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金林

袁中道，字小修，是晚明公安派的代表文人，一生著述颇丰，尤以游记闻名。除收录在《珂雪斋集》中的八十余篇游记外，袁氏还著有一部被学界忽视的日记体游记《游居柿录》。这部日记体游记总结了袁中道中晚年的主要人生历程，理应成为袁中道游记文学的重要研究文献之一。本文即以《游居柿录》为考察中心，对袁中道游记中的“精警”意识作多角度探讨，以把握袁中道游记作品的特性。

袁中道在写于万历四十四年（1616）的《与钱受之》中言：“近转觉其冗滥，不欲流通，正思取一生诗文之精警者，合为一集……日记系另一书，目下亦未可出耳。”此段文字是袁中道谈及编订自己作品集的过程，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其中体现了袁氏选订作品时尤其重视作品的“精警”特性。关于“精警”一词，由庄涛先生等主编的《写作大辞典》将其定义为：“语言技巧之一，为修辞学中辞格之一种。指语简言奇、含意精切动人的句子。”袁氏重视的“精警”特性正是兼具含义深刻和思想深邃這两方面的特征，而在《游居柿录》中，这种“精警”意识多处可见。

一、出游目的及成书缘由中的“精警”意识

《游居柿录》卷一记叙袁中道因“静居数月，忽思出游”，遂决计整治行装，借舅舅龚静亭的舟船出游。袁中道三十九岁时，看似因在家闲居而出游的平静心情下，潜藏着巨大的苦痛与压抑。万历三十五年（1607），袁中道经历科举的再度落榜，这是他第二次会试失败，此年又恰逢袁宏道正室李安人及侧室双双离世。科举不第和嫂亲去世的双重打击，使袁中道不胜感伤，可见于袁中道诗《别中郎南归，时偶值嫂及庶嫂之变，槥车双发，不胜酸楚，离别之情可知，因赋诗十首》。

正是在这样悲痛的情绪下，袁中道于次年与袁宏道从京城返回公安，并与袁宏道居家数月。直至中郎“是年春复入都”（《珂雪斋集》）后，独自居家的袁中道有感俗事杂扰，方才构思出游，并给出如下三个值得品味的出游理由：“一者，名山胜水，可以涤浣俗肠。二者，吴越间多精舍，可以安坐读书。三者，学问虽入信解，而悟力不深，见境生情，巉途成滞处尚多；或遇名师胜友，借其雾露之润，胎骨所带习气，易于融化，比之降服禁制，其功百倍。”（《游居柿录》）可以说，《游居柿录》卷十三中小修所有的出游基本都贯穿这三条理由。三条理由中看似是提及感受山水风物、择地读书、访师寻友三个不同的角度，实际上指向的方向是一致的—脱离世俗，回归本心。观览名山胜水是为“涤浣俗肠”，即清扫世俗卑俗之心绪，重归内心的清明平和。而此时正值落榜后的袁中道，这“俗肠”之中，最主要的自然是那落榜后“一生心血，半为举子业耗尽”（《珂雪斋集》）的无奈与悲痛，亦只有“涤浣”这种对功名的挫败与创伤，他才能回归内心的清明。由此再看，袁中道提及的第二个出游理由便更为顺理成章了。“精舍”指道士、僧人居住或讲道说法之所。袁中道家中自有筼筜谷，且“甚有幽致，亦可以闭门读书”（《珂雪斋集》），如欲闭门读书治学，又何必远走他地？盖因佛寺精舍远离尘嚣，于其中读书，袁中道可以远遁世俗的束缚。况且佛寺精舍之中，亦可以寻访高僧大德之人，袁中道一生有意“悟宗门上乘之理，恬淡寡欲，以养其身”（《珂雪斋集》）。借佛法以自解，既可使袁中道脱离俗事俗情的禁锢，又可冲淡科举不成的功名失意之心和亲人离世的伤世之情，回归真我自我，而这也恰好是他“或遇名师胜友，借其雾露之润，胎骨所带习气，易于融化”的第三个出行理由。由此可知，袁中道决意出游并将游行经历记载汇编成《游居柿录》一书，本身便不是简单的闲居生厌、欲观赏山水风景，而是具有超凡脱俗、回归本心，寻求精神安乐的深刻追求。

二、游记思想上的“精警”意识

与袁中道出游并撰写《游居柿录》的深刻精神追求相契合的是，《游居柿录》一书中有着大量关于佛学禅理和人生感悟的哲理箴言，而这鲜明体现出袁中道游记在思想上的“精警”特性。

（一）人生感悟

袁中道一生多逢坎坷，大半生为科举功名所累，直至万历四十四年（1616），四十六岁的袁中道才“至是始脱经生之债”（《游居柿录》），得中会试。然而，此时他的老父及二兄袁宗道和袁宏道（袁宏道已于1610年去世）俱已不在，袁中道老来中第，仅落得孤身一人，“但念老父及二兄皆不及见，不觉为之泪下”（《游居柿录》）。可以说，深沉的人生感悟贯穿小修后半生，这在《游居柿录》中多处可见。

首先，是人生无常的感叹。袁中道在《游居柿录》中自言：“检书中，有旧时自抄一册，题曰《苦海》。盖由居渔阳时，妄想从静中数起，不得按捺，乃取古诗中哀挽伤逝之语，编为一册。每咏歌之，感人世之无常，悲繁华之易歇，则烦火为之顿息，亦袁山松唱挽歌意也。近日旧病偶作，再取此编置之案上，治之甚验。”袁中道自感人生无常，繁华易歇，亲人离世的悲惨经历与科举不第、自身患病的诸种苦难，使他对人生中美好事物的消逝倍加敏感。然而，此时的袁中道尚处于知“人世之无常”，而非完全领悟“人世之无常”的阶段，故而时常有“妄想”从心中生发，这种妄想自然又离不开渴望科举入仕的世俗思想。直至万历三十八年（1610），既是知己又是至亲兄长的袁宏道去世，给他带来空前的打击，此时的中道“一朝遂失仁兄，天崩地裂”（《游居杮录》），只在半月前，袁氏兄弟二人还共度中秋，人生之事倏忽即变，使他发出不愿在人世的深沉感慨。

其次，是恬淡自守的人生态度。袁中道一生虽为功名等俗事所累，然而总是于游行之中感悟人生，以恬淡的态度，努力寻求生命的平衡。《游居柿录》卷三记载了袁中道有如下经历：“舟中无事，心尚无营，甚快。即此无营时，百不思，百不想，便是吾辈大休歇处。于此不知受享，是当面嗟过也。有事劳心劳形，既不快矣，及无劳心形之事，而复纷纷驰求，攀东援西，岂非世间苦人？然攀缘境界已熟，一时走虚闲路上，真非容易也。”此段文字只寥寥数语，袁中道却于其中指出了世人常见的“营求”现象：世人总为俗事劳心劳形，劳心劳形本已使人生困苦不快，而在难得的“无营”放松之时，世人却依旧醉心于谋求世俗之事，丝毫不知此时最应享受内心的安宁。这种追求恬淡闲适下内心安宁的情况，袁中道一直保持到了晚年，“予年已近五旬，世间乐事尽让人矣，独闲适一种光景，聊以耗磨壮心，遣余年”（《游居柿录》）。

（二）佛学意识

袁中道深沉的人生感悟主要源于他个人困顿的人生经历，而袁中道借以自解和毕生追求的“修香光之业”，则使《游居柿录》中充斥了深厚的佛学意识。

首先，是弃欲修身的思想。佛学中有“弃欲绝证”的说法：“佛言出家沙门者，断欲去爱……因为去除了爱意和欲望，明白了万物都是空幻不实的，也就没有了占有和求取的心理。”（吴枫、宋一夫《中华佛学通典》）而这种思想与袁中道游记中弃欲断欲的想法如出一辙。《游居柿录》卷三中有记叙他寻访甘露寺后的感悟：“数日内，勘破世间种种繁华快活事，毕竟是刀尖上蜂蜜，沾着便不好。又如甘露内毒药，暂时虽可口，一日毒药发作，便要裂肠破肚。我学道十七八年，止今才有几分怕生死，才知生死海中，头出头没，出房入房，生老病死，一一要身受。”袁中道旧时便患有火症，此时刚经历一次发病，一度于呕吐中带血，自觉一生为俗事所累，耽于物欲之中，故深感世间种种繁华事皆是毒药。然而，知止欲不等于能止欲，袁中道一生中最损耗身体的欲望，除追逐半生的功名之欲外，最重要的就是纵酒之欲，“其实败我之德，伤我之生，害我之学道者，万万必出于酒无疑也”（《珂雪斋集》）。袁中道知道自己纵酒伤身的事实，也努力克制自己纵酒的欲望，这些在《珂雪斋集》中多处可见，“故予居署中，读书多，著述富，而学道时有透彻者，以应酬绝而饮酒少也”“我臂稍愈，即当刺一字臂上，一戒纵欲，一戒邪淫”。然而，就像袁中道自言“始知病中之言未可信也”，当遇良辰美景，袁中道终是无法克制饮酒赏月的欲望，忍不住饮酒对月，以致百杯。直至晚年，袁中道虽已科举中第，对于功名之心已淡泊了不少，仍有“壬辰诸公，有人与官俱不存者，有官去而人存者，今人与官皆在，亦何不快之有”（《珂雪斋集》）的感慨，也有因友人夜间携酒来访而纵饮，以致午夜发病的经历。止欲是袁中道追求的禅学修行之一，他为此挣扎半生，虽徘徊于破立之间，却更彰显他修禅的决心和个人佛学的精深。

其次，是佛学中“顿悟”与“渐悟”相融的思想。“顿悟”和“渐悟”二词，在萧振士先生编著的《中国佛教文化简明辞典》中分别解释为：“顿悟也称顿了，指无需长期修习，一旦把握佛教真理，即可顿时觉悟。渐悟也称渐了，指必须经过长期修习，才能把握佛教真理。”中国佛教宗门众多，对于参悟修行的法门也各有不同的见解，于是出现了不同的佛教宗门，甚至同一宗门内推崇不同参悟方法的情形，其中以禅宗的南北之别最为著名：“于时两宗盛化，人皆称‘南能北秀。故有南北二宗顿渐之分，而学者莫知宗趣。”（王孺童《王孺童集》第八卷）这段文字记载了当时南北禅宗的区别，即以惠南为代表的南宗推崇“顿悟”，而以神秀为代表的北宗崇尚“渐悟”，二派各不相融。深习禅宗的袁中道对于禅宗的“顿渐之争”不可能不了解，然而对二宗之争，他却并未盲从，而是有自己的思想主张，此段文字可见他对参禅的深刻见解，“与云浦论学，大约顿悟必须渐修，阳明所云：‘吾人虽渐悟自心，若不随时用渐修功夫，浊骨凡胎，无由脱化。是真实语。卓吾诸公一笔抹杀，此等即是大病痛处。盖此道有所入者，只愁歇了置之无事甲里，日久月深，熟处愈熟，生处愈生”（《珂雪斋集》）。王阳明认为，人心中自有“渐悟”之心，故而时时勤勉修习，最终亦可以“脱化”凡胎，而李贽则一味推崇悟，忽视渐修，即袁宏道所云“偏重悟理，而尽废修持，遗弃伦物，偭背绳墨”（《袁宏道集笺校》）。对于李贽一味求悟，忽视渐修的行为，袁中道颇觉不妥，他认为只有既重视渐修又重视顿悟，才能避免“熟处愈熟，生处愈生”的情形，达到一个浑融的境界。

值得一提的是，袁中道这种顿渐兼重的佛学思想不仅体现在他个人的禅学修行中，也影响到了他的治学观念，“夜与友人共论学，予自悼染习深重，二六时中，未得干净，俱是生死业缘。因记大慧云：‘此道得之易，保之难。多见士大夫见得之容易，全不修行，日久月深，临终多被魔所摄去。以此知学问有入，更宜防护保守。吾辈根性怯弱，常为声色流转，抚心思之，惟有内愧而已”（《珂雪斋集》）。袁中道以佛学日常修行须渐修为喻，认为治学也应“防护保守”。细察此段文字，可以发掘出袁中道认为的治学的两个特征：“有入”和“宜防守保护”。“有入”无疑是指掌握了治学的门径和方法，由此对学问有了较清晰的认知和把握，换言之，即佛学中“把握佛教真理，即可顿时觉悟”的“顿悟”；“宜防守保护”自然是指对掌握了的治学门径和思维认知须时常巩固，换言之，即佛学中“须经过长期修习，才能把握佛教真理”的“渐修”。由此可见，兼重顿渐的袁中道，事实上已将日常治学当作个人的禅学修行之一。

《游居柿录》因其使用日记体的格式，许多内容记叙了袁中道日常生活中的琐事，不可避免地给人“冗滥”之感。然而，透过《游居柿录》“冗滥”的文本表层，我们可以领略到其中或蕴藏着袁中道深切的人生感慨，或隐含着袁中道独特的佛禅思想，这些无一不显现出袁中道游记中的“精警”意识。而通过对袁中道游记中“精警”意识的探索，不仅可以深化我们对袁中道游记的具体认识，感受袁中道游记与其兄袁宏道游记尚“俗、趣”迥异的特性，也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晚明游记文学的多样风格，還原晚明游记文学的盛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