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汝佳

内容摘要：《飘》是一部以战争为背景的小说，作者玛格丽特·米切尔将笔墨着重放在斯嘉丽的成长经历上，塑造了一位独特的女性形象。本文将从斯嘉丽女性意识的觉醒、双性气质的展现以及对男权社会的反抗这三个方面分别探讨《飘》中体现的女性主义思想。

关键词：玛格丽特·米切尔 《飘》 女性主义 女性意识

20世纪初，美国女权运动初步发展，玛格丽特·米切尔的母亲梅丽·斯蒂芬斯正是一位女权主义者，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玛格丽特的一些观念，加之玛格丽特从小听着外祖母讲述亚特兰大战争期间的故事，对于战争非常感兴趣，因此形成了男孩子般的性格，《飘》的女主人公有作者自己的影子。女主人公斯嘉麗是在美国南北战争期间成长起来的女性，在南方保守的男权社会中冲破枷锁，形成了别具一格的双性气质，本文将结合时代背景，探讨《飘》中蕴含的女性主义思想。

一.斯嘉丽的女性意识

19世纪的美国，清教文化的禁欲主义使得出身于种植园家庭的白人女性往往被严重压抑，上流社会普遍将她们规训成为“淑女”——要懂得掩饰自己，把真正的自我隐藏起来，成为胆小怯懦、娴静顺从的样子，如此，她们才能找到合意可心的丈夫。男权社会对女性的要求使天然的人性部分地被压抑，没有人会对女性的自然风范加以奖赏。身为上流社会的女性，斯嘉丽本该被塑造为温顺、贤淑的妻子，但斯嘉丽从父亲那儿遗传的豪爽粗犷、不拘小节、智慧勇敢等天性使她对于成为男性审美下的女性这件事极不认同。

斯嘉丽在十六岁的年纪已经萌生了与当时主流教养大相径庭的女性意识，她的完整天性使她早早地意识到当时畸形的女性审美问题，当嬷嬷劝她说，“有时你也这怎不懂分寸，思嘉小姐。俺一再告诉你，看见蛇呀、老鼠呀什么的，你不晕过去就不太好。俺不是说你在家里也要这样，而是你和别人一起出去的时候。”[1]斯嘉丽明确地表达了自己的看法：“老是要矫揉造作的，从来就不能做我自己想要做的事，我简直烦透了……”她不愿做男性凝视下无助的女性，不愿约束自己的天性去迎合男性以寻求庇佑。当她所有的女伴都被母亲教育“必须做个柔弱无助、依赖性强、有着小鹿般眼睛的可人儿”[2]时，她比同龄女性被物化而不自知的状态要清醒许多，坚决不以男性的审美去塑造自我。

斯嘉丽认为，女性在男性面前示弱以讨好后者的方式，对于两性关系的和谐发展并非有利因素，她重视自身的真实感受，认为，“如果一个男人居然傻到会拜倒在这样一个咯咯傻笑、胆小得会晕过去、会说‘噢，你真了不起！的女孩子的石榴裙下的话，这样的男人是不值得要的。”[3]关于两性关系的展望，她向往能够平等对话的两性关系，双方充分享有人格的独立，她颇有主见地说：“对一个见识还不如我一半的男人，却必须对他说‘你真了不起！去欺骗他，还得假装我啥都不懂，好让男人告诉我这，告诉我那，让他这么做时感觉到他自己很重要，所有这些都使我讨厌极了……”[4]

如果说南北战争爆发前，斯嘉丽的女性意识还只是萌芽，属于贵族小姐在无忧无虑的生活中天真的不妥协，那么战争的爆发则加速了斯嘉丽的个人成长，她的女性意识在坎坷的经历中表现得更为强烈。白瑞德答应在战火中送她和媚兰回塔拉而中途却抛弃她们之后，她彻底明白想要生存唯有依靠自己的力量，她从同为女性的媚兰那里获得了坚定的支持，理解了与同性共存的意义——在那之前，她对于媚兰只有较劲与恨意；同时，在艰难时日里，她也不断地思考谋生的手段，走出名存实亡的贵族阶级，探索女性的出路。

二.斯嘉丽的双性气质

著名心理学家荣格提出了“阿尼玛”和“阿尼姆斯”两个概念，所谓双性化人格，是男女人格气质的互补，每个人的潜意识中都存有女性意象和男性意象，这是人类进化的遗留物，前者表现了关怀性和交际性，后者表现了独立性和逻辑性。“阿尼姆斯”意味着女性首先具有一定的女性特征，如温柔、可爱等，同时还要有一些相补的男性基本特质，如魅力女性也需要有一定的头脑、要坚强主动。同时，荣格的“双性竞争优势”理论认为，具有双性气质的人比普通人更容易在社会上立足。

女性主义先锋伍尔夫也认为，做一个纯粹、单一的男人或女人，是致命的，必须是男性化的女人，或是女性化的男人才行，她认为每个人身上都同时存在着“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而最好的状态是将二者结合在一起。

斯嘉丽美丽、可爱，具备女性的一切魅力是不言自明的，但她的形象在文学作品中如此鲜明的原因还在于她“对生活的反应如此具有女性味……可她说话做事却像个男人……她知道自己想要什么，而且像个男人一样走捷径，力求得到它，而不像女人那样经常采取隐蔽、迂回的路线”[5]，她轻易便能让男人折服于她的魅力，但她的性格、思维方式和行事方式又具有显著的男性化特征，双性气质在她身上得到了完美的融合。

北方军队不断进攻亚特兰大城，在一片兵荒马乱之下，斯嘉丽本可以和伊蒂姑妈一起逃亡，但她本着对阿希礼的承诺和天性的善良，冒着生命危险留下来照顾媚兰并为其接生，最终历经艰险将媚兰母子安全地带回了塔拉庄园；当战后的塔拉庄园面对巨额的税金而不保，而阿希礼依旧沉浸在昔日美好的贵族庄园生活的幻影中无法面对真实的现实时，斯嘉丽表现得比男性更加独立且富有责任感，比曾身为军官的阿希礼更像一位孤勇的战士，阿希礼赞赏她“有颗猛如雄狮的心”[6]，她勇于挺直肩膀直面残酷的现实，寻求生存的路径，承担守护家园的责任，她展现出了远比她那瘦小的身体更为强大的力量；当南方的贵族们依旧沉湎于旧式的绅士淑女生活而掩饰贫苦的生活真相时，斯嘉丽清醒地意识到，在战后，原有的世界一切都改变了，贵族们养尊处优的好时光随风而逝，只剩下表面的框架，原本的生活面貌已然无法重建，她于是决定“冲向生活，在生活中得到她能得到的”[7]，“他们从过去当中获取勇气，而她却从未来获取勇气”[8]。

斯嘉丽对于重建中的城市发展有一种远见卓识，出于拯救将被易主的塔拉庄园，她看见了掩藏在废墟中的商机。一如上文所说，在那个时代环境中，女性不应表现出自己的聪明和智识是当时的普遍认识，而女人精通生意往来之事更是主流社会所不容许的，在这种偏见之下，斯嘉丽毫不掩饰自身所具有的智慧，即使这些不被社会所认可，也要按照自己的想法行事，因为她明白，要在男性社会中立足，就必须先经济独立，她逐渐成熟的逻辑思维使她步步为营，“她像嘉乐一样，头脑里只有要达到的目标，于是，她的双眼就只盯着这个目标，也只考虑能达到目标的最直接的几个步骤。”[9]斯嘉丽于是决定嫁给弗兰克·肯尼迪，并设法开展锯木厂生意。结果是，她精于算账的头脑让弗兰克都感到惊诧，他“发现了女人居然也很有头脑”，并“开始意识到，这个漂亮可爱、小巧玲珑的头脑同样‘精于算账，事实上比他自己的还更强。”[10]在弗兰克患上流行性感冒卧床不起后，她果断抓住机会在店里料理生意，借到了钱，并从此经营起锯木厂，“她和男人一样能干”[11]，“像一个男人一样给自己赚钱。属于她自己的钱，不用向任何男人要钱，也不依赖任何男人。”[12]当知道她为塔拉庄园和她的亲人们所付出的努力和牺牲后，连白瑞德也惊叹道：“本身就是个需要由男人来承担的工作”[13]。在亚特兰大经历过战争的洗礼后，斯嘉丽已经完全展现出她作为一位新女性所具备的非凡气魄，独立、耐性、勇气、果断、责任感——一切令人赞叹的，本“不该”出现在女性身上的品质都在她身上得到体现，斯嘉丽所具备的双性气质在她生活的困厄中帮助她重拾信心，发现新机遇，无论困境如何将她击溃，她都有力量帮助自己重新站起来走向每个崭新的明天。

“女人并不是生就的，而宁可说是逐渐形成的。”[14]作为男性审美中的他者，阶级和性别是禁锢在斯嘉丽身上的两大枷锁，这对于她成为自己来说是先天的阻碍，但在成长过程中，她自身觉醒的女性意识使得她能够突破固有的束缚，不以男性为主导的审美观念约束自己，成为了理想的女性。

荣格接受上个世纪60年代的女权文化现象，认为它表达了对阿尼姆斯的认同，他欣赏女性特征并且尊重她们的男性气质（阿尼姆斯）的發展。女性在历史上被贬低了，因此更有发展的必要，荣格的人格类型说涉及了男女平等的内容。《飘》是一部关于战争，更是一部关注女性生存与发展的作品。从荣格的人格原型理论来看，斯嘉丽作为女性气质与男性气质完美融合的女性形象，呈现了作者对女性如何在既定的环境中得到最大程度的发展的思考，证实了荣格的“双性竞争优势”理论的合理性。《飘》呼应了女性主义者的诉求——呼吁女性摆脱男性凝视，重塑自我，建立更有利于自身发展的人格，正如波伏娃所概括的那样：“叛逆的女性已经在向这不公的社会挑战，抗议的文学可以孕育出真诚而有力的作品”[15]。

三.斯嘉丽对男权社会的反抗

斯嘉丽的女性意识在经历战争的刺激后，促使了她对男权社会进行激烈的反抗，这集中体现在与男性争夺经济话语权上。她首先将婚姻视为达成经济目的的手段，其次，她不畏习俗的桎梏，参与社会劳动以获得更多的经济来源。虽然女性的经济地位发生改变并不完全意味着与男性的平等，但这在引起社会文化发生颠覆性改变之前，依旧是最基本的因素。

南北战争之后的美国南方依然沿袭着旧社会的传统秩序，即使在被摧毁的城市里生存变得异常艰难，女性也很少走出家庭。当时的美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虽然不是性别矛盾，但依旧是一个男女不平等的社会，看起来，南方社会男女之间一派和谐，男性以绅士态度对待女性，事实上一旦女性稍微打破男性的刻板认知，表露出真实面目，男性便会有所不满甚至进行打压。到在一系列契机之下，斯嘉丽购买了一间锯木厂，她打破习俗，同北方佬们打交道，在以男性为主的生意场上运转自如。不仅丈夫弗兰克对斯嘉丽的“出格”行为深感惊诧与不安甚至不幸，亚特兰大城里的舆论也同时暗流涌动，如白瑞德所说，“你所做的事和其他女人做的不一样，而且你已经小有成绩了……经营锯木厂成功了，这个事实就已经使每个不成功的男人无地自容了。”[16]他道出了当时社会上男女社会分工固化的本质问题，由于男性在经济上掌握了话语权，女性很难站到与之相等的位置，整个社会也不愿给女性工作的机会，这导致女性通常被限制而难以发挥能力并有所成就。

人类社会被男性主导至今已有几千年的历史，直到19世纪末美国社会掀起妇女解放运动第一次浪潮，此后在世界各地都响应着女性对于平权的呼声。“女人通过有报酬的职业极大地跨过了她同男性的距离，此外再没有别的什么可以保障她的实际自由。一旦她不再是一个寄生者，以她的依附性为基础的制度就会崩溃；她和这个世界之间也就不再需要男性充当中介。”[17]《飘》塑造了斯嘉丽这样一位敢于挑战男性话语权的出色女性，她勇敢地走出没落的贵族阶级，走出家庭，走向社会，她不同于娜拉式的出走，她一开始便明白经济独立的重要意义，于是决心与男人们同台竞争，获得了经济上的优势。她于是成为了新旧时代交替中的先行者，尽管在19世纪的美国南方社会很少为人们所接受，但这已然是时代大势所趋。

作者玛格丽特生活在20世纪上半叶，在经历工业革命和一战后的社会，妇女摆脱家庭的束缚，参与社会活动，对女性争取本该属于自己的权利来说尤为重要。20世纪初，女权运动发展到第一个高潮阶段，女性主义创作也在蓬勃兴起，女性作家们开始书写自身的女性意识，书写在男权社会中的生活体验与内在精神探索，并以此引起女性的重视，启蒙女性争取自己的权利。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塑造斯嘉丽这样一类的文学形象十分必要，这不仅仅意味着玛格丽特对于女性的自我认知的探索，也对于20世纪正在发展中的女权运动大有裨益，它部分地承载了过去女性被压迫的事实，也呈现着女性作家对于男权社会的体察与思考，反映了女性在当今社会处境的反思与尝试。这类创作是女权运动在文学创作中的衍伸，也为后来一系列女性主义理论的提出做出了尝试与铺垫。《飘》作为一部体现女性主义思想的巨著，无论在当时，还是现今，都是非常值得探讨的一部佳作。

注 释

[1][3][4][5][6][7][8][9][10][11][12][13][15] 玛格丽特·米切尔.飘[M].李美华（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0.6，第79，82，82，81，647，535，617，617，74，623，627，627，642，686页.

[2][16][17]（法）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M].陶铁柱（译）.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04，第309，803，771页

（作者单位：三峡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