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朝阳

我的大姐叫美丽。姊妹兄弟一共八个。

二姐清丽，三姐晓丽。大哥建群，二哥建齐，三哥建川，四哥建虎。我建龙。入党，提干，转业，早年每次填表，填到家庭成员和主要社会关系，我就必须一五一十分别填到：赵美丽，女，一九四六；赵建群，男，一九四七；赵清丽，女，一九五二；赵建齐，男，一九五四；赵晓丽，女，一九五七；赵建川，男，一九五八；赵建虎，男，一九六二。赵建龙，男，一九六四，填在顶格第一栏。

大哥属猪，大姐现在还常常调侃他是属猪的，他是属猪，这个又没错。我那现在已经快一百岁的去世都有二十二年了的父亲，在他二十二岁那年生头个儿子的时候，本来打算一口气生八个九个十来个儿子，并给他的儿子们一一用生肖取名。首先遇到问题的是长子，总不可能叫建猪。读了老书的父亲聪明劲是有的，他翻查那个时代的字典，终于找出一个豚字，取谐音，那就叫建群。我相信，父亲为大哥取到这个大气典雅的名字，当时一定兴奋极了。属马的二哥，属狗的三哥，问题也迎刃而解，建马有点别扭，那就叫建骑，官名建齐；建狗大为不雅，那就叫建犬，官名建川。我们不但聪明简直英明的父亲，就这样善于举一反三。通晓世事人心的父亲，后来在大队做了差不多三十年支书，以凌厉而又不伤人的手法，处理过各种各样大小问题，简直举一反九。

主要还是说大姐。我跟大姐最亲。大姐也说我的鼻梁跟她最像。新兵连照的第一张戎装照，我就是寄到蓼洲监狱，在信封上，第一次写下美丽大姐的名字。

打小就美丽

大姐阴历七月十四出生。

正在我们当地接老客，送老客期间。老客，通常是故去的长辈的意思。到如今，这样的习俗还在，近年并有了更加受看重的迹象，几如清明。据说那几天，有祖孙后代祭祀的鬼魂，会回到老家，相当于放探亲假，接受香火供养，顺便对在尘世念念叨叨的子孙勤加庇佑。也有簸箕上岔卦的，那就意味着子孙心念不诚，请托老客的事项还有点玄。就大家理解所及，这些在人间多半没有受到善待的老客，到了阴曹地府便无所不知，神通广大。至于夭亡的，进不了祖坟山只能埋在沟渠边的，大概也在这个时段一起回来，蹭杯薄酒，在条件略好的家庭，或许还可以享用猪头肉。接老客正逢秋收之后的农闲，七十多年前，蓼花河岸边的老赵家，香案上一定没有现在的杯盘果馔，但三五个梨，小碟花生，糯米团子，两个熟红薯，该是有的——也就是这些，母亲跟我们说。母亲同时说，她是跟着大姐命好，大姐生下来，她眼前就有好吃的。

大姐七岁开蒙读书。打小大姐就会读书，也是母亲说的，同样会读书的是小姑。大姐跟小姑是同年，个头也一直一般高。蓼花学校离家也就一里地。两个背同样黄书包的姊妹一般的姑侄，打完猪草一起去，太阳落岭一起回。回来时，耳朵挂几条红薯茎做的珠链，或是头发斜插几朵蓼花，像游在河汊子的一对小鲤鱼。在阶沿择青菜，愁着下锅油的母亲，那时是高兴而又忧愁的。

更忧愁的还在后头。大姐小姑十二岁，正要上中学，祖父那年夏天去世了。父亲跟他的兄弟们已经分家另过，三间土砖屋分割成若干小单元，里屋外屋，都在奶孩子，炒菜，妯娌间哪个咳一声重的，都可能引发三五天春秋战国。更加恼火的是，小姑的抚养成了问題。叔叔们当然不接，都困难，他们口里不说长兄如父的古训，谁都不说，婶婶们在家里敲碗踢盆。但谁都在密切关注着父亲的一举一动，好像是他，独独是他，罪愆深重祸延父母。年长小姑八岁、刚成家的小叔沉不住气，从家里也快见底的米缸里量了两升米，过堂屋时在神龛前深深鞠一躬，轻轻放到祖父在生时住的杂屋里小姑的脚边，算是尽了他的本分。小姑低着头，大姐睁圆了眼睛看着小叔。小叔睁圆眼睛也看她。

土砖屋最东头的父亲，傍黑边领着最西头的小姑过来吃晚饭，他下地后在塘边洗了粪桶刚刚进屋。母亲不拦，那边父亲面无表情去牵小姑，这边母亲就摆了碗筷。父亲做的事，没进过学堂门的母亲一辈子没有拦过。每逢大事，父亲的脸上一律是没有表情的，他的脸色经常是老笋子那笋壳的颜色。父亲打发母亲退回小叔那两升米，还多加了一升，跟后来走亲戚回礼一样的。

接下来是三年困难时期。建川出生了，小产，大跃进那样，他抢先了一步。兄弟姊妹成年之后有段时间，家里不太平，他敲灯桌撂狠话说，本来他在娘肚里安安生生的，哪怕饿死一千一万人，只要母亲不饿死，他就饿不死。抢先一步看世界，以身犯险，算是他命大。

家里九个人了，八仙桌旁边要加凳子了。会想事的人们整天都在发挥无限想象，想着如何弄吃的。红薯的浪漫主义做法可以有十多种，但现实主义的红薯越来越少。大姐说，母亲有天让她爬到堂屋地窖下，去拿那最后几个留着要来年做种的红薯婆子。红薯像躲进来避难的菩萨祖宗一般，紧张不安地挤作一小堆。大姐在地窖里向这些菩萨祖宗磕头，为她的年少无知而忏悔，咬着牙在窖里哭一阵。

过年后小姑执意不肯上学了。用考试完拒绝交卷的实际行动，她自己提了出来。拒绝交卷之后，她向生产队提出来要放牛，像个小英雄那样的；薅青苔，拾柴火，干些别的什么也行，前提是同意让她挣工分。硬是不同意挣工分，生产队先管饭。队长支应着小姑走开，像是没答应，又像是答应了。小姑就说，她的长兄，事先就答应了的，不信，队长自己可以到度冬田里去问。边说边把粪箕竹扒抄在手里，一人独闯老虫冲。

我的小姑后来在雾气蒙蒙的早上过了蓼花渡，爬货车，上省城，学会了开公交车和一口顺溜的长沙话，在岳麓山脚有了自己的麻石大屋。姑父在她面前万事只有靠边站的份，老来待她态度恭顺如小辈。两个表哥一个表姐，每天在她一壶浓茶一包烟旁边聆训，接受焚香沐浴。这一切，都是从她一担粪箕上肩的那一刻开始的。

爱美的少女都留辫子，那时候。头发带点自然卷的大姐，以往清早要用三分钟以上的时间，跟小姑就着同一面镜子梳头，扎辫子。有天她搬小板凳放坪里一坐，要父亲替她把头发铰了。成年后读过的书慢慢多了，她知道，书上常常把这个事形容成断发明志。变乱之际，多事之秋，历史上每有这样的拿头发来慨然一抒胸臆的故事。铰了后她的头发更卷了。像个苍耳茬子，父亲说。小姑也要铰，她那时的想法，我们现在肯定是不知道了，反正是要铰。大姐就劝她，我早上给你梳头。不要你给我梳头，小姑说，我只要你给我读书。看她还坚持要铰，大姐就说，铰了头发，乱蓬蓬的难得洗，倒还耽误你出工。小姑就不再坚持。后来很长一段时间，大姐不照镜子。

父亲已经作古二十多年，不知道当初父亲对小姑辍学是什么态度，后来他也从来不说。或许他什么态度都不该有，因为地窖里的红薯菩萨不需要他的态度。父亲那天给大姐铰头发时同样是面无表情的。

大姐继续读书。小姑辍学以后，她就一个人读着她们两个人的书。

美丽青年

十七岁的苍耳茬子，突然面临着人生第一次重大选择。灾难过去了，建虎出生了。我的父亲，带着大家战天斗地，筑塘坝，翻河泥，錾石头，整地基，已经由大队的民兵营长，干到了大队书记。大姐面临选择的机会，应当跟那个踌躇满志的举贤不避亲的大队书记很有关联。而放在整个蓼花大队，那个放学回来爱插几朵蓼花的美丽，又是最美丽出众的。

大姐一直记得那夜的煤油灯。清丽，建齐，晓丽，建川，哄饱肚子上了床，已经酣然入梦。大冬天，父亲的軍大衣笼罩着整个夜晚，大姐的手心在微微出汗。父亲告诉她的是两个选择，读师范，或是学医。由她选。大姐没有说话，她身边已经没有了小姑，就没有谁可以细细商量，就像细细分享她们这一辈子都分享不完的早年秘密一样。而父亲的态度，香葱一样聪明通透的大姐，根本不用点醒。大姐试着抓住什么，把手从父亲的军大衣底下抽出来，结果无处可放，迟疑了一下，还是再一次拨亮了灯芯。母亲的一颗热鸡蛋顺着塞在她手里了。慢慢选，都好，怀里抱着建虎的母亲安慰着她。马上就挨了父亲的呵斥，你又没读书，怎么读，是美丽宝的事。

我读师范。大姐谁都不看，只看着建群，十五岁的建群眼睛骨碌骨碌看着鸡蛋呢。大姐说，建群长大了不用教，以后我至少可以教其他弟弟，妹妹。她在小灯桌上磕破了那颗鸡蛋，剥了壳，转手递给建群。母亲打了建群的手背，再递回给她，大姐的手已经笼在军大衣里，用肩膀蹭母亲。母亲看着父亲的脸色，父亲的脸色在摇曳的灯火里明暗不定。只有那两道浓黑的眉毛，擦拭着或明或暗摇曳的灯光，像是要擦得眉毛更加浓黑油亮似的。父亲努了一下喉结突出的下巴，那颗鸡蛋从母亲手里松开来，在军大衣上滚来滚去。

起初大姐是不甘心的。哪怕父亲在生时她只字不提。等她后来看到医者仁心之说，益发相信她的天赋在于从医。她相信自己的仁心，就是最好的医术。没有学成医，她就用她最好的仁心这门医术，一辈子研习处世修身抑己扬善之道，愈老弥笃。哪个有病，心病，放到现在，大姐用不上过多的望闻问切，只消看两眼，交谈两句，八九不离十，往往还是管用的。

后来大姐是不甘心的。我稍稍懂事她跟我讲过，是用多多打的比方。建川出生那年养的狗，她唤它多多。三年困难时期，多多自己离了家，老在蓼花河边游荡，独独不往油菜花地里钻——据说，被蜜蜂蜇了，狗会失心发狂。中间一段时间，大姐小姑总是寻不着，几乎是失踪了。奇怪的是，家门口偶尔会出现一只两只受了伤动弹不了的老鼠，有一天还出现了一条可能是妖怪变的明显修炼多年的蛇——是被多多收服的。这样，家里不年不节竟然还开了荤。熬过那最难的一段，后来又断续出产了红薯，多多回来了。

那么一条爱美丽的纯种纯白的土狗，大姐说，回来的时候，几乎是用尽了气力，趴在门槛上。那就是一条癞皮狗——大姐后来说，喊人家癞皮狗，差不多是世上最歹毒的语言——大姐掰开多多的嘴，用熟红薯，甚至用建虎才喝得上的热米汤，喂着它。然后用父亲一直给自己铰头发的剪子，把多多破絮败棕一般的东一块西一块的长毛，剪齐剪短，领着它，到蓼花河彻底洗得清清爽爽了。多多的游泳姿势并不难看，虽然还很虚弱，但那是真正的狗刨式。当多多在夕阳下剧烈摆动瘦瘦高高的躯体，甩干身上的水滴，它已经是个成年的帅小伙了。身上的疤痢，红药水不管用，是多多自己到老虫冲寻草药治好的，大姐后来说，医者仁心，灵性的多多，心善。

到底大姐是不甘心的。她老来才说，她放弃读卫校而选择读师范，是因为那时读师范不要钱，还补粮票。而她一直认为，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

美丽大姐恋爱了

到了北方以后，我以为自己懂得了真正的河。蓼花河还不算。后来，我在海边驻防，以为自己懂得了寂寞，大姐让我晚上面壁思过重写作文，那还不算。再后来，成家，转业，为孩子求学就业包括今后的成家操心，我以为自己懂得了父母，至少大姐还不算。后来交通便捷，孩子的工作问题也自己搞妥，母亲八九十岁了，一年当中，两回三回，蓼花河探家，回来得更勤。五十岁以后的我开始明白，蓼花河确实不大，其浩渺悠远，却远在我试着去懂得的所有江河湖海之上。

一九六四年，我认领了这个世界。而一九六六年的蓼花河，才破了冰，刚刚认领了春天。

春天是美丽的。无论是苦挨着饥馑之年，还是巴望着丰收之季，蓼花河春天的小腹是丰润的，饱满的。每一条生命，小到蝌蚪和蚯蚓，都有在春天自我膨胀的足够理由。我记得在河滩上的一次次奔跑。那一朵朵，一丛丛，一簇簇无名野花，让人间开满了星星，高举着杯盏。五十岁的我慢慢懂得，哪怕有冰雹，雷霆，倒春寒，哪怕自顾无暇，我的父亲为什么也要让母亲一次次怀上春天。

美丽是春天的。属于美丽的一九六六年的春天，大姐有着骄傲的汛期将至的胸脯，有着平坦的春潮涌动的小腹。气候开始回暖。一切值得期待，一切可以想见。

穿列宁装的大姐，回到蓼花小学当老师了。父亲招呼建群清丽他们，自己也动手，搬那些掺了矸子渣的耐烧的煤饼，把祖父和小姑住过的杂屋腾出来。喊木匠上门，给大姐做了一张后来伴随了她几十年直到现在的书桌，桌上嵌上刚好严丝合缝的玻璃台板。没有表情的父亲的眉头舒展开来就两头翘，像个美术体的“一”字。

大姐也写一手漂亮的美术体。至今，在每年的新台历上，她会先一一标注大家这一年的阴历生日。其他的喜庆日子，她也事先在一旁记下，用红色的水笔，还是一手漂亮的美术体。万事开头难，后来我上小学的第一天，她就是这样教的，之前她也这样教过她的弟弟妹妹晓丽，建川，建虎，她果然没有食言。万事开头难，她教我时用手心捏着我的手背，说，就像一字的开笔，先顿一下，写直了，一笔收尾，再顿一下。一以贯之。一个“一”字，就是人的一辈子。

后面的话，大姐的原话不一定当初就这么说的。但我宁肯相信，大姐一开始就是这么说的。我们略为懂事，她跟我们讲她懂得的人生，还喜欢用到这个虎头豹尾的“一”字，后来多加了永字八法的“永”字。

满了十九岁的大姐有人提亲了。春节过后，积雪刚刚消融，那人一身军装过了蓼花河。

头一年就有人提亲。我的母亲把我放回摇篮，颠着小脚，给有媒人长者陪着上门的青年工人，或是区公所青年干部，端来梨子，糯米团子，炒花生，有一次据说还上了极其豪华的油炸红薯片。母亲忙前忙后的工夫，父亲只负责大打开双腿，坐在那条既宽且大的藤椅上，用篾签子掏着耳朵。问来人的话，也是一句两句。母亲本来话多，好比记性差的人颠之倒之背书，此时好丑不作声，光陪着笑。

大姐又留起了她的辫子。大姐只要一甩动牛尾巴那么大的辫子，什么人都不肯见的。

这一次，从裤脚上的泥巴冰碴来看，穿军装的大姐夫负有人生重大使命而来，刚刚开始他的破冰之旅。也谦虚恭谨，一句两句应答得体，同一个问题问到第三遍，耳朵自然发红，一如前面登门的初级钳工，胸前口袋别着钢笔的区公所青年干部。大姐不在家，大概让这个年轻人有点发慌。事先听到有人来提亲，大姐干脆就不在家，老远老远在田埂上撵多多。

那天中午，一个人来的大姐夫，吃上了母亲煮的热腾腾的鸡蛋面。碗底卧着鸡蛋三个。

第二年，大姐夫做了蓼花大队赵书记家里的女婿。多年以后，当他每回都吃到母亲煮的鸡蛋面，谦虚恭谨地嚅嚅说起鸡蛋多了，鸡蛋多了，兴致来了爱喝上两杯红薯酒的父亲，会夹一个到大姐碗里。美丽宝也多吃一个，父亲说，那天中午你一个都没吃。

没吃上鸡蛋的那天，大姐断黑方回，跟在多多后头。她听见父亲在对母亲说，伐冰之家，贵气。《礼记》有记载，你这没读书的人。

大姐才不管兄弟姊妹如何地擠眉弄眼。她直接进了她的闺房，那间杂屋。玻璃台板上多了一样东西，是一枚勋章。台板下少了一样东西，是一张下面写着十九岁留念的美丽女孩的照片。就那一张。都怪多多。看家的多多一天东游西荡不着家，下午大姐踹了它一脚。到了晚上，弄丢的一张照片把大姐的魂都弄丢了。

美丽单车万里行

蓼花开得恰恰好的时候，大姐嫁到蓼花河那边院子去了。

是穷。一个穷字真还不足以形容。或者说，蓼花河那边的婆家，真对不起一个叮当响的穷字。大姐夫是遗腹子。前面一个姐姐，早早成家，跟着年轻的走村串户的补锅匠，远远地把自己嫁了，跟娘家断了往来音讯。这个姐姐儿孙满堂，晚年幸福，是需要慢慢说来的后来几十年的事。十八岁参军，二十六岁成家的大姐夫，跟着寡母和姐姐，早年不知道是怎么过来的。反正过来了。在部队积极上进，入党很早，是这样那样的标兵，上门提亲的时候当上了司务长。后来几年，跟父亲喝上红薯酒，耳朵根子又红起来了的大姐夫，曾被父亲问到怎么参的军。大姐夫懂得父亲问的是入伍动机，他右手端起手里的粗瓷碗，窝着左手从粗瓷碗的这边翻到那边，说，为这个。父亲也懂他了，那就是首先为吃碗堆尖的饱饭。父亲又问，怎么就去了的？大姐夫懂他不是问坐火车去的还是坐轮渡去的，他说，我是游水去的。从蓼花河那边游到这边，再从这边游回那边，已经初冬了，十多个有志入伍的青年全部下了水，我在村里比赛游第一。父亲端起瓷碗跟大姐夫碰一个，又懂了。

大姐现在还说，当年嫁到大姐夫家里，茅厕蹲坑上的木板，是快朽坏了的。三天后大姐到娘家回门，从父亲打算过几年翻修房屋预备着做楼板的木料里，翻出了两块最沉实的板材。两块最沉的木板，从茅厕开始，慢慢撑起了那个家。

嫁出去的大姐很长时间一直在娘家住。休完婚假的大姐夫回广西部队了，蓼花河学校复课了。大姐还是住在娘家她的闺房里，书桌玻璃台板下面压着她和姐夫的结婚证，结婚照。结婚证上结满了玉米，开满了大红花；多洗的这张黑白结婚照，大姐用蜡笔，画上了蓼花和稻穗。

大姐夫回家插了一回红薯，大外甥出生了。那年我三岁。大姐夫又回家插了一回红薯，小外甥出生了。那年我五岁。一九七一年大哥建群结婚的冬天，大姐夫三十岁转业回了湖南，喜事放在了一起办。父亲招呼办厨的大师傅在屋檐下架起荷叶大锅，水烧得滚开了。大家七手八脚帮忙，父亲穿着过了膝盖的雨靴，威风凛凛，牙帮子鼓鼓的，尖刀叼在嘴里，这个指挥长准备最关键的环节还是自己亲自动手。架在并拢的条凳上的大白猪不甘心的嗷叫着，尖刀操在弯下身来的父亲手里，一刀喂进去，大白猪受了委屈般地嘟噜了几声，很快泄了气，明白并接纳了自己的命运。老槐树下，小脚母亲端着木盆，接着汩汩而出的猪血。

大姐夫的单位在临县的一家兵工厂。穿上中山装的大姐夫买了一辆新单车。

多年后，包括老来，腰椎不太好了，大姐夫的一手单车，还骑得很溜。从兵工厂到蓼花大队五十公里，蓼花大队到兵工厂也是五十公里。大姐夫星期六早上回来，星期天晚上回去，往返一百公里，风雨无阻，寒暑不辍。一年一万里。他的车技，就是那五年练出来的。但大姐夫又说，一年一万里不对。他是对大姐说的，大姐不对别人说。大姐夫说回蓼花河是五十公里，一百华里，回兵工厂，不止一百华里，时间要长十分钟，在北风里逆风而行，感觉要多蹬很多圈。

结了婚的建群很快就提到了祖父的杂屋，大姐的闺房。他有自己的小家庭了。那间杂屋坐东朝西，入冬以后，有很好的溏心鸡蛋一般的太阳，早九晚五，像现在睡眠不足的上班族，在刚用石灰水又一次刷新的墙上打卡以后，整日匍匐在门槛上。懒洋洋的太阳底下，略近中年的多多，富足，温顺，有小肚子了。可能过于安逸，它的眼神甚至是迷离的。

要补充一句，在大姐读师范前后，三位叔叔陆续搬出去了，分别有了自己的两间屋，或是三间屋。父亲和但凡能做点事的哥哥姐姐出力不少，据说小姑也寄了粮票布票回来。生存问题，具体来说，稗草一样择一处生根落地开枝散叶，那时似乎比任何时候都难，又比任何时候都容易。老来的建群酒后总爱提到往事，提到叔叔们砌屋那些年，他如何帮着开山凿石，打井烧窑，提到他因此失去的一截大拇指。他认为大家庭里，五个指头不一样齐，而他，就是那短了一截的大拇指。

大姐搬到蓼花学校去了。她带上了我。我手里抱着一大摞大姐批改的全班的作业本。跟在我后面的是大外甥。小外甥在大姐怀里。而大姐夫，推着他的单车。田埂上响起了一阵阵好听的铃声，惊飞了一群一群像是来送，又像是来接的禾花雀。

蓼花学校美丽梦幻的煤屋

母亲十八岁生的大姐。我比大姐也小十八岁。在蓼花学校，我是一年级班主任美丽老师班上的纪律委员，后来一直都是。在家里，我说的是蓼花学校新家里，我俨然是长子。

之前很长久的时间，这个过程基本上贯穿了我的童年，我对父亲归来的煤油灯影印象深刻，因为父亲的背影加深了灯影。那时他才正当中年。他是落落寡合的。跟成年后的大姐倒有交心之谈，后来很多重大的家事，他也只跟大姐在一边商量；家里的其他人，他是不大交流的，包括建川这个大拇哥，和大姐夫这备受一家老小尊重的半个外人。白天，这个当家男人，要跟蓼花大队所有当家男人一样，割麦，点豆子，放水，筑田基，像一头打泥滚的牛。他是一九二五年出生，本来就属牛。还要跟其他所有当家男人不一样，虎着眉毛，像山大王，像君王出巡，圣裁独断，处理大队大小事务，包括集体的牛怎么出了水痘，谁家清早丢了一只比羊牯子还大的芦花鸡，哪个青年女子因为对象悔婚要喝农药。到了夜晚，家人们吃红薯饭，一定是要围在桌子边的，吃饭一定不能出声，更加不能敲碗。父亲会独踞一条长条凳，咳一声，端起面前那张碗，大家就可以齐齐动筷子了。母亲那时，还在灶台边守着洗锅汤，汤里如有豆豉，盐菜，或葱花姜片。一锅热气腾腾的汤，岂止是生命的馈赠，简直是无上恩泽。

大姐对我没有那么多要求那么多规矩。有规矩是学校的规矩。她把我的座位编在最后一排，让我检查窗子外面流云的最新动向，记录围墙下水渠里青蛙的变声期，监视班上背着手听课的男生哪几个指头不老实。她让我带头讲规矩。

大姐在书面申请里，用美术体，汇报了自己六年来的主要工作体会，汇报了她所努力学习和提高的世界观和价值观，用较大的字体摘引一段语录之后，具体汇报了自己存在的住房方面的困难和她解决问题的方法论。她再三表示，不给组织添麻烦，一切按学校的规矩。然后此致，敬礼。然后感叹号。

王总务陪拿着申请的大姐，找到了校长。办公室在二楼木楼板尽头的校长，是个干瘦老头，脑门阔大，头发稀疏，眼镜岌岌乎殆哉地架在蒜头鼻上，很厚的嘴唇正吹着带把的搪瓷杯，像我二十多年后才见过的香吻海豚。校长让大姐出去等候两分钟。两分钟以后，校长跟王总务招呼大姐一起下楼。小半个下午，大姐宿舍隔壁那间煤屋七手八脚给腾出来了。

校长和王总务都是旧社会过来的。而蓼花学校，是校长一手建起来的。这个当年旧军队的校官，按辈分是我的族伯。在他的晚年，大姐在回信里向已经穿上军装到海边驻防的我介绍过，校长上过黄埔军校，大小恶战里九死一生。湖南和平起义以后，他就解甲归田，身边没个一男半女，应当是剩下一些钱。这些钱就用来建蓼花学校。蓼花学校遍植泡桐树。不成材，但生长快，不几年一到夏天就亭亭如盖，像一队队列兵。读到美术体字回信的时候，海风一会簇拥着我，一会推搡着我，我开始就说了，我那时开始试着在蓼花河以外，领略风云激荡过后的空旷，和寂寞。

个子高挑的王总务是外乡人。她说的普通话有一点北方口音。她的身世，没有一个大人曾经向我们说起。但我那几个背着手就抠指甲的男同学下课合伙骗我，为此还骗了我两分钱一包一共三包爆米花。他们骗我说，同样没有孩子的王总务，年轻时是贴着电影海报的上海大弄堂里的妓女，她喝了汞水，所以没有生育；喝了汞水，所以脸色总有银白的，月亮一般的光泽。我觉得受到了羞辱，因为大姐跟王总务要好，而且上海大弄堂，妓女，只可能出现在蓼花学校不多见的连环画里，纯属虚构，纯属谣言。我给了那几个男生一人一肘子，考虑到自己是纪律委员，就没有继续展示自己生冻疮的红薯大的拳头。男生们吐着舌头，飞快跑开了。但智者始终没有出现，谣言一直没有终止，直到我小学毕业都在悄然流传。

煤屋是美丽而梦幻的。大姐在隔壁批改作业，我在煤屋写作业。作业写好，我会马上跑到大姐那张有玻璃台板的书桌边，守着看她改不改得出。一般我是满分。得了满分，她会当着我批一段话，批得有点慢，每个句号之前，她都支颐托腮认真考虑。然后我拿着作业本回煤屋，给大外甥小外甥使劲煽风点火，撩他们，不到他们脖子缩到棉袄领子里不住手，说是要给他们烧早火。到现在，年节回家，偶尔跟外甥们玩斗地主，我抓一手烂牌，偏巧当了地主，小外甥就喊，这一把给小舅烧早火，这一把给小舅烧早火。

大姐夫星期六早上回来。大姐把早火在煤屋外面烧起来了。大姐夫把单车架好，把围巾解下来，稳稳地接住大姐盛的那碗甜酒冲鸡蛋。甜酒冲鸡蛋一定是甜的，但喝着不如闻着。喝着不管饱，闻着却有了三分醉。因为闻着更香。时至如今，我还是这么固执地认为。一辈子喝酒只到三分醉的大姐夫，更是这么固执地认为的。

那时候星期六上午还开课。大姐夫粘著大姐，跟着大姐，好像大姐欠了他的粮米钱。大姐每回都有点不耐烦他，安排他去劈柴，去绕毛线球，去腌萝卜干，去切干红薯片。她自己系上大姐夫的灰色大围巾上课去了。

欠着钱的大姐跟她的债主大姐夫，一般是晚上数钱。在盖印花被的被窝里数钱。小外甥小时候体质弱一点，有个冬天常常感冒，大姐多半带着他睡，一晚上都在用肚子把他的小脚心焐热。因为要数钱，大姐专门到煤屋先宣布纪律，小外甥睡到我和大外甥中间，还不准尿床。

那天中午，回家急着数钱的大姐夫买了五花肉，大骨炖了萝卜。我们喝的黄糖水里，添加了一小调羹甜酒浆。打过牙祭，得了满分的我跟外甥们在床上舞了一阵龙灯，三个人并作一头，终于沉沉睡去。被尿胀醒来的时候，我轻手轻脚起床，穿过窄窄的过道，泡桐树已经轻笼暮色。隔壁的门关着。旧床单改成的窗帘拉上了。钱是不能“露白”的，我敢肯定大姐大姐夫还在数钱。清贫年月里，他们居然如此富裕，大姐夫一直好身体，好本钱。那天，他低低地吼叫着。而校园里安静极了。

咣当一声，我把煤屋钥匙掉在了地上。

十四晚上，月亮美丽出奔

二姐清丽来蓼花学校住过一晚。后半夜来的。

她挨了打出来。打她的是父亲。拿的是铁算盘。

父亲临终前，还对大姐说二姐是辛苦八字，自己把自己可惜了。

家里准备烧窑砌屋。二姐已经二十岁，二哥、三姐也都能帮上忙了。父亲在他的好年岁，不编制五年计划，他一年一个计划，下一年计划，都是在头一年秋收过后，就他一个人独立编制好的。一九七二年夏天开始，计划提前发布，即时实施，午饭由母亲送到泥巴凼子边。四个月后，八万红砖八万军，齐齐在秋风田野上接受父亲的检阅。同一个匣子里出来，从踩踏上一千脚一万脚的泥巴开始华丽变身，出了壕坑的每一块红砖，结实、规整、硬气，践行着父亲的人生信条和暴力美学。只差一炉火了，父亲面无表情地说。

烧砖是见火候的。掌火候的是后来的二姐夫。父亲一直不喜欢这个同村的年轻人，手指纤细，吊儿郎当。浪荡子，父亲向着二姐举起铁算盘时恨恨地说。但二姐夫在做了老赵家的二女婿之前，也不知道哪里来的野路子，掌火的手艺炉火纯青，在蓼花大队独一无二，为广大人民群众所公认。而同样独一无二的，为广大人民群众所公认的赵书记，对于烧砖砌屋这样的，质量是要经受时间和历史检验千把年的好事，加之起炉掌火，是头等大事，又怎么会信得过其他的连二姐夫都赶不上的泛泛之辈？父亲的一辈子，总认为二姐夫还是差一炉火的。

好歹还是确定由二姐夫掌火。能者为师，父亲还是有择善而从的雅量。二姐夫建议六孔点火，父亲强调要八孔。二姐夫建议围七层铁箍，砖窑围子大一些，位势低一些，理由是砖窑上层风势大，而且不稳定。父亲决定还是用八层。父亲嘴里不说，他盘算着他是八个子女，并不是什么六个七个。二姐夫接受，也像个设计师一样用铅笔修改了方案。二姐夫表示用老柞木点火就行，父亲坚持要用老虫冲的桐木桐油引燃，二姐夫不表示异议，反正就是个仪式。父亲不让女人们扇火。嘴里也不说，如此重大事务，由着女人们煽风点火，不是什么好事。

点火烧窑三天三夜之后，火势方停。二十岁的二姐到窑顶烤红薯。这个不管如何风吹日晒，皮肤一到冬天就白白净净的年轻女子，踩着木板下来，一个趔趄，倒在了自己命运的怀里。

红眼睛的二姐夫缩起肩膀打开手臂接住了她。为了在赵书记面前做起一个男人，他一直在窑边兜兜转转，也三天三夜没怎么合眼了。

不管二姐夫怎么样，不管这个始终不甘于在农村泯于众人，而且起初学什么就像什么，但接下来就没有长劲、没有长进的二姐夫怎么样，不管后来办小厂，开小矿，打小工，喝小酒，一直有着小脾气的二姐夫怎么样，在蓼花学校大姐的床头，二姐说喜欢二姐夫“好样子”。

好样子，就是好模样。也就是父亲那天晚上再次举起铁算盘，说的“猪血李”的意思。猪血李，虚有其表，光是模样好看，其实水水浆浆，口味寡淡。多年后二姐夫一惊一乍搞这样，搞那样，多数时候搞得不成气，还有了个外号，小半斤。半斤八两，蓼花大队都懂，有点轻慢的彼此彼此不过如此的意思，很多地方都有这样的说法，可见很多地方都不缺少这样的半斤八两。小半斤，就比半斤八两又逊了一筹。外号是大哥建群给起的。这是后话。

那晚上大姐给二姐涂了红花油，抹了雪花膏，添了糖开水。坐到床沿上只问二姐一句，老虫冲你们一起去过么？

二姐咬着下唇，摇了摇头，又点了点头。她说，老虫冲没去过。砖窑背风的地方，去过。

大姐就都明白了。

母亲担心二姐那晚上要被关起门来打死，在堂屋里拜菩萨烧高香。再要去取线香，喊二姐掌马灯照她，二姐像马桩一样杵着不动；母亲断然扯了她的袖子。取了线香，母亲又要二姐陪着去给死不吭气的那头牛添几把稻草。夜里更冷了。母亲推开门，给二姐留了一条门缝。等大姐安顿二姐睡了，从蓼花学校踩着泡桐树叶和月光回家，多多伏在门槛上，那条门缝还留着。

月光和马灯都亮到很晚。

第二天上午，照进堂屋的阳光像新刷了桐油，油汪汪的。那天是阴历十五，蓼花大队赵书记的堂屋门大开着。见人打招呼的媒婆走前头。二姐夫量了布，打了米，用一担谷箩盛着，布和米都打着红纸腰封，上门来提亲。到门口，本来走在最后的二姐夫的母亲紧走两步，端着一盆水。打吧，赵书记，这个母亲说，打完这个孽子，好给你洗手。

比十五的月亮还饱满的红色毛线球，在二姐手里一圈一圈缩小，变得比月亮小了，比橘子小了。毛线衣穿在我身上了，穿在大外甥和小外甥身上了。毛线每年拆一次，洗一次，蒸一次，打一次。年年进入腊月之前都是二姐来帮忙。二姐的孩子坐在塞紧稻草的米箩摇篮里了。他要尿尿，他要抱抱了。大姐望着又在煤屋大锅上烘蒸的旧毛线，对二姐说，蒸汽上来了。

二姐一直要强争气。为了二姐夫的“好样子”，父亲去世，别的一概不要，她要了那张她自己讨打的铁算盘。

华丽辞藻，是美丽的升级版

那时候农村都热闹。蓼花大队孩子们最集中的蓼花学校，当然最热闹。个子不高，甚至可以形容为矮小的校长，那时完全没有了我们乐意去想象的叱咤疆场的军人气概，但还是威严的。他有点驼背了。每当他在操场急匆匆走过，挂在鼻头上的眼镜简直悬之又悬，然而终于没有掉下来。我们的心就总悬着。孩子们看见他来了，马上作鸟兽散。尖声细气的王总务喊着他们的名字，还有的喊外号，让他们慢一点，别滑倒了。操场上可全是草屑泥浆。她的北方普通話喊那些外号听起来很怪，马上有调皮孩子扮鬼脸学舌。而她的态度总是和蔼的。

大姐每个星期都要组织学生们大扫除。大姐是爱整洁的，粗布衣服，穿在身材匀称的她身上，也出样子。她的爱整洁，实际影响到了整个校容校貌，因为她影响到了几乎每一个孩子。那个时代，大大小小那么多运动，我最记得住的就是大姐发动和组织的大扫除运动。她汗涔涔的，叼一个闪闪发亮的哨子，挥动着双臂。孩子们望着她，急切的等待着她的最高指令，那些仰着的脸，像丛开的蓼花一样在我的脑海里至今那么清晰，又转瞬即过。碗要洗底部，屋要扫角落，脸要搓耳朵。大姐嘱咐。角落里的孩子们兴兴头头的忠实履行着。这几句话在家里对大外甥说过以后，大姐对五岁的小外甥也这样说，当他平生第一次拿起扫帚撮箕。之前他学会自己洗脸了，不再把毛巾搓成湿漉漉的一团，努着嘴在毛巾上涂抹。毛巾必须充分展开，对折，先洗脸，然后抹脖子，然后耳朵后根。三天不洗，耳朵背后就起锅炉煤啦，大姐是这么说的。学会洗脸扫屋，小外甥又很快学会了洗碗。大姐说过的，现在也五十岁出头了的系上围裙的小外甥，这辈子前五十年一直在照做。

那时候天老爷爱憎分明，热就热得爽利痛快，冬天冷得很，刻到骨头缝里的那种冷。我的脚后跟冻得开了缝，一瓣一瓣，跟个最小的桔子一般了。好多同学都这样。大姐预备了好东西。非要蚂蚁蛀过的羊角刺上分泌形成的，蜂蜜一样的晶状物才能熬制，如何熬制我现在记不清了，反正一排一排等大等圆的黑药丸，适时出现在大姐手上的注射液纸盒里。墨水瓶制成的油灯下熔开，趁热滴在脚后根开裂的地方，那种灼热，痒，也丝丝入扣渗到了骨头缝里。羊角刺在老虫冲是多见的，漫山遍野，一株一株如此相似，以至面目模糊。于蓼花大队，其通常用处，是柴刀砍回来，干透，烧起来，富得流油如老地主，发出好听的滋滋声，偶尔噼啪一下，再等下一声噼啪，很久，也许竟然没有了。特别的用处，是趁新鲜得劲的时候劈几枝，跟扫磨盘用的芦花小帚一起，插在被草火熏黑的楼梯高处。取下来的特别用途，基本是做娘的专利。一旦取下，不听话的孩子往往皮实经打，也有不哭的，不太肯成全做娘的挥斥方遒的难得愉悦。

大姐不打孩子。甚至不责罚。以大姐的巧手，她的羊角刺是用来熬制药丸的。秋后蓼花开过，结出专属于它的小小的独一无二的果实。经过我所不知道的采集，研磨，发酵，大姐把它们制成饼药。也是一种小丸子，白色，名之为药，用来酿酒，红薯酒，玉米酒，后来奢豪之家如赵书记，用来酿米酒。居然如此神奇，简直是有酵无类了。学医在此生没有如愿的大姐，在幼时之我看来，掌握着人间好神奇的黑白两味药。

贫困年代，连词语都是贫乏的。大姐教会我写美术体的“一”字，但我的词汇积累，更多是在离开蓼花学校，离开大姐，学着写通讯稿之后。比我高三个年级的美姐，很多年以来我一直都叫的美姐，她的作文首次华丽登场，在一九七三年的深秋。她用到了金色稻穗，蓼汀花溆，白雪皑皑，姹紫嫣红，慈母手中线，令人绝望的几乎要把华丽辞藻全部用尽。作为范文，她的美丽老师，请来了王总务，用普通话在班上朗读。

大姐的另一个偏方，在美姐的人生至暗时刻把她引回正途。头年春上开始，一个一个疖子从十二岁的美姐头皮底下冒出来，像十多年后的流氓地痞一样明火执仗，坐地成势。蓼花河不算寒湿之地，为什么那时孩子们总有这样那样的无名肿毒，为什么多多在丧家犬时期成为癞皮狗，我没学过医，至今无解。伤美丽也伤自尊的美姐，可容不得男生在她脑后指指戳戳，尤其可恼的是，最后排的男生竟然用皮箍搭上纸弹瞄准她的痛处。读书读得赢，打架是打不赢的，当课代表的气急败坏的美姐被二姐喊着到房间帮检查作业。偏方用到了鹅毛，桐油，敬菩萨的烧纸，或许还有其它，请原谅我那时眼拙，一起焚化，滚烫的抹在美姐的患处。这样两三次，一个星期竟然全好了。到底还有疤痢。留辫子的大姐，又帮她用家传的那把剪子剪短头发，冬天帮她戴上旧毛线改打的红帽子。

红帽子是童话里来的。生活在童话里的美姐，后来在恢复高考的第一年上了大学。一直读到中医药专业的博士。小姑和大姐两个人没有读完的书，還是由美姐一个代表三个一口气给读了。现在美姐是省城医院的返聘教授。她也是爱整洁的。一年当中总要跟大姐聚一聚，家里，或是咖啡馆，每年要给大姐大姐夫买新帽子。美姐喊大姐也喊美姐。两个人留差不多一样的短发，取了帽子，一个自然卷，一个烫发，两个人的头顶都已华丽丽的白雪皑皑。

美丽富饶老虫冲

哪个人的故乡都适合有一条河，有一座山。哪个上了点年纪的远游人，或许都习惯循着电视墙瓷砖上的山水画，在山迢水遥的回望里，收复自己的旧河山。我恰好有。蓼花河适合小姑和我从那里上岸，离开，领略日益繁华富庶的省城和波澜壮阔的大江大海。老虫冲适合赵书记和他的先辈，百年归寝，墓碑结满青苔，坟头的无名野花，在往年没有开到的地方，来年开一次，从头再来。

地质勘测队来了，又来了。父亲接待了他们，是县里和镇上陪着来的。老赵家更加体面了。母亲端出茶点和红薯酒，镇里边磕瓜子边给客人们介绍：老大是蓼花学校校长，大女婿是军工企业的中层干部；老二建群的大孩子三年级了，在老大班上读书；老三清丽夫妻办起了石灰厂，企业办负责联系指导，二女婿自己掌火，包括老二在内的三个工友，在厂里做事；老四建齐招工，也结婚了，在另一个乡镇的县属企业；老五晓丽从来老实本分，手脚勤快，三女婿是隔壁村的，老五嫁过去以后跟着丈夫学着做裁缝，新年里很多人都穿的新衣服，男人们上衣四个口袋，女人们两个口袋，三女婿好手艺，能做所有的新款；老六待业，可不吃闲饭，赵书记去年傍着七三年改的老屋刚盖的两间砖瓦房，就是留着老六结婚用的；老七读高三，学校是县里唯一的省重点，上大学是一个踉跄就跌在怀里的事，靠得住；身边这个老八，建龙——镇里干部比画成一把枪——读高一，个子比赵书记要高了。一代要比一代强，一年要比一年强，把钢笔插在上面左边口袋的镇里企业办主任，站起来抚摸着我的脑袋，这样简明扼要地总结。

父亲还是坐在他的藤椅上，他的面无表情看起来是庄重的。藤椅边的多多已经老得不堪，眼神浑浊而涣散，仍用一双前腿支撑起它大半个躯体。按人的年龄来推算，大概有一百岁了。父亲喂给它揉捏好的一瓣瓣橘子，它接了一瓣。另一瓣也接住了，在口里含着。

吃过午饭，客人们再次郑重握手之后都离开了，父亲领着我和多多往老虫冲走。半路上多多迈不开腿，我几次弓下身去，想要抱起它来。父亲不让，说慢慢走。他也在前面背着手一路慢慢走。身边陆续有人从老虫冲回来，或是一担枞木须，或是两只秋后的老南瓜，他们是不至于宝山空回的。跟父亲打招呼，问，吃了，赵书记？父亲嗯一声。有要送父亲老丝瓜的老婶娘，说丝瓜种好，丝瓜筋洗碗耐用。父亲也嗯一声，没有把手伸到前面来。老婶娘有点讪讪的，说，那我顺便送家里去。谢谢上次书记的金句，一句管百句，屋地批下来了。还有个年轻乖觉的在挖红薯，放下手里的锄头，跑上来要给父亲敬烟，问父亲，老虫冲要办煤矿了？父亲回一句，今年红薯生得好啊。再懒得应他。

我听说，父亲也有一个外号，就叫老虫冲。我是在蓼花学校二楼厕所的蹲坑上听说的，隔壁蹲位那个对进来尿尿的那个，吃吃地笑着说起。听到我这个蹲位下面粪池里咕咚一声，像空投了一小枚炸弹，没尿完的那个直接尿到絮裤裤裆里了，悄声骂了句娘。一直到二〇〇〇年去世，父亲的外号，蓼花大队真没有任何人，在有第三个人在场的情况下提起。

父亲只要开口骂人，他的那张嘴，就是老虫冲。老虫，是本地土话里的老虎，要吃人。

父亲慢慢往山脊上走。他的裤腿上沾满了苍耳，一双手一次一次拨开了羊角刺。父亲在枞木须上坐了下来。老多多终于爬不动了。父亲抚摸着它，从它颤抖着的前肢，躯干，流涎水的嘴角，到它尖尖的白玉兰一样的耳朵。多多缓缓摆动着脑袋，顺应着贴近父亲的手心。

死了，就埋这里吧。父亲对多多说。

美丽是那个再也没有打开的蓝印花包袱

大姐夫的母亲，在一九八四年冬天去世。头年秋天我入伍了。大姐夫已经到成立两年的蓼洲监狱，也就是后来三十来年里采挖不止的煤矿，继续担任他的中层干部，这个据说从未谋过过手之私，深获历届监狱党委信任的生卫科长，穿上了跟他在部队不一样的制服。他一辈子都无限热爱着制服。大姐的调动手续也齐了，新单位就是蓼洲监狱。试穿八三式草绿色制服的时候，大姐把肩章在她和小姑早年共用的小镜子面前好好扣紧对齐，像一左一右呼应的“一”字。

老人去世刚好七十岁，棺木已经搁在堂屋里十多年，大姐夫三十岁转业那年秋天给办的。农村是讲究，至少享寿六十岁方功德圆满，当得上黑色棺木前那个鲜红的繁写体的“寿”字。而老人的棺木，自然在子女成年后越早置办越好，稳妥大气，停放在或是土砖或是砖土或是砖混结构的堂屋里，年年月月用老蓑衣盖着。老蓑衣揭开之前的下午，以至半夜，老人的子孙后辈应当在里屋里，床脚下，齐齐跪伏，守着那个老先生看过星书确定的时辰，可以低头抹泪，不许开腔哭。

大姐一家回去的时候，堂屋里老老少少站满了人。那是大姐夫的本家们，也有来看热闹的邻居，他们的身份基本上是双重的。领头的是他们的大队书记。家里从来没有这么多人登门，进不去里屋的大姐夫，被里三层外三层的肩膀脸面围住了。前三后五的大姐，发着那年代有人刚见过，绝大多数人没见过的过滤嘴香烟，赶着熟悉这些平时并不来往的亲族邻居。烟没人接，有半大小伙子从人缝里伸出手来，马上被另一只手打掉。发糖，也没人接。死了人像办喜事呢，有给孩子揩黄鼻涕的妇女撇着嘴，议论着。人群哄笑起来。莫笑，大队书记单手叉腰朗声说，自顾自叼上自己的喇叭筒，不孝！说完后他剧烈地咳嗽起来。

不孝！不孝！历次运动中训练有素的人群喊起了口号。

办丧的头晚，大姐大姐夫，就一直被大姐夫的亲族邻居们围观。看着他们焚香，烧纸，点灯，磕头，打赤脚。我的外甥们哦，外甥女也十岁了，两只小辫子，干干净净，小模小样可以依稀想见大姐的当年，他们也被人群分割包围，糖是不能吃的，水是不能喝的。外甥女不哭，她折她的纸飞机，看都不看黄鼻涕冲到她面前扮鬼脸。

大姐夫和大姐不孝的罪名，有一二三四几桩，由一个拖曳起腔调的留山羊胡子的老人来宣布。尤其罪不容赦的，其一，老人生前无人服侍；其二，老人床前无人送终。哪里哪里都是这个乡俗，不怕你家有人当官。愤然作色的老人，以这样几句话定案后，人群一哄而散。

大姐抿一抿头发，一句话都不说，把脱下的棉衣，给累极而睡的外甥们掖紧了。嗓音沙哑的大姐夫喊着娘，清理着橱柜里老人的衣物。老人过世前身体上毫无迹象，但里屋的一切，都像自己已预为收拾安排。老人后来穿戴一新的寿衣，办丧用到的麻衣白布，在橱柜的最上面的包袱里，多年一直恭恭敬敬用红绸子扎着。再上面是一个更大的蓝印花包袱。打开来，大姐大姐夫每次过了蓼花渡，除开吃的，给老人的零用钱，在三姐晓丽那里办的新衣服，夏天的，冬天的，上七十满七十的，都在里面。大姐夫打开后就再次扎紧了。

天刚蒙蒙亮，大姐又从蓼花渡过了蓼花河，大哥建群，二哥建齐，一众堂兄弟和赵家许多小青年，在这头接应着。大姐先安排建齐骑单车，到差不多一百公里外的大姐夫那个补锅匠姐夫家里报丧。大哥在一边告诉大姐，父亲连夜开的家庭会。他自己必须等几个儿子协助河那边把一切安排停当，在乡俗里说的大伴夜那天，在轰隆隆的炮火声里过河。河那边，必须由留山羊胡子輩分最高的老头领头，吹起喇叭，配合着各种响器铜钹，迎接父亲，像迎接秦晋之好历史典故里那个一国之君。每桌的东坡肉必须上双份，猪肘子必须用海碗盛，规格跟他前些年第一次去大姐夫家里一样。年轻的赵氏子侄，但凡他们在河那边有姑家舅家，由他们通知上午全部拢场。穿上了父亲军大衣的大哥，到那个大队书记家里去，见到一杯热茶之前，不必多说话。如果大队书记非得问起，可以讲一句，蓼洲监狱的选址，是省里直接定的，跟蓼花村的老虫冲无关，也跟蓼花村那个外号叫老虫冲的老书记无关。

穿军大衣的大哥，向二姐夫村上的大队书记竖起了他短半截的大拇指，端起了一杯热茶，那天上午。接下来举丧，大办三天。东坡肉每餐每桌上双份，猪肘子用海碗盛，真的丧事像做喜事办。老人闭殓那晚，悼词是大队书记央求父亲写的，在一边先读熟了，致辞时好歹没有去当一个农村人也开始笑话，前来吊唁的蓼花监狱的嘉宾们更加看不起的白字先生。没有再打开过的蓝色印花布包袱，由做法事的和尚师傅托着放在了老人棺木里。旁边，像是有组织开始齐齐哭喊的大姐夫的亲族邻居中的女人们，从包袱露出的一角就认准了，那里面有她们之前无缘得见的咖色呢子布。

父亲在灵柩前伴了一个通宵，他用微微发沙的声音唱起夜歌，之前没有人听他唱过，后来也没有人听他唱过，沉郁，高亢，悠长，过了老虫山坳一般陡然翻转。

美丽政策过了河

接到我在北方新兵连的戎装照，大姐在回信里郑重地跟我讨论了鼻子。两年后，大姐当上了蓼洲酒厂厂长。

你大姐总压我一头，那时候八十年代初，她又遇到干部知识化的好政策。后来不用写信了，大姐夫在电话里这样开始对我说。他的声音还是那么洪亮，好像生怕耳朵有点背了的大姐不听见。他不忘接下来提到他的单车，继而提到他的车技，提到他亲手用单车车链和轮胎给我精心打造的那把火枪。蓼花河当年绝对的顶配。一把枪，锃亮的铁丝由轮胎皮筋弹射，穿过一排链条贯通的孔洞，猛烈撞击后击发前端压紧的火柴头。逢年过节，差不多整个蓼花大队，都能听到那一声声有别于普通炮仗的慷慨激越的脆响。如果引而不发，那也一样威武，甚至更威武，会让跟我一般大和比我小的孩子们鸟兽散，又鸟兽聚。他们的心悬着，跟看到蓼花学校老校长那终于没有从鼻头上掉下来的眼镜，心就立马悬着一样。

我的入伍，是大姐主动跟父亲商量的，不晓得跟他们一起打商量的有没有霍去病，狄青，薛仁贵。以往大事要事，以父亲托信到学校召大姐回来商量居多。父亲依她。其实二姐的婚事，母亲和嫂子们妯娌相处，房屋的加建，如何又不是样样父母都依她？父亲一年四季在火塘旁边的木箱，父亲通过它一日三省，是不许任何人一屁股坐上去的。他口里不说，但大姐会用自己的行动让所有人明白，那是家规。那口木箱里放着父亲有限的藏书，那些藏书又多是从老校长那里來的。有正经老书，多杂史演义，重要人物如霍去病，狄青，薛仁贵，挥鞭越千年，自然更不能缺席。后来木箱里还储放着只有父亲和外甥女才能吃上的，大姐夫出差回来给他的丈人买的副食甜品。父亲有了大懊恼，大困惑，在喊大姐商量之前，他会遍翻那些经书演义。最不可思议的一次，听酒后的建群对刚成家的建齐说，那时他新婚后住在杂屋，门缝里看见，父亲一个人关上门，把终于逮着的老鼠，用麻绳打死结，倒吊在木箱上方的梁上，用油灯火烤。老鼠吱吱叫着，沿着麻绳一次次往上攀缘。老鼠尾巴烧着了，颜色灰白的腹部烧着了。大哥建群说，听过死猪不怕开水烫，见过活老鼠竟然不怕油火烧，它不叫了，抽搐着往火上撞，但求速死。

但逢大事，总是大姐站着，或父亲招呼之后坐着，在父亲的藤椅木箱旁边给父亲提的建议。

大姐大姐夫单位里的事，他们从不跟父亲说。父亲从不过问，自然他们也就没有机会说。父亲守着蓼花大队的半壁旧河山，终其余生，没有跨过蓼洲监狱的大门。酒厂是新建的。成立不久的蓼洲监狱，交通还很不便，为了看管那么多犯人，从省内各地调来了那么多青年干部青年工人，接下来如何安置那么多来了的和未来的家属，应当说，监狱管理层还是富有远见的。于是因地制宜办酒厂，酒厂需要大量女工。大姐被从监狱政治部的副职岗位指派到酒厂负责。不久，高围墙建起来了，大锅炉烧起来了，热腾腾的红薯渣像山体滑坡一样，倾泻在低处大池子里。走到蓼花大队无论哪一个角落，都有蓬勃的酒香，把蓼花大队的猪牛马羊搞得如痴如醉，都不肯进圈了。

四十来岁的厂长，开始展露出跟平和温婉的美丽老师完全不一样的另一面。比红薯酒辣一点，比苞谷酒烈一点，比米酒在单位吃香一点。大姐夫说。我记得，那一两年，大姐在信中向我说到，大外甥考了干，在辽宁监狱警察培训基地学习，离我也就五百公里之遥，后来大外甥给他最小的舅舅写了信；小外甥招了工，在蓼洲监狱开上了第一台吉普车，经常出差，比大外甥还先谈上女朋友，女朋友人称劳服公司一枝花。外甥女上的是蓼花学校改成的子弟学校的初中部，集中晚自习，食堂开餐。大姐夫很多年后在电话里补充，大姐那时经常很晚才回，赶不上蓼花监狱生卫科长在家里做好又热了一次的饭。

父亲从不接待央求一句管百句的老书记说情，到蓼洲监狱做工上班的访客。一个都不接待。煤矿占了我们村里的地，占了我们村里的山，蓼花大队，后来的蓼花村，有人议论着。六十岁以后的父亲，反正不太听见，他把村支书职务痛痛快快交卸了。在他卸任之前，村上陆续有人在蓼洲监狱谋到事，或是去下井做工，不几年还解决了户口。在老虫冲有土有地的蓼花村，千把人丁，或多或少沾到老祖宗的光了。

大姐是结人缘的。要对脾性，大姐说，人待人，好比一个“二”字，这一笔跟那一笔，如果不是一个体，总会觉得别扭。大姐是轻易不让人觉得别扭的，虽然她坚持着自己的美术字体。字如其人，在她的认知里，她觉得美术体那样子富有美感，而且刚健有力。人家配合着她的脾性，包括她的顶头上司。顶头上司，有一回她还在大姐夫面前扑哧笑起来，顶头上司就是用来顶的。是他的决策错误，还不允许我大大方方提意见么？她在蓼洲监狱工作十五年后退休。上次她回蓼洲监狱，参加一位老领导的追悼会，凡是还在蓼洲监狱住着的，包括县城医院病房里的几位，她顺便一一登门看望，送三五百块钱，提一篮子水果。以往每次回来都这样。她掰着指头算，不消讲一般同事，经历的五任监狱长，四任政委，包括那些副职，没有哪一个，在她的私德公心上说半句坏话。

跟她起过龃龉的唯一一个，就是那位去世的老领导。为了荷花。

荷花那几年是苦，大姐现在还感叹，家里男人过于老实，老蔫老蔫名副其实，放个屁都是蔫的。荷花原来的丈夫，是在蓼洲监狱牺牲的。当年蓼洲煤矿井下，一年当中出一两起事故，死一两个人，是稀松平常的事。那次动静有点大，包括荷花的丈夫在内，七个。荷花是酒厂正式职工，那年二十五岁，一个三岁女儿。荷花的小叔子通过抚恤政策解决招工进来。这个岳阳华容伢子，编进去又刚好是他那哥哥的班。扎实肯干，不沾烟酒，上上下下反映不错，工资都交给他荷花嫂子，三天两天在这边，帮着嫂子打豆腐，切猪草，从七八十度高温的池子里抢着捞酒糟，养一头猪。荷花又把工资按月汇回岳阳，年底卖了猪，自己只留下猪头，板油，杂碎，汇的钱相当于三个月工资，都在娘手里，给小叔子今后成家。前面说的老领导是他们大同乡，不是一个县，那时在位，当工会主席，看出一些端倪来，就安排人，包括大姐，来撮合这一对叔嫂。大大咧咧的荷花，在大姐面前说的原话是反正要小叔子先表态，在那些女工面前，她说莫乱开玩笑，耽误了老蔫。她自己确实也实心实意张罗着给小叔子当介绍。老领导又好事做到底，回头亲自去问老蔫。

荷花跟老蔫结婚后，次年就生了男孩，七斤八两重，大姐抱在怀里颠着，说当真是红薯下的种。一九九〇年，荷花要批生二胎，已经进入监狱领导层，分管工会工作的老领导给大姐的答复，是上面政策不明朗。大姐说拜请组织关心，她可以陪着领导到省监狱管理局去当面问。老领导说监狱再研究，再研究。后来妇检，本来就高大壮实的荷花都有点出怀了。荷花把大儿子的尿布扎在裤腰，腆着大肚子去守老领导，老领导躲，从自己的后门开溜。晚上大姐留了荷花的饭，荷花享受了大姐夫头天到蓼花大队的待遇，吃上了面条荷包蛋。第二天清早戴红袖筒的工作队到酒厂，要求交人。大姐戴着套袖摊着手交不出，还帮着到处寻，喊人在黑板上用红粉笔登记，荷花即日起属于旷工。带班的小叔子早上出井回来，家里突然没有个弄饭的，翻出来两角的三角的五角的餐票，要侄女领着儿子去吃食堂，自己草草吃过茶泡饭，赶紧到酒厂给荷花代班。大姐下午到矿部，当着其他主要领导跟荷花的同乡领导理论，这个领导可能头天晚上从后门出去打了露水拉肚子，在大姐面前连连打拱手，急着跑厕所。连夜大姐就到省城出差，监狱派车安排了小外甥开的吉普。第二天清早守在监狱管理局门口，计划生育手续当天就越级批了下来。大姐也不声张，规规矩矩把手续先交到老领导手里。

到处找人的时候，荷花就躲在蓼花河那边大姐夫屋里。后来待产，又生个大胖儿子，也在大姐夫屋里。大姐煲了猪肚甜酒鸡蛋红枣，跟嘴巴打卦一样的大拨女工去看坐月子的荷花，大家领到了双份在胖小子屁股上滚过的，据说女人们才晓得补哪里的红鸡蛋。

上面政策不明朗，下面对策很美丽，那些女工们说。大姐当厂长的那些年，女工们领到的效益工资比自家卖苦力的男人还多，腰杆子硬得很。她们把大姐在厂里施行的一些不太好安名字的土政策，统一叫作美丽政策。

一個美丽宝，一个现世报

大哥建群是不大喜欢父亲的。

父亲老来，住在房子改建后原来祖父、小姑、大姐住过的杂屋那边，当初改建，他也坚持这边不改变朝向，只建成平房。我早些年回蓼花村探家，住在正屋的大哥会在炉子边，跟我说父亲很多的长短。闷在肚子里几十年，他总要找人说一说。他也知道，因为我最小，又长年不在家，对于他的说法很难求证，而且我不会跟其他兄弟姊妹去说，要说也只跟大姐说。我跟大姐去说，刚好是他所乐意的，相当于曲线救国。严重需要在父亲和大姐面前有存在感的大哥说，喏，那个隔壁的。

那个隔壁的，就是不太听见的开始老迈的父亲。

大哥最计较父亲早年反对村里发展他入党。还亲帮亲，邻帮邻呢，大哥说，说文化，我也高小毕业，那时候农村里算高学历。做事也从来不偷奸耍滑，不管家里村里。他说我待人方面嘴巴太硬，办事方面耳朵太软，意思是嫌我，嘴巴太硬耳朵太软八个字在支部会上给我下了结论。那是他自个要避嫌，一辈子爱惜个当不得饭吃的名誉！子子孙孙总还要个政治资本。你看你，不到部队，不入党，难保不是像我这样茄子树底下过一世。你们是当官发财的人，今后他老了，娘老了，总还要我这个没本事的老兄端屎端尿服侍！

后来我真就跟大姐说过。我说大姐，你读师范父亲是推荐了的，大哥一直想要入党，大队都没意见，又是兄弟当中的老大，父亲怎么不答应？大姐放下手里的茨菇笑了。大队都没意见吗？她说，大队里你二哥三哥四哥没意见吗？建齐招工到县企业去，已经快二十五了，建群三十一了，还跟建齐争。建川想用马路边的地换他的地，今后有地方多建一间屋，要不是父亲出面，建群真就不会肯。建虎复读，在家里搬酸菜坛子带到学校去，建群两口子就在家里摔盐罐，敲碗盆，赶老鼠，说老鼠像这样早早夜夜地搬，要把屋里搬穷。莫说整个蓼花村心里有杆秤，监狱也惹不起躲得起。上次蓼洲监狱运输车队出钱，村里通水泥路，刚好要占建川换给他的那块地，他就跟监狱提，占六台卡车那么宽的面积，在村里一致标准的基础上，要多赔偿他六卡车的煤。

父亲七十岁以后身体还健。按他自己的话说，百样闲事不操心了。爱到蓼花河边走一阵，坐一阵，早晚各一次，去取他亲手做的篾鱼笼。上了鲫鱼泥鳅虾米，父亲是高兴的；一样都不上，枉费了他的香椿，螺丝，大姐送来的酒糟，父亲甚至更高兴，他高兴地喂了鱼，而鱼还在河里。提着没有鱼的小桶回家，父亲算计上了鸡蛋，藠头豆腐渣，伸手可取的腊肉和新出的冬笋。两个人的晚餐他一般是不要母亲动手的。父亲不知从哪里学来很好的厨艺，一个人可以操持三五桌酒席。过年时家人齐聚的大年夜和正月初一的正餐，都是他办的。我升副团的那年，他对我说过，古人讲治大国如烹小鲜，其实办一桌菜，跟当村支书一样，跟当团职干部一样，也讲究文火武火，咸鲜搭配。此外，父亲算半个石匠，半个篾匠。按掌握的技术标准，他大概算两个石匠，三个篾匠，算半个，是因为他多半是不出手的。重读《论语》的“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老来益加自信的他，对一个“艺”字，有点不屑，跟不屑于那个“游”字是一模一样的。

夜里七点钟的新闻联播，父亲是一定要看的。从新闻里知道国家第九次裁军，他还问过我，用家里刚刚装上的电话，建议我学一样两样自己感兴趣的新东西，社会变化快，而我还年轻。他耳朵不太听见，看新闻时就把藤椅挪到电视柜前面一点，凑过去，可能播音员对这个老头都面熟了。电视机是大姐在他六十岁生日买的，蓼花村的第一台彩电。后来新出了更好的，大姐拜托美姐在省城大商场预订了，在他七十岁大寿那年，父亲用不着，说电视柜小了搁不进，还是给了刚当上爷爷屋里更要热闹的建群。

建群隔壁的第一台彩电里办着又唱又跳的晚会，父亲把声音调小了。接下来还是又唱又跳，父亲关了电视，打开了他的木箱。

母亲把两个吊瓶灌好热水。父亲母亲都不用大姐买的热水袋，习惯自己的老一套。母亲盯着小餐桌上明天要用到的报纸，是大姐带回来给父母铺桌子饭后收拾垃圾用的。那张一九九八年三月的报纸上，有着国家领导人的一排大幅相片。

你一个不识字的人，看什么报呢？父亲把眼镜推到鼻头，笑着问母亲。老来他变得面相慈善，表情丰富。只是他的鼻头因为更加清癯，而显得突兀了。

父母的隔壁正在训孩子。是父亲的第二代当着第四代在训第三代。

我看什么报？我看现世报。不识字的母亲也笑了。

经冬不凋的美丽蓼花一丛丛

小姑在电话里表示要跟大姐一起住。因为大姐说不麻烦她，退休了，自己在省城买套房子的钱还是够了的，何况小姑自己也一家老小。小姑急促地打断了她，语气突然生硬了，美丽宝你不跟我住，我就跟你住。家里他们几个都孤立我。

更年期呢，大姐在蓼洲监狱这头笑着说，二〇〇一年了，我们不管住不住一起，新的开始，要一起把两千后面那个“一”字写好呢。电话那头小姑错愕了一下，不明所以，也笑了。小姑脱了一颗牙，笑起来有点跑风漏气。

大姐退休就开始自己的独一份的生活。她是爱热闹的，一直向往着到蓼花河以外看一看，住一住。省城刚好，不远不近。何况小姑和美姐在省城，外甥女在省城。

头年父亲去世了。论场面，还是少说几句吧。蓼洲监狱的大小领导都到齐了不算，镇里干部到齐了不算，不管是大姐大姐夫的脸面，还是已经在省监狱管理局当上处级干部建虎的脸面，或是老书记自己当初全力成全蓼洲监狱在蓼花大队落地，后来出面调停这样那样矛盾的脸面，他们都会来的。蓼花村来齐了不算，子弟学校那天推迟一小时上课，让孩子们吃上豆腐饭为老书记送终也不算。大姐夫村里的书记，也是老书记了，带着大队伍过了蓼花渡。来了龙灯，旗子，腰鼓队，大地红礼炮装了一船。书记半步不离，鼓乐齐鸣里一直送父亲百年归山。那里开阔敞阳，多多在老虫冲等候了父亲十七年。争也争过，斗也斗过，还是一辈子的老兄弟啊，书记从建群开始，一一握着我们的手，又回头握着建群这个大孝子的手说。父亲在世时，书记过了蓼花河来得勤，会登门坐一坐，聊一聊父亲木箱里的老书，聊一聊他们都有些看不懂的新事。建群不常过来陪坐，书记可能也有点糊涂了，喊父亲喊老兄，到隔壁喊建群居然喊老弟。

父亲每年的生日，后来的忌日，大姐都在台历上加个圈。二〇〇一年是加黑圈的第一年，也是红圈比之前哪一年都密集的一年。大姐退休比大姐夫只晚了三个月。三个月内等着大姐退休的大姐夫有点百无聊赖，跟大姐商量要在蓼洲监狱楼下的水泥围子里，种小白菜，菠菜，芹菜，红苋菜，西兰花，紫甘蓝。还郑重声明要买一辆洋气的电动单车。大姐都答应，说钱反正在你袋子里。一辈子大姐都不经管钱，她也好像多年不缺钱，生活质量恰恰比她的同龄人高一点点。

美姐跟房主谈得差不多了，大姐让美姐陪着只去了一趟，就把湘江边的那栋老房子买了下来。她很相信眼缘，那是一个不大的院子，三层，有点渗水，短墙上爬满了爬山虎。事实证明美姐的前期工作不但尽心尽力，眼光也是不错的。老房子离小姑家十五公里，离美姐家也是十五公里。大姐去银行的路上，不忘给大姐夫打个电话。大姐夫正在镇上买秋芝麻种子，他也忙着，电话里哦哦着，技术员告诉他一节接着一节开花的芝麻，被称为八谷之冠。

八谷之冠，好兆头，兄弟姊妹排第一，也正是说你美姐啊。满头银发的美姐挽着大姐说。

我是这一名，大姐向美姐伸出她的无名指。

大姐大姐夫全家陪着母亲过年。过年前一天，母亲在灶边炸芝麻橘皮红薯片，一屋子的香。建群也过来帮忙，让他的孙子身子后仰翻拱桥给大家看。蓼花渡修了桥，那天通车剪彩。大姐跟大姐夫喊天天在家族群发红包的大外甥开车，到蓼花河那边，去看自己的老屋。

大姐夫的母亲去世时，亲族邻居罗列大姐夫大姐罪状的第三、四桩，核心要义包括了大姐照顾娘屋太过，变相褫夺了婆家进而影响到蓼花那边他们所有人的意思。现在光看老屋，倒真像有这么个意思。其实大姐何尝没有想过帮衬着大姐夫这个遗腹子，千难万难，也在这边开一块土，砌几间屋，让那些眼红的人们继续眼红去。但凡事总有个量力而行，总有个轻重缓急，大姐认准了的事，像极了父亲，并不在乎哪个说三道四。

今后会来得更少了。低矮的老屋还坚实，只是屋顶上的瓦长了巴茅草，蒲公英，苦菜花，开春倒是要修饬了。

老屋旁边，是以前人来人往的必经之道，经冬不凋的美丽蓼花一丛丛，看不出曾经有过一条完整的路。大姐提着油漆桶，用她的美术体，在老屋墙体上刷了几个鲜红的大字：君子不立于危墙之下。

那条美丽的鲤鱼少根筋

像父亲，大姐从七十岁开始就有点耳背。头发也全白了。

她完全适应了省城的生活。出门一里路就可以买菜，湘江边的肉菜比蓼洲监狱还便宜，蔬菜稍贵。这是推着单车陪大姐天天考察市场的大姐夫的结论，他跟在后面买单。他们学会了通过绿色通道坐地铁，有一段每天比头一天多坐一站，到处转一转，坐遍以后，又每天少坐一站，一天一天坐回来。大姐喜欢有质感的家里用得上的东西，贵一点不要紧。大姐夫年轻时期老出门，审美似乎比她强一些，她也服气，心气高的人每每还是讲道理的。他们也买衣服，年年买，过年前一个不落给家里人悉数买齐，并通过给孙儿辈买衣服去接近他们的喜好和习惯，努力了解新世界多一点。自己买衣服的同时给自己买了公墓地，百岁终老了，相片和新制服都准备好了的。万一将来照料不了自己，今天不晓得明天，请保姆的钱就存着，以前是五年定期，后来三年，定期利息高，每次大姐夫都赚大了。大姐夫记挂着在院子里种菜养花，大姐负责在一旁院子天井里晒太阳，按她自己的说法是负责坐井观天。大姐是不洗碗的，掌勺虽是她的事，其他择菜淘米等碌碌余事，还是老生卫科长的。大姐对她做的东坡肉是中意的，可能自认为只比父亲做的差一点，但想更好也难了。父亲再也教不了她，她也不多教别人，两个儿媳妇谦虚，总说没有学到她的真传。大姐不养狗，狗太通人性，太重感情，她也太重感情，正因为如此，这么个年纪了，便不再轻易对等付出。就这样了，乐天知命，随遇而安，大姐用微信语音这样向我总结。

耳背的大姐还是不省心的。刚到省城的头几年，蓼花村一打电话，多有给她添堵的事。她会出主意，做工作，讲重话。那时候哪句话她都听得真切，回得干脆。二〇一六年建群打电话来，说两个儿子商量着要改老屋，为了房子到底齐墙共垛分开砌，还是共用堂屋一起砌，两个兄弟在闹意见，请大姐劝一劝。大姐左讲右讲，后来两个侄儿是和好了，私下倒埋怨这个大姑姑老思想，旧观念。大姐在家里摇头，又好气又好笑，一再嘱咐大姐夫今后一定要提醒她，侄儿这一代，天大的好事，都少管。

建虎同在省城，不常来往。当领导工作忙是一个原因，大姐对我说，我也少烦他，前些年还老是被个姐姐说这个，说那个，可能很影响他的自我感觉。

近年逢年过节，给小姑打过电话，蓼花村还有电话来，大姐夫的外甥也有电话来。蓼花村的电话她来接，她让大姐夫帮着解下围裙，一边提醒鱼别煎煳了，一边向大家互致问候，耳背的大姐听到的可都是好话，有些好话可能还没听见。

大姐偶尔也是糊涂的。大姐夫跟大姐商量，给他的姐夫家里汇了几次钱，五千，一万，三万。五万的那次，大姐夫没跟大姐说。平时家里都备着足够的现金，外甥和小辈们孝敬的红包，总要在他们回去时多加了退还。家庭以外加红圈圈的人情走动，他们都是事先预备着现金的。二〇一八年大姐自己生日那天下午，大姐陪大姐夫去银行办定期存款的续存，一起把工资卡上的余额确认一下，大姐总觉得有一笔数不对。大姐夫慢悠悠地说，是不对呢，怎么少了五万整的，新折子账面余额倒是越来越多了？

从银行回来，坐在大姐夫的单车后架上，大姐一路还在糊涂。到家后，大姐夫开始准备做晚饭，剖鲤鱼。大姐陪着在厨房里，看着大姐夫用刀面拍打拍打，却找不出鲤鱼从鱼腮到鱼尾的那根筋。

没有筋呢，这条鲤鱼？大姐问。

这条鲤鱼是母的，本来就少根筋。大姐夫还是慢悠悠的回。

从省城回美丽的蓼花村，导航设定高速优先

赵建龙是我小舅。我是我小舅赵建龙的外甥女婿。

外婆去世了。

我从黄花机场接到从大连回来的小舅全家，导了航，开车就往蓼花村赶。小舅坐在副驾，短胡须上沾了面包屑，咕噜咕噜喝着矿泉水，问我的近况，目前出版社的行情，嘱咐我对他的外甥女好一点。多依着她吧，她跟她妈妈她外公一个脾性，小舅说。他喜欢听我的长沙话里夹杂着的岳阳腔，顺嘴还学我一两句，他说就像糯米夹粳米煮饭，软糯又有嚼劲，正对他这个在北方平日餐桌吃不上大米饭的南方人的口味。他的蓼花大队口音不改，拉拉杂杂跟我说了很多，我也喜欢听。舅妈和表妹在后座，抱着空调被，困得不堪，醒一阵又睡一阵。

两舅甥在下高速前最后一个休息区，一起酣畅淋漓撒了一泡尿，在停车场抽起烟来。

我想为你丈母娘写点东西。小舅说。

很好啊，我说，我也为她写过一两篇小散文。

那你先给我看，小舅说。

还是舅舅写。我老老实实回，说真话，比你小不了几岁，但你经历过的，我到底体会没有那么深。何況是写丈母娘，美化不当，就成丑化了。

小舅笑起来，后面写的，就先给你老婆看。我们一起往车子边走。

你也劝你丈母娘呢，老母亲九十四岁了，这样的寿岁终老，是白喜事，放在蓼花大队算头一个。我的公司刚刚开业，也忙，真不知道老人走得这么快。你丈母娘体谅你们上班辛苦，兴许老人还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他们两老就先坐高铁回蓼花村照顾，跟其他兄弟姊妹一起赶上了给老人送终。你老婆中午接到小姑他们，也刚刚到家了。登机之前你丈母娘跟我讲，前天她中午梦见多多，下午心窝子紧，像有心电感应。傍黑边老母亲就去了。血脉相连的有些事情很神奇的，你说对不对？小舅搂着我的肩膀，揉搓着他的鼻子。

看看还要多久？小舅上了车，系好安全带。

我推眼镜看了看，显示车程六十公里，一脚油门就到蓼花村。

责任编辑：易清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