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德润 王锦贵 刘占锋

编者按：党的二十大报告在谈到“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时指出：“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弘扬革命文化，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不断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对中华民族极为丰厚的优秀传统文化资源进行创造性转化，编纂最适宜大众化普及的新时代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大典，当是“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的一项极为重要的内容。

作为世界上唯一延续了五千年文明的中华文化，积淀了中国历代先哲先贤的先进思想和智慧理念，全面记录了炎黄子孙在历史长河中丰富的社会实践，堪称是一座含金量极其丰厚、规模极其宏大的资源宝藏。

对这些资源进行整理收藏和开发利用是中华民族文化传承历久不衰的两条主线。宋代之前，整理收藏往往是学者个人行为，国家重视的是藏用一体、既藏又用。这主要体现在分类编纂的类书上。自曹魏时期的《皇览》开始，类书代有编纂，蔚为大观。凡逢盛世都要投入大量人力物力组织编纂类书大典。到了宋代，在太宗、真宗、孝宗三位皇帝下诏编纂完成《太平御览》等四部类书之后，南宋俞鼎孙编写的丛书之祖《儒学警悟》亦应时而起，由此开创了我国大型传统文献丛书与类书并驾齐驱的局面。修典由此转为丛书、类书两大部类。

大型丛书的繁荣，使版本林立、文字千差万别的传统文献得以正本清源，反过来又为类书的编纂提供了较权威的资源保障。可以说，明代两万多卷的《永乐大典》、清代一万多卷的《古今图书集成》使类书的编纂达到顶峰；而丛书也有了集大成者——清代的《四库全书》。类书、丛书珠联璧合、相得益彰，既是文化发展与繁荣的重要标志，也是中华传承数千年的文化传统。这些珍稀资源虽然历经天灾人祸，散佚失传不计其数，但只要认真加以开发与利用，仍然可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力量。

新中国成立之后，党和政府高度重视文化典籍的整理及其当代价值的发掘。从最初每年整理出版不足30种，发展到20世纪80年代的400种左右。改革开放以来，古籍整理出版工作更加繁荣兴盛，每年平均出版古籍整理图书1800种左右。70多年来，文学、语言文字、文化艺术、历史、地理、哲学、宗教、科学技术等领域重要古籍皆有系统整理。如，近亿字的《中华大藏经》、超2亿字的《中华大藏经续编》、近2亿字的《道藏》、收入4万多片甲骨文字的《甲骨文合集》《中国古籍总目》《续修四库全书》、中华再造善本工程及续编工程影印出版各类古籍善本1300多种，法国国家图书馆藏全部敦煌写本实现数字化回归，“中华古籍资源库”累计发布1.7万部善本古籍的影像，众多知名学者参与整理的“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点校本，《文选旧注辑存》《酉阳杂俎校笺》《中华传统文化经典百篇》等为当代学界普遍认可的集大成式的传世文献当代整理本，无不是体量庞大、规模宏富的巨制，充分展示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然而，不容否认的是，在中国整个封建社会的漫长时期，即便国家重视藏用一体，客观上仍然是以藏为主，辅以用之。而所谓“用”，也是为统治阶级、士大夫阶层少数人所用，根本不可能用于普及。以规模两万多卷、先后两万多人参与的《永乐大典》为例，竟然只是手抄了正副本。而《初学记》居然是唐玄宗为方便儿子们作文时便于检查事类而下令编撰的。这虽有当时社会发展水平的原因，更重要的是统治阶级“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本性使然。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中华传统文化在破立之间开始走向新生。然而直到新中国成立，人民当家作主，才有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轰轰烈烈的推行简化字、群众性扫盲运动等文化大众化普及的发端。囿于当时社会发展水平的局限，文化的普及大多止步于初等文化层次，属于较高文化层次的文化典籍则很少涉及。典籍整理也大多为注疏、校勘、考证、评论、辑佚、增补等，而主要体现开发利用功能的类书整理则黯然失色、乏善可陈，对于如何使之适应信息时代的传承传播问题更是少有问津。这些成果最终因其不具有大众化条件而又自然而然地多被封存于象牙塔之中，很难进入寻常百姓家。

现在我们已经进入一个文化建设新时代。社会文化形态正由“精英化”向“大众化”转变，人民群众掌握文化的新的历史时期已经到来。越来越多的民众自觉学习优秀传统文化，用以滋养心灵，提高文化修养，已经成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内容。新时代强烈要求一部具有强大使用功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大典，能够为人民大众提供更加便于学习和运用的文化资源。正如鲁迅先生所说：“惟有民魂是值得宝贵的，惟有他发扬起来，中国才有真进步。”“民魂”是什么？是文化，是大眾化的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只有“大众化”了，并且“化”为“民魂”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才会具有最广泛、最具根本意义的文化基础。

今年4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明确提出“深入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加快古籍资源转化利用”。8月，《“十四五”文化发展规划》出台，大型类书《永乐大典》被列为系统性保护整理出版的重点古籍。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在组织大规模编纂国家典藏版本的同时，对中华民族极为丰厚的优秀传统文化资源进行整理整合，从内容、结构、形态方面来一番创造性转化，用较短的时间编纂一部兼具权威性和普及性的中华传统文化大典应是盛世修典的应有之义。

盛世修典是中华民族传承数千年而不衰的文化传统，同时也是历代统治阶级根据治国理政的需要对文化资源进行整理的过程。然而，盛世修典重在“修”，而不是简单的文献汇集。清代《四库全书》对诸多历史文献的禁毀正是“修典”的本质体现。我党是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根本指导思想的无产阶级执政党，我们修典既是对中华民族优秀文化资源重新整理整合的过程，也是一个马克思主义同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过程。要通过修典，打造一个或数个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主流意识，有利于大众化普及和传承的深化，有利于党和国家与人民意志相统一、具有新的时代特点的中华文化集成。而这个新的文化集成可以理解为，既是具有正本清源的大型丛书，更是具有强大使用功能的大型新类书。

（一）新时代修典是一个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结合的过程。

古为今用既是中华文化的优秀传统，也是其不断丰富发展的基本路径。中华文化主要由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先进文化三部分所组成。从本质上说，这三个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在不同历史时期创建的一脉相承、与时俱进的文化体系，拥有共同的民族文化特质。但是由于没有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对三者从内在逻辑上进行过诠释，实践中往往出现三者之间相互抵牾、难以自圆其说的情况。这必然大大影响中华文化的感染力、说服力。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其中蕴含的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贤、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等，是中国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积累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的重要体现，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在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整理整合的过程中，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对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精要部分进行马克思主义解读，“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同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融通起来”，应是一项重要内容。优秀的就要发扬光大，糟粕就要坚决剔除，需要赋予新的内涵的就赋予其新的内涵，“不断赋予科学理论鲜明的中国特色，不断夯实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基础和群众基础，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牢牢扎根。”推进内在逻辑上古今统一的中华文化体系的创建和新时代国家主导文化体系的形成。

（二）新时代修典是一个提炼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的过程。

新时代修典，不能照搬历史上大型丛书、类书的编纂，也不是耗费巨资编纂之后成为束之高阁、装潢门面的煌煌巨著，其本质是根据新的时代需求，通过对历史文献的正本清源与改造重构，实现创造性转化，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提供能够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资源保证。

创造性转化是盛世修典的基本前提。习近平同志在2018年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指出：“把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标识提炼出来、展示出来，把优秀传统文化中具有当代价值、世界意义的文化精髓提炼出来、展示出来。”要“汇聚更多资源力量”。习近平同志这一重要讲话点中了盛世修典的关键。创造性转化的关键，就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标识、对具有当代价值、世界意义的文化精髓的提炼。

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的提炼是对社会文化形态的积极适应。生活节奏的不断加快，学习时间日益呈现碎片化，大众化的普遍需求不再是全文、全过程，而是言简意赅的文化精要的主题化资源，是各种形态的文化要素。简言之，对大多数人来说，他们需要的是观点、公式、定理而不需要事事都从推导过程学起。推论部分是学校教育的事。

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的提炼，目的是对文化资源结构的解构重构。毋庸讳言，我们的文化典籍，除了屈指可数的类书外，绝大部分都是自成体系的“大而全”“小而全”结构。能够成为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的成语、典故、名言、观点、例证等都淹没在推导论证或长篇叙述之中。由于它们不是独立单元，也就无法赋予代码，自然无法进入信息时代的互联网络。尽管不少人想利用大数据解决这个问题，但由于古今词语内涵存在反差，同一内容，在不同时代，甚至不同地域都有不同表述，解决起来并非易事；即使查阅结果准确，也无法确定该关键词与当代需求精准吻合的完整内容。更重要的是，它解决的仍然只是个例，而无法提供批量化结果。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说起来浩若烟海，用起来往往捉襟见肘，原因就在于此。各个层次主题相近的论文在引经据典时往往大同小异，也是这种窘境的表现。事实证明，提炼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是一项必须人工识别、耗费人力物力财力的工作，这里没有窍门和捷径，这是计算机后续工作的基本前提。认清这一点，从现在做起，脚踏实地，久久为功，恐怕不需多么长时间，就可以整理出基本能够满足大众需要的文化资源来。

（三）新时代修典是构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要主题化供给体系的过程。

新时代修典必须着眼社会文化发展大势。这个大势有两个突出特点。一是社会分工的细化正在推动各个领域的细分细化，人们的文化追求愈来愈多样化，对知识的掌握亦正在由泛泛涉猎向按主题深入了解转变。二是随着关键词搜索成为人们文化生活的一种常态，人们不再顾及文化典籍的内在逻辑结构，只找所需要的某个词或某句话，碎片化问题逐渐凸显，并为学界诟病。这个日益严重的知识碎片化状态急需主题化整合。然而，新时代的社会节奏不可能让大家回到原点。解决知识碎片化问题，需要我们再造一个以主题明确、层次分明、要素集中为基本特点，便于学习使用的新的思想文化体系。新时代修典正是这个再造者。

修典与新的时代需要相适应，就必须将“典”实现由单纯资料型向兼具工具型转变。清代著名史学家、经学家、考据学家王鸣盛说：“目录之学，学中第一要紧事。必从此问途，方能得其门而入。”胡适在《国学季刊》的发刊宣言中提出：“不曾整理的材料，没有条理，不容易检寻，最能消磨学者有用的精神才力、最足阻碍学术的进步。若想学问进步增加速度，我们须想出法子来解放学者的精力，使他们的精力用在最经济的方面。”胡适这一想法，深为诸多苦于查阅资料的学者所认同。民国时期先后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四库全书未收书目提要》《太平御览索引》等索引问世。1930年钱亚新发表了我国第一部研究索引的专著《索引和索引法》。同年秋，我国第一所索引编纂机构哈佛燕京学社引得编纂处正式成立。先辈们这些努力在治学方面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但其面对的仍然是“小众”，对于大众化的文化就显得力不能及。

改革开放之后，特别是互联网的迅速发展，我国检索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早在国际互联网接入之前的1987年，《中图法》编委会组织全国40个图书情报单位编制我国第一部大型文献标引工具书《中国分类主题词表》，1994年正式出版，2005年再版。由于其过于学术化，始终不为普通讀者所接受。2000年李彦宏创建百度，率先为中华文化插上互联网翅膀，开辟了新纪元。但它们带给人们便利的同时局限性也逐步显现出来。大众化的关键字搜索一是搜索结果滥杂且不确切，“除伪”任务艰巨；二是搜索内容简单，对于观点、例证等文化要素鞭长莫及。三是只能解决知之不详的某个具体问题，无法实现对某类资源的批量检索。知识碎片化问题也是这种检索所带来的副产品。

需要指出的是，这里我们强调的类别化，并不是对传统类书体例的简单拿来。比如，《永乐大典》“用韵以统字，用字以系事”的编排体例就难以让现在的人们所接受。我们所要做的是，对于提炼出来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应该根据人们的思维习惯和资源义项构建类别框架体系，让文化资源各归其类，进而构建一个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要的主题化供给体系。

（作者：赵德润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王锦贵为北京大学教授；刘占锋为著名文化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