晏国菀 夏雪

摘要：减税降费是否能对中国实体经济发展产生积极影响，是中国制定经济发展战略、实施宏观调控的重点关注问题。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视角，利用双重差分法实证检验减税降费政策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实施重大减税降费政策地区的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显著上升，“减税”和“降费”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均存在正向影响。进一步研究发现，减税降费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主要机制是提高企业创新水平和资源配置效率。从企业内外部特征来看，处于财政效率较高地区和“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的企业，以及非国有企业和小规模企业，减税降费对其全要素生产率的积极影响更强。因此，应制定契合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减税降费政策，强化降费举措和政策指向性，避免“一刀切”或“单一模式”。

关键词：减税降费；全要素生产率；企业创新水平；资源配置效率；高质量发展；双重差分模型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848-2023（02）-0119-12

一、问题提出

习近平总书记于2020年7月在企业家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要加大政策支持力度，激发市场主体活力，使广大市场主体不仅能够正常生存，而且能够实现更大发展”。当前，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为了契合国内经济发展形势，减轻实体经济负担，减税降费政策成为中国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举措。2018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2013—2017年5年间，中国“累计减税超过2万亿元，加上采取小微企业税收优惠、清理各种收费等措施，共减轻市场主体负担3万多亿元”；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又指出，2018年“全年为企业和个人减税降费约1.3万亿元”，2019年“全年减轻企业税收和社保缴费负担近2万亿元”；2020年推出阶段性企业社保减免、中小微企业税费减免等政策，减税降费规模超过2.5万亿元①。這种连续大规模减税降费举措，意味着中国减税降费朝着实质性、普惠式方向发展，其减轻企业成本负担和稳定经济增长的政策意图十分明确。

关于减税政策如何影响宏观经济的研究较为丰富，既有研究发现减税有利于带动制造业转型升级，改善经济总体收入分配状况，通过对经济供给能力和供给结构的改善，达到稳定经济的目的［1-2］。由于企业不仅要承担来自公共部门的税负，还有各类“费负”，近年来降费也已成为与减税并重的工作。尹恒等［3］发现降低社会保险费对服务业就业有促进作用，增强了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的精算平衡功能，改善了代际不平衡。也有文献研究了减税降费政策的微观经济效应，包括企业投资［4］、融资约束［5］及企业创新［6］等。财政部原财科所所长刘尚希表示，推行减税政策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中国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的重要举措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网站.http：//www.gov.cn/jrzg/2013-01/04/content_2304577.htm.。微观企业的发展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基础，只有企业率先实现高质量发展才能从根本上推进中国经济高质量增长，即企业高质量发展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要条件［5］。而减税降费作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性举措，不仅要减轻企业负担，更重要的是要从微观企业出发，契合宏观经济增长和经济结构调整的要求。但已有文献主要关注了减税降费对企业行为的直接影响，或从改善企业资本环境出发研究企业单一方面的经济效应，尚未有全面深入综合考察减税降费与企业高质量发展之间关系的研究。

全要素生产率反映的是企业资本、劳动力、技术、管理、组织等要素投入所形成的最大化产出［7］，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是经济持续增长、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源泉。因此，减税政策能否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关键在于其能否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企业产出的增加有两种方式：要素投入增加和生产效率提升。一方面，减税降费可以直接提高企业税后净收益，通过内源融资缓解融资约束对企业发展的制约［5］，激励企业增加劳动、资本等要素投入，扩大再生产［8］。同时，由于企业在劳动、资本等要素投入过程中需承担更大的风险，减税降费能够增加企业现金持有，增强企业防范风险和应对风险的能力，进而增强企业为提升全要素生产率而做出决策的意愿［9］。另一方面，政府的税收行为会对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产生扭曲效应，并随税率的提高而增大［10］。减税降费能缓解这种扭曲效应，使企业可能做出更优的投资和经营决策，提高生产效率［11］。因此，减税降费能提高企业税后净收益，使企业做出更优的经营决策，从而提高其全要素生产率，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

为了考察减税降费政策能否切实对企业高质量发展产生积极影响，本文利用2012—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DID）实证检验了减税降费政策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相对于既有文献，本文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从企业产出的视角划分“减税”与“降费”，立体地考察了减税降费政策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的作用路径与动态情景，为减税降费政策的微观效应提供了新证据。第二，已有研究企业高质量发展影响因素的文献，多从微观企业自身行为或宏观金融战略、发展战略［12］等方面入手，本文从重大减税降费的视角展开研究，可以为进一步理解企业生产率提升的影响机制和引导企业提质增效提供新的认知。第三，大量文献从单项税收政策改革讨论了减税的经济效应，但单项减税政策并不能充分、有效地反映企业所减轻的真实税负［13］，综合考察各项减税降费政策可以更全面地反映企业享受密集推行的多项减税降费政策后的实际获益。此外，本文在企业内外部特征层面的异质性分析从更丰富的层面上反映了减税降费政策发挥效应的优势与实现条件，为持续推行的减税降费政策提供了新的实证证据。

二、制度背景和研究假设

（一）制度背景

中国经过40余年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就，随着2012年党的十八大召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经济也从高速增长阶段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2014年李克强总理提出“调整经济结构、促进转型升级”，并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中国高质量发展的根本途径。减轻企业税费负担是供给侧改革的重要目标之一。2015年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了一系列减税降费措施，同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实行减税政策，要降低企业税费负担，进一步正税清费，清理各种不合理收费，营造公平的税负环境，研究降低制造业增值税税率。2015年结构性减税和普遍性降费持续推进，税务部门全面落实各项税收优惠政策，全年支持“双创”减免税3 000亿元以上

参见中国经济网.http：//finance1.ce.cn/rolling/201602/15/t20160215_8843828.shtml.。截至2015年底，中国已累计取消、停征、免征和减征了468个收费项目，每年减轻企业费负1 230亿元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网站.http：//szs.mof.gov.cn/zt/mlqd_8464/zcgd/201706/t20170616_2624960.htm.。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的调研结果显示，减税降费取得了明显成效，2012—2015年按照推进收费清理改革的有关要求出台的一系列降费减负的政策措施，累计取消、停征、免征和减征了496项收费基金，每年减轻企业和个人负担超过1 500亿元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网站.http：//www.gov.cn/xinwen/2017-05/23/content_5195964.htm.。2016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更是将以往会议提到的“结构性减税”直接改为“实行减税政策”的表述方式，把“减税降费”放在了突出重要的位置。

减税降费政策随后持续推进，2017年李克强总理提出“持续推进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持续推进放管服改革和减税降费。2018年深化增值税改革，将制造业作为政策发力点，并与中国高质量发展目标紧密结合。2019年的深化增值税改革是实施更大规模减税降费的“重头戏”。李克强总理在2019年3月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时，要求在深化增值税改革实施过程中，确保主要行业税负明显降低、部分行业税负有所降低、所有行业税负只减不增，同时明确指出“必须多措并举降低市场主体、特别是民营企业和小微企业的税收负担，充分发挥其稳定就业的重要作用，更大激发市场活力”。为进一步巩固拓展减税降费成效，2020年中国政府推出阶段性企业社保减免、中小微企业税费减免等政策。由此可见，中国近年密集实施的减税降费政策，不仅希望能够减少企业税收负担，还希望能够调动企业生产经营积极性，激励企业增加要素投入扩大再生产，促进中国实体经济发展，从而巩固经济稳中向好的势头。

（二）假设提出

中国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是推动经济由投入型向效率型转型，全要素生产率是衡量投入—产出效率的关键指标。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主要来源于技术进步和资源配置效率的改善［14-15］。如果外部融资成本过高或获取困难，往往不能使企业做出最优的投资和经营决策［16］。因此，普遍的融资约束限制了企业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行为。减税降费降低了企业实际税负，通过内源融资缓解了融资约束对企业发展的制约［5］，有利于降低企业生产经营成本、增加企业人力资本投资和研发投资，进而提高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

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反映资本、劳动、技术、管理、组织等要素投入所形成的最大化产出［7］。减税降费提高了企业税后净收益，增加了企业可支配利润，能够激励企业增加要素投入扩大再生产［8］。在资本要素方面，由于企业享受到减税降费政策红利，降低了资本使用成本，可以促进企业增加新产品的开发、投资技术含量较高的机器设备等［17］，进而提高劳动生产率。除了技术创新以外，知识储备、管理效率等因素也会影响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水平。而这些要素的积累与发展往往都离不开组织成员的支撑作用。例如，高管决策的倾向与能力，普通员工执行的态度与效率［18］。因此，在劳动要素方面，企业可支配利润增加使其有意愿有能力提高薪资、聘请更有能力的管理者、加强员工培训，从而促进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同时，企业在加大技术创新、人力资本培养等过程中，必然需要承担更大的风险。而减税降费增加了企业现金持有，增强了企业防范风险和应对风险的能力，可以增强企业为提升全要素生产率而做出决策的意愿［9］。

此外，政府的税收行为会对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产生扭曲作用，且这种扭曲作用会随着税率的提高而增大［10］，当税率下降时，企业生产经营活动受到的扭曲程度降低，生产效率提高［11］。持续的减税降费政策能降低企业实际税负，

使企业在生产经营活动中受到的政府税收扭曲作用降低，增加了企业的继续经营价值，同时也提高了企业的投入产出效率［19］。除此之外，企业的税收成本下降，扩大了企业生产经营所需现金流和投资资本，还可能影响企业其他经营行为，如优化进出口决策、提高设备类固定资产投资水平［4］。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1：与没有实施重大减税降费政策地区的企业相比，实施重大减税降费政策地区的企业其全要素生产率显著上升。

全要素生产率是一个综合性的索洛余值，可以分解为技术进步效应和资源配置效应两个方面［14］。一方面，在企业要素投入数量一定的情况下，要素配置方式的优劣将直接影响要素配置效率，从而决定企业的生产效率。Bartelsman等［20］发现资源的随机配置和有效配置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效果大为不同。当企业的要素配置效率达到最优状态时，企业的产出和全要素生产率将明显提升。另一方面，企业创新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这是因为企业自主研发能力的增强可以直接提升企业生产效率，还可以降低企业生产成本，减少对劳动、资本的依赖，进而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21］。

企业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关键在于资源配置效率的改善和技术的进步［14-15］。减税降费可以提高企业税后净收益，可能使企业做出更优的经营决策，但其是否能够改善企业资源配置效率和创新水平呢？就创新而言，技术创新主要包括新产品的开发应用、技术含量较高的机器设备等，但其研发难度大、风险高、需要大量时间和资源投入。研究表明，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会导致企业研发投入不足，扭曲技术改进决策和创新投资活动［6］，从而制约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自熊彼特“创新理论”開创性提出以来，内源融资是企业创新投入的主要资金来源得到学者们的一致认可［18］。一方面，减税降费政策的实施能够减轻企业的税费负担，改善企业现金流，从而提升企业的内源融资能力，使企业及时增加对研发创新的资本投入，提高企业创新水平；另一方面，减税降费政策，尤其是针对企业研发投入的税费减免，能够直接减少企业研发投入的税费成本，激励企业增加研发投入、推动技术进步［17］。

企业资源配置表现为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对资本、劳动等生产要素的配置。投资作为企业最为重要的生产经营活动之一，一直被看作企业资源配置和价值创造的基础［15］。企业实际投资相对最优投资的偏离程度越大，企业资源配置效率就越低［22］。企业在进行资源配置的过程中主要受到当期现金流和预期资金回报率的影响。当企业面临资源约束时，难以抓住所有投资机会，从而导致其实际投资低于最优水平，产生投资不足问题，进而降低了企业资源配置效率。一方面，实施减税降费政策可以降低企业生产经营成本、提高当期现金流，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企业面临的资金压力，帮助企业解决因资金不足而不得不放弃较好投资机会的难题［16］；另一方面，从预期回报率的角度，企业投资的动力是获得足够的投资收益，未来净收益的大小和收益的不确定性是影响企业投资决策的主要因素。减税降费政策间接降低了企业新增投资的成本，起到稳定企业投资预期的作用。在预期收益增多、预期风险减小的情况下，企业增加投资规模，降低实际投资相对最优投资的偏离程度，从而使资源得到更好的配置，提升资源配置效率。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2：提高企业创新水平和资源配置效率是减税降费政策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主要机制。

三、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与样本筛选

中国从2012年开始进入经济强盛期。随着党的十八大召开，中国开启了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进程，也由此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李克强总理在2014年提出“调整经济结构、促进转型升级”，并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中国高质量发展的根本途径。而减轻企业税费负担是供给侧改革的重要目标之一，中央和地方也相继推出各项减税降费政策。为综合评估这一系列减税降费政策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本文将2012年作为研究起始年，以2012—2019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分布于31个省份（不包括中国香港、澳门和台湾）。本文数据主要涉及各省份财政数据和上市公司财务数据，均来自国泰安数据库（CSMAR）。在样本筛选过程中，本文剔除了金融行业企业，ST、*ST、PT类公司以及主要数据缺失的企业，最终得到19 255个企业—年份观测值。为剔除极端值的影响，对所有连续变量进行了上下1%分位的缩尾处理。

（二）变量定义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目前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大致分为三种，分别是OP法、LP法，以及普通最小二乘（OLS）法。本文在基准回归中使用LP法进行测算。具体地，LP法中涉及的产出变量以营业收入取自然对数表示，劳动投入以企业职工人数取自然对数表示，资本投入以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支付的现金取自然对数表示，中间投入以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取自然对数表示，用LP法测算出的值取自然对数反映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水平，以TFP表示。

本文的解释变量为“重大减税降费”（TFD）。首先参考孙正等［23］以各省份各年税收收入和非税收入之和反映当地税费负担，为控制经济发展水平对当地税费负担的影响，用税费负担除以当地当年GDP进行处理。而后借鉴Atanassov等［6］对重大减税的处理，若省级税费连续4年及以上降低，且累计降低之和为0.5%及以上，则定义该省份在此期间实施了重大减税降费，TFD取值为1，反之则取值为0。

为识别“减税”和“降费”的政策效应是否存在差异，又分别对“重大减税”（TD）和“重大降费”（FD）进行考察。若省级税收连续4年及以上降低，且累计降低之和为0.5%及以上，则定义该省份在此期间实施了重大减税，TD取值为1，反之则取值为0。类似的，若省级非税收入连续4年及以上降低，且累计降低之和为0.5%及以上，则定义该省份在此期间实施了重大降费，FD取值为1，反之则取值为0。

为了考察企业创新和资源配置效率是不是减税降费政策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机制，本文用滞后一期的企业专利授权数加1取对数来衡量企业的创新水平（PAT）。企业资源配置效率的重要衡量标准之一在于企业投入资本的产出效率，因而本文借鉴钱雪松等［15］用企业投资效率反映资源配置效率（EI），并构建投资模型如下：

INVit=α+β1SGit-1+εit（1）

参考李志生等［22］的做法，用式（1）残差项的绝对值作为企业投资效率的度量指标。SGit-1为企业i于第t－1年销售额的增长率，反映企业拥有的投资机会。INVit为企业i于第t年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的增量占总资产的比例，反映企业投资水平。残差项为非效率投资占总资产的比例，对残差项取绝对值乘－1，得到企业投资效率的度量指标EI，EI越大表明企业投资效率越高。

根据相关研究，本文控制了已被证实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相关的变量。现有研究表明，企业特征，例如企业年龄（AGE）、企业规模（SIZ）、产权性质（SOE）等，能够影响企业所能利用的资源，从而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产生重要影响。此外，企业盈利能力也是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因素，因此本文控制了企业的财务特性，例如固定资产占比（FIX）、营运资本占比（WC）、自由现金流量占比（CF），以及净资产收益率（ROA）、每股收益（EPS）等。考虑到市场需求对生产率的作用，本文还控制了企业营业收入增长率（OIG）。

（三）模型构建

本文借鉴Beck等［24］的方法，采用多期DID模型评估位于实施或未实施重大减税降费政策地区的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是否存在显著差异。具体模型如下：

TFPist=α+βTFDst+γXist+μi+λt+εist （2）

其中，下標i表示企业，s表示省份，t表示年份；TFPist表示企业全要素生产率；TFDst为重大减税降费虚拟变量，相当于横截面上是否享受减税降费的企业类型与时间序列上的减税降费年度的交乘项，也是本文关注的DID估计量；Xist为一系列的控制变量；μi为企业个体固定效应，λt为年份固定效应。

为进一步验证减税降费政策是否通过技术进步和资源配置效率的改善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施加影响，本文借鉴Beck等［24］的机制检验方法，考察减税降费政策对企业创新水平和企业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构建模型如下：

PATist+1=α+θTFDst+γXist+μi+λt+εist

EIist+1=α+θTFDst+γXist+μi+λt+εist（3）

其中，PATist+1为未来一期企业创新水平，EIist+1为企業资源配置效率。本文主要关注TFDst的系数θ，如果θ显著为正，表明减税降费政策通过企业创新水平或资源配置效率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1。企业全要素生产率（TFP）的最大值为19.817，最小值为14.233，均值为16.677，表明不同企业之间的全要素生产率差距较大。解释变量TFD的均值为0.346，表明平均有34.6%的企业享受了重大减税降费政策；TD的均值为0.261，标准差为0.439，表明平均有26.1%的企业受到了重大减税政策的影响；而FD的均值为0.072，标准差为0.257，表明只有7.2%的企业享受到重大降费政策。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两方面：一方面，党中央和国务院自1998年以来统一领导和部署，从上到下持续进行了收费整顿，清理了多项不合理收费，如劳动部门的劳务许可证费、待业证费等8项收费，银行部门的银行开户许可证费、贷款咨询费等9项收费等，大大减轻了企业费负；另一方面，收费整顿的目的是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以税收为主、收费为辅的收入分配体系，因此企业税负较企业费负更高。故享受重大减税政策的企业较享受重大降费的企业比例更高。

（二）减税降费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重大减税降费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估计结果见表2。第（1）列只控制了年份和企业固定效应，第（2）列在模型中进一步加入了控制变量，TFD的系数均在1%水平下显著为正，表明享受重大减税降费政策推动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这是由于减税降费提高了企业的税后净收益，能够激励企业增加对于劳动、资本等要素投入，扩大再生产［8］。企业现金持有增加也增强了企业防范风险和应对风险的能力，使企业为提升全要素生产率而做出决策的意愿提高［9］。除了对企业要素投入产生影响之外，减税降费政策也降低了企业经营活动因政府税收而受到的扭曲程度，使企业做出更优的投资和经营决策，表现为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假设H1得到验证。

表2第（3）列报告了“减税”和“降费”各自的政策效应。TD和FD系数的分别在5%水平和10%水平下显著为正，表明重大减税和重大降费都能降低企业实际负担，增强企业投入产出效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而FD的系数大于TD的系数，表明重大降费相比重大减税存在更强的政策效应，可以并且应该持续和坚决推进降费举措。

（三）影响机制

全要素生产率可以分解为技术进步效应和资源配置效应两个方面［14］。表3第（1）列报告了企业创新水平这一影响机制的检验结果，TFD系数在1%水平下显著为正，表明减税降费能够提升企业创新水平。这是由于减税降费降低了企业实际税负，增加企业可支配自由现金从而提升企业的内源融资能力，

缓解企业研发投入不足的问题，激励企业扩大企业对于研发创新的资本投入，表现为企业创新水平的提

高。第（2）列报告了资源配置效率这一影响机制的检验结果，TFD系数在10%的水平下显著为正，这是由于减税降费提高了企业税后净收益，在缓解了企业所面临资源约束的同时也间接降低了企业新增投资的成本，起到稳定企业投资预期的作用，进而降低了企业实际投资水平相对最优投资水平的偏离程度，表现为企业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实证结果表明，提高企业创新水平和资源配置效率是减税降费政策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主要机制，假设H2得到验证。

（四）异质性检验

1.地方财政效率

财政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有机环节，无论是“市场失效论”还是“公共产品论”均证明了财政的不可或缺性。而在市场制度环境下，效率成为市场参与主体的重要追求目标，政府作为市场参与者，财政效率反映了财政活动对其他市场主体的作用。为了考察地方财政效率对减税降费政策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关系的影响，本文在式（2）中引入交互项TFD×LFE进行回归，其中LFE表示当地财政效率，采用地方一般预算支出来衡量［25］，若其高于各省份同年中位数取值为1，否则为0。估计结果见表4第（1）列，TFD×LFE的系数显著为正，表明当地财政效率越高，减税降费政策对处于财政效率较高地区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影响越强。这是因为较高的财政效率缩短了各地减税降费政策措施从出台到落实再到生效的滞后期，从而加快减税降费政策对企业调整投入产出效率的影响。除此之外，较高的地方财政效率可能使企业享受到更多由良好基础设施水平和成熟管理水平带来的外部性［26］，更便于企业调整其要素的投入产出。

2.“一带一路”建设

自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被提出以来，“一带一路”建设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契机。为了考察“一带一路”对减税降费政策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关系的影响，本文构建“一带一路”虚拟变量（BR），若企业所在省份为“一带一路”沿线则取值为1，否则为0，并在式（2）中引入交互项TFD×BR。估计结果见表4第（2）列，交互项TFD×BR的系数在1%水平下显著为正，表明与非“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相比，减税降费政策对处于“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的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影响更强。这是因为“一带一路”倡议有助于降低支持企业的投资风险，提高支持企业的投资水平［27］，并且能够推动投资便利化，提高企业投资效率，企业在享受减税降费政策时能更快调整要素投入，提高企业投入产出效率。

3.企业产权性质

企业由于产权性质的不同，面临的市场环境、资源条件等存在差异，税负变化敏感度和税收政策激励作用也会有所不同。本文在式（2）中引入交互项TFD×SOE进行回归，其中SOE表示企业产权性质，若为国有控股企业则取值为1，否则为0。估计结果见表4第（3）列，TFD×SOE系数显著为负，表明相对于国有企业来说，减税降费对非国有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积极影响更强。这是由于与国有企业相比，非国有企业缺乏政府的隐性担保和地方政府的保护，也较难与国有银行等金融机构建立合作，其所面临的融资约束比国有企业更为严重。因此，减税降费政策对非国有企业降低实际税负、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有着更强的作用。

4.企业规模

规模较小的企业在发展过程中更易面临要素匮乏、资本成本高等诸多困境。本文在式（2）中引入交互项TFD×LRG进行回归，其中LRG为反映企业规模的虚拟变量，若企业规模高于当年所处行业的中位数，LRG取值为1，否则为0。估计结果见表4第（4）列，TFD×LRG系数在1%水平下显著为负，表明相对于规模较大的企业，减税降费政策对规模较小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更强。这是由于实施减税降费政策增加的企业税后利润及现金流更有助于缓解规模较小企业的燃眉之急，增强企业发展活力，进而提高其投入产出效率。

图1减税降费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水平影响的

平行趋势检验结果

五、稳健性检验

（一）平行趋势检验

DID估计结果无偏的前提是满足平行趋势假定，即是否享受减税降费的公司在减税降费前应有相同的变动趋势。本文绘制了95%置信区间下系数的估计结果（见图1）。在减税降费前系数在0附近波动，说明是否享受减税降费的企业具有相同的发展趋势，而在减税降费后，其效应明显上升并异于0，表明是否享受减税降费企业的趋势变化是由减税降费这一政策导致的，并具有持续性。

（二）安慰剂检验

为了确保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水平的变化是由减税降费而非其他政策带来，本文假设减税降费的年份分别提前1年、2年、3年作为“伪减税降费”时间，并构造了虚拟变量TFD-1、TFD-2、TFD-3，加入式（2）中重新回归。如果虚构方式下的DID估计量的回归结果依然正向显著，说明原来的估计结果出现了

偏误。表5第（1）～（3）列分别是假设减税降费政策提前1～3年的估计结果，DID估计量均不呈正向显著，这说明享受减税降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并不是由其他因素导致，而是来源于减税降费政策。

（三）倾向得分匹配

为排除是否享受减税降费公司的其他差异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PSM）重新构建控制组进行检验。本文根据式（2）中的控制变量在共同取值范围内对控制组公司样本进行分年度1对1最邻近匹配。各年的平衡性检验结果显示，处理组和对照组样本不再具有显著的差异。匹配后的回归结果见表6，第（1）（2）列中TFD的系数显著为正，表明本文结果依然稳健。

（四）遗漏变量的影响

在式（2）中可能存在来自遗漏变量的内生性问题，使模型估计出现偏误。本文借鉴Frank［28］的做法，通过计算遗漏变量的影响阈值（ITCV）来判断基准回归结果是否稳健。通过计算得到ITCV统计量为0.013，意味着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减税降费与未观察到的遗漏变量之间的相关性一旦达到

0.115（0.0131/2），式（2）估计的显著性就会发生变化。计算控制变量的影响度发现，除了SIZ（影响度为0.054）和FIX（影响度为0.014）以外，其他控制变量的影响度均远小于ITCV。根据Gamache等［29］的研究，即使个别控制变量的影响度大于0.013，这两个控制变量的影响也均为正值，并不会对回归结果产生相反的影响。此外，式（2）估计的R2为0.601，拟合优度较高。因此可以判断，遗漏变量导致的内生性问题并未影响原有基准回归结果，本文结论依然稳健。

（五）更改关键变量的测度方法

1.更改重大减税降费的测度值

前文将省级税费累计降低之和为0.5%及以上定义为重大减税降费，这里将累计降低之和变更为1%及以上再次进行回归。估计结果见表7第（1）列，可见在改变重大减税降费的测度值后，依然得到了与假设H1一致的结论。

2.更改全要素生產率的测度方法

前文计算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时采用LP法进行测算，这里使用OLS法和OP法再次计算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并分别表示为TFP1和TFP2。具体而言，OLS法选取企业规模、劳动资本投入、中间投入对企业产出进行OLS回归，并以其残差表示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其他变量定义与LP法一致。

使用OP法所涉及的投入变量、产出变量和中间变量定义与LP法一致，退出变量（exit）根据上市公司在样本期间是否被ST、*ST和PT以及是否退市判定。估计结果见表7第（2）（3）列，依然得到了与假设H1一致的结论。

六、结论及政策启示

减税降费是否能对实体经济发展产生影响，是中国制定经济发展战略、政策和实施宏观调控的重点关注问题。本文基于减税降费政策，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视角，采用双重差分法实证检验了减税降费政策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实施重大减税降费政策能够促使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且进一步分别考察“减税”和“降费”的政策效应之后发现，重大减税和重大降费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均存在正向影响。从影响机制来看，减税降费政策的实施能够使企业扩大对于研发创新的资本投入，以及降低企业实际投资水平相对最优投资水平的偏离程度，表现为企业创新水平以及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最终作用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从企业外部环境来看，对于财政效率较高的地区以及“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减税降费政策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影响更显著；从企业内部特征来看，非国有企业和规模较小的企业，其全要素生产率受减税降费政策影响更明显。

本文的研究结论对减税降费政策促进中国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第一，“降费”与“减税”联动，强化降费举措。在中国，企业不仅面临税收负担，还面临行政事业性收费等非税负担。本文研究结果表明，重大减税和重大降费都会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产生积极影响，且降费的影响更强。从长远来看，经济越发展，公众对社会福利的要求越高。政府税收需要保持一定的增长，长期持续减税空间有限，“降费”可以并且应该持续和坚决推进，尤其是对以企业为缴费主体的各类经营服务性收费进行清理规范。第二，坚持将减税降费政策作为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持续优化减税降费政策。本文研究发现，减税降费对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政策效应随着时间推移具有持续性。因此，在现有基础上需要持续优化减税降费政策，兼顾短期与长期，以税费政策调整顺应和引导经济结构变革，用税费的“减法”换取企业效益的“加法”和市场活力的“乘法”，促进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第三，增强减税降费政策指向性，持续加大对企业科技创新的支持力度。本文研究表明，提高企业创新水平是减税降费发挥政策效应的重要机制，建议在制定和实施相关政策时，以定向结构性减税降费驱动企业创新投资，使政策为企业降低实际税负所节省的资源能够用在“刀刃”上，精准提升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实现降低企业负担与培育经济质量发展新驱动力的“双赢”目标。第四，减税降费应避免“一刀切”或“单一模式”。本文研究发现，对于地方政府财政效率较高地区以及“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减税降费政策的积极影响更大。因此，减税降费政策的制定，需充分关注区域的财政效率、区位特点等，加大对地方政府财政效率相对较低地区以及非“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的政策力度，使政策红利发挥更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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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李再扬，高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