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书》中谶谣的史载特点

2023-05-30孙丰硕

今古文创 2023年17期

关键词：晋书

孙丰硕

【摘要】谶谣作为中国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凭借其独有的预言性、神秘性、朦胧性和操纵指导性等特性，以及童谣、谶语、诗谶和梦谶等多种表现形式，在古代文献典籍中占据了重要地位。在明代以前，谶谣多散佚，保存下来的谶谣多载于正史以及散文笔记中，而至魏晋，谶谣发展行至鼎盛时期，又以《晋书》中所载最为集中，且谶谣虽然无论在形式上抑或内容上都与诗歌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记载时却多列于五行而非艺文或音乐。由此选其为例，以期可观魏晋时期谶谣史载特点之一二。

【关键词】谶谣；《晋书》；史载特点

【中图分类号】K23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3）17-0060-03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3.17.019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谶纬之学在人们的认知中虽然不比经学耳熟能详，却在传统文学乃至日常生活中有着不可取代的地位，而谶谣作为谶纬之学一种带韵的突出的表现形式，将带有神秘预言色彩的谶纬神学与通俗的民谣相结合，拓宽了民众基础，在口耳相传中扩大了影响范围，成为一种独特的文学形式，这种文学形式的发展历经几代，在魏晋时期的文化背景与政治政策的温养与推动之下达到了巅峰，各式谶谣层出不穷，尤以官修史书《晋书》所载最为集中，无论是数量、所列目录位置还是从中透露出的社会影响都颇具特点。现以此为例进行探究，以期可观魏晋时期谶谣史载特点之一二。

一、与其他朝代相比数量居多

在探索某一事物的所属特点时，数量无疑是最直观也是最易发觉的特点之一，在数量的横向、纵向比较出的差异背后，往往可以通过探究差异原因来对其特点进行更为深入的了解，《晋书》中的谶谣就是如此。仅在官修史书《晋书》中，谶谣出现的数量就超过其他朝代。在《晋书·五行志》中，谶谣数量就达到了四十一篇之多。而与之相比，于前朝两汉，《汉书·五行志》中仅有六篇，《后汉书·五行一·谣》中仅有十二篇，更不必说其后禁毁谶谣的隋朝。两汉时期，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奠定了儒学在思想上至高无上的正统地位，而作为儒术重要组成部分的谶纬神学，依附经学渗透进两汉思想与学术的枝枝蔓蔓，成为官方正统尊崇的哲学与宗教神学，由于官方的大力支持，各路谶书纬书层出不穷，也由此开启了两汉谶纬神学的鼎盛期。谶书纬书数量增加，其中所包含的谶谣的数量也随之增加，除此之外官方承认的思想环境也为谶谣的发展提供了宽松的发展空间，为其奠定了丰厚的数量基础与创作经验。虽说两汉时期是谶纬神学的鼎盛时期，但谶谣发展的鼎盛时期却在魏晋，这一时期许多的谶纬神学都遭到了明令禁止，而谶谣的生存环境却相对宽松许多，数量上甚至超过了汉代，很大一部分原因就在于其独有的通俗性与民间性。谶谣的种类很多，童谣、梦谶、诗谶……最为常见的便是童谣，如景初初年的一则童谣“阿公阿公驾马车，不意阿公东渡河，阿公来还当奈何。” ①形式通俗，朗朗上口，带有让人一探究竟的神秘色彩，其后也确有事实应验，这样的条件下易于谶谣的保存与传播，再加上此时的谶纬之学遭禁，谶纬术士不得不将自己所学转化为谶谣加以保存传播。而汉代谶纬之学被官方承认，也尚为正统，不必需要大量的通俗性谶谣来传播思想，故而纵使谶纬之学繁盛，谶谣数目却不算太多。

除了政策條件，魏晋时期动荡的历史背景也对谶谣的数量变化影响极大。清代赵翼有诗言：“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国家越是动荡，社会秩序被破坏，统治者对下层民众的思想控制链条断裂，思想变得蓬勃、自由、多元，各种形式的文学作品也更易保存与流传。这无疑是人性深处的忧患意识在作用。魏晋时期国家动荡，战乱频发，先是在三国鼎立局面之下呈现分裂状态，又是司马氏夺权、西晋短暂统一后的暗潮汹涌以及此后的八王之乱，而在此种情况下，正常的生活秩序受到影响和冲击最大的无疑是最底层的人民，饥荒遍野，民不聊生，这样的生活看不到希望，而人性往往向未来，在这种情况下，越是有关于未来的神秘预言，越能成为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另一方面，在某种程度上人们也将它们当成了精神寄托处、心理慰藉所与情绪宣泄口。纵观《晋书》所载谶谣，十之八九与国家政事相关联，且多集中于“朝代更迭”“国家统一”等主题之上，展示出一种极强的“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天意宿命论。这些谶谣的真实源头已不可考，无论是政敌制造以乱民心抑或是民间怨刺以期呈上，民众愿意将其传播，既体现出他们对国家分裂动荡的怨怼，又包含着对国家早晚能够统一的殷切希望。民间的力量是无比强大的，在民意翻涌之下，在众多的口耳相传之中，谶谣的大量保存与传播也显得无可厚非。

在谶纬之学被明令禁止的时期，当地的文化风俗传统也是谶谣数量重要的影响因素之一。在三国时期，吴国谶谣保存下来的数量要远远超过魏国与蜀国，造成这种情况最直接的因素无疑是吴国对待谶纬的态度并不像其他各国那样令行禁止，而是采取了相信甚至推行的举措，这无疑与一直盛行于吴越之地独特的信仰传统关系紧密。吴越之地在今多指除南京与镇江的江苏南部、浙江与上海等江南一带，魏晋时期正值“北人南迁”的发展期，特别是东晋，据记载，由于连年战乱，北方南迁的人口高达九十万之多。人口迁徙所带来的结果就是文化的融合，各地不同的民俗、习惯、文化彼此影响，互相渗透，拓展了吴越文化的包融性，再加上吴越之地多水域，无论是所临海域抑或是内陆水域，所占面积都极为可观，如此优越的水域条件促使吴越地区成为最早种植水稻的地区之一，同时捕鱼业也随之兴起，而这种靠水吃饭的生活方式就使得人们形成了祭祀龙王、蛇等与降水相关的鬼神以期风调雨顺，这种习俗一直延续发展，时至今日仍有保留。除去水域阔大，吴越地区另外一个显著的地理特点就是山区面积广大，浙江尤甚，号称“七山二水一田”，著名的天目山、雁荡山、天台山和会稽山等山脉就在此处，正是由于生活在这样的山区，与外界沟通甚少，其生存方式多为极具原始色彩的狩猎、伐木，故而这里的人崇拜山神、占卜尚巫，保留着最原始的信仰倾向。又因山区崎岖封闭，外传文明不易进入，因此形成了稳定的信仰文明，自成系统与稳定的核心，不易被轻易破坏。也因此，在这种环境下的谶谣得到了充足的诞生与发展空间，封闭的地形又提供了保护的重要条件，再加上吴国统治者的默许与承认，所能流传下来的谶谣数量自然较多。

二、集中列于五行之目

朱光潜先生曾在《诗论》中提到诗的特性——谐与隐，“谐”乃诙谐，“隐”指暗含，在中国古代，预言往往假托童谣进入民间，这时的童谣不仅有通俗诙谐又朗朗上口的形式，又增添了预言未来的神秘色彩，成为谶谣最主要的表现形式。与此同时，他又提出诗、乐、舞同源的结论，并举实例加以佐证，认为民谣是原始诗歌的最初形态之一，而童谣作为民谣的一种类型，自然也可以被归于诗歌的范畴之中。又因童谣多带韵，儿童走街串行嬉笑打闹时随口念出，自有节律在其中，也可视为原始乐律的一种。但是在《晋书》中，童谣并不列于“艺文”或是“音乐”，而是大部分集中列于“五行”，其他零散童谣分列于“帝纪”或“列传”中，这一现象的背后缘由值得深究。

首先人们所能看到的最为直接的原因就是历史沿革。无论是《汉书》《后汉书》还是与《晋书》在编纂时间上最为接近的《魏书》，都不约而同地将谶谣一类列于五行之中。撇开其他因素不谈，编修史书时前代的编纂方法是当代人编写史书的重要依据与借鉴对象，所以编纂方式的历史传承是《晋书》将谶谣置于五行最浅显的原因。

除去历史沿革这一原因，《晋书》编纂中还存在着另外一个对此影响极大的特点，那就是“晋史立志，不撰艺文” ②。《晋书》在编纂时根本未列《艺文（经籍）》之目，又谈何将谶谣放置其中？而这未设之缘由，正如上文所说，西晋虽结束了三国时期分裂的局面，有了短暂的统一，但很快就陷入了混战，形成了东晋和十六国，大多数时期仍处于时局动荡的境地，更不用提晋代以后长期的分裂割据状态，这样的时局背景是极不利于文学作品的传播与保存的，所以人们可以合理推测，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亡佚数量较多，残存下来的较难形成体系，而观察编纂时间可以发现，《晋书》与《隋书》修撰时间接近，且奉命修撰者重合度较高，更重要的是，隋朝虽然存在时间较短，但其在统治期间与两晋时期相比仍属于一个稳定的大一统国家，这样的条件下文学发展的脉络是极为清晰的，也自成系统，故而唐玄宗在诏修五代史时下令将晋代《志稿》放入《隋书》，因此《晋书》之中未有《艺文志》。

若想窥知全貌，必要追本溯源。谢贵安在其所著《中国谶谣文化研究》一书中总结出谶谣的五大源流，分别是天人感应、阴阳五行、原始见终、荧惑化童以及谜语廋词。③谶谣源于阴阳五行这一说法无疑是谶谣列于五行目最直接的解释。“阴阳五行是中国数术中最基本的理论，是神秘文化赖以存在的思想基础” ④，可以說阴阳五行在古代的中国代表着一切事物的本源，谶谣作为神秘文化的一种，自然要利用各种有关阴阳五行的知识来装点自己，以保持其神秘性与朦胧性，与此同时，由天命观发展而来的“天人感应”说也一直延续当时，人们坚信“上天降象”，相信总会有河图、洛书等神秘谣谶降临指示未来、指点迷津，甚至不惜牵强附会，空信伪谶。除此之外，人们还相信上天所派预言者常常化为孩童下界，借儿童之口述说谶谣，以示未来，朱光潜《诗论》中说，各代史书载童谣不列于“艺文”而列于“天文”“五行”，就因为“相信它是神灵凭借着无知的儿童所说的话” ⑤。而这样的情况在两晋时期表现尤甚。其中缘由便与上文所说两晋时期颇为崇尚巫祀、山神等原始文化息息相关，且与其他朝代相比，两晋时期更加崇尚鬼神与巫祀，从其玄学风靡一时以及志怪小说的数量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之境况便可窥见端倪。《晋书·天文志》中详细记载了关于“荧惑化童的解释”：“凡五星赢缩失位，其精降于地为人，歌谣嬉戏，吉凶之应，随其众告。” ⑥这是首次从理论上提出了谶谣与阴阳五行的关系。紧接着，在《五行志》中则有实例进行验证：“孙休永安二年，将守质子群聚嬉戏，有异小子忽来，言曰：‘三公锄，司马如。又曰：‘我非人，荧惑星也。言毕上升，仰视若曳一匹练，有顷没。干宝曰：‘后四年而蜀亡，六年而魏废，二十一年而吴平。于是九服归晋，魏与吴蜀并战国。” ⑦究其原因，或许是由于常年战乱影响了经济的发展，也因此进一步导致了科技的滞后，以当时人们的知识水平还无法解释一些现象的发生，只能借助此种方式对此进行牵强附会，又因《晋书·五行》中的谶谣被列为“诗妖”，《汉书·五行志中之上》中言：“君炕阳而暴虐，臣畏刑而柑口，则怨谤之气发於謌谣，故有诗妖。” ⑧君苛臣怨，却畏于权威不敢开口，只好借助谶谣抒发怨气，也正因如此谶谣被有心之人利用，通过伪造与传播谶谣以达到自己的目的，而这种情况往往常见于政治斗争之中。如此看来，《晋书》作为一部由李世民都亲自参与操办的官修史书却载无法证实真伪的谶谣入史，也就无甚奇怪了。

三、与政治关系紧密

在前面曾提到天人感应是谶谣发源源头之一，那么这里与政事相关的谶谣溯源便是“原始见终”说。若说天人感应是宿命论，那么原始见终就是因果循环。东汉王充在《论衡》中言道：“凡圣人见祸福也，亦揆端推类，原始见终。” ⑨他认为，任何科学的预言都不是凭空而来的，总有一个起因，加上一环又一环的推动，才造就了最终的形势，所以，这样的结果是可以根据开端和影响因素进行推断得出的，政治事件更是如此，有因必有果，每一步的选择都关乎最后的结果，历史车轮滚滚向前，人力怎能轻易撼动？所以谶谣要么牵强附会，要么便是有识之士慧眼独具，参透了各因素相作用的历史进程，凭着朦胧性和无细节，做出一个模糊却方向正确的结论。

因为谶谣在民间乃至上层都具有极大的影响力，一些政治家便利用此点，制造谶谣以达到政治斗争的目的，所以在《晋书》中多数谶谣的创作目的都与政治关系紧密。吕肖奂的《中国古代民谣研究》一书第二章节中，甚至对谶谣与各朝代的政治历史关系进行了专门的探讨和研究，而在第三节《谶谣的鼎盛期与六朝的政治历史》中集中表现为谶谣在功用上多作为政治利器，或君防臣，或臣刺君，或执政者制造散播以操纵民意，或民间怨怼以讽上。⑩如元康中一则童谣：“南风起，吹白沙，遥望鲁国何嵯峨，千岁髑髅生齿牙”，又曰：“城东马子莫咙哅，比至来年缠女发。”《晋书》记载：“白，晋行也” ?，这里运用了阴阳五行中历朝历代都有崇尚颜色的传统，晋代把“德”定为“金”，因此晋代崇尚白色，“白沙”便指晋代，而“南风”则指的是皇后贾南风，预示贾后将“与谧为乱，以危太子”，果不其然，由于贾南风干政引起了八王之乱。除此之外，“屠苏鄣日覆两耳，当见瞎儿作天子”“兽从北来鼻头汗，龙从南来登城看，水从西来河灌灌” ?等也均与“八王之乱”有关。这样类似的借谶谣以示政事比比皆是。人们甚至可以从谶谣中梳理串联起两晋时期发生的重大的政治事件。

纵观来看，《晋书》中谶谣的特点基本可以概括为以下三点：在数量上较其他朝代占优，在史书记载位置上也具有鲜明的特点，且在功用上多为政治服务。《晋书》中的谶谣只是整个魏晋谶谣鼎盛时期的冰山一角，也不过是整个谶谣发展史的沧海一粟，但通过从数量、位置与功用这三个不同角度的疏通与整理，也更有利于整个谶谣发展史的串联与记录、史载方法特点的发现。

注释：

①（唐）房玄龄主编：《晋书（卷二十八）》，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887页。

②李奕：《黄逢元〈补晋书艺文志〉研究》，黑龙江大学2018年学位论文。

③谢贵安：《中国谶谣文化研究》，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54-62页。

④谢贵安：《中国谶谣文化研究》，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56页。

⑤朱光潜：《诗论》，北京出版社2011年版，第38页。

⑥（唐）房玄龄主编：《晋书（卷十二）》，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320页。

⑦（唐）房玄龄主编：《晉书（卷十八）》，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843页。

⑧（汉）班固：《汉书（卷二十七）》，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1377页。

⑨（汉）王充：《论衡校释（卷二十六）》，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1072页。

⑩吕肖奂：《中国古代民谣研究》，巴蜀书社2006年版，第96-115页。

?（唐）房玄龄主编：《晋书（卷十二）》，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84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