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催生的美国“秘密行动”计划是长期性的，迄今已经跨越了14任美国总统的任期。此类行动有成熟的套路，具有政策隐蔽性和手段多样性的特点，因而难以防范，同时也更具危险性。

1982年夏天，苏联泛西伯利亚天然气管线突然发生大爆炸。爆炸当量达到了美国在广岛所投原子弹的1/4。难道是苏联开展了核试验？消息在美国和加拿大设立的北美防空司令部引发了忧虑情绪。但美国中情局很快气定神闲地向同僚们发话：“什么都不用担心，这次爆炸是我们秘密筹备了半年的‘杰作。”

这次管线爆炸被视为美国“秘密行动”的代表之一。巧合的是，40年后，同样承担着输气重任的俄罗斯“北溪”管道被炸。

“冷战催生的‘秘密行动计划是长期性的，迄今已经跨越了14任美国总统的任期。此类行动有成熟的套路，美国往往隐身幕后，通过各种手段操纵海外事态发展。”南京大学世界历史系教授舒建中说。

宣传战：波兰“聚光灯行动”

1948年5月，在成立不到一年的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以下简称国安会）内部，一份由乔治·凯南起草的《开创有组织的政治战》文件被广泛传阅。文件指出，美国和苏联之间的争斗是“自由民主原则与共产主义之间的意识形态之战”。因此，美国应该对苏联开展新型的“政治战”，包括公开的和秘密的行动。

这是“秘密行动”一词首次出现在美国官方文件中。凯南大学毕业就进入美国外交机构，是美国的苏联问题专家之一，于1947年出任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办公室首任主管。国安会及其下属的中情局成立后，凯南制定了“秘密行动”规则。

冷战时期规模最大、最为成功的“秘密行动”，当数美国针对苏联和东欧展开的宣传战。

20世纪50年代初，自由欧洲电台和自由电台先后开播。前者负责对东欧国家广播，后者负责对苏联广播。这两家电台实际上接受中情局的秘密资金支持，各个部门都有中情局安插的工作人员。

1955年，在中情局的部署下，自由欧洲电台及自由欧洲出版社对波兰启动了新的宣传攻势，代号“聚光灯行动”。他们精心设计宣传议题，利用叛逃美国的波兰情报官员约瑟夫·斯威奥托罗大做文章。

斯威奥托罗原本就职于波兰公安部。1953年冬天，他受命前往民主德国（东德）执行任务，却趁着途径联邦德国（西德）的机会甩开同事，逃到美国驻西柏林的办事处内。由于斯威奥托罗的特殊背景，他供述的内容被包装成波兰政府“设置秘密警察、进行政治镇压”的证据。在“聚光灯行动”中，自由欧洲电台制作了30个有关斯威奥托罗的节目，播放其采访140余次，还利用气球向波兰境内投放了大量传单。

斯威奥托罗让波兰政府颜面扫地，更是在波兰民众心中种下了怀疑政府和共产主义的种子。1956年，“波兹南事件”爆发，示威者喊出“打倒秘密警察”“要面包和自由”的口号，展开了大规模罢工。事件造成至少74人死亡，其中包括一名13岁的少年。舒建中认为，“聚光灯行动”在扰乱波兰局势、助推“波兹南事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政治战：智利“9·11政变”

“美国实施‘秘密行动的重灾区是拉丁美洲。”舒建中说，20世纪六七十年代，厄瓜多尔、巴西、危地马拉、秘鲁、智利等国家的一系列政变背后都有美国的影子。多数左翼政党领导人下台后被迫流亡海外或被软禁。其中，智利总统萨尔瓦多·阿连德的命运最为悲惨。

1970年，阿连德代表左翼政党“人民团结阵线”参选。美国借此机会出手，负责批准中情局“秘密行动”的专门小组“40委员会”作出决定：要求相关部门评估组织反对派对抗阿连德以及策动政变的可能性。

根据这一决定，中情局联络了智利21名高级军官，打算将军事手段作为阻止阿连德上台的备选方案。时任智利陆军司令勒内·施耐德反对这一计划，不久便遭暗杀。美国人没想到弄巧成拙，暗杀事件点燃了智利民众的反美情绪，阿连德反而得到更多支持。

眼看干预失败，美国中情局多管齐下：给反对党和军方提供资金支持；收买智利媒体制造阿连德的负面新闻；分化左翼政党联盟；向智利工会渗透，煽动游行和罢工……此外，依据中情局提供的资源名单，多名美国军事顾问进入智利拉拢军方人员，最终选定了智利陆军司令奥古斯托·皮诺切特，表态支持其发动政变。

1973年9月11日凌晨，皮诺切特带领智利军方公开向阿连德发难，要求其辞职。在军队夺取总统府之前，阿连德通过电台直播了自己的告别演说。当天下午，他在总统府二层的独立厅饮弹自尽。这一事件被称为智利“9·11政变”。

经济战：苏联“告别行动”

1981年，共和党人罗纳德·里根出任美国总统。“在他任内，美国对苏秘密经济行动最为集中，在助推苏联解体中发挥了不容忽视的作用。”舒建中说。

1981年1月底，里根主持了入主白宫后的第一次国家安全规划小组会议。新任中情局局长威廉·凯西在这次会上强调，苏联的经济已经相当病态和脆弱，美国的目标就是在绝对意义上削弱苏联的实力。于是，他为苏联量身定制了“告别行动”和“沙特行动”。

泛西伯利亚天然气管线爆炸正是“告别行动”的一部分。这条管线可将产自西伯利亚的天然气输送至乌克兰西部。缺乏能源的西欧诸国对管线的建设持积极态度，提供了工程贷款。资金就位后，苏联迟迟无法解决技术上的难题：管线的设计十分复杂，需要一种高级软件来监控数据并实现阀门等组件的自动控制。苏联政府首先想到的是向美国购买，但很快遭到拒绝。

2004年，前里根政府高级官员托马斯·里德在回忆录中披露了泛西伯利亚天然气管线爆炸内幕：苏联希望通过间谍从美国获得软件，凯西立即提出计划，要让软件“先管用、后失灵”。

“为破坏苏联的天然气供应，阻挠其从西方挣取硬通货，并且破坏苏联国内经济，管理气泵、涡轮和阀门运作的管道软件程序预先埋下了设计错误。过了一段相当好的时期后，软件便重新设定气泵速度和阀门的设置，从而产生远远超过管道接合处和焊缝承受力的压力，”里德写道，“（这导致了）大规模的非核爆炸、前所未见的火灾，火势延绵几百公里，以致于从太空中都能观测到。”

与此同时，凯西前往沙特阿拉伯积极活动，以落实“沙特行动”。1985年，沙特将石油日产量从200万桶提升至900万桶，国际石油价格应声暴跌，苏联外汇收入进一步锐减。“告别行动”和“沙特行动”双管齐下，导致苏联经济问题日益凸显。

“美国的‘秘密行動具有政策隐蔽性和手段多样性的特点，因而难以防范，同时也更具危险性。”舒建中说，“这些历史提醒世人，相关国家要对美国延续至今、套路成熟的‘秘密行动高度重视、妥善应对。”

（郭旺启荐自《环球人物》2023年第8期 冯群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