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齐云 周雪

摘 要：本文将财政分权、经济增长目标和全要素生产率纳入统一分析框架，分析并检验经济增长目标约束下财政分权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财政分权会提高基础建设投资和房地产投资水平，但由于受到经济增长目标的约束，基础建设投资和房地产投资会抑制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因此财政分权对全要素生产率产生抑制作用。随着经济增长目标的增大和约束力的增强，抑制作用愈加明显，且这种影响在保增长压力大的地区更显著。从全要素生产率分解指标来看，财政分权对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均产生显著的抑制作用，经济增长目标值约束和硬约束的压力更多地作用在对技术进步的负向影响上。

关键词：财政分权；经济增长目标；全要素生产率

中图分类号：F812. 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148X（2023）01-0089-09

收稿日期：2021-12-20

作者简介：李齐云（1955-），男，山东济南人，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财税理论与政策；周雪（1991-），本文通讯作者，女，山东淄博人，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财税理论与政策。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项目编号：19BJY230；山东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重大研究项目，项目编号：19RWZD09；山东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项目编号：ZR2020QG046。

一、引言与文献综述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要“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不仅源于资本、人力等生产要素投入规模的扩大和配置结构的完善，更源于不同经济制度安排带来的资源配置优化和生产能力提升。

财政分权是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一项重要制度安排。随着对经济增长质量尤其是全要素生产率的关注度提高，越来越多学者开始探讨财政分权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结论主要体现在促进和抑制两个方面。主张促进的学者认为，财政分权可以促使地方政府充分发挥自己的信息优势，弥补市场不足，提高基础设施建设水平、技术创新水平和资源分配及使用效率，促进全要素生产率提高，且促进效果在不同地区之间存在明显差异。进一步研究中，范子英和张军（2009）［1］指出，分权虽然会改善经济效率，但边际效率下降；林春和孙英杰（2017）［2］发现财政分权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存在门槛效应；余泳泽和刘大勇（2018）［3］研究发现随着改革的深化，财政分权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逐渐弱化并不再显著。主张抑制的学者认为，财政分权在一定程度上会导致地方政府财政收支失衡，使地方政府之间发生恶性竞争，以牺牲环境等为代价单纯追求经济规模的增长，导致市场分割、重复建设、结构失衡等问题，资源配置效率降低，无法推进技术进步、改善技术效率，阻碍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张瑞等（2020）［4］进一步分析指出，财政收入分权会加强产业结构高级化对全要素生产率的积极效应，但会加剧产业结构合理化对其产生的消极效应。高琳（2021）［5］指出，财政支出分权通过抑制人力资本水平阻碍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

地方政府会根据上级政府制定的经济增长目标和当地经济发展情况，在每年年初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当年的经济增长目标，并以此为依据进行政绩考核［6］。在经济增长目标的指导下，地方政府通过制定配套的经济发展政策、利用各种政策工具，引导投资规模和结构，提高经济增长速度和规模，实现甚至超额实现经济增长目标［7］。但经济增长目标产生的硬约束和层层加码等会对资源配置产生扭曲效应，抑制产业结构升级，进而抑制经济增长质量［8］。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要特别关注经济增长目标与经济增长质量之间的权衡。只有当政府采取有利于技术进步和创新的政策工具时，经济增长速度和质量才能同时得到提高［9］。

通过文献梳理可以发现，学者们对财政分权与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经济增长目标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作用进行了比较全面的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但较少学者将财政分权、经济增长目标约束与全要素生产率联系在一起，从经济增长目标约束的角度来分析财税制度及其对全要素生产率产生的影响。在财政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作为中央宏观经济政策的执行者，面对提高经济发展质量的要求和经济增长速度目标的约束，会做出怎样的政策策略预期和行为策略反应来实现经济增长目标，又会如何影响全要素生产率？本文将经济增长目标约束细分为经济增长目标值约束和硬约束，研究分析财政分权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并检验经济增长目标约束的调节作用，进一步分析财政分权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路径。

本文边际贡献如下：第一，将经济增长目标与财政分权、全要素生产率联系在一起，在统一的框架中探讨经济增长目标约束下财政分权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从理论上分析财政分权对全要素生产率的直接和间接影响机制，并分析经济增长目标产生的调节作用；第二，将经济增长目标细分为经济增长目标值约束和硬约束，检验其在财政分权对全要素生产率影响过程中的调节作用，并从政府投资结构和社会投资结构两个方面对间接影响机制进行检验，以揭示在经济增长目标约束下财政分权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具体影响路径，从而为地方政府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政策参考。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财政分权对全要素生产率的直接作用机制

根据财政分权理论，地方政府对当地居民的偏好等具有信息优势，赋予地方政府一定的收支自由可以促使其更有效地提供公共服务，更好地满足当地居民的需求，促使当地居民更高效地进行生产，从而提高劳动生产率；还可以促使其因地制宜进行资源配置，更合理有效地利用资源，从而提高生产效率。但目前的中国式分权并不是彻底的分权，对经济增长尤其是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并不明确。地方政府没有完全意义上的财权，无法根据本地税源实际情况开征税收、确定税基、設计税率，也无法根据本地实际公共支出需求和经济增长需求安排财政收入，对自有财政收入的自由支配权较小，以此形成的不完全财权会激励地方政府之间展开竞争，通过加大交通运输、城乡社区事务等基本设施建设的财政支出来积极改善区域内的基础设施，通过加大财政补贴政策和扶持性的税收优惠政策、放松税收征管等措施来降低企业实际税负，通过完善公共政策法规和公共服务机制、提高公共部门的服务效率来提高地方公共治理水平，从而创造更好的营商环境，吸引更多资源和资本流入，扩大当地的税源和税基，获取更多的财政收入。在此过程中，一方面，地方政府增加了经济建设的直接投入，改善了基础设施水平，引进了大量的资本、人力和技术，提高了要素投入规模和生产效率，不仅有利于经济规模在短期内获得快速增长，也有利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但另一方面，地方政府由于自有财政收入较少，无法有效地通过改善基础设施水平等方式来吸引资源，就会采取土地财政等方式来获取财政收入或偏向于可以在短时间内提高经济规模的产业和部门，产生过度优惠、重复建设、投资结构扭曲等问题，导致资源配置结构不合理、配置效率低下，造成环境恶化和能源过度消耗，制约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不利于经济持续性发展。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1a：财政分权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

H1b：财政分权抑制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

（二）经济增长目标的调节机制

经济增长目标既是地方政府利用财政等政策工具进行经济建设的重要指引，也是地方政府官员的重要考核指标。地方政府为了实现甚至超额实现既定的经济增长目标以获得政治竞争优势，就会更加关注经济增长总量和速率，更加偏向于采用低效率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地方政府在主观上更愿意发展可以快速带来大量税收收入的产业和项目，如基础设施建设、房地产投资等，而对投资周期较长、收益风险较高的技术创新投资等的发展意愿会相对较弱，导致当地的投资规模和投资结构发生改变，进而会改变当地的资源配置效率、技术进步水平等，从而影响全要素生产率。受经济增长目标约束的影响，地方政府间由于财政分权而产生的竞争就会愈加激烈，地方政府的政策偏向会更加明显，从而加剧财政分权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2：经济增长目标的压力和约束会加剧财政分权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三）财政分权对全要生产率的间接作用机制

财政分权扩大了地方政府的财政收支自主权限，对地方政府努力发展本地经济产生了激励作用，而经济增长目标带来的压力和约束又会使得地方政府在经济增长数量和质量之间产生政策偏向。根据经济增长理论，经济增长的直接驱动力主要来源于要素投入的增加和技术进步，为了在当年可以优先兑现经济增长目标，政府倾向于通过增加要素投入尤其是投资来实现经济规模的快速增长。地方政府会更有动机灵活调整财政支出，增加对辖区内基础设施的投资；同时，地方政府也会更有动力通过产业、税收政策等引导社会资本，增加对辖区内可以快速实现经济增长的项目投资。一方面基础建设水平的提高可以促进劳动力和资本等资源的流动，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另一方面，过度投资会挤占对技术进步、创新活动的投资，而且当资本投资无法与劳动投入相匹配、超过当前的技术水平限制时，投资的边际效率会明显下降，会产生规模报酬递减效应，最终导致全要素生产率降低。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3：财政分权会通过政府增加直接投资对全要素生产率产生影响。

H4：财政分权会通过政府引导社会投资对全要素生产率产生影响。

三、研究设计

（一）模型设定

为验证研究假设H1中财政分权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构建如下动态面板模型：

yit=c+αyit－1+βfdit+∑λjcontrolit+εit（1）

其中，y为由DEA-Malmquist指数法计算的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分解指数；fd为财政分权；control为一系列控制变量；ε为随机扰动项；i为省份；t为年份。

为验证研究假设H2中经济增长目标约束在财政分权对全要素生产率影响过程中的调节作用，在式（1）的基础上加入经济增长目标约束及其与财政分权的交互项，构建如下模型：

yit=c+αyit－1+βfdit+γGit+δGit×fdit+∑λjcontrolit+εit （2）

其中，G为政府制定的经济增长目标约束，将其细分为经济增长目标值约束（goal）和经济增长目标硬约束（hcgdp）；G×fd 为经济增长目标和财政分权的交互项。

（二）变量设定

1. 被解释变量

全要素生产率（tfp）及其分解指数——技术效率（effch）和技术进步（techch），采用DEA-Malmquist指数法来进行测算。其中，产出指标用GDP平减指数折算名义GDP得到的實际GDP（基期为2000年）进行衡量。投入指标选用资本投入、劳动投入和能源投入三个指标：资本投入，即各地区利用永续盘存法计算的实际资本存量，具体计算方法参见张军等（2004）［10］；劳动投入，即各地区的就业人口数；能源投入，即各地区的能源消费量。

2. 解释变量

财政分权（fd）。国内外学者从财政收入、财政支出、财政自给等多个角度对财政分权进行了衡量，但中国式财政分权的核心是财政收入分权［11］，而在财政支出分权方面，由于地方政府对上级政府给予的转移支付的自主权限很小，指标不具有代表性［12］。因此，本文用财政收入分权来代表财政分权。在以往的研究中，大多数学者用各地（人均）财政收入占全国（人均）财政收入的占比来表示财政收入分权，这类构建方法本质上体现的是各地财政收入规模，并不能较好地体现“分权”特征；有的学者在分母中加入了各地的人均收入，但该指标没有非常明确的经济学含义。因此，本文借鉴吕冰洋等（2021）［13］中提出的财政收入分权的衡量方法，以某省分配的财政收入与该省实现的总财政收入之比作为某省的财政分权指标。该指标可以更好地体现地方实现的财政收入中地方政府可以留存的比例，即“分权”特征。计算公式如下：

fdit=i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i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i省中央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3）

其中，i省的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取自统计年鉴，i省的中央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为中央本级非税收入与中央本级税收收入之和，各省的中央本级税收收入取自中国税务年鉴，各省的中央本级非税收入用各省GDP占比与中央非税收入的乘积近似推算。

3. 调节变量

（1）经济增长目标值约束（goal）。采用各地方政府在每一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公布的经济增长目标的数值来进行衡量，对于采用区间设定方式的取其中间值。

（2）经济增长目标硬约束（hcgdp）。借鉴余泳泽等（2019）［8］的划分方式，若政府工作报告中描述經济增长目标的相关用语中出现“达到”“之上”“确保”“力争”等词汇时，视经济增长目标设定方式具有较强的约束力，为经济增长目标硬约束，设定为1，否则设定为0。

4. 中间变量

（1）政府投资结构（infra）。在经济增长目标约束下，地方政府更倾向于增加对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因此借鉴罗良文等（2016）［14］的做法，用基础建设支出占地方财政支出的比例来衡量政府投资结构，由于2007年政府收支分类改革后不再公布基建支出数据，故用《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的城市维护建设资金支出来代替基础建设支出。

（2）社会投资结构（estate）。由于近年来房地产投资在投资总量中的比例快速扩张，已经成为社会固定投资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因此借鉴余泳泽等（2019）［8］的做法，用房地产开发投资额占全社会固定投资额的比重来衡量社会投资结构。

5. 控制变量

综合借鉴相关研究，选取的控制变量有：对外开放程度（open），即进出口总额占GDP的比重，其中进出口总额按照当年人民币兑美元的平均汇率换算成人民币；人口增长率（pop），用年末常住人口的增长率表示；经济发展水平（lnpgdp），用人均GDP的对数表示；产业结构（is），即第二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城镇化水平（urban），即城镇常住人口占年末常住人口的比重；政府规模（govc），用政府消费支出占最终消费的比重表示。

（三）数据说明

受部分数据缺失限制，本文选用2003—2017年30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剔除了西藏和港澳台地区。除特别说明外，数据均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各省（市、自治区）统计年鉴和EPS数据库。少数缺失数据采用插值法或增长率进行补齐。为更好地解释调节效应的系数，对自变量和调节变量进行中心化处理。各变量描述性统计见表1。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基准回归模型分析

基准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其中（1）、（4）列为财政分权对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估计结果，（2）、（5）列为加入经济增长目标值约束及其与财政分权交叉项的估计结果，（3）、（6）列为加入经济增长目标硬约束及其与财政分权交叉项的估计结果。

表2中第（1）、（2）、（3）列的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回归结果显示，财政分权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系数均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负，加入经济增长目标值约束和硬约束之后，交叉项的系数均为负，表明财政分权对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且经济增长目标约束会明显增大财政分权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抑制作用。表2中第（4）、（5）、（6）列的系统GMM回归结果显示，控制了模型的内生性问题以后，财政分权对全要素生产率负向影响的显著性提高。第（5）、（6）列的结果显示，经济增长目标值约束和硬约束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系数均显著为负，经济增长目标值约束、硬约束与财政分权交叉项的系数均显著为负，表明经济增长目标值约束、硬约束会加大财政分权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抑制作用。

由基准模型回归结果可知：第一，财政分权会显著抑制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验证了假设H1b，否定了假设H1a，同时佐证了余泳泽和刘大勇（2018）［3］提出中国式财政分权制度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正向影响逐渐减弱的研究结论；第二，经济增长目标值约束和硬约束会显著抑制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余泳泽等（2019）［8］的研究结果也指出当经济增长目标采用硬约束相关表达时，政府全要素生产率水平相对较低；第三，经济增长目标的值约束越大、约束力越强，财政分权对全要素生产率的负向影响越大，验证了假设H2。

（二）内生性检验限于篇幅，内生性检验结果未做报告，如有需要可向作者索取。

本文借鉴余泳泽等（2019）［8］的做法，选取某省所在地区按国家统计局划分的东中西部地区进行计算。除该省以外其他省份的财政分权程度的均值作为财政分权的工具变量（fd_iv）来解决内生性问题。一方面，邻近地区的财政收入情况会通过竞争效应等影响当地的财政收入，即工具变量与内生解释变量具有相关性；另一方面，其他省份财政分权程度的均值不会对该省的全要素生产率产生直接影响，即工具变量具有外生性。第一阶段的回归结果显示，工具变量的系数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且R2接近1，表明工具变量与财政分权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第二阶段的回归结果显示，不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且存在恰好识别。采用工具变量法的回归系数与基准回归模型的回归系数符号一致，且绝对值均大于基准模型的回归系数，表明基准回归结果可靠。

（三）地区异质性分析

当实际经济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目标不一致时，地方政府就会面临保增长压力，影响地方政府在经济增长速度和增长质量之间的选择。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阶段、资源禀赋等不同使得地区间的经济实际增长率存在差异，且不同地区制定经济增长目标的策略等也存在差异，导致地方政府面临的保增长压力不尽相同。因此将全部样本划分为“＜ 所在地区保增长压力均值”和“ >= 所在地区保增长压力均值”两个子样本分别进行回归。地方政府面临的保增长压力（burden）用当年经济增长目标与上一年经济实际增长率的比值来衡量，指标越大表明该地方政府面临的保增长压力越大；地方政府所在的地区为国家统一划分的东中西部地区。

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1）、（3）、（5）列的结果显示，当地方政府面临的保增长压力小于所在地区均值时，财政分权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显著为负，经济增长目标值约束和硬约束与财政分权的交叉项显著为负；（2）、（4）、（6）列的结果显示，当地方政府面临的保增长压力大于所在地区均值时，财政分权对全要素生产率的负向影响会显著增大，且经济增长目标值约束的调节作用也会显著增大，而经济增长目标硬约束的调节作用不显著。实证结果说明，经济增长目标约束会加剧财政分权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抑制作用，且地方政府面临的经济增长压力越大，越偏向于将有限的财政收入用于可以在短时间内提高经济增长规模和速率的建设项目中以实现经济增长目标，而忽略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阻碍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

（四）对全要素生产率各分解指数的影响

表4报告了财政分权对全要素生產率的分解指数——技术效率（effch）和技术进步（techch）的回归结果。（1）、（2）列的结果显示，财政分权对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均产生了显著的负向影响，且财政分权对技术进步的负向影响相对更大；（3）、（4）、（5）、（6）列的结果显示，经济增长目标值约束、硬约束与财政分权的交叉项对技术效率的影响系数不显著，对技术进步的影响系数显著为负，表明经济增长目标的压力更多地体现在财政分权对技术进步的抑制作用上。当地方政府制定的经济增长目标更高、约束性更强时，地方政府会更倾向于将财政收入投入到基础设施建设、房地产等部门，挤占对技术创新活动的资金投入，抑制技术进步，从而阻碍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

（五）内在机制分析

为了达到甚至超额完成经济增长目标，在财政分权体制的激励下，地方政府会通过增加投资的方式来实现经济增长。因此，本文分别从政府直接调控的政府投资结构和间接引导的社会投资结构对中间机制进行检验，并验证假设H3和假设H4。

1. 财政分权与中间机制变量

表5中（1）、（2）、（3）列的结果显示，财政分权对基础建设投资的影响系数显著为正，经济增长目标值约束、硬约束与财政分权交叉项的系数均显著为正。表明财政分权会显著提高基础建设投资水平，且随着经济增长目标的增大和约束力的增强，财政分权对基础建设投资的正向效应会明显增大。（4）、（5）、（6）列的结果显示，财政分权对房地产投资的影响系数显著为正，经济增长目标值约束的影响效应不显著，经济增长目标硬约束与财政分权的交叉项系数显著为正。表明财政分权会显著提高房地产投资水平，且经济增长目标约束力越强，会显著增大财政分权对房地产投资的正向效应。总体来说，财政分权对基础建设投资的影响要明显高于对房地产投资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为了完成甚至超额完成经济增长目标，一方面，地方政府受财政分权体制给予的收入自主激励，会加大基础设施投资以参与经济建设、吸引社会资本，进而获得经济建设的快速发展；另一方面，地方政府还受到分权带来的财政收入激励，会通过制定税收政策、产业政策等将社会资本吸引到房地产等高税行业，以获得更多的财政收入来进行经济建设，进而达到经济增长目标。

2. 财政分权、中间机制变量与全要素生产率

表6显示了财政分权、政府投资结构和社会投资结构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回归结果。结果显示，基础建设投资会显著抑制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经济增长目标值约束和硬约束会显著加大这种负向效应；房地产投资也会显著抑制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但经济增长目标值约束和硬约束的调节效应不显著。结果表明，财政分权会提高基础建设投资和房地产投资，但由于受到经济增长目标的约束，基础建设投资和房地产投资会抑制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因此财政分权对全要素生产率产生了抑制作用，且随着经济增长目标的增大和约束力的增强，抑制作用愈加明显，从而验证了假设H3和假设H4。

实证结果表明，虽然政府和社会投资规模的提高会增加生产要素投入，通过投资增量来促进经济规模的增长，但由于受到经济增长目标的约束和激励，地方政府为达到甚至超额达到经济增长目标要求，在财政分权体制赋予的财政收支自由权限内，会出现与当地资源禀赋、实际经济发展等情况不符的投资竞争现象：一是将财政支出大量投入到城市维护建设中，一方面对研发创新等活动的资金投入产生了明显的挤出效应，不利于技术进步，另一方面大量的重复建设必然会造成规模效应递减，投资效率降低，抑制全要素生产率提高；二是为推动经济规模快速扩张，地方政府会通过各种优惠政策进行招商引资，引导社会资本过度投入到房地产市场中，挤占了对实体经济的投入，这种投资结构扭曲会带来资源错配等问题，不利于工业企业生产效率的提升，最终导致全要素生产率降低。

（六）稳健性检验

为检验回归结果的稳健性，本文分别采用以下三种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第一，改变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方式，借鉴余泳泽（2017）［15］的方法，计算资本投入和劳动投入时分别考虑资本折旧率的异质性和有效人力投入的异质性，重新计算全要素生产率。第二，改变财政分权的度量方式，借鉴毛捷等（2018）［12］的做法，用税收收入分成代表财政分权程度，即用i省自有的税收收入与i省实际缴纳的税收收入之比进行衡量。第三，分时间样本，2012年开始实行“营改增”改革试点后，地方和中央政府之间的税收收入分成方式发生改变，为排除“营改增”对财政分权的影响，截取营改增之前的时间样本（2003-2012年）进行重新估计。稳健性检验的结果限于篇幅，稳健性检验结果未做报告，如有需要可向作者索取。均与前文的回归结果基本一致，表明回归结果是稳健的。

五、结论与启示

（一）结论

本文将财政分权、经济增长目标和全要素生产率纳入统一的分析框架中，从理论上分析经济增长目标约束下财政分权对全要素生产率的直接和间接影响机制，利用我国2003—2017年的省级面板数据，构建动态面板模型，采用系统GMM估计方法对财政分权与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得到如下结论：（1）财政分权会显著抑制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随着经济增长目标的增大和约束力的增强，财政分权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抑制作用加大。（2）地方政府面临的经济保增长压力越大，越偏向于将有限的财政收入用于可以加快经济增长规模和速率的建设项目中，忽略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阻碍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3）财政分权通过抑制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对全要素生产率产生负向影响，经济增长目标值约束和硬约束的压力更多地体现在财政分权对技术进步的抑制作用上。（4）财政分权会提高基础建设投资和房地产投资，但由于受到经济增长目标的约束，基础建设投资和房地产投资会抑制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因此财政分权对全要素生产率产生了抑制作用，且随着经济增长目标的增大，抑制作用愈加明显。

（二）启示

财政分权对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明显的消极作用，是因为当前的财政分权体制不尽完善，不合理的分权制度削弱了分权可能给地方政府带来的正向激励效果，经济增长目标的约束导致当地的投资规模、投资结构等不尽合理，阻碍了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根据前述研究结论得出以下几点政策启示：（1）地方政府应根据当地的资源禀赋、经济发展等实际情况制定合理的经济增长目标，尽量避免因为面临过高的保增长压力而忽视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2）在制定经济增长目标时，尽量减少“确保”“力争”“以上”等硬约束的使用，多采用增长区间、“大约”等软约束方式，给予地方政府更多的自由来制定经济政策发展经济，促使地方政府更关注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3）继续推进财税体制改革，将财税体制改革放在国家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大格局中构建，建立更加完善的财政分权模式，一方面让地方政府充分利用自己的信息优势，发挥财税在经济增长中的调控作用，另一方面也要防止分权过度，以减小地方政府在经济增长目标约束下过度“为增长而竞争”带来的负向影响，纠正地方政府在经济发展中产生的过度投资、重复建设等扭曲行为，提高经济效率，进而推动经济的稳定持续和高质量发展。

参考文献：

［1］ 范子英，张军.财政分权与中国经济增长的效率——基于非期望产出模型的分析［J］.管理世界，2009（7）：15-25，187.

［2］ 林春，孙英杰.财政分权背景下的经济增长质量地区差异——基于系统GMM及门槛效应的检验［J］.财经论丛，2017（12）：33-42.

［3］ 余泳泽，刘大勇.“中国式财政分权”与全要素生产率：“竞次”还是“竞优”［J］.财贸经济，2018，39（1）：23-37，83.

［4］ 张瑞，王格宜，孙夏令.财政分权、产业结构与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J］.经济问题，2020（9）：1-11.

［5］ 高琳.分权的生产率增长效应：人力资本的作用［J］.管理世界，2021，37（3）：67-83，6-8.

［6］ 余泳泽，杨晓章.官员任期、官员特征与经济增长目标制定——来自230个地级市的经验证据［J］.经济学动态，2017（2）：51-65.

［7］ 刘淑琳，王贤彬，黄亮雄.经济增长目标驱动投资吗？——基于2001-2016年地级市样本的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J］.金融研究，2019（8）：1-19.

［8］ 余泳泽，刘大勇，龚宇.过犹不及事缓则圆：地方经济增长目标约束与全要素生产率［J］.管理世界，2019，35（7）：26-42，202.

［9］ 徐现祥，李书娟，王贤彬，等.中国经济增长目标的选择：以高质量发展终结“崩溃论”［J］.世界经济，2018，41（10）：3-25.

［10］张军，吴桂英，张吉鹏.中国省际物质资本存量估算：1952—2000［J］.经济研究，2004（10）：35-44.

［11］周黎安，吴敏.省以下多级政府间的税收分成：特征事实与解释［J］.金融研究，2015（10）：64-80.

［12］毛捷，吕冰洋，陈佩霞.分税的事实：度量中国县级财政分权的数据基础［J］.经济学（季刊），2018，17（2）：499-526.

［13］吕冰洋，马光荣，胡深.蛋糕怎么分：度量中国财政分权的核心指标［J］.财贸经济，2021，42（8）：20-36.

［14］罗良文，潘雅茹，陈峥.基础设施投资与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基于自主研發和技术引进的视角［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16（1）：30-37，159.

［15］余泳泽.异质性视角下中国省际全要素生产率再估算：1978—2012［J］.经济学（季刊），2017，16（3）：1051-1072.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Economic Growth Target and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LI Qi-yun，ZHOU Xue

（School of Economics of Shandong University，Jinan 250100，China）

Abstract：This paper puts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economic growth target and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into a unified analysis framework to analyze and test the influence and mechanism of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o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under the constraints of economic growth target. It is found that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will improve the level of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and real estate investment， but due to the constraints of economic growth targets，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and real estate investment will inhibit the increase of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so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has a restraining effect o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With the increase of the economic growth target and the strengthening of the binding force， the inhibiting effect is more obvious， and this effect is more significant in the regions with high pressure to maintain growth. According to the decomposition index of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has a significant inhibitory effect on technical efficiency and technological progress， and the pressure of economic growth target value constraint and hard constraint exerts more negative influence on technological progress.

Key words：fiscal decentralization；economic growth target；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责任编辑：赵春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