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参照民国名人日记考辩冰心行实者不乏其人，但仍有甚大言说空间。借助巴金、吴宓、顾颉刚、朱自清、郑天挺等二十余位民国名人的日记，可以从居留处所、经济境况、身体状态、著述出版、交游活动等方面丰富冰心行实。即厘清冰心到达昆明、重庆的日期与在维新街、歌乐山的门牌号，还原抗战中期冰心长期亏空的经济境况与热情好客的待人之道；呈现冰心20至40年代“呕血”“瘦极”“感疲劳”“疲甚”“吐血少许”等身体状态；讨论《平绥沿线旅行记》写作、《关于女人》再版、翻译活动及写作计划等相关细节；凸显与胡适、郑振铎、叶圣陶、苏雪林、靳以等交游的重要节点与其他社会活动情况。现代作家之行实，可在时人日记中得到丰富和印证。现代文学学科建设需要一个开放、全面、可靠、检索便利的名人日记数据库。

［关键词］日记；冰心；行实；论纲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抗战大后方文学史料数据库建设研究”（16ZDA191），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料编年整理与研究”（19JZD037）；重庆市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协同创新团队“抗战大后方文化与文学研究”。

［作者简介］凌孟华（1976-），男，文学博士，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重庆401331）。

日记作为自行记录每日所作所为所见所闻所思所想的文字，其书写历史可谓源远流长。陈左高《中国日记史略》（上海翻译出版公司1990年版）、张高杰《中国现代作家日记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廖太燕《私史微观：中国现代作家日记的多元透视》（江苏凤凰出版社2022年版）等成果已有专门的梳理和研究。辛亥革命以后，日记写作掀起新高潮，众多政界、军界、文艺界、教育界人士都有数量可观的日记传世。它们有的在民国时期就已公开发表，有的却是在20世纪80年代才得以陆续整理出版。这些日记“为现代史的研究领域增添了很丰富的史料”，

余英时：《重寻胡适历程：胡适生平与思想再认识》，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2年，第1页。其重要价值自不待言，已在相关研究中被广泛使用。

“二十世纪中国杰出的文学大师、忠诚的爱国主义者、著名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

《冰心先生生平》，《文艺报》1999年3月20日。这是冰心逝世后中国文联代表官方给出的“盖棺定论”。冰心之研究也不例外。王炳根先生两种代表着冰心传记写作、年谱编撰新高度的《玫瑰的盛开与凋谢——冰心与吴文藻》（台湾独立作家出版社2015年版）与《冰心年谱长编》（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就援引不少民国名人日记，如王统照、胡适、周俟松、梅汝璈、浦薛凤等，还“使用了冰心吴文藻的未刊日记”。

王炳根：《后记》，冰心著，王炳根编选：《冰心日记》，北京：作家出版社，2018年，第474页。论文方面，已有不少学者参照名人日记考辩冰心行实，如周吉宜梳理《周作人日记》、熊飞宇征引《叶圣陶日记》、刘涛引述《欧行日记》、张锡金抄录《牛棚日记》等。

周吉宜：《冰心与我祖父周作人的早期交往》，《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8年第4期；熊飞宇：《冰心与成都燕京大学小考》，《安康学院学报》2015年2期；刘涛：《冰心1937年在巴黎的一次演讲》，《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2年第3期；张锡金：《陈白尘〈牛棚日记〉中的冰心》，《文化月刊》1997年第8期。然而，毋庸讳言的是，冰心研究界对民国名人日记史料的利用程度并不令人满意，仍有较大空间，不少直接记录冰心行实的重要日记很少甚至没有出现在冰心研究成果之中。比如《茅盾日记》《巴金日记》《吴宓日记》《顾颉刚日记》《梅贻琦日记》《朱自清日记》《梁漱溟日记》《夏鼐日记》《潘光旦日记》《王伯祥日记》《季羡林日记》《沙汀日记》《常任侠日记》《郑振铎日记》《苏雪林日记》《陈克文日记》《宋云彬日记》《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靳以日记》等等。由于相关的日记太多，内容非常丰富，有的日记如《顾颉刚日记》《潘光旦日记》《苏雪林日记》关于冰心的记载本身就值得进行专题研究，不是区区一篇论文能够容纳，所以拙文仅就民国名人日记与冰心行实的若干方面进行尝试性梳理。故名之曰“论纲”，以就正于学界方家。

一、昆明和重庆的居留处所

昆明是冰心生命旅途中的一個重要驿站，开启了冰心战时生活的新阶段。然而，冰心战火之中携家带口辗转抵达昆明的具体时间是什么时候呢？冰心晚年文字中只有“一九三八年秋天”“记得到达昆明旅店的那夜”

冰心：《我的老伴——吴文藻》，《冰心全集》第6册，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12年，第311-312页。等比较笼统的说法。卓如的《冰心年谱》（海峡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陈恕的《冰心全传》（中国青年出版社2011年版）、王炳根的《玫瑰的盛开与凋谢——冰心与吴文藻》与《冰心年谱长编》等研究成果，均持“1938年9月”“1938年秋”或“9月初”之说。但值得继续追问的是，不管是“9月”，或是“秋”，还是“9月初”，都是一个时间范围，能够考证出具体日期吗？

这是笔者2012年开始接触冰心研究时就留心的问题。直至2016年为了这份“论纲”，重新梳理名人日记，读到朱自清1938年9月3日日记，才豁然开朗。日记云：“去昆明。车上很挤。遇吴文藻夫妇与淑芳小姐，在开远用午餐。火车过彝良后出轨，约一小时修复，王清卫太太换车又耽误半个多小时，抵昆明已十时半”。

朱自清：《朱自清日记》，《朱自清全集》第9卷，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248页。冰心一家是“经香港从安南（当时的越南）的海防坐小火车到了云南的昆明”的，所谓小火车是指在轨距1米的滇越铁路（又称米轨，轨距小于京沪的1435mm标准轨距）上运行的火车，是当时民众从越南到昆明最便捷的交通工具。滇越铁路也是当年越南到昆明唯一的铁路。所以，朱自清处理完西南联大蒙自分校事务之后坐火车回昆明，走的只能是滇越铁路，也只有小火车。凑巧的是，载着冰心一家的小火车经停蒙自时，朱自清上车了，并且在日记中记下拥挤之中的相“遇”。虽然没有旧友重逢的更多细节，但其情景不难想象。至于后面朱自清“开远用午餐”“火车过彝良后出轨”“抵昆明已十时半”等经历，也有理由挪用到同车的冰心身上。如果冰心一家的确是9月抵达昆明的，那么9月3日才是9月的第三天，他们抵达昆明后两三天内没有坐火车出行蒙自的需要与可能，于是就可以推断，朱自清遇到的冰心就是风尘仆仆第一次踏上蒙自土地的冰心。如此，冰心一家抵达昆明的准确日期就在1938年9月3日，时间是晚上十时半。

时间确定之后，他们住在哪里呢？冰心在《追念罗莘田先生》中回忆说，“一九三八年，文藻在云大任教，莘田先生在西南联大任教，我们家住在云南昆明的螺峰街以后又搬到维新街，那时有几位昆明没有家的联大教授，常到我们家里来作客……”。

冰心：《追念罗莘田先生》，《冰心全集》第5册，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12年，第535页。引文中“螺峰街”后应有逗号，《冰心全集》此处失断。此文系应约为“罗常培先生诞生八十周年纪念文集”所写，文集1984年3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时改名《罗常培纪念论文集》。核查相关内容，“螺峰街”后果然有逗号。此外，《冰心全集》所录文字还有几处明显差异，不知是另有所本，还是抄录疏误。诸多冰心研究资料均从此说。然而，螺峰街与维新街只是街道名称，如果要寻访冰心故居，要准确还原历史，还需要具体的门牌号。因此，冰心的门牌号也值得追问。

从已披露的材料看，冰心没有记下来，吴文藻也没有记下来，但有人记下来了。此人就是吴宓，有1939年11月9日日记云：

……即偕珏良至护国街、维新街，74号吴文藻宅，访日昨到此之周叔昭。

6：00宴叔昭及珏良于冠生园（$12）。郑侨未到。8—10再至叔昭寓中坐谈。食柿。见吴文藻，瞿同祖。

吴宓：《吴宓日记》第7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第88页。

由此可知吴文藻宅在维新街的门牌号是74号，吴文藻宅当然也是其夫人冰心的寓所，只是当日女主人似乎不在家。女学生周叔昭毕业于燕京大学社会学系，1908年生，安徽东至人，一度与冰心一家过从甚密，是冰心《乱离中的音讯——论抗战、生活及其他》中第一封信之收信人，此信已收2012年版《冰心全集》第二册。几天之后，11月17日，吴宓再度到维新街74号“访周叔昭，赴呈贡，不遇”。

虽然吴宓日记一贯严谨，很少疏误，但有另外的证据自然更佳。查《云南大学民族学人类学史略（一九三八至一九四九）》，编者“在云南省档案资料中查到的有关云南大学社会学系从1940—1949年每年的教师名录”多次著录吴文藻之“居住地点”在“维新街74号”。

刘兴育：《云南大学民族学人类学史略（一九三八至一九四九）》，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9年，第42页、第43页、第52页。两相对照，就可以进一步确定冰心在昆明维新街的门牌就是74号。可惜的是，冰心住螺峰街时的门牌号还缺乏查考的线索，而当年的“维新街74号”如今已难以辨认。在2016年11月于云南大学举行的“冰心文学第五届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笔者发表了上述看法，与会的冰心家属代表非常高兴，冰心女婿陈恕先生兴奋地告诉冰心小女儿吴青老师说，你们家一直没搞清的門牌号被青年学者考证清楚了。不想拙文改定之际，陈先生已于2017年10月驾鹤西去。看着当年“默庐”合影，不禁怅然，对先生的鼓励，特致谢忱。

离开云南之后，冰心来到重庆，这也是常识。但冰心是哪一天飞抵重庆的呢？卓如的《冰心年谱》与《冰心全传》（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都语焉不详，陈恕先生的《冰心全传》作“1940年冬”，王炳根的《玫瑰的盛开与凋谢——冰心与吴文藻》作“11月下旬”、《冰心年谱长编》则系于“11月22日”。读《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发现冰心抵渝的时间应有另说。其1940年11月21日日记云：

……三时入校治事，五时半归。至曲园，与莘田、雪屏公宴吴文藻、谢冰心夫妇、孟邻师伉俪、今甫父女，以文藻伉俪后日飞渝也。十时归。

郑天挺：《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北京：中华书局，2018年，第341页。

次日日记又云：

……至南屏，应李文初晚饭之约，亦为文藻夫妇祖饯，馔极精。

郑天挺：《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第341页。

可知冰心的航班没有变化，饯别仍在进行。21日之“后日”，就是23日。昆明到重庆的飞机，航程当在两小时左右，所以抵渝的时间，应为11月23日。有意思的是，同事熊飞宇兄《〈大公报〉之于重庆时期的冰心研究》也根据重庆《大公报》1940年11月25日第三版的消息，推断“由此可以确知冰心抵渝的具体时间为1940年11月23日”。

熊飞宇：《〈大公报〉之于重庆时期的冰心研究》，《爱心》2018年春季号。两相参照，更是证据确凿，水落而石出矣。

重庆期间，冰心主要居住在歌乐山上的“潜庐”。关于此宅，冰心先后在《力构小窗随笔》《从歌乐山到箱根》《我记忆中的沙坪坝》等文章中有过精彩的描写，相关研究成果也多援用冰心的说法。但是，冰心之说毕竟带有女主人的主观色彩，客人眼中的“潜庐”是什么样子呢？出入“潜庐”的友人诸如老舍、梁实秋、郭沫若、巴金、臧克家、赵清阁等，都是文章高手，却没有留下多少关于“潜庐”的文字。倒是语言学家罗常培在其日记式的《蜀道难》中，有对1941年8月的“潜庐”的描绘写真：

潜庐小而精雅，面对着嘉陵江，老远的望见星罗棋布的几堆房子，那便是沙坪坝和磁器口；兔儿山和云顶在它左右屏蔽着，一片浓绿的中间常常映衬着一块块的灰白色，那便是阔人们预备消夏或疏散的别墅；房后面还可以看得见高店子的市集，一条通磁器口的石板路，常常有坐滑竿或步行的人们像黑点般蠕动着；夜深人静的时候，除去松涛竹韵之外，往往还从隔壁的林家庙飘送过一两声发人深省的梵呗，越发显出山中清幽的趣味来。

如此文字与冰心的刻画对读，可谓相得益彰，能够加深我们对“潜庐”的地理位置、自然景观与当年韵味的理解。特别是还记录了一些冰心文字中没有提供的信息，比如与傅斯年住所的位置关系：

和孟真所住的兔儿山中央研究院，望衡对宇的只隔了一道山谷，有时两家站在廊子上就可以谈话，可是要彼此相访，假如不能飞渡的话，至少得走20分钟。

罗常培：《蜀道难》，《罗常培文集》第10卷，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196-197页。

这种描写很有重庆山城之特点，凸显着歌乐山民居的典型特征。更有意思的是，两家之间距离虽近相访难的位置关系，和他们之间既是旧雨芳邻，又有不合与非议的情感联系，也形成了某种特殊的对照。还值得注意的是，罗常培文字称“吴、谢家的潜庐在林家庙3号”，有学者结合《第三届国民参政会便览》之《国民参政会通讯录》亦作“谢冰心福建重庆歌乐山林家庙三号”，推论“林家庙5号之说，当系谬传”。

熊飞宇：《重庆时期冰心的创作与活动研究》，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5页。然而，林家庙5号曾经是浦薛凤接收亲人信件的地址，其《太空虚里一游尘》明白写着：“而双亲及佩玉所发函件，则均写明四川重庆郊外歌乐山林家庙五号谢冰心女士收转浦瑞堂先生”。

浦薛凤：《浦薛凤回忆录》中，合肥：黄山书社，2009年6月，第233页。使用多年的收信地址，一般不会出现记忆差错。同时，据郭秋北披露，重庆档案馆藏有1943年的“歌乐山居民公益社发起人鉴历册”，其中有“谢冰心，年龄四十二，经历：燕京大学、清华大学等教授，职务：参政员，住处：林家庙五号（盖章）”等内容。郭秋北：《白敬宇的故事：向你打开一扇真实的大宅门》，南京：南京出版社，2014年，第77页。可见，林家庙5号之说到底是不是谬传，还值得商榷。甚至林家庙三号与林家庙五号也可能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在特殊的情况下，此前的林家庙三号有可能就是之后的林家庙五号。比如因城乡建设发展而重新编排门牌号，林家庙街头新建的两栋房屋自然应当被编为林家庙一号与二号，如是，原来的林家庙三号成了五号，也顺理成章。

关于此宅，还值得一提的是，多种冰心传记资料如卓如的《冰心全傳》、陈恕的《冰心全传》与盖琳的《爱的守望者：冰心传》（长春出版社2017年版）等，都有冰心1975年随人大代表团考察西南数省，重上歌乐山，寻访林家庙5号旧居的记载。然而，查《冰心日记》，从1975年6月8日离开北京到7月18日回到北京的记录颇为详细，离开成都后就去了渡口（攀枝花），然后就去昆明，并没有到重庆。相关记载可能不准确，不知卓如先生有什么其他的依据。

二、青年到中年的身体状态

冰心虽然高寿，但其身体状态时有起伏，总体上并不是很好，时见生病记载。青年留学美国，中年寓居重庆，以及晚年常住北京，都是如此。在名人日记中，有不少旧雨新知默默地记下了冰心在不同时点的身体状态。随手就可以举出几个例子：

1.上午往燕大讲演，闻冰心病，呕血。午返，寄乔风函。下午世界语会演剧，不去看。订副刊等两本。夜睡不甚安。（《周作人日记》1923年6月7日）鲁迅博物馆藏：《周作人日记（影印本）》中册，郑州：大象出版社，1996年，第312页。

2.晚振铎宴客，为季刊，晤李巴金，殊年轻，不似其特写。冰心亦在座，瘦极。（《朱自清日记》1933年9月15日）

朱自清：《朱自清日记》，见《朱自清全集》第9卷，第248页。

3.到武川躲，略停，晤县长及党部人员。经大青山，颇颠簸，冰心感疲劳。六时，到公医院。（《顾颉刚日记》1934年8月15日）

顾颉刚：《顾颉刚日记》第3卷，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分司，2007年，第224页。

4.士敭亦来观，告我以谢冰心曾来店访我，留字而去。余即至其所书地点中一路嘉庐，晤谢及其夫吴文藻君。冰心连日出席参政会，疲甚，小睡方起。观其姿态，已是中年妇人模样，余尚是初次见面也。（《叶圣陶日记》1944年9月19日）

叶圣陶：《廛寄蓉城》下，《叶圣陶集》第20卷，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294页。

5.午前十时搭朱车出至吴家，遇一樵、宗贺俊，在冰心房稍坐，伊因昨日劳顿又吐血少许，故卧床休息。（《梅贻琦日记》1946年6月16日）

梅贻琦：《梅贻琦西南联大日记》，北京：中华书局，2018年，第266页。

例1全引当日《周作人日记》，可见二十出头的冰心已有“呕血”之症状，身体状况的确不佳。当5个月后在美国慰冰湖畔再次病倒，冰心在写给父亲的信中所谓“自然又是旧病了，这病是从母亲来的”，

冰心：《寄小读者》（通讯九），《冰心全集》第2册，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12年，第21页。就应当是实情，而不仅仅是宽慰之词。同时，这则日记还可以看出周作人对极具才华之女弟子的关爱。这里“闻”有两种可能，一为主动垂询，二为被动听到，见学生讲演不至而顺便关心，或者有人代为告假汇报，都是人之常情。但不论何种情况，不记讲演内容与反响，而记学生的病情和症状，都是记录者的个人选择，足见周作人的爱才惜才。至于“夜睡不甚安”与学生的病情之间有无联系，恐怕就见仁见智了。

例2摘引《朱自清日记》中“瘦极”的冰心，或可视为其1933年9月体态之文字写真。2012年版《冰心全集》收录冰心照片颇丰，但未见1933年玉照。网络上可以搜索到一张1933年郑振铎与冰心夫妇在北平的合影，站立在吴文藻旁边的冰心着长款有纹立领带袖旗袍，的确和“瘦极”一语非常匹配。形体的变化自然和生活的状态直接相关。1933年的冰心，已是而立之年，已为人妻为人母，已经历1932年夏天卧病的困扰，已蜚声文坛出版《冰心全集》，9月15日前后正酝酿创作《我们太太的客厅》，诸种因素叠加之下，体态变得“瘦极”，也在情理之中。只是这种“瘦极”，不仅引起当年佩弦先生侧目，也会引起如今后辈读者唏嘘。

例3所引《顾颉刚日记》中“感疲劳”的冰心，也可谓冰心旅行中的真实写照。关于这次旅行，冰心也以日记的形式留下了鲜活翔实的《平绥沿线旅行记》。冰心记录的旅行团行程（1934年7月7日至8月26日）与相应的《顾颉刚日记》值得细细对读，其中可以发现不少有意思的细节与问题，比如观察视角的差异，记录内容的选择，文字风格的差别等等。就8月15日日记而言，冰心的篇幅虽然超过顾颉刚，但多是对下午两时前所见的自然景观（动物群）与人文景观（蒙古包、普会寺）的描绘，此后在车上翻山越岭的感受，就被冰心过滤、省略掉了。而同车的顾颉刚所记录的“颇颠簸，冰心感疲劳”，虽然只有8个字，却既有“颠簸”的客观路况，又有“疲劳”的主观感受，可以作为冰心记录的重要补充，有利于更忠实地还原冰心穿越大青山时的身体状态，感知冰心为人为文的风格。只是这里的“感疲劳”，不知是顾颉刚记录的冰心之主动表达，还是自己的暗中观察。

例4所录《叶圣陶日记》，则不仅再度录下了冰心的“疲甚”，而且点明其“已是中年妇人模样”。天津人文书店1932年9月发行的草野著《现代中国女作家》一开篇就以《始终没有走出象牙塔来的谢冰心》为题评论冰心，代表了批评冰心的一个重要向度。然而，在1934年顾颉刚笔下，与十年之后1944年叶圣陶眼中，却不约而同地发现和记录了冰心的疲惫。尽管前者是因为组织旅行团的劳顿与颠簸，而后者是因了出席参政会的费神与事务，但都可见走出象牙塔后人到中年的冰心生活状态之一斑。不惑之年的冰心自然应当“已是中年妇人模样”，而“初次见面”的叶圣陶记下此笔，或许是因为心中的冰心还是少女或青年的姿态，反差较大吧。

例5摘录《梅贻琦日记》中“吐血少许”的冰心，和例一中“呕血”的冰心何其相似。只是隔着23年的时光，只是记录者由周作人换成了梅贻琦。5月初才从重庆飞抵南京的冰心，为什么如此“劳顿”呢？在4天后写给赵清阁的书信中，冰心告知挚友：“明后天上北平，带一个孩子去（宗生），准备把他丢在北平上学，同时，回家、回校看看”，“我们有去日本计划。也得在七八月之交，文藻去，我打算住北平，也许带两个女儿也去日本，还未定”。

冰心：《致赵清阁》，《冰心全集》第8册，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12年，第31页。此版“宗生”未加括号，不通，参照1999年版和1994年版《冰心全集》进行修正。可见冰心的“劳顿”应与准备临近的北平之行，考虑月后的日本之旅有关。吴文藻的工作突然面临重大变化，冰心作为妻子，要不要同行赴日？作为母亲，如何安排好三位子女的生活？这的确是很费思量很难求解的情感方程。繁琐的日常操劳，巨大的心理压力，让冰心的身体又吃不消了。

作家的身体状态与作家的生活质量、创作兴趣与作品完成度有密切的关系，是行实研究、年谱编撰、传记写作的重要方面，也是知人论世，准确地理解和解读作品的重要信息。借助名人日记，可以对作家身体状态有更清晰的了解和把握，占有和研究它们，也是践行老一辈学者如钱理群先生倡导的“重视史料的‘独立准备”

钱理群：《重视史料的“独立准备”》，《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4年第3期。之治学路径，其意义不容忽视。

三、寓居歌乐山的经济境况

抗战时期，即使在陪都重庆，也是物价飞涨，物资非常紧张。当年“文协”驻会干事梅林的日记《文林琐记》中有过触目惊心的记载，比如“我们克制着自己所有的欲望，在这大热天，即连三等货的西瓜也不敢吃一个”，“千字稿费最多六十元，平均三十元或五十元”，要等到“几场大雨，廿多元一斤的西瓜跌至四五元了”，我们才“有机会吃西瓜了，真是感谢暴风雨”。梅林：《文林琐记》，《文学修养》第2卷第3期。

其时寓居重庆歌乐山的冰心一家，经济境况也受到严重影响，远不如战前宽裕，有些日子甚至非常艰难。冰心晚年在《我的老伴——吴文藻》中，还有“我这个以‘社会贤达的名义被塞进‘参政会的参政员，每月的‘工资也只是一担白米。回家后还是亏了一位文藻的做买卖的亲戚，送来一只鸡和两只广柑，作为病后的补品，偏偏我在一杯广柑汁内，误加了白盐，我又舍不得倒掉，便自己仰脖喝了下去”，“大女儿吴冰向我诉苦，说五月一日是她的生日，富奶奶……只给她吃一个上面插着一支小蜡烛的馒头”冰心：《我的老伴——吴文藻》，《冰心全集》第6册，第311-312頁。等记忆，足见经济之窘迫。此时冰心一家的经济境况，在一些名人日记中也有相关记载。兹举三例：

1.合起潜庐男女主人的参事和参政的薪俸来，已经超过一千元了——可是实际上还不够山上一处开支的，每月都得亏空……晚上往往吃稀饭，孩子们每顿饭都抱怨没有肉吃。（罗常培《蜀道难》记冰心1941年8月境况）

罗常培：《蜀道难》，《罗常培文集》第10卷，第197页。

2.到冰心处，持其函访陈维镛及谢蕴华、庐惠清两女士。取药。再到冰心处，与陈序经、杨石先谈。在冰心处吃饭……冰心一家，月入三千元，而月用八千元，只得将物件出售。（《顾颉刚日记》1943年7月6日）顾颉刚：《顾颉刚日记》第5卷，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7年，第109-110页。

3.前闻文藻穷，冰心病，与莘田各汇一千元，今日托李有义璧回。（《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1943年11月23日）

郑天挺：《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第760页。

对读前两则相隔近两年的日记，就可以发现冰心的家庭经济长期处于亏空状态。也许是因为此前有些积蓄吧，1941年虽然已经“晚上往往吃稀饭”“没有肉吃”，但还不至于售卖物件。到了1943年，生活更加困难，竟然出售物件以补贴家用。从1000元到3000元，收入看似增加了，而购买力如何呢？不必翻阅经济统计文献，名人日记中就有依据。比如记录抗战期间四川物价情况甚详的《吴虞日记》，就可作参照。其1941年5月6日日记记载“龙桥米今日五百元，永川米一千元，重庆米八百元”，吴虞：《吴虞日记》下册，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854页。翻到1943年7月9日日记，物价已飞涨至“米五千二百元”，

吴虞：《吴虞日记》下册，第908页。前后一段时间，均在四千元以上。从米价看，冰心一家收入金额的增长幅度（三倍）远远落后于米价的上涨速度（超过五倍），购买力明显滑坡。第三则日记则是关于冰心夫妇经济困境的消息传至昆明，友人郑天挺、罗常培慷慨解囊，施以援手，足见朋友之谊；而即便是“文藻穷，冰心病”的逆境之中，夫妇二人仍有“璧回”之义举。只要自己能够坚持，就不给朋友添麻烦，不增加友人的负担，毕竟在战时中国，大家都不宽裕。郑天挺当月收入也不过“经常四三九八元，临时二〇八二元”，也在感叹“币值大跌矣”。

郑天挺：《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第760页。

当然，难能可贵的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冰心一家仍然热情好客，用罗常培的话说就是“从丰招待朋友的老毛病却始终没改”。从其“残余的半罐S.W.咖啡，总等着朋友来的时候搬出那具特制的咖啡壶来，像作物理实验似的煮给你吃；快要生锈的烤箱，遇到客人来，也可借机会闻一闻鸡和猪肉的香味儿”

罗常培：《蜀道难》，《罗常培文集》第10卷，第198页。的生动描写之中，不由得对冰心又多几分感佩。而记下冰心一家严重赤字状况的顾颉刚，当日就在冰心处吃饭，同年8月4日，又“到冰心家吃饭”。

顾颉刚：《顾颉刚日记》第5卷，第125页。如果冰心稍有冷淡或怨言，耿介如顾颉刚者，怎会反复登门用餐。此外，1945年1月13日《陈克文日记》，也有“下午三时与铸秋同车回龙井湾，并同到歌乐山访徐道邻及谢冰心。谢煮咖啡客，意甚至殷勤”

陈克文：《陈克文日记（1937-1952）》下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897页。的记录，也可作冰心的咖啡与待客之道的旁证。

四、创作翻译的出版与计划

“文坛老祖母”冰心一生著述颇丰，从1919年8月25日第一次在北京《晨报》第七版“自由论坛”栏公开发表文章《二十一日听审的感想》，到1997年8月9日于北京医院写就2012年版《冰心全集》收录的最后一篇创作作品《冰心文学馆落成贺词》，其写作生涯竟长达78年。78年间的著述出版活动情况，是冰心生平创作研究的重中之重。

在现有《冰心全集》《冰心年谱》《冰心年谱长编》与相关传记及研究成果之外，散落在名人日记之中的诸多细节也值得重视。且举四例如次：

1.关于《平绥沿线旅行记》。《平绥沿线旅行记》是冰心较长的作品之一，《顾颉刚日记》有多处内容与它的创作发表有关。如1934年12月16日日记之“乘六时车归，到冰心处吃饭，商作西北考察文。十时半归”。

顾颉刚：《顾颉刚日记》第3卷，第272页。1935年1月27日日记之“文藻夫妇来访。到煨莲处吃饭，并商哈燕社印刷事。看冰心所作游记毕。与子臧同步归”

顾颉刚：《顾颉刚日记》第3卷，第301页。等。前者的“西北考察文”，应当就是《平绥沿线旅行记》，由此可知冰心在创作过程中曾与一起旅行的顾颉刚商量，至迟在12月16日，冰心已经着手写作；后者的“冰心所作游记”，无疑就是《平绥沿线旅行记》，据此可晓冰心将发表之前的初稿先行给顾颉刚寓目，而且初稿在1月27日之前已经完成。至于冰心最后落款的“竟于一九三五年一月二十九”，

冰心：《寄小读者》（通讯九），《冰心全集》第2册，第432頁。乃是最后的定稿时间。从8月26日旅行结束算起，已是5个月过去，期间的磋商与修改，恐怕不止顾颉刚记录这几次，足见冰心严谨的写作态度。

2.关于《关于女人》。《关于女人》是冰心抗战时期最受关注的一部作品。《叶圣陶日记》记载其出版与再版的相关情况甚详。如1944年9月19日日记之“……谈其著作之版权应如何保持，并告余其《关于女人》一书在他家出版，颇多不满意处，拟交我店重出。坐四十分钟辞出”；

叶圣陶：《廛寄蓉城》（下），《叶圣陶集》第20卷，第294页同年10月13日日记之“再至外国人家，晤冰心，与谈其著作之版权问题，并约定其《关于女人》一书，决校正后交我店重出”。

叶圣陶：《廛寄蓉城》（下），《叶圣陶集》第20卷，第305页。以及1945年10月25日日记之“吴文藻来访，谈其妻冰心《关于女人》版权被天地出版社侵害事，嘱我店为之处理。因代冰心作书致天地社，如其不理，则登报警告，且将广告辞拟就”；

叶圣陶：《复员第一程》，《叶圣陶集》第20卷，第467-468页几天后的11月2日日记，复有“饭后到店，为冰心《关于女人》版权事，又为代写一信”；

叶圣陶：《复员第一程》，《叶圣陶集》第20卷，第470页。一个半月后的12月18日，再有“十时出门，往戴家巷访冰心，途遇东润来访，请其暂候于茶肆。冰心谈《关于女人》版权事，渠无主见。以后渠夫妇两人将回燕京任教。谈半时而出”

叶圣陶：《江行纪程》，《叶圣陶集》第21卷，第5-6页。等等。这几则日记在熊飞宇之《冰心与叶圣陶》

熊飞宇：《重庆时期冰心的创作与活动研究》，第198-200页。中也曾有过梳理。值得补充的是，从中不难看出冰心对天地出版社初版本《关于女人》的不满意和后来的版权纠纷，以及与开明书店由有重出意向，到初步约定，再到几无主见的过程。叶圣陶为《关于女人》做出的代写书信交涉，拟写广告宣传等多种努力，既是其作为出版家之工作热情与个性风采的展示，也是其与冰心友谊的见证，是“文坛二贤”

陆潜：《“文坛二贤”：叶圣陶冰心》，《编辑学刊》2001年第1期。晚年仍能相约“海棠花下”

冰心：《海棠花下——和叶老的末一次相见》，《冰心全集》第7册，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12年，第129页。的先声。开明书店能够在1945年11月出版署名“冰心”的《关于女人》，叶圣陶功不可没。查开明版《关于女人》，版权页的确是署“著作者：冰心”，而在扉页仍保留着“男士 著”，可作叶圣陶编辑策略之一例。

3.关于翻译活动。创作之外，翻译也是冰心文学活动的重要方面。新世纪以来，作为翻译家的冰心已成为冰心研究的一个颇具活力的生长点，不少学者贡献了有影响的论文成果，如林佩璇的《冰心的翻译与翻译观》，

林佩璇：《冰心的翻译与翻译观》，《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2期。在中国知网收录的标题含有“冰心”的数千篇论文中高居被引频次排行榜之榜首，讨论冰心翻译问题的硕士学位论文更是已多达26篇。但是，一些名人日记中关于冰心翻译活动的记载，似乎还没有纳入研究者的视野。最典型的是《潘光旦日记》，可以略举数例。如“婉莹来，商mind与heart二字译法”（1962年5月16日）；“婉莹来，商译事中若干词句之具体译法”（1962年7月24日）；“婉莹来商译事，渠近连译尼泊尔国王马亨德拉诗集，备一纪念会之用，来相与商榷，此已第二次矣”（1965年4月7日）；等等。

潘光旦：《潘光旦日记》，北京：群言出版社，2014年，第291、303、484页。前两则日记虽不知是针对什么具体作品，但可以从中看出冰心找潘光旦商量译法的频繁，而第三则商榷的应该是已收入《冰心全集》第10卷的《马亨德拉诗抄》，“已第二次矣”足见其重视程度，而“备一纪念会之用”，则透露了翻译这批诗作的目的，值得研究者注意。20天之后，1965年4月28日，《人民日报》曾发表社论《纪念中尼和平友好条约签订五周年》，日记中的“纪念会”可能与此相关，惜乎尚未找到更多证明材料。还有一则日记颇有意思，那就是1963年9月7日的“近晚，婉莹来，亦提出迻译EugeneDuBois诗中所遇见之二三问题；见贻‘三5牌香烟一盒，说是‘束脩云”，

潘光旦：《潘光旦日记》，第377页。不仅能体现冰心在翻译问题上的精益求精，而且展示了冰心谦逊、实诚而又不乏幽默的交往之道。这里的EugeneDuBois，应当就是美国诗人杜波依斯（Eugene或系误记），而讨论的作品很可能是已收入《冰心全集》第10卷的《加纳在召唤》。

4.关于写作计划。写作计划是了解作家精神气场与写作姿态的重要方面，能够顺利完成的写作计划固然是考察作家创作道路的珍贵文献，而没有完成的写作计划也有其可贵的参考价值。沙汀1963年4月26日日记就记录了冰心的写作计划：“回家后在冰心房里喝了瓶啤酒。她告诉我，她不止要写日本那段经历，还准备写自传：以自己的思想变化为线索，写出她大半生来接触到的形形色色。”

沙汀：《沙汀文集》第9卷，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17年，第521页。距离这份计划最近的自传性作品应该就是在日本仓石中国语讲习会上的演讲《我自己走过的路》，已由王炳根、郑薇根据录音整理收入2012年版《冰心全集》第五册，演讲时间是1963年11月。但真正的比较连贯详细的自传作品是《我的故乡》（1979）、《我的童年》（1979）、《我到了北京》（1981）、《我入了贝满中斋》（1984）、《我的大学生涯》（1985）、《在美留学的三年》（1987）、《我回国后头三年》（1987）系列，这些写作时间跨度近十年的作品，都是这份计划的延续和余绪。沙汀日记告诉我们，至少在1963年4月底以前，冰心就有此计划了，可见冰心当时自信昂扬的精神气场与积极乐观的写作姿态。遗憾的是，冰心虽然另有一些回忆性作品，但并没有“写出她大半生来接触到的形形色色”，包括沙汀专门记录下来的“日本那段经历”，只是完成了这份宏伟计划的一部分。

还值得指出的是，2017年出版的《沙汀文集》整理的此日日记比1997年出版的《沙汀日记》增补了不少内容，字词标点也有个别调整，特别是“还向我谈了不少京派文化人当中的很多逸闻，主要是：凌淑华、林徽音、徐志摩的故事。她一向就讨厌徐！”之后，旧版有一省略号，而新版没有。旧版的省略号是表示这里有不便公开没有抄录的内容么？如是，那么新版日记的整理仍然不完整，这就让人更加好奇沙汀到底還记了什么，为什么整理者要一再省略呢？个人认为，名人日记的影印版与整理版各有千秋，最理想的情况是两种版本都能及早问世，供读者选择或对读。凌孟华：《手稿与日记整理脞谈》，《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20年第2期。

五、广泛而丰富的人际交游

冰心先生一生交游广泛，活动丰富，各界朋友众多，各色聚会频繁，有很多信息被不少名人在日记中记录在案，值得研究者翻阅参考。比如《胡适日记》关于冰心的记载，就被闻畦之加以利用，写入《“五四”文学百年情——胡适与冰心》。

闻畦之：《无聊无耻无行：胡适的人际世界揭秘》，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5年，第280页。其中胡适1933年12月30日日记关于冰心参加临湖轩聚会的记录，就比《冰心年谱》详实得多，相关内容已写入《玫瑰的盛开与凋谢——冰心与吴文藻》和《冰心年谱长编》，此不赘述。而对照顾颉刚同日日记，就会发现二者也有一些明显差别，列出来的名字虽多有交叉，但仍有差异，连谁为主人谁为客人的划分也不尽相同，值得有心人考证。

再如郑振铎《四十年代日记》关于冰心的记载也值得注意。其1947年7月7日日记云：“饭后，午睡。一樵偕冰心来谈，甚高兴。约今晚在此晚餐……傍晚，调孚、家璧、冰心、放园、一樵及清阁陆续来。十时，散”，

郑振铎：《郑振铎四十年代日记》，《郑振铎全集》第17卷，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435页。7月19日日记曰：“七时许，至瑞璜宅，晤冰心、默存夫妇、健吾、大杰等，谈甚畅。”这两日日记提及的1947年冰心在上海的两次聚谈和一席晚餐，未见《冰心年谱长编》著录，可以弥补冰心是年七月在上海的情状，补充两天的行实。由此，一方面可见冰心与日记主人郑振铎，这位在晚年追忆文章中有“在我所认识的许多文艺界朋友之中（除了我的同学以外），振铎同志恐怕是最早的一个了”冰心：《追念振铎》，《冰心全集》第5册，第429页。之说的老朋友交往之一斑，另一方面可知冰心与所提及的沪上名流之间的过从与雅集。值得注意的是，顾一樵、刘放园、孙瑞璜、赵清阁等固然也是冰心的老朋友，但刘大杰、钱锺书夫妇等，可能不一定熟悉。冰心1975年7月31日有致刘大杰书信一通，而在同年2月4日致赵清阁信末尾补句，则有“刘大杰并不太熟，讲了几次话”。龚明德先生《冰心一九七五年七月三十一日致刘大杰》对此有过考证。

龚明德：《冰心一七五年七月三十一日致刘大杰》，《旧笺释读：现代文人书信考》，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22年，305-306页。辅之以郑振铎日记，则知至少在1947年7月，冰心与刘大杰就应该有过一面之雅。冰心与钱锺书夫妇，也可作如是观。至于冰心晚年“我仿佛记得我先认识的是杨绛，先读到她的《干校六记》，深喜她的雅人逸致，后来才认识钱锺书，虽然他的大名我是‘久仰了”

冰心：《钱钟书与杨绛》，《冰心全集》第7册，第216页。的回忆，可能真是“仿佛”的印象，并不准确。

关于与叶圣陶的初次见面时间，冰心1982年创作的《我所钦佩的叶圣陶先生》称：“我有幸见到叶老，是在解放后我从日本回到北京”，

冰心：《我所钦佩的叶圣陶先生》，《冰心全集》第6册，第106页。也出现了误记，参照前述叶圣陶1944年9月19日日记，就会真相大白。而冰心与赵家璧第一次见面的时间，若不是赵家璧在《和靳以在一起的日子》中披露了自己的《北上组稿日记》，其中1935年6月11日日记有“晨十时，独去燕京大学，谒见谢冰心”

赵家璧：《和靳以在一起的日子》，《新文学史料》1988年第2期。的记载，恐怕是很难厘清的。

又如冰心与苏雪林的交游史也值得关注。冰心研究专家王炳根先生写有《苏雪林对冰心的偏爱》，载台湾初版的《传记文学》2005年2期；苏雪林研究专家沈晖教授撰有《伤逝——缅怀世纪老人苏雪林与冰心》，收入《文字生涯五十年》（安徽教育出版社2017年版）。沈文说及苏雪林面告“1936年夏天……这是我们俩的第一次正式相会”，

沈晖：《伤逝——缅怀世纪老人苏雪林与冰心》，沈晖：《文字生涯五十年》，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7年，第126页。而具体的日期，还是有赖于日记。苏雪林1936年8月24日日记显示，“上午八时半，赴新亚大酒楼会见冰心女士。仅一晨，来访之客已有四五人之多，半为其戚属，半则报馆记者也，盛名之下，真不易居哉！冰心装束，如所见相片，貌不甚美，而双瞳黑白分明，炯炯有光，聪明全系乎此，谈吐风雅，尤极甜蜜，其交际之广，有由焉矣。其夫吴文藻传多髯，殊不然，疑系新剃，九时一刻，作别而归”。

苏雪林：《苏雪林日记（1936年）》，现存武汉大学图书馆特藏部。沈晖：《苏雪林年谱长编》，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17年，第68页。但谱文断句与识读多处疑有误，已据苏雪林日记手稿校正。感谢好友欧孟宏、侯桂新二兄鼎力相助。这就比苏雪林后来1959年撰写的《我所认识的女诗人冰心》与1990年完成的《我与冰心》，都更具现场感与史料价值，厘清了冰心与苏雪林交游的一个重要细节。

冰心与靳以的交往细节也在日记中有着颇为重要的记载，有的在意料之中，有的在意料之外。1956年11月10日《靳以日记》云：“上午送罗荪去南斯拉夫，归途访其芳，冰心，对刊物都有兴趣。冰心提，何不就叫创作”。

靳以：《靳以日记书信集》，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9年，第172页。这里的刊物是靳以参与筹备的即将于翌年正式创刊的《收获》。《收获》之于中国当代文学的重要性已是人所共知，而日记中冰心等的“兴趣”，也毫不意外。冰心在《悼靳以》中也有过深情的回忆：“记得那还是筹备《收获》的时期吧，一个冬天的早晨，一辆汽车飞也似地开到我的门口，你，一阵旋风似地卷上了楼，身上穿着一件簇新的皮大衣。我笑说：‘好呀，这皮大衣给我带来了一屋子的热气！你也笑了说：‘我要到苏联去了，这是行装的一部分——告诉你，我们要办一个新文学刊物了，名字就叫《收获》，你对这名字有意见没有？你可要给这刊物写文章呵，我就是为这个来的”。冰心：《悼靳以》，《冰心全集》第4册，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12年，第269页。参照靳以日记，我们就可以知悉此次冰心家中的会见之时间是在1956年11月10日，的确是在一个冬天；而且可以知道靳以的“皮大衣”的确“簇新”，系五天前（11月5日）以368元新购于人民市场。而冰心面对“你对这名字有意见没有”之问题，竟真提了意见，主张“何不就叫创作”，却是出人意料，也未见此前冰心研究界有人提及。这一细节，可见冰心的实在风格与耿介表达，也可供治《收获》杂志出版史料研究的学者参考。

还有关于冰心请沈尹默为《儿童文学》题写刊名事，当时在场的杜宣在文章《忆沈老》中称：“最后一次见到沈老，是1964年，冰心来上海，她约巴金和我去看沈老。因冰心要办个儿童刊物，拟请沈老题写刊名，于是我们一同来到沈老家中”。

杜宣：《忆沈老》，《杜宣文集》第6卷，第576页。而郦千明的《冰心请沈尹默书写刊名》，则叙述佳话是发生在1963年，具体日期是8月19日。

郦千明：《冰心请沈尹默书写刊名》，《人民政协报》2015年7月2日。杜宣是当事人之一，郦先生又没有注明信息的可靠来源，孰是孰非呢？《巴金日记》可以给出答案。查《巴金日记》，有“三点前五分杜宣乘作协车来，约我和萧珊去和平饭店，找冰心同访沈尹默老人。冰心请沈老为新刊《儿童文学》题字，我请他写扇面，沈老夫妇好客、健谈”

巴金：《上海日记》，《巴金全集》第25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第284页。的记载，而日记时间，正是1963年8月19日。郦文与日记相关内容大体吻合，但日记也有郦文缺失的内容，比如“我们坐到五点二十左右才告辞下楼，冒雨登车”。不知作者是不是根据巴老日记进行的改写，有没有其他材料的支撑。但无论如何，白纸黑字的《巴金日记》不仅佐证了冰心的一则重要行实，而且再次说明即使是当事人，事后的回忆也未必可靠，征引时不可不慎。冰心对《儿童文学》杂志的确关爱有加，此前的4月，还专门向茅盾约稿。1964年4月13日《茅盾日记》有“上午九时，谢冰心与金近来谈《儿童文学》出版后（已出二期）情况，并请写文宣传，当答以五月内或能写一点。谈一小时辞去”

茅盾：《茅盾全集》第39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第524页。的记载。

六、民国到共和国社会活动

名人日记中记录的冰心因公因私的各种社会活动情况，也是非常之多，横跨民国岁月与共和国时代，其中有的内容有助于确认目前尚不够精确的冰心行实，有的是冰心相关活动的有力补充，有的能提供此前不知晓的重要活动信息。

冰心的演讲活动近年颇受关注，时有新发现。但名人日记中仍可发现冰心几乎不被人关注的演讲记录。比如1927年11月30日《吴宓日记》云：“谢冰心女士在工字厅演讲，初拟往听，继因人多，座为之塞，乃止未往。”

吴宓：《吴宓日记》第3册，第445页。吴宓寥寥数语，透露了很多重要信息。一是当天冰心到清华大学工字厅演讲来了；二是吴宓对比自己小6岁的冰心比较关注，打算去听演讲；三是清华学子对留美归国已一年的女作家冰心仍然相当感兴趣，听演讲的热情很高，竟然听讲者多到“座为之塞”；四是吴宓最后放弃了，没有进去听，也就无法记下演讲的具体内容。张玲霞的《清华校园文学论稿（1911-1949）》曾论及“1927年经文学社团‘终南社的数次邀请，冰心女士来学校演讲《文人与社会》”和学生的不同意见与反响，

张玲霞：《清华校园文学论稿（1911-1949）》，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86页。不知是不是吴宓记录的这一次。此外，《朱自清年谱》1927年11月3日谱文有：“下午四时，赴工字厅参加终南社举行的与冰心女士座谈的谈话会”，

姜建、吴为公：《朱自清年谱》，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0年，第63页。不知与前述《文人与社会》演讲是否是同一次。但不管如何，冰心11月内两度到清华大学谈话或演讲，当是事实。1927年《朱自清日记》恐怕已佚，無法与相关内容对照，很是遗憾。

30年代的燕京大学教授大多有丰富的文艺生活，观影、赏画、看戏、听曲……当年的“FacultyBaby”（教授会的娃娃）冰心先生自然也有其艺术生活，如《关于刘半农刘天华兄弟》回忆的从刘天华学琵琶等。季羡林1934年2月11日日记就记录了冰心一次很少被提及的文艺活动：“过午，长之送我一张票，弋昆社在哈尔飞演戏，非叫我去不行。结果是去了，到场名流甚多，如刘半农、郑振铎、杨丙辰、盛成、冰心、吴文藻、陶希圣、赵万里等全到，演者是韩世昌、白云生、侯益隆与马祥麟等，印象不十分太好”。

季羡林：《清华园日记》，《季羡林全集》第4卷，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9年，第310页。这里的“弋昆社”应为“昆弋社”，发起人就是刘半农先生，不知是季羡林的误记，还是编辑者的误排。这则日记记录了冰心与刘半农、郑振铎等交游的一个细节，增加了一条观看韩世昌、侯益隆等名角演出昆曲的行实，可以填充现有《冰心年谱》1934年1月1日到7月3日之间长达半年的空白，

卓如：《冰心年谱》，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1999年，第77页。甚至可以引出“冰心与昆曲”这样的话题。冰心的昆曲爱好与造诣，虽然难及张充和，甚至1960年还在越剧《文成公主》观后感中谦称“对于舞台艺术，真正是一个门外汉”，但就是这篇文章，也提出了学习日本歌舞伎艺术处理的中肯建议，而这出歌舞伎又“好像我们昆曲里的‘胖姑学舌的故事”，

冰心：《一出有利于民族团结的好戏——越剧《文成公主》观后》，《冰心全集》第4册，第307页。可见先生的艺术修养，实非常人能及。

冰心共和国时代的社会活动，在时人日记中更是多有记载。其中《顾颉刚日记》最为突出，与冰心同会、同席、同参观、同闲谈的记录多达百余次，是还原共和国时代冰心行实的重要史料。如1962年10月14日日记所记民进中央及联络委员会举行的香山红叶之旅，与王伯祥同日日记对读，可以提供身为联络委员会主任委员的冰心如何开展工作及工作效果的一些历史细节。这里先不展开，留待以后专题梳理。以下略举前文还未引述过的三部日记为证。

1954年2月23日《梁漱溟日记》：“早点后出席外交、文教两组座谈会，听丁西林、夏衍、谢冰心、袁水拍等报告，又向达、常任侠、季羡林等发言（关于中印友好问题）”。

梁漱溟：《梁漱溟日记》上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72页。这里的外交、文教组两组是指全国政协外交组与文教组，冰心的报告内容应该与其之后发表的《与小朋友谈访印之行》《印度之行》《回忆我在印度的日子》等文章不无关系。

1961年5月21日《宋云彬日记》：“下午四时，中央统战部邀请座谈，被邀出席者有胡愈之、杨东莼、潘光旦、费孝通、向达、谢冰心、吴文藻、顾颉刚、周培元、黄子卿、游国恩、王瑶、陆平、傅□□、徐寿轩等十七八人，徐彬主持……谈毕吃夜饭，有茅台酒”。

潘光旦：《潘光旦日记》，第200-201页。冰心是著名的社会活动家，为统战事业做了大量的工作。但“冰心与统战工作”这样颇具价值的选题一直缺乏系统的资料整理和深入的思考研究，目力所及，仅见昔年大学同窗金华的《冰心抗战时期在渝统战事迹钩沉》

海宁市档案局（馆）整理：《宋云彬日记》，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第767页。尝试做过专门的阶段性梳理。宋云彬日记记录的此次应中央统战部邀请出席座谈会，无疑是冰心与统战工作的历史细节之一，可惜非常简略，关于发言情况仅一句“黄子卿发言最多，我也发了言”。按常理推测，冰心发言虽然不是最多者，但想必也有其价值。可惜当日《潘光旦日记》《顾颉刚日记》虽然都记载了冰心夫妇与会，但都没有冰心的发言情况与观点摘录。从《潘光旦日记》可知是冰心夫妇“唤车来，约我和孝通同赴中央统战部”，而用餐时“罗迈、徐冰二部长均在我与婉莹所入座之桌，似较文藻、孝通所在之另一桌更为热闹”；

金华：《冰心抗战时期在渝统战事迹钩沉》，《重庆第二师范学院学报》2013年第5期。从《顾颉刚日记》可知朱光潜、平杰三、于刚等也“同会同饭”。

顾颉刚：《顾颉刚日记》第9卷，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7年，第261页。

《夏鼐日记》也多次记录冰心参加的重要涉外活动。如1979年8月8日“周扬同志以作协名义宴请井上靖等6人，陪同者有谢冰心、曹禺、陈荒煤、冯牧、姚雪垠等人”，8月26日“6时抵北京饭店，参加井上靖等的回请宴会。到会者有胡乔木、周扬夫妇、夏衍、谢冰心、曹禺……等，一共四桌。席间由井上靖和胡乔木院长先后致辞，至8时半始散”；1979年10月11日“晚参加英国柯立华大使为英国学术院举行答谢酒会……散会时已9时半，参加者有钱锺书、吴文藻、钱俊瑞、谢冰心等”……

夏鼐：《夏鼐日记》第8卷，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333页、第337页、第349-350页。这些日记记录，都是晚年冰心行实研究资料的有益补充，值得冰心传记写作者与年谱编撰者关注。

总而言之，拙文粗线条地勾勒了民国名人日记记录冰心行实的几个方面与若干细节，试图揭示“民国名人日记与冰心行实”话题的重要性与丰富性，凸显其历史意义与学术价值，以引起学界重视。没有提及的相关日记还很多，限于篇幅与视野，恕不再一一列举。期待更多冰心研究者关注这个话题，进行更细致详实的梳理与更系统深入的论析。进而期待在充分把握名人日记与相关史料的基础上，增补出版新的《冰心年谱》或《冰心年谱长编》，修订完善冰心传记，将冰心研究引向深入。进一步讲，冰心之外，其他现代文学名家如鲁迅、茅盾、老舍、巴金、曹禺、沈从文、丁玲等，乃至2017年出版皇皇五大册年谱长编的郭沫若之行实，都可以在众多名人日记中得到进一步的丰富和印证，从而实现现代作家研究乃至整个现代文学研究的深化和“突围”。

在大数据云存储时代，各类中国现代文学相关的数据库建设项目层出不穷，但迄今未见有民国作家日记数据库立项建设，遑论运行。整理、研究、开发一个开放的、全面的、可靠的、检索便利的名人日记数据库，应该提上中國现代文学学科建设的议事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