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夏敬观是同光派的代表诗人之一，留存大量诗论，评点唐人百余，时人较少论及。其《说杜》篇所论杜诗颇有新见，其凭借自身学养对杜诗章法气象等进行概括分析，对单篇杜诗的发掘亦开拓后世认知，此外兼论诸多经典论题，如杜诗“诗史”及杜甫忠爱形象。对其诗论的研究有助于就以往固有认知进行多角度探讨，增进杜诗研究的新的面向，进而对夏氏的诗歌创作观念有所把握。

【关键词】夏敬观；《说杜》；诗论；同光派

【中图分类号】I20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4198（2023）01

夏敬观是清末民初著名学者、诗人，其诗被称为“同光体后劲”。钱仲联《论同光体》一文有提“江西派。这一派大多是江西人，远承宋代的江西派而来，以黄庭坚为宗主。其首领为陈三立。稍后一些有夏敬观。”[1]赣派继承江西诗派，杜甫亦成为其学习的最高范式与追求。夏氏《说杜》中就杜诗的创作风格、章法结构及历代诗文评进行论述，并对杜诗五十余首七言古诗进行评说，以此为例分析杜诗创作的体例或创作特色。可以观察到其博采众家的独到的诗学理解。

一、《说杜》论杜诗的诗体特点与章法结构

“杜诗气象，自非杜以后之诗所能拟。”[2]杜诗气象或为武库戈戟布列，或如江海风雨飘荡，浑涵汪茫，而夏氏列举历代诗论后言道“历代评杜诗者，多就篇就句论之，就篇者多言其所指，就句者多言其炼辞，总论作法者绝少。”[2]故而对杜甫各诗体的创作风格及其章法结构进行概括论述，以示后学津梁。

杜诗的五七言创新变化繁多，夏氏追溯二体源流进行论述：

五言章法，有汉魏六朝诗在前，前人已开无数法门。少陵固有创者，然因者为多……七言则前人所作，章法尚不多……子美复为新题，直指时事，于是七言古体乃大成。而章法变幻莫测，过于五言，然大多数亦由五言章法出也。[2]

五言章法汉魏六朝完备，此处主要论述七言演变，由柏梁体到燕歌行，仅是存有声律的章法，而到卢思道《从军行》开歌行之先，但仍未有完整体例，至王维七古诗创作，开始出现全篇偶句，高适、李白和杜甫则完善原有格式，尤以杜甫创作新题，褒贬时事，自此七言古体臻于完善。但七言的章法变换即使多于五言，仍只是在五言基础上的衍生。此处可见夏氏对五七言古的态度。

至于杜律，夏氏借刘熙载“少陵深于古體，运古于律，所以开阖变化，施无不宜”得出“故欲作律诗，必先精研古体。古体得有门径，而后能知律体章法。杜诗律体，皆不离古体气脉，章法变幻虽不多，亦有其变幻处。”[2]欲论杜诗律体，则先以其五七古引出，而其中开合变化则全因杜诗有其章法，并以七言杜律为例，多篇对比，明确同类诗篇之间亦有章法之变化，以助理解，如《高都护骢马行》《李鄂县丈人胡马行》等马诗，首句先言马之主人，此后章法随主人身份不同而有所变化，《丽人行》仿效古乐府的章法变化，《今夕行》与《白丝行》虽相类，但得神处不一，则章法自有变化等。

“杜诗五七律法门最备，多为杜所自辟境界，其意境亦形形色色，无所不有。”[2]“五七律以全篇一气旋转，意境特佳者为上”[4]夏氏在此将“意境”与“气”进行勾连，使得气之贯穿旋转成为意境得成的重要因素，并举五律《月夜忆舍弟》《春夜喜雨》《石镜》等，七律《曲江二首》《卜居》《登高》等为不世佳作。又言“律诗八句一气贯注，如钩锁连环者，是一种章法。如曲江诗（一片花飞减却春）是也。杜律用此章法最多，有一定层次者，曲江对酒是也。”[2]“惟一气直下，乃杜诗元气浑沦之处。杜诗不一气贯注者绝少，章法虽变，元气不损也。杜律常有将中间前后搬动，以造章法者。”[2]以《奉和贾至舍人早朝大明宫》为例，言其各联可做搬动，亦能成篇，其首联亦是以末联章法所做。

夏氏于杜甫五七言绝句，则各有区别。“杜诗五绝甚少，亦无多趣味。惟‘功盖分三国一首，为传诵之作，此体当让李白王维。七绝则开法门甚多。”[2]认为杜甫五绝不值一提，至若七绝则推举篇目甚多，尤其点出“及解闷之第四、第五、第六、第七、第八，则开后来论诗绝句一派，尤关系杜诗本旨也。”[2]。

二、《说杜》论杜诗的写作手法及其继承与开创

《说杜》篇对于杜诗创作中的诸多写作手法与风格皆有论及。“排律不能不用典，但杜诗乃用活典，绝少死用。……劣手为之，堆砌死典，重复累，意仍不明，杜无此病。不得借以炫博，而又假口学杜也。”[2]此处讲杜甫诗歌用典极活，批评典故堆叠、滥掉书袋而导致的语义重复且表意不明，却推说是学杜的结果。

吴乔云杜诗有粗苯语，夏氏提出反驳“予谓粗语，乃拙字诀耳。拙毋巧，乃文章真诀，纪昀不知，乃敢涂抹。”[2]并借此批判当世之人自认为高识卓见，肆意涂抹杜诗。“凡人学诗，觅好处难，觅坏处易，此人情也。”[2]但人们接受的多是口头门面语，其拙处又被涂抹，以至于杜诗真正精妙处如明珠蒙尘。接着引用刘熙载所言杜诗佳处，应在“吐弃、涵茹、曲折”之外再加一“拙”字，“深稳自拙得来。”[2]

“二一古大家诗，皆各有其习见语，即是诗病，学者应知之。杜诗喜用天地、乾坤、宇宙、万里、百年、风尘、甲兵、干戈、戎马、战伐、盗贼、丧乱等字，用之而传为古今名句者。”[2]总结罗列杜诗习见语，集句甚多。并针对“甲兵干戈”意象分析，“特搜罗律诗，用此等字者奇伙。古体亦多述乱离之事，用此等字却少，而七古尤少。无他，律诗须整齐对仗，又拘于平仄，古体则畅所欲言，无须以两字代表耳。”[2]由此细节处窥见夏氏对格律的拿捏，亦是其诗学素养的体现。而杜甫含习用语的诗句虽流传千古，其中亦有未安之处，可见用习见语乃诗家易犯之病，可以成就，但仍会有碍创作。而作诗不用习见语乃陈散原之主张，夏氏继承此观念，将之用于诗论与实践中。

“律诗拗体，有自然一定声响，非可乱拗。是在熟读，然后知之。若不知，甯可不。”[2]杜甫作诗习有拗律，然其声口拗折处乃是自然而为，非是刻意。杜甫有《暮归》一诗，其间平仄对仗皆有所失，且有失粘，然读来连贯自然，由此可知夏氏之评确肯。

此外，夏氏特意指出诸多单篇可见杜甫师承以及开创流变之功。《同诸公登慈恩寺塔》一诗，兼有“阮步兵之笔”“谢康乐之笔”“合参颜光禄谢康乐鲍明远之笔”“齐梁体”[2]，《游龙门奉先寺》《望岳》等五言短篇“全是康乐之笔”[2]《陪李北海宴历下亭》《同李太守登历下古城员外新亭，亭对鹊湖》“是齐梁后阴何诸人之笔”[2]，《干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七首》“从张衡四愁诗变化而出”[2]，点出杜诗诸多来路，明确其转益多师而自成一体的创作风格。至若杜诗开后世风气之处，有“《义鹘行》全篇托兴，末八句始入本意，梅尧臣《伤白鸡》诗效之。如此章法，少陵以前，未之有也。”[2]指明《义鹘》一诗的体例前所未见，并有宋人效仿。又言“《偪仄行赠毕曜》《病后遇王倚饮赠歌》，宋人学此类音节为多，实开宋派。”[2]对于唐宋诗歌的音节把握极为精确。还指出《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为孟东野所学，并开宋派：“然如朝扣富儿门四句，及青冥却乖翅四句，孟东野颇效之。……老妻寄异县十句，亦难写之情，却开宋派。”[2]夏氏敏锐把握住了宋诗与杜甫的相通之处，将二者进行联系比较，进而对杜甫的流传影响有所开拓。还论及杜甫开后世论诗绝句，其中针对《戏为六绝句》《解嘲十二首》皆有简短论及。

三、《说杜》中的杜诗“诗史”

杜诗诗史一说，自孟棨《本事诗》提出，至宋代成为评论杜诗的核心观念。两宋山河残缺，感慨更深，文山先生更是仿杜而以“诗史”自期，宋代诗史论可谓详备。而明代对诗史一说开始有了不同见解，杨慎尤以诗、史分体而对宋人的诗史说进行批判。杜诗的诗史说在历代的讨论中逐渐构建。

对于杜诗乃“诗史”的论说，夏氏在此篇中有深入探讨：

杜陵诗史之说，亦盛于宋后。唐书甫本传赞，称其善陈时事，律切精深，至千言不少衰，世号诗史。……予案唐人诗，述当时事，多无忌讳，不惟杜诗为然。凡作诗，不切于当时事实，岂得谓之佳诗？吴乔曰：“杜诗是非不谬于圣人，故曰‘诗史，非直指纪事之谓也。纪事如‘清渭东流剑阁深，与不纪事之‘花娇迎杂骊，皆诗史也。诗可经，何不可史？同其‘无邪而已！用修不喜宋人之说，并‘诗史非之，误也。”予攷唐书本传称其：“旷放不自检，好论天下大事，高而不切。”然则所谓是非不谬于圣人，故曰诗史，盖不然矣。[2]

依夏氏所言，时事入诗，是因当时唐诗创作本就少受拘束，是时代创作的普遍现象，且以实情实景入诗方为诗家真昧，可见夏氏对于因具有实录性而推崇杜诗乃“诗史”一说不以为意。

吴乔认为“诗史”乃是因为其中包含着圣人之道，而非诗歌具有纪事性。纪事之“清渭东流剑阁深”同不纪事之“花娇迎杂骊”皆可被称为诗史，并指出杨慎为反对宋人而否定诗史是错误的。杨慎认为六经各有其体，诗、史乃不同体旨，进而要求分论诗史，从根源对宋人的杜诗诗史的推崇进行反驳。吴乔承自虞山诗派，推崇杜甫，將杜诗比作《六经》的同等地位。《诗经》之“思无邪”，同样是反映现实的作品，自然也可以被称为诗史。而夏氏引用本传“放旷不自检”反驳“是非不谬于圣人”，由此而称诗史未免太过。但夏氏对于吴乔诗史的定义并无反驳，可见夏氏对诗歌并非只有纪事方可成为诗史的认同，则此处乃是对陈衍诗论的暗驳。陈衍曾提出：“诗纪事之体，专采一代有本事之诗，殆古人所谓诗史也。国可亡，史不可亡，即诗不可亡。有事之诗，尤不可亡。”[3]点明诗乃纪事之体，由此可见夏敬观对同光体诗人的理论是有选择性地取其所长。

其论及杜诗注本时有以下引用：

四库全书总目详论诸注杜诗者之弊，其评明唐元竑诗曰：自宋人倡诗史之说，笺杜诗者，遂以刘响宋祁二书，据为稿本。一字一句，务使与纪传相符。[2]

唐元竑的《杜诗捃》被四库馆臣认为是强行比附，以“诗史”先行对杜诗进行进行解读，自然差之千里，徒留笑柄。此处虽论杜诗注释的诸家弊端，但选取和摘录语句本就是依据一定的审美标准而进行的文学批评，夏氏引此条本已表明其态度。

四、《说杜》中的杜甫“忠爱”形象

杜诗在宋代得到较为完全的收录与评价，而宋人对其“忠爱”形象颇为推举，李杜优劣论正是如此倾向下的产物：

宋人立论，好偏重忠爱，取悦于时君。其为李杜优劣之论，辄从忠爱二字下判断。苏子由至谓太白不知义，葛立方以其《永王东巡歌》为赞助逆谋，黄辙以为历考全集，爱国忧民之心，鲜有如子美语者，以李杜齐名为忝窃。是诚迂论，不足与言诗也。[2]

苏轼推崇杜甫一饭而不忘君的忠义，苏辙亦言“杜甫有好义之心”[5]，二人推崇杜甫是因其诗歌的诗教功能，具有匡时之言的意义，但是后人论杜诗时却只专注于此一点，将之作为解杜诗的关键，何其荒谬。并借此延伸文品与人品的讨论：

论人论文，实为二事。 ……然君子不以人废言，苟为高文，则识者亦不能弃。……杜于古人之诗，有一长未尝弃之，而所学为择文，未尝择人也。[2]

人品与文品并非一概而论，文章传世自是因其品高，不必以人废言。杜甫转益多师，不因其人品而妄弃其为文长处，择文而非择人，方能兼取众家之长而得其纵横处，是以后世论诗，不必仅局限于其人品而评论其诗。就如过于强调杜甫忠君爱国之心，在论诗之时处处牵强附会，只会局限学诗之人的想象，而将诸多意象的联系固定化：

夫忠君爱国，君子之心，感事忧时，风人之旨，杜诗所以高于诸家者，固在于是。然集中根本不过数十首，咏月而以为比肃宗，咏萤而以为比李辅国，则诗家无景物矣；谓纨下服比小人，谓儒冠上服比君子，则诗家无字句矣。[2]

此间注解就如同解义山诗，必要有所关联，方才算是彰显其诗特色。将诗歌意象强行比附，如此注疏，只会阻碍后世认知。

后世对于忠爱的过度推崇只会使其成为普遍性的形容而丧失其意指，“凡为人序诗集者，亦莫不摭拾美人香草忠爱之旨，以为谀辞，试问其人果忠爱耶？苏子瞻以三百篇止乎礼义为不足，而推子美诗止乎忠者以序王定国诗，可谓开恶文之例。”[2]夏氏认为子瞻所论杜诗的忠爱乃是为了补全诗三百礼义之外的忠义之处，而后世以此作为诗歌应具备的素养，在评价他人诗歌时滥加运用，致使美人香草忠爱之旨演变为他人题序的阿谀滥用之名，使忠爱之义堕落。

五、结语

夏敬观所论杜诗章法结句、创作手法等乃是以自身学养为根基，借评点杜诗之声口点明作诗之道应讲求义理，感于时事，同时对杜甫转益多师，不拘一家的作诗态度颇为欣赏。“及所自为，则刻意锻炼，不肯作一犹人语。”[5]正是其诗学理论与主张。“吷庵体”高古朴拙、清苍典赡中正有杜诗影子。

参考文献：

[1]钱仲联.梦苕庵清代文学论集[M].济南：齐鲁书社，1983.

[2]夏敬观，著.夏敬观著作集（卷八）[M].傅杰，主编.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9.

[3]陈衍.陈衍诗论合集[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

[4]陈伯海，主编.历代唐诗论评选[M].查清华，等，编撰.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3.

[5]钱基博，著.现代中国文学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

作者简介：赵瑞萱（1997—），女，山西长治人，山东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