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德明

当代诗坛比较热闹，尤其在互联网客户端深入到每一个角落的全媒体时代，各类形态的诗歌文本层出不穷，各种各样关于当下诗歌的谈论乃至非议也充斥于耳。当大众对诗歌加以非理性的甚至是暴力般的热议与群殴的时候，也正是诗界人士需要格外清醒和冷静之期。在当代，面对诗歌遭遇的网络恶搞，以新诗为志业的诗人和批评家们，不能只是一味责怪普通人对当代诗的缺乏认知、不甚理解，责怪当代诗歌教育存在着这样和那样的不足，还应想着我们自身是否也存在一定问题。比如，对“当代诗”的重新发现乃至“发明”，就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

在主编《当代诗》时，孙文波于“出版说明”中如此写道：“我一直想主编一本个人主张明确的诗刊，设计的栏目、选择的作品均带有我对诗和诗批评的预期，不求篇篇精粹但有新意，能够让人从中窥见写作者对诗的认识，以及文学抱负，从而在集合的意义上让读者看到一个时代有价值的诗的样态，并能够看到语言朝向未来的流变。”孙文波的这个“出版说明”中，已经明确透露了他定位当代诗某些关键信息，比如要有创新性，要凸显时代的精神价值，显示诗歌创作者的文学抱负，其诗歌语言隐含着走向未来的美学期许，等等。总之，在孙文波看来，符合资格的“当代诗”，绝不只是一些简简单单的分行文字，而应该携带着相当高的艺术指标。

始终倡导“当代诗”的孙文波，并没有给他挚爱的这个诗学名词作出较为明确的定义，或许他早就意识到，给“当代诗”下定义本身是一件颇有难度甚至吃力不讨好的事情。不过在我看来，尽管无法给出关于“当代诗”的确切的概念定位，但这个术语中内置的有关诗歌创作的一些关键的审美特质，我们还是必须把握住的。首先，当代诗应该是直面当代人的生存境遇和精神状况的诗。当代诗人必须意识到，当代人的生存境遇和精神状况是纷繁的、复杂的，充满了矛盾和张力，当代诗应力所能及地呈现这些复杂多样的生存与精神状况，让诗中的“当代性”叙说尽可能地历史化。再次，当代诗应该有效处理当代人复杂、多变的现实经验和欲望图景，在诗中艺术地呈现出当代人真实的灵魂光谱和心灵轨迹。其次，当代诗的语言应该是开放性的语言景观，既有立足时代的现实话语，又不乏指向未来的超现实话语。最后，当代诗在形式上的先锋性，永远向着可能性的诗歌形式开放，从不把自己封锁在某个固定化的模式之中，旨在将当代人的精神世界最大剂量书写和反映出来。

必须指出的是，当代诗并不就是将“当代”本位化，怀着“永远当下化”的后现代情绪而一味反传统的诗，“当代诗”的提出、突出与强调，不过是希望给我们反思与承续传统提供某种新的视角，诚如青年评论家茱萸所言：“‘当代诗的提法以专名的方式出现或许为我们的写作增添了这样的一种可能：它与当下语境和经验的关系变得名正言顺，并且这种关系的明朗化并不妨碍当代诗歌由自身出发反过来深入对‘传统问题的探求。”（茱萸《临渊照影：当代诗的可能》）其实，更有效地承续传统，一定程度上也构成了当代诗强化自身艺术质地的重要路径。

我提出，重新“发现”当代诗，并不是说在当代诗歌界，当代诗很少乃至阙如。事实上，新时期以来，艺术品质不俗的当代诗一直存在，而且数量还很大。只不過，与此同时，诗歌界的那些伪当代诗和非当代诗也为数不少，它们淆乱了人们的视线，严重影响了人们对当代诗的正确认识和理性判断，使当代诗的发展、传播和接受蒙上了阴影。

正如从杂草之中拣择出麦稻，当代诗也需要从鱼目混珠的诗歌现场清理和“发现”出来。对于当代诗的重新“发现”，需要当代诗人和评论家共同配合。他们要肩负起历史的责任和使命，大胆站出来，对新时期以来携带着不凡的精神指标、人文力量和美学素质的当代诗加以明确指认，归纳和概括出这些优秀当代诗在精神性、人文性、美学性等层面上所体现的突出特点，精细地绘制当代诗的当下格局和未来走向，并以此来引导当下的诗歌创作，引导读者对当代诗的阅读和接受。果真如此，当代诗的健康发展和不断完善将是值得期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