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杂适应系统视域下的书名翻译探究

2023-05-30何张焦

今古文创 2023年17期

【摘要】好的书名翻译可以给整本译作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激发读者的阅读兴趣。然而受诸多因素的影响，一部作品会有多种译本，书名也有多种译法，翻译活动呈现的是一种非线性的复杂过程。文章从复杂适应系统理论视角出发，通过对不同历史时空下同一本书书名翻译采取方法进行对比分析，为后期的书名翻译提供一些思路，以达到更好的翻译效果，为目标语读者喜爱、接受。

【关键词】书名翻译；复杂适应系统；复杂性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3）17-0106-03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3.17.033

一、引言

书名就像一位半蒙面人露出的眼睛，吸引读者去想象、猜测书中所描述的故事情节。那么在世界文化交流、传播的过程中，书名的翻译就显得尤为重要，目标语读者在拿到一本外译书时，很多情况下便是通过书名来判断是否值得一读。然而，受到中西方语言、文化、历史差异以及市场因素、出版商的要求等等原因，一本书的书名翻译也是十分复杂的，许多译者甚至在翻译完整本书后，仍为书名的翻译而倍感头疼[1]。本文通过对比、分析中西方文学作品在不同时间段的书名翻译，来探究翻译活动中的适应性和复杂性。

二、复杂适应系统理论概述

作为当代科学的前沿之一，复杂性思维范式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被誉为“21世纪的科学”。而在当代思想史上，埃德加·莫兰是最先把“复杂性研究”作为研究课题提出来的人。莫兰于1973年发表了《迷失的范式：人性研究》，书中正式提出了“复杂性方法”。1995年，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约翰·霍兰德教授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基于“适应性造就复杂性”的观点，提出了完整的复杂适应系统理论（Complex Adaptive System，简称CAS）。

复杂适应系统理论的主要特征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①复杂适应系统理论中“具有适应性的主体”（adaptive agent）是主动的、活的实体，这是该理论与其他理论的关键性区别特征。②系统内部的主体与外界环境以及各个主体之间的相互影响和作用直接推动着系统的演化，主体间相互作用和影响的力度越强，就会使系统进化的过程愈复杂多变。③在复杂适应系统理论中，适应的主体是活的、具有主动性和适应性的个体，它会随着环境的变化对自身进行调整，会接受教训、总结经验，使之固化在自己以后的行为方式中，以达到适应[2]。而后，王中阳、张怡在文章中也指出，在CAS系统中，具有适应能力和主动性的个体能在系统演化和发展过程中，通过学习而改进自己的行为并且通过相互协调、相互适应和交互作用，使系统中的其他层次乃至整个系统发生变化[3]。复杂适应系统理论一经提出在学界引起很大反响，为复杂性问题研究提供了更广泛的视角，经过多年发展壮大已经应用到各个学科领域。

翻译活动也具有复杂性特征，翻译活动首先牵涉的是语言的转化，而语言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适应系统，它包括多个互动的主体。语言结构是在语言使用者的经历模式、社会互动和认知过程三者的互动联系中形成的[4]。此外，受诸多要素制约，比如语言的复杂性、社会文化的复杂性以及译者主体复杂性等特点，翻译所呈现的并非是一种线性因果关系。“一定程度上，翻译研究是一个‘复杂巨系统，若要全面、深入地对之加以把握与体验，我们应该以复杂性思维视角对之展开系统探索。”[5]

目前，国内外译学界都已经将复杂适应系统理论应用到翻译活动研究中，对之展开了积极探索，比如南非学者Kobus Marais，他在2014出版了《翻译理论与发展研究：复杂理论法》，该书运用复杂理论方法探究翻译实践和理论。此外，Maria Tymoczko、Mona Baker等人也都尝试将复杂性思维运用到翻译研究中。国内学者吕俊、杜玉生、侯向群、蒋跃等人，主要探讨用复杂性科学研究翻译的必要性。目前，译学界已达成一个共识，即翻译研究是一个“主干清晰，多元丰富”的系统学科，翻译学研究本身就是一种有机构成，系统中无数的非线性相互作用使之成为复杂的层级系统[6]。通过对翻译复杂性的探究，便可以理解为什么会有“一本多译”的现象，同一作品会因为历史时空的流转、社会文化环境的变迁、翻译理论的不断发展和读者需求的变化等因素而产出不同的译文。

三、书名翻译中的复杂性

很多时候，翻译研究的目光总是锁定在原文与译文内容的对比研究中，然而，一部作品的书名翻译也十分重要，书名可谓是一本书的灵魂，是文章主题内容的高度提炼，读者可以通过书名来猜测书中的内容，好的书名也会大大激起读者的阅读兴趣。

在文学作品翻译活动中，书名的翻译往往也会占据译者大量的精力和时间。书名就像书的代言人，简短的几个字就能体现出本书的内容主题以及作者的主旨思想。如文学作品翻译一样，在书名翻译的过程中，译者通常会紧扣原文，以达到忠实、对等的效果。问题在于，翻译活动中的忠实原则是忠实于原作的主要内容还是形式或风格呢？复杂适应系统理论视域下的翻译观不对译作是否忠实于原作做二元对立式的讨论，而是以动态的、整體的、非线性的视角看待整个翻译活动。“适应性造就复杂性”，在CAS 理论视域里，任何适应活动与选择活动都基于具有“活性”与“学习能力”的适应性主体（Adaptive Agent） [7]。而在翻译活动中，最具有主体性的译者就是在不断地选择、适应，译者本身就具有复杂性特点，这也恰恰解释了一本多译的现象。

在翻译复杂系统中，原作和译作分别被看成是两种符号，即“源语符号”和“目标语符号”，翻译可以看成是两种符号的转换，但又不仅仅只关乎符号，还包括社会环境、文学传统、出版商等诸多因素，在这些因素中符号是静态的，其他因素都处在动态的、变化的过程中，充满不确定性。有学者认为翻译存在一个“场”，具有“场”依存性，翻译中的“符号”或文本不是独立存在的，“符号”的表达非常复杂[8]，复杂在于“符号”所存在的“场”，亦即其所处的语境和一切客观环境，则是动态和变化的[9]。以书名翻译为例，书名翻译往往采取的是拼音法、直译法、意译法等翻译方法，那么在书名翻译时为什么这本书名采用音译法，那本书名采用意译法，或者同一本书的书名在不同的时期采取的翻译策略不尽相同呢？通过对翻译复杂性的认识或可以得到答案。接下来，文章从复杂适应系统理论视角出发，对比分析书名翻译采取的策略和方法，认识到书名翻译活动中的适应性和复杂性，为文学作品书名翻译提供一些思考，以达到更好的译文效果。

四、复杂适应系统视域下的书名翻译探究

（一）中国古籍书名英译

汉语属于汉藏语系，而英语是印欧语系，两种语言间的巨大差异使得译者在做英汉互译时，会发现源语中的一些具有异质性的内容在目的语中很难找到对应的词汇，所以要想在英汉互译时实现词汇间的绝对对等是不现实的。比如以中国古典书籍的书名翻译来看，其采用的翻译策略和方法也有很大差异。以《道德经》一书为例，《道德经》也称《老子》，是春秋时期老子思想智慧的体现，中国古代非常重要的哲学著作之一，全书仅5000字，却涵盖了宇宙、自然、人类等多个方面，对后来中国发展的各个方面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1868年，《道德经》的第一个英译本出现，此后的150年间出现了将近200个英译本，书名的翻译也有很大不同。

这里将《道德经》不同阶段书名翻译进行对比分析。湛约翰将《道德经》书名采用意译的方法翻译成The Speculations on Metaphysics，Polity and Morality of “The Old Philosopher” Lau-Tsze；亚历山大将书名译成Lao-Tsze：The Great Thinker with A Translation of His Thoughts on the Nature and Manifestation of God；翻译复杂性思想强调在对译文评析中要将包含在翻译内外的各个因素考虑进来。传教士湛约翰和亚历山大在翻译书名采用了解释性的方式，加入了个人的主观思想，要探究他们的翻译目的，就要对译者本身以及所处的时代做一番探究。19世纪后半期，大量的西方传教士来华传教，他们为了更好地推进基督教思想的传播，开始研究中国传统典籍和文化，在翻译中国传统典籍时将基督教思想渗透其中，将老子的思想翻译成了基督教教义。

这一点从书名翻译就可以看出，亚历山大版本的书名译文直接将“道”译成了“God”。这种翻译方法在最初促进中国传统文化走出去是有一定帮助的，译文为目标语读者喜闻乐见，可以说符合那个时代的需求。而1973年以后，随着帛书《道德经》的出土，英译《道德经》又出现了新的浪潮，这一时期译者开始关注老子思想本身，研究《道德经》所蕴含的思想内涵，文化和哲学价值。比如以韩禄伯为代表，他对帛书《道德经》颇有研究，将书名译成Lao-Tzu Tao Te Ching。从书名便可看出译者在翻译时更加客观，采取了音译的方式，能够帮助目标语读者更准确地认识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内涵。通过对同一本书不同译名研究可以看出，原文作为源语符号是静态不变的，除了这一点，其他所有因素都处于动态的、不确定的状态中。而对于翻译活动中的复杂性，传统的翻译观是难以解释的。

（二）西方文学作品书名汉译

说起西方经典汉译，这里就不得不提到一位不懂任何外语的翻译家——林纾，他和王寿昌合作翻译了大量的西方文学作品，让当时的中国人了解到了外国文学，大大开阔了中国人的文化和艺术视野，并通过介绍西洋小说的创作体裁、风格和方法等，扩大了近代小说的题材，使小说类型大大地向前拓展了一步，促进了我国的文学创作，影响了包括鲁迅、郭沫若、茅盾、胡适在内的清末民初成长起来的一代作家[10]。20世纪下半叶，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加深，大量的西方经典作品被译入中国，这里以林纾曾翻译过的一部小说为例，探讨不同时代背景下的书名翻译。

说到《黑奴吁天录》（Uncle Tom's Cabin）这本书，可能很多人都表示不熟悉，要说《汤姆叔叔的小屋》（另译《汤姆大伯的小屋》）那就熟悉多了。这本书出版于1852年，是美国女作家比彻·斯托夫人写的一部长篇小说，本书通过汤姆描写了黑奴的悲惨遭遇，揭露和控诉了美国“吃人”的黑奴制度，是一部震撼人心的杰作。本书最初是由林纾和魏易合作以文言文翻译出版了这部小说，名为《黑奴吁天录》[11]。对比这两个译名《黑奴吁天录》和《汤姆叔叔的小屋》，几乎看不出这是同一本书。前者译名非常醒目，直指本书的主旨内容，起到警醒世人的作用，读者一看就知道这本书要说什么。分析对比原书名Uncle Tom's Cabin，译者并未直译而是采取意译的方法，究其原因仍然要回到译者所处的那个时代。

20世纪刚开始，中国正处在风雨飘摇的大动乱中，本书的翻译目的是要通过这本小说唤醒民众，提高民族自觉意识，而作为政治小说的《黑奴吁天录》被当作改良社会的工具，并不是因为它的文学价值和美学功能，而是因为它具有醒世的社会功能[12]。此外，林纾所处的当时的中国还没有开始白话文运动，以文言文的形式翻译很好地适应了当时的中国文化土壤，在中国产生了巨大影响。

而后进入20世纪80年，《汤姆叔叔的小屋》也出现了多个译本，书名的翻译出现了很大的变化，1982年，黄继忠将书名翻译成《湯姆大伯的小屋》，这是本书的第一部中文白话文译本，随后又出现了人们更为熟知的译名《汤姆叔叔的小屋》。译名的变化显示出，译者在翻译这本书时重心不再放在警醒世人的目的上，而是更多的关注作品本身的文学价值，书中出现的异域文化等。可以看出，随着大环境下历史背景的变化，翻译目的也发生着变化，20世纪80年以后，中国进入改革开放，对外交流更加包容开放，同时也更渴望去吸收借鉴外来文化。

五、结语

文学作品的书名翻译意义非凡，它就像一张名片，在促进中西方文化交流过程中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复杂性科学是当代科学的前沿，以复杂适应系统理论视角对书名翻译进行探究，也是一种以小见大的方式，指导译者认识到翻译活动充满复杂性，其呈现出一种非线性的、动态变化的过程，源文本是由若干的字词组合最终出现一种涌现现象，而这种涌现并不能通过逐字逐句的翻译就能在另外一种文化中对应还原，因为一个作品在写作时就关系到个人经历、文化、历史时空等因素，那么在翻译时，译者不仅要关注源文本、原作者，还要关注源文本出现的历史文化背景和当下的历史文化环境之间的差异，这样才能把握源文本的内涵，同时也更好地把握市场的需求、读者的需求，翻译出目标语读者喜闻乐见的作品。

参考文献：

[1]周晔，孙致礼.书名、篇名的翻译[J].上海翻译， 2009，（4）：30-33.

[2]Holland.J.H.Hidden Order：How Adaptation Builds Complexity[M].Reading，MA：Addison-Wesley Publishing Company，1995.

[3]王中陽，张怡.复杂适应系统理论的科学与哲学意义[J].东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9）：187-190.

[4]Nick C.Ellis&Diane Larsen-freeman.Language as a complex adaptive theory[J].Language Learning （special issue），2009：1-275.

[5]杜玉生，何三宁.复杂性思维与翻译理论创新[J].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3）：119-122.

[6]杜玉生，郝霞.复杂性与翻译理论多元共生——翻译研究中的新思维范式[J].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2017，（2）： 121-125.

[7]Holland，J.H.Hidden Order：How Adaptation Builds Complexity[M].New York：Basic Books，1995.

[8]罗选民.文化传播与翻译研究[J].中国外语，2008，（4）：91-94.

[9]韩红建，蒋跃.复杂适应系统理论下的翻译观研究[J].中国翻译，2017，（02）：19-24.

[10]王英鹏.跨文化传播视阈下的翻译功能研究[D].上海外国语大学，2011.

[11]王英鹏.论翻译文学的社会化功能——以《汤姆叔叔的小屋》为例[J].杭州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02）：50-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