轼轻声道尽。

“振奋美”的第二个表现在于苏轼对“形于天地之间”的自由之境的追寻。《定风波》虽是苏轼在表达身处逆境的作品，但给人以唯美与自由的体验，能感受到苏轼笑对苦难、行于自然天地的旷达。苏轼的思想具有儒、释、道融合的特点，《赤壁赋》和《后赤壁赋》让我们既看到儒的坚定，又看到庄子的自由、禅宗的旷达幽静，这一思想一直体现在苏轼诗词创作始终。《定风波》所描写的自然之景，如“穿林打叶”“料峭春风”“山头斜照”都具有很大的气象，仿佛人立于天地之间，平实叙述，以宁静的态度审视人生。“回首向来萧瑟处，也无风雨也无晴”，词人在个人意志上表达出对逆境的倔强不屈之志和自由旷达，因而《定风波》不仅是“哀而不伤”，可以说是“哀后振奋”的佳篇。

通览苏轼的诗词和文章，我们能感受到苏轼在反复曲折的人生体验中歌咏出“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赤壁赋》）的自由境界。从被贬黄州团练副使开始，一直翻山越岭向南到达海南，苏轼一直保持着他的从容与超然之态—“何妨吟啸且徐行”“日啖荔枝三百颗”“此心安处是吾乡”。苏轼用旷达和超然的心境表达了他对这次人生大难的接纳与释怀，这可谓是一种振奋的精神。

孔子赞颜回“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论语·雍也》），苏轼亦是如此。总体而言，《定风波》这首词之所以给人以无尽的回味之感，是因为苏轼拥有一种经历人生剧烈动荡之后的坦然而又宁静的心态，这是一种对人生失意予以化解，经历一系列困境，抑或是窘境之后所达到的内心澄明而又敞亮的境界，是一种大众很难达到的人性、智性，以及心性的境界。

三、“诗画一律”的意境美

“天人合一”的中和之美很大程度地体现在人与物的关系上，其中以人与自然之物的关系最为典型。古人常以自然之物入画，因而产生诸如“情景交融”“物我合一”等美境，而这些美境也直接体现在诗词的创作中。例如，晋代以陶渊明为代表的田园诗人，以谢灵运为代表的山水诗人都是在自然画卷中展现个人情感；到了唐代，皎然、司空图等更是提出“意象”“意境”“思与境偕”等重要审美批评范畴，将画面“意境美”与诗歌“情感美”很好地融合。王维的作品被后人誉为“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很好地体现了情景交融的艺术境界，所作之诗气韵生动。苏轼在前人艺术实践的经验基础上，总结出绘画与诗的“诗画一律”的艺术主张，讲天工、重自然，强调诗与自然之境的和谐，反对雕饰与刻画。苏轼论画如此，论诗也是如此，主要表现在以下两点：第一，提出“以文为诗”“以俗为雅”的创作方法与思想；第二，提出“辞达而已”的创作标准。孔子也提出“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和“辞达而已矣”（《论语·卫灵公》）的主张，因而苏轼提出的“诗画一律”的主张非常符合儒家“中和之美”的审美思想。

苏轼的《定风波》不过于铺叙，辞达而已，用简单的语言勾勒出一幅立体的画卷，“穿林打叶”的急雨画面、“料峭春风”的凄寒画面、“山头斜照”的孤独画面、“回首向来”的怅然画面，这些都是苏轼在逆境中的落寞与孤苦的写照，画与情相融。这份孤苦并非直白地宣泄，而是融入自然万象—既有情境，又有物境，是情境与物境、人与自然的融合。在人物形象上，“竹杖芒鞋”，人行于自然画卷之中；“一蓑烟雨”，在淡然烟雨中仿佛让读者置身画面，以品苏轼的淡泊之态；最后用“无雨无晴”的宁静画面，深化自己的释怀之情。作品丝毫没有雕饰与刻画之痕，完全是苏轼以自然之物抒发自我之情，通过“以文为诗”将自我的情感流露展示出来。

苏轼的其他词作也有如此特征，如《水调歌头》中的“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举酒问明月的画面，给人以无限遐想与深思。《蝶恋花·春景》中的“花褪残红青杏小”，写一幅花期已过的画面，带给人无穷的惆怅与感慨。苏轼善于利用平凡的自然之物的特性，用质朴的语言将情感与之结合，勾勒出极具审美意境的诗画篇章。《定风波》重视诗歌中的形象与画面感，重视诗中的情感节奏与诗性意趣，在情景交融中体现诗画一体、人与自然和谐美好的“中和之美”。

四、“随物赋形”的语言美

苏轼词作的“中和之美”还体现在语言艺术的“随物赋形”。关于“随物赋形”理论，苏轼在《文说》中有这样一段记叙：“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而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如是而已矣。”其中，“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即客观事物随着思想感情的变化而变化。“所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如是而已矣”，即“思想感情要顺应事物规律，需激情洋溢时就自然表现，需抑制情感时就自然收敛；这样文章才能舒卷自如，变化无端”（李轶婷《苏轼对〈文心雕龙·定势〉的继承和发展—以“随物赋形”说与“辞达”说为中心》）。由此可知，“随物赋形”在思想上与“中和”思想相契合，而形式上也是与“中和之美”一致。

苏轼在词的创作中，主张革新词体风格，开拓词体的境界，推崇清壮豪迈的审美，始终坚持收放有度、隨物赋形的原则。苏轼的作品，其语言表达既没有程朱理学刻意载道的晦涩之感，也没有江西诗派坚持复古而过度执着之意；他取物自然，随物赋形，富有哲理，意味深长。“随物赋形”是在创造中，情态与物形相统一，即情感之态借助物之形象表达，物之形象亦因情感之态而灵动。在《定风波》中，苏轼以平淡质朴的语言，述说了艰难落魄的艰难困境，抒发了超然振奋的积极精神，词中苏轼的思想情感与客观事物相互照应。“杖”“鞋”“烟”“雨”“春风”等都是为人所熟知的普通意象，苏轼可因其形而赋其情；“穿林打叶”虽然势大，却因苏轼“莫听”而显得无足轻重；“马”虽是轻便的驾具，却因苏轼独爱“竹杖芒鞋”而逊色；“一蓑烟雨”更是苏轼朴素形象的真实写照；“山头斜照”则是一幅唯美的画面，苏轼用昂扬的面容迎视雨后的残阳。苏轼的情感非常热烈与深沉，却用简洁的词语和淡然的语气道出。“也无风雨也无晴”更是抒发了时过境迁后，苏轼对过往遭遇的释怀之情和人的归途是从容活出自己本色的感悟。

总而言之，苏轼的词因有深厚的人文内涵，千百年来被世人所称赞，语言优美，情感真挚。本文笔者品读《定风波》，最终体验到苏轼词作中蕴藏的“中和之美”。“哀而不伤”和“哀而后振”是其精神上美的体现，“情境交融”与“随物赋形”是其语言和艺术上“中和之美”的体现，令人回味无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