谯露露

摘   要：高质量就业是劳动者勤劳致富的手段，是提高劳动者收入水平并缩小贫富差距的重要途径，是助推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渠道。但是当前面临着“机器换人”现象引发的简单劳动力相对过剩的问题，劳动者“就业难”与市场主体“招工难”并存的就业结构性矛盾等影响了共同富裕的实现。因此，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提高劳动者的从业水平;以实现物质财富创造为根本，推动市场主体做优做强;以实现共同富裕为目的完善劳动力市场。

关键词：高质量就业;共同富裕;结构性矛盾

中图分类号：F24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9-6922.2023.02.009

文章编号：1009-6922（2023）02-72-07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1]22在未来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推进共同富裕是我国民生领域的重要方向和目标。所以，党的二十大报告同时强调：“就业是最基本的民生。强化就业优先政策，健全就业促进机制，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1]47可见，高质量就业是影响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因素。近年来，关于共同富裕实现路径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扩中”和“提低”，缩小贫富差距[2];大力发展实体经济，做大“蛋糕”，同时完善分配机制，分好“蛋糕”[3];持续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提升全社会的文明程度和精神生活的丰富程度等方面[4]。当前，关于以更加充分更高质量就业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研究相对较少。本文通过研究高质量就业对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作用机理，分析其面临的主要困境，探寻助推共同富裕的实现路径。

一、高质量就业助推共同富裕的作用机理

高质量就业是助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因素之一。高质量就业能够充分挖掘劳动潜力，创造充裕的物质财富;能够激活劳动者潜能，实现个人的全面发展;能够增加劳动者收入，缩小贫富差距。

（一）高质量就业夯实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

共同富裕是物质富裕和精神富裕的高度统一[5]，物质富裕是實现共同富裕的基础和条件，精神富裕是物质富裕基础上更高的追求。而我们所进入的新发展阶段依然是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以还是要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为主要任务，即现阶段依然要着力创造物质财富，夯实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为下一阶段实现精神富裕创造条件。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劳动分工越来越细，劳动者从事的职业也越来越多元，在劳动过程中以分工为基础的协作也越来越紧密，“社会劳动不断替代传统的生产劳动”[6]，以高质量就业夯实共同富裕基础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从社会角度看，高质量就业是指具有充分的就业机会、公平的就业环境、良好的就业能力、合理的就业结构、和谐的劳动关系等在内的就业。进一步而言，高质量就业能够优化调整就业结构中城乡区域结构失衡、产业结构失衡、收入结构失衡、劳动力素质失衡等问题。具体而言，高质量就业是社会劳动分工细化后劳动者充分参与生产劳动的表现。生产活动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首要前提，逐步实现“生产将以所有的人富裕为目的”[7]，所以现阶段需要以高质量就业来夯实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

（二）高质量就业夯实共同富裕的动力基础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幸福生活都是奋斗出来的，共同富裕要靠勤劳智慧来创造。”[8]共同富裕要靠共同奋斗，这是根本途径[9]。而共同奋斗的主体是人，人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原动力。这意味着需要通过满足人的需要和人的全面发展来夯实共同富裕的动力基础。从个人角度看，高质量就业是指满足自我需要、实现个人价值的就业，是有更稳定的工作、更好的收入及福利待遇，是有权益保障、有发展空间的就业。这充分体现了高质量就业践行了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内在要求，落实了人的全面发展思想的具体实践。具体而言，高质量就业以更好满足就业者自身生存和发展需要来激发其生产潜能，以满足就业者对自身价值实现的需要来发挥其创造潜能。简言之，高质量就业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来夯实共同富裕的动力基础。

（三）高质量就业缩小贫富差距

缩小贫富差距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经之路，而高质量就业是缩小贫富差距、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方式。贫富差距不仅表现为物质层面的差距，还表现为精神层面的差距。从物质层面的贫富差距看，高质量就业通过提质扩容手段，实现更加充分的就业、更高质量的就业，提高就业者的收入水平;通过消除影响平等就业的不合理限制和就业歧视，促进就业机会公平，增加弱势群体的收入。可见，高质量就业以增加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来缩小物质层面的贫富差距。从精神层面的贫富差距看，高质量就业能“实现人生价值、打破阶层固化、实现社会地位提升”，使就业者增强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10]，从而缩小精神层面的贫富差距。

二、当前高质量就业助推共同富裕面临的主要困境

现阶段，我国在推动高质量就业以促进实现共同富裕的过程中面临着不少现实约束，其中劳动力市场供需失衡的问题较为突出，即“就业难”与“招工难”并存，就业供给与需求错配的现实困境将阻碍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进程。

（一）劳动者“就业难”削弱了实现共同富裕的动力

在劳动社会化的条件下，就业是绝大多数人参与社会化劳动的主要渠道，这就直接关系到劳动者的个人收入和社会财富的创造。但是目前我国劳动者存在“就业难”的问题，具体表现为青年群体失业率高、简单劳动力过剩以及“内卷”等现象，削弱了实现共同富裕的动力。

从失业率角度看，2019—2021年我国整体的城镇登记失业率在4%左右，城镇调查失业率在5%左右[11]，总体相对平稳。但是考虑到我国人口基数十分庞大，即便是在这样相对平稳的失业率之下，失业人口规模依然巨大。失业带给个人的冲击不仅仅是收入层面，还有心理层面的消极影响，这些因素在青年失业人口中表现得尤为明显。我国青年人就业压力较大，失业率连续走高。2022年7月，16～24岁城镇青年失业率为19.9%[12]。可见，我国的青年群体面临严峻的就业形势。青年群体是创新的生力军，是壮年劳动群体的后继者，是未来社会财富的创造者。青年群体就业问题关系着整个社会的生产进程，关系着劳动力市场的稳定，所以青年群体的失业率高将削弱共同富裕的动力。

從就业者角度看，高学历者就业难表现为“内卷”，低学历者就业难表现为“机器换人”。对于高学历者而言，随着高等教育招生规模扩大，加之大量留学生回流，高学历就业人群规模逐年增长，但是就业岗位的需求数量并未发生实质性改变，这就增加了就业竞争压力。此外，由于部分市场主体招聘时习惯以学历为筛选门槛，部分就业者被迫“内卷”，而高学历者本身对就业的预期较高，这样就加大了高学历者的就业难度。对于低学历者而言，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人口红利的逐渐消失，不少市场主体选择用机器替代劳动力来降低生产成本，这使得低技能劳动力被替代[13]。

（二）市场主体“招工难”削弱了实现共同富裕的承载力量

2020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企业家座谈会的讲话中指出：“市场主体是我国经济活动的主要参与者、就业机会的主要提供者、技术进步的主要推动者，在国家发展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14]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不断完善，市场主体也在不断发展壮大。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主体是经济力量的载体，同时也是维持稳定就业的重要载体。只有市场主体良好运转，整个社会才能提供丰富的物质财富，为实现共同富裕奠定基础。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市场主体对高端人才、新型人才的需求增大。根据教育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共同发布的《制造业人才发展规划指南》显示，中国制造业10大重点领域2025年的人才缺口将近3000万人，缺口率高达48%[15]。可见，先进制造业的人才需求缺口巨大。此外，产业结构升级迭代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传统产业劳动力过剩，新型复合型人才稀缺，特别是能和机器互通的人，即熟练使用相应技术驾驭机器设备的高级工程师和高级技工人才。

随着人力资本的提高，市场主体用工成本上扬[16]。从劳动者数量来看，我国老龄化速度加快、生育率降低，这意味着将来满足市场主体需求的青壮年劳动力将相对减少。从劳动者质量来看（如图1），1985—2020年间我国劳动力人口的平均受教育程度从6.2年增加到10.8年，其中城镇从8.23年增加到了11.57年，农村从5.47年增加到了9.19年[17]。无论是农村劳动力人口还是城镇劳动力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都有明显增加，2021年新增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13.8年。劳动者受教育年限的提高意味着劳动力对薪资待遇的要求也有所提升，对自身发展有更高的要求。对市场主体而言，劳动者数量减少或劳动力质量提升会增加用工成本，这对于一些利润稀薄的市场主体尤其是生产制造业极为不利。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官网发布的《2021年第四季度全国招聘大于求职“最缺工”的100个职业排行》显示，有43个属于“生产制造”类别[18]。由于生产制造业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它对劳动力需求大，但是其利润相较于其他行业偏低，而且工作环境相对艰苦，给予劳动者的待遇整体不高，因此导致了其“招工难”的困境。此外，近年来国内国际格局发生深刻变化，加之受新冠疫情的影响，部分市场主体运营状况不佳，无法大幅度提高劳动者待遇，这也增加了招工难度。

（三）劳动力市场的供需错配削弱了实现共同富裕的促进力量

就业活动的实现需要劳动者供给与市场主体的需求相匹配。从“就业难”与“招工难”并存的现象来看，我国存在严重的人才供需错配的问题。

从人才结构来看，我国存在相当程度的人才供给与市场需求不匹配现象。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202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22年全年研究生毕业86.2万人，普通、职业本专科毕业生967.3万人，中等职业教育毕业生519.2万人[19]。但是我国高校毕业生就业的“专业对口率”一直在60%上下徘徊[20]，有四成左右的毕业生尤其是哲学类、艺术类专业的毕业生从事了非本专业的工作，可见高校毕业生的人才供给结构与市场需求结构存在偏差。同时，随着产业的持续转型升级及人工智能、5G、大数据等核心技术的研发，机械化、自动化的生产方式逐渐转向信息化、智能化，中等技术工人也将逐渐被“智能”替代。此外，农民工是低技能劳动力的主要群体，他们主要从事制造业、建筑业、批发和零售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的相关工作，这些都是劳动密集型行业。随着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这一群体面临能力跟不上市场主体技术进步要求的问题。

从年龄结构看，市场主体的技术不断更新迭代和产业的结构优化都需要大量青壮年劳动者的持续创造来完成。但是我国社会发展在逐步进入老龄化阶段，我国劳动者的平均年龄从1985年的32.25岁上升到了2020年的39.0岁[17]，劳动者的年龄结构可能会出现难以满足市场主体创新发展需要的问题。具体而言，随着学历的持续“内卷”，高学历、高技能人才的初次就业年龄不断提升，但是市场主体对人才的年龄又有限制，仅对部分优秀人才适当放宽年龄要求。此外，2008—2021年，农民工的平均年龄从34岁[21]上升到41.7岁[22]，其平均年龄不断提高。在市场主体技术升级与产业结构优化调整的背景下，农民工在技术能力与劳动体力上的供给都难以较好地匹配市场主体需求。

从供需变化速度看，市场主体需求变化快于劳动者能力的适应速度[23]。劳动者需要市场主体提供就业岗位来实现劳动力价值，所以劳动者的能力提升方向随着市场主体需要的变化而变化，具有相对滞后性。但劳动者的能力培养与提升需要时间累积，尤其是高技术人才、研发人才不能在短时间内速成。一方面，针对未就业者而言，高等教育、职业教育的人才培养计划和方案是基于当前市场主体的需求而制定。但是在人才培养期间，市场却瞬息万变，市场主体的需求也随之改变，导致其培养人才的知识与技能落后于市场主体需求。另一方面，针对已就业者而言，在市场竞争激烈的背景下，在职者掌握的新技术、新技能一般是在市场主体已经察觉到市场中有了更利于生产的技术技能后组织员工培训学习才会获得，这也会导致劳动者能力供给提升速度滞后于市场主体需求变化的速度。

三、高质量就业助推共同富裕的现实路径

要通过高质量就业助推共同富裕的实现，需要从劳动力的供给端、需求端及促进供需适配入手，真正实现就业者的高质量就业，从而夯实共同富裕的基础。

（一）供给端：提高就业者的数量与质量，更好满足市场主体需求

劳动者是整个物质生产过程的创造者，是实现就业活动的基础要素。现阶段劳动者就业活动的开展较为依赖市场主体，所以对于就业者的培养应当高度关注市场主体的需求变化。

1.增加就业者数量，为实现共同富裕提供可持续的发展动力。从短期来看，综合运用财税政策、产业政策及金融工具等方式改善经济发展环境和扩大市场主体规模，增加就业需求岗位，不断降低各类群体的失业率。从长期来看，应以生育政策和相关经济社会政策配套衔接缓解劳动力供给下降的消极影响，将人口因素纳入公共服务资源布局中，充分考虑人口规模、结构、分布等变动情况，保障就业者能够享有優质的基本公共服务[24]。劳动力的供给不仅要有量的增加还要有质的提升，这样才能提供实现共同富裕的动力。

2.提高就业者综合素质，在人的全面发展过程中更好地满足市场主体需求。首先要转变“重知识，轻技能”的教育模式[25]。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教育模式更有利于就业者能力的培养，所以高等教育与职业教育应“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高等教育既要发挥其科研优势，提升基础性学科研究能力，为应用性研究提供保障;又要建立学科专业动态调整机制和特色发展引导机制，注重市场需求变化的基础性、高层次研究型人才培养[26]。职业教育要扩大招生规模，为劳动力市场提供高技能人才与专业技术人才;提高职业教育学生的培养质量，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更好地实现劳动市场供给与需求的匹配;重视职业再教育，在保障增量劳动者就业质量的同时，持续提高存量劳动者的就业质量，尤其要重视困难群体的就业问题;促进终身教育体系建设，通过终身学习使劳动者更好地适应市场变化，更好地适应新业态新模式的要求。

（二）需求端：推动市场主体做优做强，为就业者提供优质岗位

就业岗位的提供对于就业活动的实现至关重要，因此保就业就是保市场主体，稳市场主体就是稳就业。

1.加大对市场主体的支持力度，为其纾困解难，保障大量的就业岗位供给。一方面，提高对市场主体困难识别的准确性，让“产品有市场、项目有前景、技术有竞争力”的市场主体减少受外部突发性冲击而面临经营困难的风险。但应杜绝大水漫灌式纾困，因为这种纾困方式会破坏市场竞争机制下对落后产能的筛选。另一方面，加大纾困资金的投入力度、减税降费的力度、金融支持的力度，实质性减轻市场主体负担。当前，应该给予深受新冠疫情冲击的市场主体更大的支持力度，助其快速恢复生产运营，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

2.鼓励市场主体自主创新，为其提供政策支持，保障持续稳定的就业岗位供给。鼓励市场主体创新，为稳岗就业提供永续活力。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激活市场主体活力，让市场主体敢于创新发展。构建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完善科技创新激励机制，形成多层次的创新成果评价与奖励制度、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和产权激励制度与研发创新活动的有效联动。通过做优做强市场主体，为劳动者提供更多优质的就业岗位，巩固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

3.支持和规范发展新就业形态，吸收部分剩余劳动力，拓宽以就业形式实现共同富裕的渠道。马克思认为：“虽然机器在应用它的部门必然排挤工人，但是它能引起其他劳动部门就业的增加。”[27]“机器换人”问题导致了简单劳动力相对过剩，基于生存逻辑，该群体会转换工种，从事其他行业的新工作以满足自身的生存需要。2021年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等“三新”经济增加值比重达17.25%[28]，可见“三新”经济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能提供新的就业岗位。因此，促进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的发展，吸纳更多人就业，有助于共同富裕的实现。

（三）促进供需适配：加快建设劳动力统一大市场，完善劳动者权益保障制度

劳动力市场供给与需求错配源于不完善的劳动力统一大市场。因此，要建设现代化劳动力市场体系，其中要素市场化改革是关键。要注重建设市场统一、交换平等、流动畅通的市场体系，同时，完善劳动者权益保障制度，尤其是加强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

1.加快构建大统一的劳动力市场，提高“就业”与“招工”的匹配度，实现高质量就业。一方面，建立完善的劳动力市场宏观调控体系，统筹区域、城乡、部门间的劳动要素配置，提升就业匹配效率。另一方面，搭建劳动力资源供需数据库，有效衔接“招工”端与“就业”端的需求，利用数据库精准掌握劳动力大统一市场的供需变化，及时引导待就业者调整预期，提高就业水平。

2.完善劳动者权益保障制度。首先，健全劳动法律法规，及时制定、修改、完善法律，补齐劳动法律法规的短板，使劳动法律法规满足实践的需求，尤其要把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纳入劳动基准法保护范围[29]。其次，依法强化工会组织建设，发挥工会力量，使劳动者能与用人单位平等协商，促进新形势下劳动关系协调发展。最后，加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新就业形态是一种新生事物，要建立动态的新就业形态调研机制，出台相应的政策和法律制度，及时有效地保障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根据新就业形态的用工特点完善现行的社保体系，允许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就地参保，并鼓励未参保从业者按规定参保，做到应保尽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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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秦利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