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传世文献的谬误抵牾使契丹萧姓之始难以确凿，但当回归政治史的视野，重新思考“萧”的政治功用便会发现，“萧”这一带有统合后族群体政治意义的政治身份与述律氏的政治诉求极为契合。沿着这一线索还可知，述律氏一支作为源出回鹘的“外来者”，通过述律平与阿保机的联姻方得以跻身统治核心，为了巩固自身地位，述律氏效仿阿保机接续遥辇整合皇族的做法，打造出“萧”这一概念，将述律并列于拔里与乙室已，形成新的“审密”集团，此即萧姓产生的时间上限与政治背景。

［关键词］萧姓；述律氏；萧翰；国舅帐；后族

［基金项目］黑龙江省教育厅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 “耶律阿保机建国史事真伪研究” （130211121101）。

［作者简介］耿涛（1989-），男，历史学博士，齐齐哈尔大学文学与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齐齐哈尔 161006）。

萧姓于辽朝而言有着特殊的政治地位，赵翼曾云：“萧氏于辽最贵，世预宰相之选，统辽一代任国事者，惟耶律与萧二族而已”。

［清］赵翼著，王树民校正：《廿二史札记校证》，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589页。与耶律姓氏代表皇族一样，萧之姓氏通常与后族相联系，纵观《辽史》，萧姓者确多属后族。

漆侠：《从对〈辽史〉列传的分析看辽国家体制》，《历史研究》1994第1期。有学者进一步指出，契丹文中并无萧姓，汉文史籍和墓志中所谓的“萧”实际包含了述律、拔里、乙室已、迭剌、乌隗、瓯昆、蔑古乃、楮特等数个契丹文姓氏。

[日]愛新覚羅·烏拉熙春：《契丹文墓誌より見た遼史》，京都：松香堂书店，2006年，第17页。吴翔宇亦基于契丹文字资料，进一步论述了辽代契丹人仅耶律与萧两种姓氏的说法，只在汉文语境中成立，在契丹文语境不存在与耶律倍并列的萧姓。吴翔宇：《双重语境下的辽代契丹姓氏研究》，《史学月刊》2021年第1期。这说明“萧”是带有整合性质的“汉姓”，是契丹人后族群体的政治标签。然而在相关传世文献中，萧姓起始时间的记载存在很大出入，萧之始遂成疑题。揆其缘由，盖出于契丹修史系统的不成熟。后世撰史者难谙其故，仅可由彼时的认知理解出发，依凭留存的一鳞半爪，备述成文。研究者遂囿于其中，或从萧姓发音入手，或由史料归纳分析着眼，试图拨开这层迷雾，但至今争鸣有余，共鸣难求，真像愈加扑朔。

以爱宕松男和蔡美彪为代表认为契丹之“萧”源出于“审密”音译，见爱宕松男著：《契丹古代史研究》，邢复礼译，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23页；蔡美彪：《试说辽耶律氏萧氏之由来》，《历史研究》1993年第5期。以王民信、李桂芝为代表则认同萧翰得姓说，见王民信：《契丹古八部与大贺遥辇迭剌的关系》，《契丹史论丛》，台北：学海出版社，1974年，第51页；李桂芝：《辽金简史》，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83页。也有学者提出“萧”应源出自隋萧皇后之裔，见史风春：《辽朝后族萧姓由来述论》，《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2015年第4期。还有学者基于反思上述观点，回归比附汉人萧氏之说，见都兴智：《关于辽代外戚汉姓萧氏由来问题的探讨》，《地域文化研究》2018年第3期。

实际上，若转换研究视角，将萧姓的起源置入契丹建国时新旧政治势力交替代谢的政治背景内去审视，细究之下则可发现，萧姓之始与述律氏家族晋升得势的政治轨迹十分契合。文章即以二者关系为突破口，溯源萧姓，勾勒述律氏家族崛起的历史脉络，重新思考萧姓背后的政治属性。

一、基于萧姓起源史料悖谬的新思考

依目前所见文献，萧姓起源大致可分为两种说法，其一为太祖朝赐姓说，其二则为太宗朝萧翰得姓说，两种说法各执一词，却又均非言之凿凿，先来看太祖朝赐姓说的相关记载：

《文昌杂录》云：

余尝见枢密都承旨张诚一说：昔年使北虏，因问耶律萧姓所起。彼人云：昔天皇王问大臣云：“自古帝王英武为谁邪？”其大臣对曰：“莫如汉高祖”。又问：“将相勋臣孰为优？”对以萧何。天皇王遂姓耶律氏，译云刘也。其后亦赐姓萧氏。

［宋］庞元英：《文昌杂录》卷5，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第65-66页。

《辽史·后妃传》载：

太祖慕汉高祖皇帝，故耶律兼称刘氏，以乙室、拔里比萧相国，遂为萧氏。耶律俨、陈大任辽史后妃传，大同小异。酌取其当著于篇。

［元］脱脱等撰：《辽史》卷71《后妃传》，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第1318页。

《契丹国志·族姓原始》述：

契丹部族，本无姓氏，惟各以所居地名呼之，婚嫁不拘地里。至阿保机变家为国之后，始以王族号为“横帐”，仍以所居之地名曰世里著姓。世里者，上京东二百里地名也。复赐后族姓萧氏。

［宋］叶隆礼：《契丹国志》卷23，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247页。

另据《萧闛墓志铭》：

公讳闛，字蒲打里，姓萧氏，兰陵人也。其先本宋支子，食菜于萧，因以为氏……会我太祖圣元皇帝之王天下也，立其国舅之族，封以萧氏之姓。刘凤翥、唐彩兰、青格勒：《辽上京地区出土的辽代碑刻汇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159页。

《文昌杂录》的记载系作者同僚赴北出使经历转述得来，据其自跋“余自壬戌五月入省，至乙丑八月罢，每有所闻见，私用编录。岁月寖久，不觉滋多。官在仪曹，粗记故事，今杂为六卷，名曰《文昌杂录》”，

［宋］庞元英：《文昌杂录》卷5，第77页。可知是书成于元丰八年（1085年）。继而根据该书成文时间可判断此段对话发生的时间上限不会太早，大致可划定在辽道宗朝。不过，此段文献的可信程度不高，其言将耶律比附为刘，却不将后族萧姓比附为呂姓，逻辑不通，且这种转述本身真实性就大打折扣，故难以确信；至于《辽史·后妃传》的记录，透露出耶律俨与陈大任均未能就萧姓之始给出明确的说法，元人史官不明就里，将比附汉朝的说法列入其中，虽说明的确存在着阿保机追慕汉高祖的认识，而该认识的源头及用意暂不明晰，后人诠释的可能性更高；而《萧闛墓志铭》时间同样很晚，可明确锁定在咸雍七年（1071年），其同样是后世基于汉化认同的回溯追认，并不是完全客观的史实叙述。

尤为注意的是，《萧闛墓志铭》在描述地望与先世时，不仅比附于兰陵萧氏，更是直接誊抄《广韵》中对萧姓之始的记述，其可信度不言自明。由此来看，太祖朝赐姓说并没有足够“原始”的凭证依托，而是基本源自辽朝晚期契丹人的认知，此时距契丹建国已逾百年，政治、文化环境早已时过境迁，这种追述的记忆必然会杂糅很多后世的政治观念与主观臆想的“杂质”。最为明显且饱受诟病的便是耶律、萧比附刘、萧的记载，目前尚无任何迹象可以佐证阿保机有慕汉统的倾向，很多学者注意到了该问题，

如爱宕松男指出：“至少在发现足可凭证的资料以前，还找不出辽太祖对汉高祖如此倾倒的根据”。参见爱宕松男：《契丹古代史研究》，第19页。近来也有学者依凭墓志中反映出的萧氏兰陵郡望，认为“这种看似荒唐的比附关系，却是无可争辩的历史事实”。然而所谓的郡望观念与慕汉统实际上是没有直接关系的，更何况这种郡望观念也非早期契丹人的观念，该说难堪细究。参见都兴智：《关于辽代外戚汉姓萧氏由来问题的探讨》，《地域文化研究》2018第3期。蔡美彪先生更是直言“当是汉人傅会”。

蔡美彪：《试说辽耶律氏萧氏之由来》，《历史研究》1993年第5期。更令人不惑的是，若太祖朝赐后族萧姓为真，缘何《辽史·后妃传》中述律后独称述律，不书萧姓？

“按诸后皆氏萧，独淳钦氏述律，或以其先为回鹘之故，未得其实也。”见冯家昇：《辽史正误三种》，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72页。诸多逻辑漏洞表明，太祖朝赐姓说包含了大量后世契丹人的想象与构造的成分，致该说难堪其实，学界对之认可度不高。

再来看太宗朝萧翰得姓说的相关记载。《旧五代史·萧翰传》记载：

萧翰者，契丹诸部之酋长也。父曰阿巴。……其妹为案巴坚妻，则德光之母也。翰有妹，亦嫁于德光，故国人谓翰为国舅。契丹入东京，以翰为宣武军节度使。契丹比无姓氏，翰将有节度之命，乃以萧为姓，翰为名，自是翰之一族皆称姓萧。

［宋］薛居正等撰：《旧五代史》卷98《萧翰传》，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1316页。

据《新五代史·四夷附录》可知：

翰，契丹之大族，其号阿钵，翰之妹亦嫁德光，而阿钵本无姓氏，契丹呼翰为国舅，及将以为节度使，李嵩为制姓名曰萧翰，于是始姓萧。

［宋］欧阳修撰：《新五代史》卷72《四夷附录》，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899页。

《资治通鉴》称：

（太宗）复以汴州为宣武军，翰，述律太后之兄子，其妹复为契丹主后，翰始以萧为姓，自是契丹后族皆称萧氏。

［宋］司马光编著：《资治通鉴》卷286，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9595页。

《辽史·国语解》谓：

《本纪》首书太祖姓耶律氏，继书皇后萧氏，则有国之初，已分二姓矣。有谓始兴之地曰世里，译者以世里为耶律，故国族皆以耶律为姓。有谓述律皇后兄子名萧翰者，为宣武军节度使，其妹复为皇后，故后族皆以萧为姓。其说与纪不合，故陈大任不取。

［元］脱脱等撰：《辽史》卷116《国语解》，第1690页。

《契丹国志》言：

谓晋百官曰：“天时向暑，吾难久留，欲暂至上国省太后。”乃以汴州为宣武军，以萧翰为节度使。翰，述律太后之兄子，其妹复为帝后。始以萧为姓，自是辽之后族，皆称萧氏。

［宋］叶隆礼：《契丹国志》卷3《太宗嗣圣皇帝》，第45页。

《契丹国志》继又补充道：

萧翰，本国人，述律太后之兄子也，其妹复为契丹主后，翰始以萧为姓，自尔契丹后族皆称萧氏。

［宋］叶隆礼：《契丹国志》卷17《萧翰传》，第189页。

如果说前一组史料脱胎自契丹人的叙述，那么该组史料大多可归为中土系统的文献。不少学者对该说法予以认可，清人赵翼即认同《旧五代史》《新五代史》的记载，认为萧姓始于太宗朝，“是后族姓萧，实太宗所赐也。既为太宗所赐，何以太祖之高、曾、祖、父四代妣已俱称萧？盖皆后人所追氏也，而诸外戚之姓萧者可类推矣”。

［清］赵翼著，王树民校正：《廿二史札记校证》，第589页。李桂芝先生也认同萧翰是从汉人名字谐音而来，从此后族便以萧为姓的记载。

李桂芝：《辽金简史》，第183页。吴翔宇从其观点，吴翔宇：《双重语境下的辽代契丹姓氏研究》，《史学月刊》2021年第1期。亦有学者对该说提出质疑，认为这种说法是《辽史》编修者的臆想。

史风春：《再论辽朝后族萧姓之由来》，《辽金史论集》第13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第66页。

争议的根源在于对史料的解读角度存在差异，故还须重新审视该组史料，可以看到各个版本描述虽各有侧重不同，但实际上大多是以《旧五代史》为底本进行润色填充，萧翰得姓的故事也在这不断的发酵过程中，文本本意逐渐出现了偏离。《旧五代史》仅言翰及其族人获取了萧姓，《新五代史》则更是仅谈及萧翰得姓，未及他人，然而到了《资治通鉴》中就变成了整个契丹后族群体都因之称萧氏，这种观点被元朝史官承继，甚至在《辽史·外戚表》中进一步将萧翰得姓萧阐释为“太宗自汴将还，留外戚小汉为汴州节度使，赐姓名曰萧翰，以从中国之俗，由是拔里、乙室已、述律三族皆为萧姓”。

［元］脱脱等撰：《辽史》卷67《外戚表》，第1135页。这种“想当然”的撰述显然是秉笔者用现世的认知经驗代入到过去之中，正如蔡美彪先生的判断，该组史料“只能说明萧翰本人此时有了汉译姓名。至于审密集团成员何时普遍成为萧氏，史籍并不见明确的记载。”

蔡美彪：《试说辽耶律氏萧氏之由来》，《历史研究》1993年第5期。简而言之，萧翰得姓说是层累叠加的错误认识，溯本逐源后会发现仅有翰本人得萧姓这一事件可信，并不能借此说明萧姓之产生，更不能证明萧姓开始“泛化”施用于后族群体。

以上，基于两组史料均有逻辑不妥之处，蔡美彪先生便依据胡峤《陷虏记》及同时期墓志不见萧氏之名，反倒是景宗时期的《韩瑜墓志》才得见萧氏的情况，提出汉译萧氏当始于景宗、睿智后执政时期，并推论是睿智后摄政期间参用汉法改制，有了确立汉姓的需要。

蔡美彪：《试说辽耶律氏萧氏之由来》，《历史研究》1993年第5期。似乎萧姓的起始时间自此终于有了终结性的讨论，然而蔡美彪先生在另一篇文章也曾指出，源出回鹘系的述律氏与古老的契丹审密拔里氏两大族系存在着自相水火的竞争关系，尤其在圣宗之后，述律氏复起对辽朝政局的冲击极大，两系的竞争引发了一系列的政治动荡。

蔡美彪：《辽代后族与辽季后妃三案》，《历史研究》1994年第2期。这便引出了一个悖论，如果“萧姓”作为一种体现政治身份的资源是在中后期才出现的话，那么两大族系为了独占这种政治资源，必然会打压对方，会竭力将对手剔除出这个权力圈层之外，也就是说，“萧姓”会出现“排他性”与“独占性”，这恰与高度统一泛化施行的实际情况相反。另外，即便萧是迎合睿智皇后的政治需要的产物，也不需要赋姓于所有后族群体，其动机与影响并不对等。故此，萧氏作为后族的专属统一姓氏，亦或者说带有整合后族群体政治意义的“萧”，想必不会出现很晚，应于很早便形成了一种“权威性”，使之无需“争夺”。

这样一来，萧姓的起始时间又重新与两组史料提供的时间线交汇，可一面是不堪深究的文本，一面又是逻辑上的缺欠，问题的解决陷入了死循环。实际上，两组史料还是可以进一步获取有益信息的，重新审视两种说法，不难发现二者虽有差异，但均将萧姓之始与述律氏一族联系在一起，沿着这个思路走下去便会发现述律氏家族才是“解铃”的“系铃人”。

二、述律氏晋升与“萧”之始

述律氏是较晚才进入到契丹族群中的“外来者”，据载：“太祖淳钦皇后述律氏，讳平，小字月理朵。其先回鹘人糯思，生魏宁舍利，魏宁生慎思梅里，慎思生婆姑梅里，婆姑娶匀德恝王女，生后于契丹右大部。婆姑名月椀，仕遥辇氏为阿扎割只。”

［元］脱脱等撰：《辽史》卷71《后妃传》，第1319页。经过数代婚配繁衍，述律氏一支已基本“契丹化”，

以致述律平一代无知晓回鹘语者，“回鹘使至，无能通其语者，太后为太祖曰：‘迭剌聪敏可使。”［元］脱脱等撰：《辽史》卷64《皇子表》，第1070页。也有学者依凭此事认为，如果述律氏一族为回鹘人，当不至于无人能通回鹘语，试图否定述律氏源出回鹘的身份，可述律后一代距糯思时代已久，回鹘语的弃用并不奇怪，此事不宜过度解读。参见王善军：《论辽代后族》，《辽金契丹女真史研究》2007年第1-2期。但受限于“外来者”的身份，早期的述律氏在契丹众多贵族势力中并不显赫，直至述律平与阿保机联姻，这一情况才出现了转变。

初元元年，阿保机承继痕德堇之位，终结了遥辇氏的统治时代，“元年春正月庚寅，命有司设坛于如迂王集会埚，燔柴告天，即皇帝位。尊母萧氏为皇太后，立皇后萧氏。北宰相萧辖剌、南宰相耶律欧里思率群臣上尊号曰天皇帝，后曰地皇后。庚子，诏皇族承遥辇氏九帐为第十帐。”

《辽史·太祖本纪》需要指出的是，《辽史》的这段记述是存在很大问题的，阿保机在此时承继的是可汗之位，绝非称帝，详参耿涛：《耶律阿保机建国真伪考辨：以〈辽史〉史源为中心》，未刊稿。故此，此处出现的“尊母萧氏为皇太后，立皇后萧氏”同样不可信，萧姓的出现当为后世撰史者的弥合之误。阿保机继任可汗后不断对外扩张，频繁的军事活动为述律氏成員的晋升提供了大量机会，述律后即在此时鼎力相助，展现出卓越的军事才干，成为了阿保机背后的重要助力，“后简重果断，有雄略……行兵御众，后尝与谋”，

［元］脱脱等撰：《辽史》卷71《后妃传》，第1319-1320页。以萧敌鲁和萧阿古只为代表的其他家族成员同样成为了阿保机的心腹力量，据载：

时制度未讲，国用未充，扈从未备；而诸弟剌葛等往往觊非望。太祖宫行营始置腹心部，选诸部豪健二千余充之，以曷鲁及萧敌鲁总焉。

［元］脱脱等撰：《辽史》卷73《耶律曷鲁传》，第1347页。

太祖潜藩，（萧敌鲁）日侍左右，凡征讨必与行阵。既即位，敌鲁与弟阿古只、耶律释鲁、耶律曷鲁偕总宿卫。

［元］脱脱等撰：《辽史》卷73《萧敌鲁传》，第1349页。

投桃报李，阿保机将北府宰相的职位交付于萧敌鲁，“以后兄萧敌鲁为北府宰相。后族为相自此始”。

［元］脱脱等撰：《辽史》卷1《太祖本纪》，第4页。至此，述律氏一支已然成为了新兴的贵族势力，具有了一定话语权。而正当述律氏成员纷纷进入契丹核心权力阶层之际，长期把持可汗之位的阿保机引起了剌葛等人的不满，“诸弟之乱”随即爆发，这场政治动乱进一步加速了述律氏家族崛起的进程。

“诸弟之乱”明面上是一场因可汗之位引发的权力之争，暗地里则是契丹建国初期贵族势力的重新洗牌。依凭世选制旧俗的诸弟势力败给了试图建立集权政治的阿保机，而阿保机的胜利离不开述律氏家族的支持，据载：

而剌葛引其众至乙室堇淀，具天子旗鼓，将自立，皇太后阴遣人谕令避去……剌葛遣其党寅底石引兵径趋行宫，焚其辎重、庐帐、纵兵大杀。皇后急遣蜀古鲁救之，仅得天子旗鼓而已。［元］脱脱等撰：《辽史》卷1《太祖本纪》，第7页。

顷之，剌葛等作乱，溃而北走。敌鲁率轻骑追之，兼昼夜行。至榆河，败其党，获剌葛以献。太祖嘉之，锡赉甚渥。

［元］脱脱等撰：《辽史》卷73《萧敌鲁传》，第1349页。

剌葛之乱也，淳钦皇后军黑山，阻险自固……逆党迭里特、耶律滑哥素惮其勇略，相戒曰：“是不可犯也！”剌葛既北走，与敌鲁追擒于榆河。

［元］脱脱等撰：《辽史》卷73《萧阿古只传》，第1349页。

述律氏成员竭力平叛，并不代表他们认同了阿保机集权的政治构想，而是因为联姻将述律氏与阿保机结成了同一利益阵营，保住阿保机的可汗之位，自身权位才会得以巩固，此即述律氏出力甚巨的症结所在。在平定“诸弟之乱”时，以宣简皇后为代表的旧有后族势力同样被压制，遂有学者指出“诸弟之乱”隐藏着两代后族的利益争夺，两代后族于此间完成了权力交换。

吴翔宇：《诸弟之乱与两代后族之争——兼论辽朝帝、后二族共治模式的形成》，《黑龙江民族丛刊》2018年第6期。总之，“诸弟之乱”促成了述律氏的崛起，并形成了一股以述律后为核心的贵族势力。

王民信先生曾提出诸弟之乱的背后其实是外戚新贵回鹘族崛起夺权，述律后兄妹联手平定“叛乱”，显然是回鹘人的一次大胜利。王先生之说过于强调述律氏的回鹘身份，以致结论发生偏移，但对外戚新贵崛起的论述还是颇具启发意义的。参见王民信：《辽太祖诸弟叛逆探源》，陈述主编：《辽金史论集》第5辑，北京：文津出版社，第57页。

“诸弟之乱”后，阿保机趁势于神册元年称帝建元，述律氏家族的政治地位得以进一步擢升，其不再仅仅是部族体制之内的“后族”，更成为了“皇权”政治下的“后族”。愈发得势的述律氏甚至操控了后妃的选立，为大多在继承序列之内的皇子安排了联姻对象，太宗、世宗之后皆出于述律氏家族便是明证。

需要说明的是，耶律倍作为长子却并没有得到与述律氏联姻的机会，其妻系出于剌只撒古鲁家族。这恰好说明述律后并不属意耶律倍，并不希望耶律倍继任王位。述律氏试图将皇后之位垄断，以此保证后族的特殊政治地位不会受到王位嬗代的影响。述律氏的强势使阿保机也不得不忌惮三分，“吴主李昇献猛火油，以水沃之愈炽。太祖选三万骑以攻幽州。后曰：‘岂有试油而攻人国者？指帐前树曰：‘无皮可以生乎？太祖曰：‘不可。后曰：‘幽州之有土有民，亦尤是耳。吾以三千骑掠其四野，不过数年，困而归我矣，何必为此？万一不胜，为中国笑，吾部落不亦解体乎！其平渤海，后与有谋”。

［元］脱脱等撰：《辽史》卷71《后妃传》，第1320页。阿保机征伐渤海后归途中遽然离世，原本分庭抗礼的局面不再，微妙的平衡被打破，述律家族权势的膨胀再无人可遏，述律平趁机把持大局，“是日，上崩，年五十五……壬午，皇后称制，权决军国事。”

［元］脱脱等撰：《辽史》卷2《太祖本纪》，第25页。手握权柄的述律平干涉嗣位者的继立，排挤耶律倍扶立太宗，继而发动“扶余之变”，对持异议的“皇族”予以血腥镇压。参见拙文《辽太宗二次即位考释》，《北方文物》2017年第3期。看起来上述事件是述律后的个人行为，但这背后离不开述律氏家族势力的授意与支持。故此，“扶余之变”本质上而言就是述律氏针对“皇族”的整肃，并最终以述律氏得胜告终。

太宗得益于述律氏的支持方得继任，其执政后述律氏权势膨胀愈甚，碍于羽翼尚需丰满，只得委身在述律后的实权阴影之下，《资治通鉴》载：“天皇王（德光）性孝谨，母病不食亦不食，侍母于前应对或不称旨，母扬眉视之，辄惧而趋避，非复召不敢见也。”

［宋］司马光编著：《资治通鉴》卷275《后唐纪》，第9234页。《通鉴》之言虽有夸张主观成分，但太宗对述律后之“畏”可见一斑，

此外，太宗还为述律后建碑设节日，太宗“畏”亦可见端倪，“诏建应天皇太后诞圣碑于仪坤州……癸巳，有司请以上生日为天授节，皇太后生日为永宁节。”［元］脱脱等撰：《辽史》卷3《太宗本纪》，第31页。太宗之“畏”不仅在于述律平个人，更是忌惮整个述律氏家族的势力。在实力的强压下，太宗更是不得不将“天下兵马大元帅”与“皇太弟”的双重身份交付于李胡之手，将之扶立为继任者，“乙亥，册皇弟李胡为寿昌皇太弟，兼天下兵马大元帅”。

［元］脫脱等撰：《辽史》卷3《太宗本纪》，第33页。“皇权”向“后权”低头，也难怪太宗会有“太后族大如古松柏，不可移也”的喟叹。

［宋］叶隆礼：《契丹国志》，卷17《萧翰传》，第189页。

至此，述律氏已不再是契丹建国前徘徊在核心权力阶层之外的家族势力，而是成为了契丹最具实权的贵族，如何将手中的权力变得名实兼备成为了述律氏下一步要解决的问题，而阿保机的做法无疑是提供了范例。

阿保机作为迭代者，虽然终结了遥辇的统治，但部族政治体制的框架仍然存在，阿保机急需解决权位合法性的问题，他很清楚，一味地斩断与既往统治者的联系是百害而无一利的，可过分强调前朝的正统性又会得不偿失。所以阿保机需要在“新旧”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他巧妙地将自己与遥辇氏嫁接在一起，在继任可汗时“诏皇族承遥辇九帐为第十帐”，

［元］脱脱等撰：《辽史》卷1《太祖本纪》，第3页。既表明了权力来源，又完成了交替更新的分割。另外，据《辽史·营卫志》的记述，“涅里相阻午可汗，分三耶律为七，二审密为五，并前八部为二十部。三耶律：一曰大贺，二曰遥辇，三曰世里，即皇族也。”

［元］脱脱等撰：《辽史》卷32《营卫志》，第431页。如果说“三耶律”为皇族的概念确为存在的话，这个工作必然是在契丹建国早期完成的，因为迟至中后期，辽朝的统治者已无必要再去追述大贺、遥辇的政统资源，也就是说阿保机塑造这一理念的可能性很高。退一步而言，即便“三耶律”的概念是史官修史时弥合之作，但将大贺、遥辇、世里比肩的作法绝非臆想得来，至少可以证明三者同等政治地位的理念在契丹辽朝是存在的。总而言之，阿保机曾经尝试用更大范围并带有整合意味的身份标签将自己的家族与先代统治家族建立起联系，其后又打造出二院皇族与横帐的概念细化区分皇族的继承序列。也即是先做“加法”，将皇族的范围扩大，获取权位的合法性，再做“减法”，剔除一部分“圈外人”，以达成缩小核心圈层，完成集权政治的构想。

述律氏家族作为新晋的后族集团，所面临的问题与阿保机代遥辇而起是相似的，都是要建立名实兼备的权力模式，其需要一个全新且特殊的政治身份阐释与既有后族群体的关系，同时又能凸显自身统治地位，达到除旧布新的目的。但在其前已有拔里和乙室已两大“后族”群体，即二审密，作为迭代而起的后族自然不会复用审密之旧称，故“萧”作为其后出现的后族标签完全符合述律氏家族的政治诉求，较之于审密，萧所包含的范围明显更广，述律后族依凭萧既借助了拔里和乙室已的名义，又重新统合了后族群体，架构出全新的政治秩序。

对此，向南、杨若薇二位先生曾有精辟论断，“述律氏是较晚才与迭剌部的显贵——耶律氏发生姻亲关系的，其势力一时还不能很强大。而拔里氏、乙室已则早已是名正言顺的“后族”。所以，建国初期，述律氏在政治上还要借助于拔里、乙室已的名义。”参见向南、杨若薇：《论契丹族的婚姻制度》，《历史研究》1980年第5期。

但萧与审密错综复杂的衍变关系使这段历史被遮掩，若想凿实萧与述律后族关系的推论，还要从“萧”与“审密”的关系入手重新审视。

有学者很早便注意到了萧与审密二者的关联，爱宕松男由发音入手，结合契丹人的图腾马和牛，提出萧即审密音译转换而来。

爱宕松男著：《契丹古代史研究》，邢复礼译，第23页。爱宕氏的说法虽非确论，但无疑打开了萧与审密对比的思路。蔡美彪发展了这一观点，认为“它（萧）其实只是审密一词的新译。辽朝亡后，金元史籍所见契丹萧氏后人，多译写为‘石抹。石抹为审密之异译，自无疑问。由此可见，孙—审密—萧—石抹只是不同历史时期采取的不同的汉译，契丹语中仍是一词，并无改变。由此也可见，辽太祖建国后，其实只是以耶律取代遥辇，作为这一集团共同的姓氏，与其通婚的审密集团则仍沿旧称，并未改动，这自然是简便而易行。”

蔡美彪：《试说辽耶律氏萧氏之由来》，《历史研究》1993年第5期。蔡先生将萧与审密完全视为一体，忽略了述律后族对新的政治身份的需求，虚化了萧产生的历史背景，未能就审密到萧这一转变给出更契合的解释。但二位先生将“萧”与“审密”类比，提供了一个解答思路，即萧与审密起初都是用来标注身份属性的标签，与族、帐等概念类似，而非純粹的姓氏。刘凤翥根据契丹文字资料认为，“审密”与“耶律”并不对仗，其对应的反而是封号“王”，“审密”应为“国舅”之义。

刘凤翥：《契丹小字解读再探》，《考古学报》1983年第2期。刘先生的阐释进一步佐证了审密作为政治身份属性的认识，当进一步诉诸于契丹文字资料，将检索的目标转为审密下的拔里和乙室已时，又可有新的发现。契丹文墓志中的“拔里某”“乙室已某”的表述颇多，如《越国王萧仲恭墓志铭》中即译为乙室已/某，《越国王萧仲恭墓志铭》，清格尔泰、吴英喆、吉如何辑译：《契丹小字再研究》第2册，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946页。《萧太山将军永清郡主墓志》中则有（拔里/解里）的表述，《萧太山将军永清郡主墓志》，清格尔泰、吴英喆、吉如何辑译：《契丹小字再研究》第2册，第1316页。根据吴翔宇的研究，“拔里某”和“乙室已某”型人名实质上是“拔里/乙室已帐之某”的省略，其逐渐由帐名转变成了姓氏。

吴翔宇：《双重语境下的辽代契丹姓氏研究》，《史学月刊》2021年第1期。拔里和乙室已在契丹文中含义的转变恰恰说明，其作为后族的身份属性不断被其他观念所消解，逐渐丧失了原本的政治功用，但出于文化惯性，很多契丹人保留了使用拔里和乙室已的习惯，变成了用来标识身份的姓氏。

拔里和乙室已语义的迁转恰与述律后族推行新的后族身份暗合，不过颇为人不解的是，若萧确为述律后族为了取代既有审密概念推行的新身份，为何萧几乎在契丹文资料中不得见？

萧目前仅在《萧胡睹堇太师墓志铭》之中有所体现，指代汉朝萧何。参见《萧胡睹堇太师墓志铭》，清格尔泰、吴英喆、吉如何辑译：《契丹小字再研究》第2册，第1504-1505页。欲解萧之隐匿，还须从其政治功用着手。首先要明确一个信息，“萧”与“萧姓”不可对等，述律后族晋升后需要的是作为新身份标签的“萧”，而非“萧姓”。质言之，“萧”起初是作为后族群体的概念出现的，其性质类似“族帐”。萧姓的出现并不与之同步，当与后世汉化汉制的深入发展有着直接关系，应是发生在较晚的时代，

根据《辽史·后妃传》和《兴宗本纪》及《天祚皇帝本纪》的记载，辽朝在重熙二十一年和乾统三年有过两次追尊先祖及皇后的行为。按说述律后之前的皇后不可能以萧为姓，但通过此二次追尊，萧姓被冠于所有契丹人皇后群体之上（世宗的甄氏因其为汉人未能得到追尊）。此即是说，萧姓的扩展并非一蹴而就，直至辽末，萧姓范围的外扩仍在进行。这便是萧在契丹文中隐匿的症结所在。

那么，“萧”作为后族群体概念究竟是在何时出现的呢？首先，世宗继任大统后终结了述律后的强权政治，述律氏一支受之影响，一时沉寂，故此事于世宗朝发生不太可能。其次，太祖朝时，阿保机对皇族的改造尚在进行中，后族群体的规整自然要按序延后，更何况此时的述律氏虽已崭露头角，但离执掌大权还有段距离，也就是说太祖朝时期的述律氏缺乏统合后族的必要条件与环境。而反观太宗朝，历经“诸弟之乱”与“扶余之变”的皇族显然难以与述律氏匹敌，权力均势被打破，述律氏于此时最为显赫。也正是太宗朝时期设置了国舅帐，据载：“丙戌，皇太后父族及母前夫之族二帐并为国舅，以萧缅思为尚父领之。”

［元］脱脱等撰：《辽史》卷3《太宗本纪》，第39页。所谓的“父族”与“母前夫之族”便是拔里和乙室已，这样看来“国舅”的设置与阿保机承袭遥辇可汗并进一步打造“横帐”，在意图上是如出一辙的。

“太宗尊述律后家族为国舅族时，把述律后的近亲分别归属于乙室已、拔里的账中。这与阿保机曾“诏皇族承遥辇九账为第十账”，以示自己不过是继承遥辇可汗而已的用意是一样的。”参见向南、杨若薇：《论契丹族的婚姻制度》，《历史研究》1980年第5期。以述律后兼跨二族的特殊身份为契机，将两大后族串联在一起，述律氏自然也顺理成章地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后族，故“萧”作为一种身份地位的概念极有可能就是于此期间配合“国舅”一同出现的。

综上，在太宗朝得势的述律氏为了获取名正言顺的后族身份，设置“国舅”，打造“萧”，通过整合后族并“寄生”于上的方式达成了名实兼备的政治意图，“萧”这一身份概念最终迁转成萧姓，故其始当可追溯至太宗朝。

三、余论

通过上述讨论，已基本可以明确萧姓之始与述律氏存在着联系，但尚有一些余絮值得进一步思考。

首先，述律氏于太宗朝推出“萧”伊始，“萧”很可能不是作为姓氏出现的，而是作为一种与审密近似，用来表达后族群体的政治概念。但这一“名号”伴随着后族群体不断发展，契丹辽朝接受汉文化程度不断加深，渐渐演变成了后族群体的姓氏。至于萧翰，则很难说到底是偶然，还是说真的就是以“萧”为姓的后族第一人。总之，“萧”自出现到成为“萧姓”是有着一段孕育期的，并非出现即为后族的专属姓氏。

其二，《辽史·后妃传》中述律平不称萧氏，独称述律氏，当作何解？虽然《辽史》编修情况不佳，但这种失误实在过于低浅，撰史者理当不会犯此种错误，而且据《太宗本纪》《义宗倍传》以及《章肃皇帝李胡传》的记载来看，后世撰史者也称之为“母淳钦皇后萧氏”。

［元］脱脱等撰：《辽史》卷3《太宗本纪》，第29页；［元］脱脱等撰：《辽史》卷72《义宗倍传》，第1333页；［元］脱脱等撰：《辽史》卷72《章肃皇帝李胡传》，第1337页。到底该如何解释这个现象呢？如果前文关于“萧”到“萧姓”的推论确切可靠的话，那么述律平很可能自始至终都没有改姓萧，《后妃传》的称号不过是据实直写，未能像本纪或其他传记那样将之追谥为萧。

其三，《辽史·后妃传》中还曾对述律后有过一段“青牛妪”的记录：“后简重果断，有雄略。尝至辽、土二河之会，有女子乘青牛车，仓卒避路，忽不见。未几，童谣曰：‘青牛妪，曾避路。盖谚谓地衹为青牛妪云。”

［元］脱脱等撰：《辽史》卷71《后妃传》，第1319-1320页。现在看来这段史料实际上反映的正是述律氏一支后来居上，取代“二审密”的历史印记，所谓“避路”的“青牛妪”很可能便是“二审密”的政治隐喻。

总而言之，“萧姓”出现的背后是一段复杂的政治史，是契丹建国早期多方贵族势力升序与降序，权力阶层重建的衍生品。只不过在后续发展中，逐渐变成了一种代表后族群体的姓氏，承担起了新的政治功用。而后世撰史者因受追述时主观观念的影响，杂糅了许多后世的认知，致使“萧姓”之源难得其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