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刘伟

[摘  要]

1937年红军陕甘改编是中共发展史和抗日战争史上的重要事件。改编落实的阻力主要是战士思想不通问题，更有部分战士产生退却思想。中共根据革命形势变化，以民族大义为号召，借助誓师大会，讲解改编缘由；又以组织为依托，发挥党支部作用，推进改编落实；同时，在党内宣讲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针对改编中仍存在的思想不通和逃跑主义等问题，中共尝试从教育体系、教育人员和对象等方面进行改造。中共在复杂政治环境下的举措，一定程度上转变了红军战士的思想认知，不仅为革命提供了人才和思想支撑，也为抗战及以后各时期的组织动员、宣传鼓动等工作积累了有益经验。

[关键词]红军；陕甘改编；战士；思想；转变

[中图分类号]  D265.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23）01-0050-07

红军改编，使国共合作得以阶段性实现，改变了红军的生存环境，凝聚了抗战各方力量，是中共发展史和抗日战争史上的重要事件。1937年7月22日，彭德怀在红军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作了题为《红军改编的意义和今后工作报告》，指出红军改编“不是失败投降，而是为了便利于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动大规模的抗日战争”。事实上，对于广大红军战士而言，即便承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性，但要转变个人思想，也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

目前，学界对红军陕甘改编多侧重于改编前的谈判，但对红军改编中的战士思想变化关注较少，仅有樊士博《红军改编过程中军队指战员的思想变化及其平复》一文。但樊文似有几点缺憾：其一，红军改编是否真的如樊文所说，“经过中共深入动员，迅速平复了战士的思想波动”，“通过军队首长带头换装换帽，阐明改编意义等方式，将红军战士原本抗拒的行为转变成自觉接受”。中共与广大民众、战士之间简单的“挥手——跟随”关系，既不符合实事求是原则，也不符合常识、常情、常理。其二，关于平复战士情绪的举措，樊文将其总结为“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凝聚向心力”“强化民族观念，阐明统一战线的意义”“加强政策解释，强调坚持党的领导”“召开誓师大会，聚拢军心”等方面。那么除此之外，党组织是否发挥了作用？这种宣传教育的具体成效如何？又有何不足？中共如何加以改进？等等。这些都是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鉴于此，本文以红军陕甘改编所引起的抵触情绪为着眼点，对中共所采取的思想教育举措（宣传+组织）、教育成效、存在的不足以及改进措施等作一史实梳理，以期揭示红军改编政策与落实之间的张力与中共应对。

一、困境：改编中的落实阻力

1937年8月13日，日军进攻上海，国民政府统治的核心区域受到威胁。“南京主战空气浓厚，主和者不敢公开发表意见。”内外压力下，蒋介石急于调动军队开赴前线，对红军改编作出让步。2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发布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命令，任命朱德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总指挥、彭德怀为副总指挥。25日，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命令，“国共两党合作初步成功”。

红军改编实现了由“逼蒋抗日”到“联蒋抗日”的转变，“类似的策略转变，在各个方面、各条战线都在进行”，这也冲击了红军战士对国民党的固有认知。由此产生的抵触情绪，阻碍着改编的落实。

（一）质疑改编的合理性。国共两党长期对立，许多战士的“亲人、战友倒在国民党的屠刀和枪炮下”。当接到改编的命令后，一些战士质疑改编的合理性。“有的哭哭啼啼说，不行，我们跟国民党蒋介石打了十年，他们伤了我们多少人，我们怎么能戴他们的帽子，这不是叛变吗？”还有战士说改编是“上了国民党政府的当”，“戴红五星一样抗日嘛，干么非戴它？群众见了我们会怎么想？”一名江西籍的红军战士，猛然把自己军装扯开，亮出胸脯上的伤痕，其中一处弹伤还未痊愈，向众人道：“和国民党军干了这些年仗，没想到今天自己倒成了国民党军，这是什么改编？”“敌人欠我们的血债还不还了？地主、老财的地分不分了？那仇还报不报了？再说，要是苏区百姓见我们这身打扮，会怎么想？我们一块从村里出来投红军的共有十几个，如今只剩下我和排长了，我们要是戴上这玩意儿，怎么对得住那些牺牲的同志啊？”战士对改编的质疑，表明国共合作冲击了一些战士的固有认知，他们一时难以适应身份转换。

（二）抵触改编的落实。“红军开始改编为八路军时，指战员们不少人思想不通，发牢骚、讲怪话、闹情绪的到处都有”，战士思想不通成为改编中的落实难题。“红军”可以说是无数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捍卫的称号，如今却要改穿国民党军装，戴青天白日帽徽。“红军官兵个个苦大仇深，和国民党军打了十年仗，一看见戴青天白日帽徽的国民党军，本能的反应就是憎恶、是仇恨，恨不能马上搂枪机、上刺刀。可今天到好，自己也要戴‘白帽徽，和‘白狗子的模样相同，这個弯子实在难转。”因此，不少基层干部转不过弯，许多战士不肯换帽子。他们说：“我革了十几年的命，就戴着这顶帽子，宁可冻死，也不戴有青天白日帽徽的帽子！”不少人将帽子改了，外面是八路军的帽子，里面是红军的帽子。有些同志将红军帽藏在身上。红军战士张绍喜回忆说：“在大操场里我们好几千人都要换衣服和帽子，可是30%的人换了，还有70%的人就是不换，我也是其中之一。大家都不愿意换，我们都抱着哭。”一名连队干部向贺龙抱怨说：“大伙认为，国共两党合作，全民抗战是可以的，但是，为什么非要红军改名呢？红军改了名，戴了白帽徽，这不成了白军了吗？这个问题至今还没弄通，我自己也不通。”因此，当分发国民党军帽和军装时，有些战士很激愤，把缀有青天白日帽徽的军帽狠狠摔到地下，声泪俱下地叫嚷起来：“让我戴这玩艺儿，我不干，我不当白军。”王震身边的警卫员贺劲南一边啜泣、一边说道：“我参加红军从井冈山起战斗了这么多年，红星就是受苦人的救命星，怎么能把它摘下来呢？”

（三）部分战士的消极退却。一些战士认为“共产党投降了国民党，蒋介石是我们打倒的对象，结果反过来又归他指挥”，“这样下去还有什么干头啊！就产生了不愿意干了的思想，想开小差”，更有部分人“议论说咱们共产党变了，投降了蒋介石了，咱们给蒋介石卖命何苦啊！不干了咱们回家”。对改编的质疑逐渐蔓延开来。“还有的同志一时冲动，甚至要求退伍不干了。”“有的人索性留张条子，走了，并且理还很充分：死也不当‘白狗子。”一二九师七七一团指导员桂绍彬说：“当时政治部就跑了三个人，组织科长、宣传科长、宣传科干事这三个人跑了，他们回家了，不干了，那时候苦得很，有些人说和平了，也就不干了。”这种情况下，只有平复战士情绪，才能顺利实现改编，真正“创立巩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实现真正的精诚团结，共赴国难的方针”。

二、应对：平复战士情绪的举措及效果

为了平复战士情绪，中共采取了多种措施。除了樊文总结的四个方面外，中共还特别强调发挥党支部的作用，并不断申明红军改编中的独立自主原则。

（一）以组织为依托，发挥党支部作用。发挥党支部的作用也是红军改编中的一个亮点。中共是一個高度组织化、组织纪律严明的政党，其在革命斗争中展现的强大号召力、战斗力、动员力是同时期其他政党所无法比拟的。党支部是红军改编落实的主体和抓手。在此意义上，研究党支部所发挥的作用，是探讨红军改编的题中应有之义。进而言之，以组织为依托，发挥党支部作用，是平复红军思想情绪的重要举措和内容，无疑应置于红军改编的范围之内进行探究。

中共历来重视发挥党支部的作用。1927年，“三湾改编”最早确立了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这是中共建设新型人民军队的开端。1928年，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强调：“党的支部建设在连上，党代表更为重要。他要督促士兵委员会进行政治训练，指导民运工作，同时要担任党的支部书记。事实证明，哪一个连的党代表较好，哪一个连就较健全，而连长在政治上却不易有这样大的作用。”1929年，《中共中央宣传工作决议案》指出，“支部应成为宣传鼓动工作的基本组织”，因为只有“支部最能接近群众，最能抓住群众中随时发生的每一个实际问题，指导同志乃至工会会员，尽可能的利用机会进行公开的宣传鼓动工作”。事实上，支部通常“把上级党部提出来的宣传鼓动口号更具体化实际化”，符合“群众的实际情形”。从组织架构上看，“党的组织，现分连支部、营委、团委、军委四级。连有支部，班有小组。红军所以艰难奋战而不溃散，‘支部建在连上是一个重要原因”。

组织谈话是党支部教育战士的重要一环。彭德怀曾说过：培养干部，要“以诚恳的谈话、耐心的教育、很艰苦的说服、自发的讨论以及生活上的优待等办法”，才能把他们“创造成为最活动的干部”。为了解除战士思想困惑，“领导干部分别下到部队进行解释”。左权到随营学校各团讲解红军改编：“我们取下‘红星不是要丢掉它，这里有烈士的鲜血和我们的理想。要往远处看，为了抗日救国，可以把红星保存起来，把它放在心坎里！红星在我们心里，我们就不会迷失革命方向。”据王扶之回忆：许多战士能够认识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意义，“但是心情上没有转过来，有点恋恋不舍的心情”，“我们师部的一个组织科长叫高路普（音），在旁边就听到我们思想有点不大对头，游泳回去的路上，专门找我们谈话，说你们思想上有点不大对头。是怎么一回事啊？你们说一说啊！我们就实话实说了。他就给我们做思想工作，说抗日战争是民族的战争。所以我们要团结起来，一致对抗日本人，这不是个坏事，是个好事。这是个大局啊！这样我们思想有了转变，就不跑了呗！”组织谈话不仅有助于战士理解改编的意义，也是解开战士思想困惑的重要措施。

干部带头是转变思想的关键。朱德强调，“在形势转变的情况下，有些干部热情有余，办法不足”，这就需要“干部要以身作则，军队要有军队的样子，要有一定的纪律”。国民党军帽和军装分发后，“干部也好，战士也好，议论纷纷，大家都不穿”，一一五师军医朱位汉说：“我们队长，我们的指导员和关键首长，就自己亲自穿上国民党的服装、戴上帽子，到各个单位。”并号召“我们听党的话，党让我们穿国民党的衣服，戴国民党的帽子，我们要听党的话”。由于“大家还是不听，大多数人还不愿意”，后来就“开了个党员大会，从党员、团员动员，动员要听党的话，改为八路军，听党的话。戴国民党的帽子，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就是一起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这次党员大会重点强调，“做工作，共产党员、团员要带头”，“号召党员呀先做模范，在这个事上做模范，帮助大家都要穿上国民党的服装，戴上国民党的帽子”。同时“开表扬会，表扬穿上国民党服装的同志”。一些党员干部发言说：“你看我到你这来的时候，我也是戴的红军的帽子，后来你们改了，我不也就改了嘛，你看我现在穿的国民党的服装、戴着国民党的帽子不是也很好嘛。”朱位汉说：“他就开导我，给我讲，我就听了他的话了。”一一五师独立团团长杨成武说，“我自己迅速换装”，因为“我心里明白，这次换装是中国革命进入一个新的战略阶段的需要，便迅速戴上了那顶缀着国民党帽徽的新军帽”。战士们看到杨成武换装后，“沉默了一会”，然后把扔在“地上的帽徽一个个捡了起来”。

（二）宣讲独立自主原则。独立自主原则，是红军接受改编的原则和底线，重在强调保持中共在政治、组织和思想等方面的独立性（即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

为改变改编就是“叛变”的错误认知，中共向党内各级军政干部和战士宣讲了“独立自主”原则。关于两党关系，中共有过系统阐述：“共产党中央及地方党部与国民党中央及地方党部在一定的共同纲领并在完全平等的原则之下，可以组织统一战线的组织，如各种联合委员会（例如国民革命同盟会，群众运动委员会，战地动员委员会等）；共产党应该经过同国民党的这种共同行动以达到国共两党的在一定纲领下亲密合作。”可见，国共两党不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而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下的独立与平等的关系。军事方面，中共则强调：“在原有红军中苏区中及一切游击区中，共产党绝对独立领导之保持，是完全必要的，共产党员不许可在这个问题上发生任何原则上的动摇。”这也表明，保持红军的独立自主是国共合作的重要前提条件。

统一战线下的独立自主还有另一重含义：由于“国民党及阎、黄、卫在日寇打击之下，已基本上丧失在山西继续支持的精神与能力。我们须自己作主，减少对于他们的希望与依靠，故‘独立自主之实行，须比较过去‘进一步，这是完全必要的”。即是说，无论国民党抗战与否，中共始终坚持抗战路线不动摇。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还告诫党内同志：“八路军应带符号，从新规定证章，凡无此据者应一律取缔，并将规定报阎及通报友军及地方行政机关，出布告发表谈话登报。”从“证章”等方面与国民党作出区分，显示了中共坚持独立自主的态度和实践。

为做好独立自主，防止党内出现投降主义倾向，党的主要领导人三令五申、保持警惕。张闻天指出：“目前投降主义的危险在增长。统一战线愈发展，右倾危险性愈要增长，这是因为统一战线本身就包含右倾危险。有些同志常常只看到统一的方面，没有看到不统一的方面；只看到相同的方面，看不到区别的方面；只强调一方面，而忽视另一方面。这种看法是不对的，目前之所以特别提出警觉性的问题，原因就在于此。”“民族资产阶级的影响，在部分左倾领袖及党员中是在增长，主要表现在对于国民党的投降，只知同国民党统一，处处迁就他的要求，而不知同他的錯误政策做斗争。”任弼时也强调，“今天在红军中的主要危险，是右倾情绪的增长”，其“重大表现是军阀主义的开始抬头”，“以及贪污腐化，动摇堕落，失掉阶级立场”，“对革命的厌倦和对抗战缺乏胜利信心”。不难看出，中共对于党内投降主义倾向是保持高度警惕的。

经过宣传，红军战士对改编的态度发生了很大改变。美国记者尼姆·威尔斯记录了她在延安的见闻：“我看见保卫局派来的警卫员正在小心翼翼地拨弄他那顶新的国民党军帽，擦拭着珐琅质的资产阶级蓝白色帽徽。他一定是在怀念那颗破旧的布红星；从江西出发长征以来，他一直戴着那颗红星。红星破旧得无法辨认的时候，他曾爱惜地亲手缝补一新。”“我的警卫员沉浸在对红星的怀念中，我打断了他的沉思，问他对苏维埃的改革有什么想法。”警卫员告诉她：“在危亡之际，为了卓有成效地进行抗日战争，我们必须维护中国的统一。在这样的时刻，不能有两个代表不同阶级的政府，因此我们必须抛弃苏维埃政权的各种形式。日本的侵略迫使国民党再次倾向革命，所以我们现在可以和它合作了。”尼姆·威尔斯说：“我向许多人提出过相同的问题，他们的答复在实质上都是一样的。”这也表明，集中有效的宣传，使红军战士的抵触转变为理解与认同。

三、改进：应对中的不足与战士再教育

纵览樊文全文，其对红军改编的探讨具有学术价值。实际上，樊文的研究具有“重前、轻后”的倾向，所谓“重前”，是指樊文的研究集中于改编的缘起到措施的出台及初步效果。所谓“轻后”，是指樊文的研究尚未涉及平复红军思想情绪举措的不足与改进之处，这是很值得注意和探究的内容。

虽然中共的教育举措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但在实践中仍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就换装过程来看，一些战士在组织的压力下仍存在抵触情绪。张绍喜回忆自己的换装经历：“各个单位回去支部开会做工作，我那时候是小组长、支部委员，学员干部要先带头换衣服，一直换到第二天（八一），没办法，就把衣服换了。”更严重的是，一些战士参加誓师大会后脱离所属部队。据杨成武回忆，开完誓师大会，当天夜里，全团几个营先后报告“有人乘夜深擅自离队，武器也带走了”，“全团擅自离去的有四五个人”，其中包括杨成武的警卫员和换装时哭得最凶的二连一排的三班长，其余的是江西、湖南籍战士。三班长临走前还留了字条说：“坚决不当国民党，回江西苏区闹革命！”有的战士在离开之前流露：这里的红军“变了”，延安的红军不会变，要到延安去参加真正的红军。杨成武“向师部报告了这件事，同时听说其他兄弟部队也发生了这样的情况”。这既有中共教育举措的因素，又有战士思想情绪的问题，同时也是身处战争环境的考验。

在这一形势下，中共对战士教育问题更加重视，并实施了一系列举措，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首先，恢复政治委员制度，并将政训处改为政治部（处）。“部队改编，政治工作人员的公开地位降低职权，因而影响到政治工作人员积极性降低，政治工作已开始受到若干损失。”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副主任兼八路军后方政治部主任的谭政说：“抗战初期的一段实践也证明，八路军因一度取消政治委员制度，曾经使政治工作受到了削弱。这使我们必须重新来认识这个问题。”1937年10月19日，朱德、彭德怀、任弼时致张闻天并电告周恩来、邓小平：建议恢复党代表和政治机关原有制度。22日，张闻天、毛泽东复电同意，指出：“请即速令执行。惟党代表名义不妥，仍应名为政治委员。”24日，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向八路军各部队发布命令：“中共中央决定，在军队中恢复政治委员及政治机关原有制度，独立营和团以上设立政治委员。各师、团政训处立即改为政治部、政治处，旅设政治处，由政治委员兼任主任。”11月12日，军委总政治部于延安签署命令，再次强调了这个问题。命令指出：“目前抗战已走上新阶段，为保证党在红军中的绝对领导，巩固党在红军中的影响，争取抗战的胜利，特决定恢复政治委员制度，并将政训处改为政治部（处），恢复原来名义。”经过这段曲折，政治委员制度正式确立下来。政治委员制度和党支部的领导，实现了党与政治工作的结合。“八路军的政治工作所以能做得生动活泼，取得显著成绩，是与坚持这两项制度直接相关的。”

其次，培养革命教育急需的党员干部，弥补党员干部短缺问题。改编过程中，各级党、团干部是推进政策落实和革命教育的主体，充足的党员干部是落实上级政策的关键。针对当时改编导致的战士离队情况，一一五师独立团团长杨成武反思道：“我一想到自己没有做好思想工作，就感到责任还不在他们，主要在我们领导。我们的思想政治工作做到哪里去了？这不是失职么！为此，我感到内疚。”诚然，改编中的逃跑主义有思想教育不到位的因素，但思想教育依赖各级党员干部与战士的上下互动，而充足的党员干部队伍至关重要。为实现这一目标，1938年5月31日，八路军总部发布训令：训练和提拔已有革命历史的老干部、老战士，以“调动他们的工作，提高其情绪”；各级政治机关在驻地帮助地方党组织训练党员，“基干部队办短期的党员、支委等训练班”；有地方政府之处，“开办游击队自卫队干部、行政人员、小学教员等的短期训练班”；没有地方政府之处，“吸收抗日分子开办训练班，造就当地游击部队与行政机关的工作人员”。

再次，加强战士的思想政治教育。教育内容方面，中共将民族教育與阶级教育相结合。全民族抗战爆发后，中日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阶级矛盾则降至从属和次要地位。“统一战线的发展，将使中国走向一个光明的伟大的前途，就是日本帝国主义的打倒和中国统一的民主共和国的建立。”1938年11月5日，毛泽东指出：“我们的方针是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既统一，又独立。”这就要求每个战士进一步明晰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据肖劲光回忆：全面抗战时期，为“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用革命精神灌注部队”，各部队建立了经常性的政治教育制度，每星期给战士上4次政治课，干部普遍组织学习小组。当时的政治教育，主要抓了两个方面，“一是结合形势和任务，加强对党的方针政策的学习；二是根据毛泽东同志的倡导，加强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的学习”。教育形式方面，各部队“印发了宣传教育材料。组织干部小组讨论会，解答疑难问题，建立宣传鼓动棚，书写标语口号，编演戏剧等”，这些生动活泼的形式，使党的统一战线逐渐被认可。谭政感慨道：“一些曾有过不正确思想倾向的人，普遍提高了认识，回到了正确的方针政策上来。”

四、结语

红军改编是在极其复杂的政治环境下推行的措施，改编的落实绝非易事。中共经历了四一二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五次反“围剿”作战、长征等，“确实吃够了国民党军队五次‘围剿的苦”。战士思想不通是改编落实的最大阻力。如果不消除红军战士的抵触情绪，不仅不利于落实红军改编，也不利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更直接影响红军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为此，中共根据革命形势变化，采取各种措施，既“以最大力量反对关门主义”，又“保存与巩固革命武装，保障党的绝对领导的原则”。其本质源于国共两党的意识形态冲突，中共力图实现“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并努力“克服投降主义或迁就主义”。红军陕甘改编的落实，一定程度上转变了红军战士的思想认知，实现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促进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发展。

针对教育中的不足之处，中共尝试从教育体系、教育人员和对象等方面进行改造，这是中共面对困境的积极应对。这种困境中的尝试和努力，不仅为中共革命提供了人才和思想支撑，也为抗战及以后各时期的组织动员、宣传鼓动等工作积累了有益经验。中共平复战士情绪的举措，表明中共的成功并不是以简单的口号和运动就能实现，其组织磨砺和教育探索的过程，是中共领导和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真正力量之所在。这也为我们深入理解中共领导革命的艰辛历程，提供了鲜活的实例。

此外，樊文所述给笔者带来不少启发，促使笔者进一步思考与红军改编相关的一系列理论问题。在此声明，提出和阐释相关观点的目的与樊文一样，是为了推动中共革命史的进步，因为学术研究只有在争鸣中才能不断获得发展。

作者系中国浦东干部学院讲师，法学博士

（责任编辑：沈  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