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从文化共生视域出发，广西民族文化及艺术所具的“共生性”特质，有助于探讨广西民族艺术与流行文化在题材、形式、内核层面的融合发展路径。其一，广西民族艺术涵盖叙事、符号等资源，可成为滋养流行文化的“素材库”；其二，流行文化以其内容时代化、媒介多样化等特点，可成为革新广西民族艺术的“活化器”；其三，广西民族艺术与流行文化紧扣主流价值体系，可在互相扶持、双向引导中成为精神内核互通的“共同体”。

【关键词】文化共生；广西民族艺术；流行文化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4198（2023）01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要“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1]可见，民族艺术发展新方向正是经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以获得全新生命力。其中，地域民族艺术如何进入社会主义文化生产传播体系重获新生，如何作为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的组成部分对接主流价值体系回应时代命题，亦是亟需解决的发展难题。

广西民族文化及艺术所具有的“共生性”特质，有利于激发广西民族艺术向外交流互鉴的内在驱动力，推动其以自我革新的精神勇立艺术创新创造的潮头。在“文化共生”理念的指引下，广西民族艺术可跨越与流行文化之间的观念壁垒，通过二者优势互补的共生发展方式推动文化发展新实践。其一，广西民族艺术学习、借鉴流行文化的生产技术与传播机制，以解决广西民族艺术继承与发展问题，实现广西民族艺术“流行化”发展；其二，流行文化从广西民族艺术中取材，汲取传统资源与艺术形式，以纾解流行文化内容创作困境，实现流行文化“民族化”发展；其三，广西民族艺术所蕴涵的民族精神根脉同时代精神风貌、时代价值取向互通共鸣，既激活民族艺术新活力，又为主流价值体系培根铸魂。由此，广西民族艺术通过与流行文化的融合发展共促社会主义文化繁荣，为各民族艺术如何发挥主观能动性助力文化强国提供了一条可资借鉴的发展道路。

一、广西民族文化及艺术的“共生性”特质

从词源学来说，“共生”原是生态学术语，指不同种属的生物按某种物质联系共同生活，相互依存，互利共生。而“文化共生”则由“共生”一词演变而来，主要指“多元文化之间紧密联结、共栖、共存的文化状态。”[2]可见，文化共生就是多元文化相互依存的一种状态，是多元文化协调发展的一种保障。其既是多元文化共同发展的理论基石，也是助力多元文化共存共荣的实际驱动力。

广西民族文化存在多元共生的态势。广西作为多民族聚居地而呈现出多族群共生面貌，其文化主体的共生状态也孕育了广西民族多元文化的共生态势，“共生意味着一种更高级的和谐态，广西各民族文化中普遍存在着各种‘文化互融共享现象。”[3]可见，广西各民族通过交融互鉴、互惠互利、共生共荣的文化发展方式，在坚守本民族文化特性的基础上主动吸收他民族文化成果，并加以选择、凝练、重造等使其融入本民族文化语境，从而推动民族文化繁荣发展。以壮族文化为例，其作为广西民族文化的内部单元，“主要表现为三大文化根系：重生文化根系、崇智文化根系和广纳文化根系。”[4]其中，广纳文化根系就是指壮族文化有着深厚的文化共生基础，可根据当地社会生活需求对外来文化进行本土化改造，因此呈現出共生发展的文化生态美。

广西民族艺术则集中体现了广西民族文化的共生态势。这源于民族艺术是各民族精神文化生活的重要载体，其艺术发展态势源于文化构成逻辑，其艺术语言与艺术特征效力于民族文化内涵的具象化传达，因此广西民族艺术必然具备广西民族文化的共生特质。同时，民族艺术又将根据自身的艺术创作实践，通过融汇其他民族艺术在题材内容、程式语言等方面的优势特点，加固其所处文化圈的共生性特质。如民族戏剧方面，广西侗族的侗戏在突显民族特色之外又兼收百家之长，广泛吸纳了贵州的花灯戏、湖南的花鼓戏等戏剧语言，既充分展现了民族艺术在形式语言等方面如何博采众长，又为民族文化多元共生提供一例实证。

由此可见，多民族文化共生发展本就是广西地域文化的独特基因，其共生态势表现为广西各民族文化间相互借鉴、融合发展，且集中体现为广西各民族艺术之间的交流与融汇。因此，广西民族文化具备对其他文化习俗予以本土化改造、吸纳乃至融合的文化底色，此为广西民族艺术接轨当代艺术提供了新的解决思路。通过充分调动广西民族文化逻辑中借鉴、融合与共生的发展推动力，深入挖掘广西民族艺术“共生性”所蕴含的内在生命力，广西民族艺术可与流行文化达成共生发展，开拓广西民族艺术当代发展路径。

二、广西民族艺术与流行文化共生融合的发展路径

广西各少数民族依据本民族生产实践及民族文化体系，开展着彰显本民族精神信仰、审美意趣的民俗文化活动，其间创造并沿袭的民族艺术即作为民族精神文化外化的表现形式而逐渐成形。因此，广西民族艺术其内部构成具有创作主体多样性、文化体系丰富性、艺术形式多元性等特点，使得广西民族艺术在纵向维度上具备内涵深厚的民俗信仰体系、民族叙事符号等文化资源，在横向维度上又具有表意丰富的艺术样式、媒介语言等表征形态。再观流行文化，所谓“流行”即意味着其为大众喜闻乐见，是一种贴合当下生活方式、满足当下精神需求的文化，具有广泛的受众群体。而且，流行文化产品更新迭代迅速，在技术手段上呈现出创作媒介现代化、传播媒介数字化等特点。基于广西民族艺术与流行文化的特点，二者间存在优势互鉴的可能性，且目前已有的流行文化运用民族元素进行艺术创作、民族艺术师法流行文化革新传达媒介等成功实践表明，流行文化与民族艺术之间的融合发展正是整合传统文化资源与凝练现代媒介优势以创造时代文艺精品的全新推动力。

（一）广西民族艺术成为滋养流行文化的“素材库”

广西民族艺术作为多元艺术资源宝库，涵盖了民族传说、民间戏剧等叙事资源，山歌、劳动号子等音乐资源，舞蹈动作、图腾纹饰等符号资源。经解码与转译，广西民族艺术可融入流行文化体系下的艺术创作，成为滋养流行文化的“素材库”。如广西民族艺术中民间传说、典型形象等资源经过选择、改编、重构，可成为流行文化中的艺术题材。山水实景演出《印象·刘三姐》，即选取了广西歌圩文化中的代表形象——歌仙刘三姐作为创作题材。演出摒弃了经典刘三姐故事中对歌、反抗、定情等具体情节，而择取刘三姐人物形象及其歌声作为串联演出主体篇章的象征符号，以统领漓江山水、竹排渔舟、鱼鹰老牛等极具民族情调的系列元素。此外，广西民族艺术对流行文化的滋养还可体现在，其民间舞蹈动作、民族音乐曲调可丰富流行文化的艺术语言。如电视剧《大山的女儿》选取了广西山歌作为主人公黄文秀与百坭村众人的合唱歌曲及画面配乐，既具象化传达出黄文秀与百姓间的真情流动，还生动再现了广西百姓能歌善歌的生活实景，强化了电视剧中情节、地点的地域性特色。

（二）流行文化成为革新广西民族艺术的“活化器”

民族艺术的创造与发展始于人民的物质生活实践，其传承与创新更需贴近人民的现实生活。流行文化正具备渠道多、技术新、传播快、受众广等优势，可通过内容时代化与媒介多样化等创作实践革新广西民族艺术，使其完成从传统艺术迈向现代文艺的转变，助推广西民族艺术的活态化发展。具体表现为，流行文化所着重反映的现实生活及社会议题为广西民族艺术提供内容参考，明确将社会发展征程列为文艺创作重心的风向标。如彩调剧《新刘三姐》就以经典刘三姐故事为原型，将叙事背景移置于脱贫攻坚、建设壮美广西的当下，以脱贫、乡村振兴等现代生活议题替换民间传说中的故事情节，塑造了新时代善良、美丽、坚强的“姐美”人物形象。另外，流行文化的生产技术、传播机制可为广西民族艺术的跨媒介实践提供技术支持，使广西民族艺术与新兴的视听技术相结合以衍生出多种艺术表达形式，进而使民族艺术贴合现代观众注重视听震撼效果的审美习惯。传统布袋戏作为舞台表演艺术，经由拍摄、剪辑等影视手段制作成可在电视、互联网等媒介传播的霹雳布袋戏影视作品，其舞台布景则通过融入声光电技术呈现出玄幻炫目的视觉效果。

（三）广西民族艺术与流行文化成为精神内核互通的“共同体”

艺术题材与艺术语言都应服务于艺术精神内核，这是由于艺术创作应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其落脚点在于艺术作品理应反映与传达当今时代人民的精神风貌与价值取向。因此，流行文化“民族化”发展与广西民族艺术“流行化”发展，都需以中华民族精神为核心，紧扣时代精神风貌与主流价值体系，在互相扶持、双向引导中成为精神内核互通的“共同体”。其要义在于，广西民族艺术以民族精神根脉为流行文化提供精神内涵支持，通过凝练符合现代文化语境的民族精神使之嵌入艺术创作，以强大的精神力量引领人民解决现代难题，并助推流行文化与中华民族意识相结合。流行文化则以当代社会价值规约为民族艺术树立价值取向准则，引导民族艺术对所处文化体系的精华与糟粕予以取舍，确保所传达的价值观与时代精神、社会价值相融，从而助推广西民族艺术在内核层面完成现代性创新转换。由此，广西民族艺术与流行文化在精神内核层面达成互通互融。如舞剧《花界人间》即依托壮族花神信仰展开现代性改编，以民族文化所蕴含的求真、求善、求美等价值体系为全剧价值导向，构建起链接新时代文艺语境与价值观的舞剧文本结构，通过“姆六甲”“达棉与布壮”“幽灵蜘蛛”三方的欲望抉择及命运归途，回应当代社会中欲望取舍的人生课题。

三、广西民族艺术与流行文化共生融合的现实意义

艺术作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承载着族群内共通的情感、记忆与价值选择，“只有把艺术理解为是我们思想、想象、情感的一种特殊倾向、一种新的态度，我们才能够把握它的真正意义和功能。”[5]可见，透过民族艺术的发展与演变可深究各个历史时期中族群的精神世界如何一脉相承又动态变化，而力求在当代文化体系中寻求立足之地的民族艺术，其价值与意义应显露于艺术作品能够与新时代人民的思想与情感保持同频共振。以此，民族艺术既当坚守民族精神根脉，亦应表现出因时而易的内核新变，其与当代社会中广为传播的文艺思潮协同发展，即构成民族艺术重启活力、走向新生的途径。从文化共生视域出发，广西民族艺术与流行文化的融合发展是一条双方获利、互助互进的发展道路，对推动广西民族艺术迸发新活力、流行文化彰显民族性意蕴、中华民族文化复兴发展等都具有重要意义。

广西民族艺术可充分发挥“共生性”特质中蕴藏的文化生命力，在与流行文化的互鉴融通中达成创新转化，以接轨当代文化生活。其通过凝练民族文化资源与民族精神根脉，在内容创作上可涉及流行文化所关注的现实议题，以民族文化中的精神力量為人民现实生活提供指引；在技术手段上，可借助流行文化所运用的新媒介、数字化等技术，增强艺术表现力、扩大传播范围，迈入现代审美范畴。

流行文化可充分汲取广西民族艺术所含的内容意蕴与形式语言，集现代性与民族性为一体，既具现代意识、现代表现手法等现代性因素，又深含民族审美特点、民族经典母题等民族性特色。其可立足当下社会焦点问题，通过延续民族精神根脉，满足当代人的精神需求；可重构民族符号语言与艺术形式，以象征和隐喻拓展作品的内涵层次，赋予流行文艺以民族审美特征与民族文化魅力。

广西民族艺术与流行文化共生融合，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铸就中华民族精神高地。作为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参与者，二者融汇互鉴以紧扣社会主义文化发展方向，将自身发展置于中国文化认同与文化自信的构建中，有助于推动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建设，有利于助推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

参考文献：

[1]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J].党的生活（黑龙江），2022（11）.

[2]邱仁富.文化共生论纲[J].兰州学刊，2008（12）.

[3]王尔勃.广西文化共生模型与马克思主义理论视野[J].社会科学，2006（1）.

[4]黄秉生.壮族文化根系与壮族文化生态美——壮族文化生态美研究之一[J].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2）.

[5]（德）恩斯特·卡西尔，著.人论[M].甘阳，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

基金项目：本文系广西艺术学院2021年研究生教育创新项目“文化共生视域下广西民族艺术与流行文化的融合发展研究”（项目编号：2021XJ125）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刘娟，女，汉族，湖南耒阳人，广西艺术学院人文学院艺术学理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艺术社会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