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宇勃

[摘 要] 改革开放40余年来，通过革新计划经济体制下单纯强调政治属性的旧格局，主题出版成功探索了一条新路径：它以服务与配合国家政治工作中心为核心，着力扩展主题出版政治使命践履途径；以投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支撑，着力提升主题出版市场活力；以新技术为支撑，着力探索主题出版的融合出版模式；以对外开放为支撑，着力推进主题出版“走出去”，构成了主题出版一个核心、三大支撑的模式。

[关键词] 主题出版 融合出版 政治使命 路径探索

[中图分类号] G232[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9-5853 （2023） 02-0039-08

Exploration on the Path of Theme Publishing in China

Yang Yubo

（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1）

[Abstract] Over the past 40 years of reform and opening-up， theme publishing has successfully explored a new path by innovating the old pattern of simply emphasizing political attributes under the planned economic system. It takes serving and cooperating with the national political work center as the core， and makes efforts to expand the way to carry out the political mission of theme publishing. Taking the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as the support， making efforts to enhance the vitality of the theme publishing market. With the support of new technology， focus on exploring the integrated publishing mode of thematic publishing. With the support of opening to the outside world， making efforts to promote the theme publishing “going out” constitutes a mode of theme publishing with a core and three major supports.

[Key words] Theme publishing Integrated publishing Political mission Path exploration

“主題出版是以特定‘主题为出版对象、出版内容和出版重点的出版宣传活动。具体来说，就是围绕党和国家重点工作和重大会议、重大活动、重大事件、重大节庆日等方面所开展的重大出版活动”[1]。具有主题出版性质的出版工作与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始终相伴，配合并保障着党和国家中心工作的开展。改革开放前，在党的领导下，我国主题出版取得了显著成效，但也暴露出诸多问题，集中表现为对自身政治任务的理解过于狭隘、缺乏对读者需求的有效回应、缺少对国际出版市场的参与，并且发展后劲严重不足。针对上述问题，经过改革开放以来的探索，主题出版逐渐形成了以服务党和国家政治中心工作为核心，通过与融合出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及对外开放国策三者的有效结合，成功开辟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主题出版以一个核心贯穿始终、三大支撑协同推进的发展路径。

1 着力探索以服务国家政治使命为核心的多元践履途径

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主题出版便承担着辅助宣传与阐述我党的主义、方针、政策的政治使命。新中国成立后，主题出版虽有发展，但由于对意识形态超验性、终极性的理解，其与国家政治生活和人民群众生活的世俗性难以统一。改革开放后，主题出版在继续将党和国家赋予的政治使命作为核心工作的同时，不断探索践履自身政治使命的多元途径，向着观照国家政治生活及人民群众生活转型。

1.1 推动选题内容与选题结构多元化

改革开放伊始，党和国家便思考如何拓宽主题出版政治使命的践履途径。1979年，原国家出版局在长沙召开全国出版工作会议，会议打破了过去对出版活动的限制，要求各省立足本省、面向全国，重新布局出版活动，由此一批反映改革开放的主题出版力作纷纷上马。如《城市经济改革一百例》《邓小平论改革开放》等。对于该变化，胡乔木曾在1984年3月指出，出什么书不出什么书，应“从实际出发，规定新的方针、任务，要具体一些，各种书的比例大体上要有一个设想”，“单单宣传马列的著作也不行，还要广一些，例如历史、地理、世界知识等等，一直到经济学。对政治生活、社会生活进行解释的书，是应该出的”[2]。此举突破了对主题出版政治属性的旧有认识，促使主题出版选题内容与结构日趋多元。

进入2003年后，党和国家开始进一步扩展主题出版政治中心工作的外延，逐步启动了“主题出版工程”，不但此后每年都会统筹部署年度重点出版物的选题，而且还在主题出版体制机制构建中形成了稳固的国家出版自觉，集中表现为围绕重大时间节点、重大事件纪念等制订年度主题出版选题计划，配备专项资金成为常态。为丰富主题出版的选题内容与结构，党和国家还探索并构建了选题征集机制，定期向全国各相关出版单位征集国家重大主题出版的选题内容与方向，定时向出版单位公开年度重大主题出版目录，引导主题出版向着服务于党和国家政治生活及群众阅读需求回归。

1.2 适应对外开放与政治主题的多元化

为配合对外开放政策，顺应国家政治生活主题的多元化转向，改革开放伊始，主题出版便开始自觉结合广大读者的阅读需求，积极反映时代呼声和改革开放发展成就，朝着服务于国家改革开放的方向发展，使得改革开放以来主题出版积极与党和国家的主流意识、主流观念融合，进而逐步适应了对外开放及国家政治生活主题多元化的新变化。郝振省等曾针对该变化指出，“无论何种选题、何种体裁，只要是研究、阐述、传播主流思想意识、主流意识形态的书刊，都可以视为主题出版书刊。当然，重要的主题图书还要与党和国家的工作需求相衔接、相吻合、相配套”[3]。

2003年后，以构建国家主导的主题出版体制机制为契机，党和国家对主题出版如何更好地探索自身与党的政策及国家中心工作相适应的有效途径展开了深入思考，在此背景下，主题出版适应国家对外开放和政治生活主题多元化的体制探索进一步加快。特别是此间，“主题出版”作为国家层面的出版形态被提出来，并在国家的顶层设计及各省主要出版社的选题策划、编辑出版、营销发行等环节中开始系统筹划，推动主题出版成为自觉的、有计划的国家出版行为，为此后主题出版更好地配合党和国家所赋予的政治任务奠定了坚实的制度保障，从而提升了主题出版适应对外开放与政治主题多元化新形势的能力。如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就在长期与短期发展规划中提出突出主题出版地位，打造多层次、多向性、多元化的产品线；福建人民出版社定期召开主题出版规划会，提前酝酿选题，确保主题出版内容在点线面上均有布局。

1.3 构建稳固多元的政治使命践履机制

改革开放后，为适应党和国家中心工作的主题与主线，主题出版自觉以党和国家中心工作为导向，探索并形成了稳固而多元的政治使命践履机制：一是以更加积极的姿态着意于宣传、阐释党的指导思想，传播党和国家的工作目标、施政理念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二是以更加进取的态度着意于诠释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施政理念的创新与发展；三是以更加主动的面貌着意于强化广大人民群众对党和国家大政方针的认识与理解。为了巩固主流意识形态，主题出版除了观照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出版，还着眼于同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相结合，扩大出版物政治属性的内涵与外延。

进入新时代后，主题出版积极把握时代脉搏、时代变化、时代需要，围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这一时代主题，着意于探寻自身政治使命的中心任务；着意于深刻阐释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的三次飞跃成果；着意于宣传、介绍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新时代所取得的历史性成就与历史性变革。为此，“十四五”出版规划明确提出，新时代主题出版要“聚焦党和国家重大决策部署和年度工作主题主线”，深化选题内容的时代特色。对此不少出版社积极响应，如新星出版社出版的《我有一个梦想：如何看待中国梦》及《路在脚下：如何看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借助人们耳熟能详的近现代和当代历史人物和历史故事，帮助读者理解中国梦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总之，主题出版在坚守意识形态主阵地的同时，不断推出展现改革开放以来历史成就和历史经验的重大选题，自觉地将对个体命运的勾勒置于配合政治中心工作中，使自身在内容上朝着有国家、有个人，有宏大叙事、有个体视角，有政治引领、有市场导入的方向转向。这些，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主题出版政治使命践履途径日趋多元的鲜明体现。

2 着力于探索以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支撑的新途径

探索适应市场经济的主题出版发展新路径，对于践履主题出版政治使命这一核心具有十分重要的支撑作用。改革开放后，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出版体制机制不断改革，相应也提升了主题出版履行政治使命这一核心任务的能力。

2.1 寻求对读者阅读需求的有效回应

在改革开放前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受历史环境影响，我国主题出版的内容主要涉及毛泽东相关著作及革命样板戏的剧本、曲谱、画册等，其他书籍报刊的出版几乎处于停顿状态，很难满足读者需求。改革开放后，鉴于狭隘理解政治属性所导致的发展困境，党和国家开始引导主题出版与读者需求相统一，使得一大批服务于群众文化生活的主题出版物与读者见面，如《中国农民与中国农村改革》《改革风云中的万里》《改革源头新跃起：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国县（市）改革纵横》丛书等。该变化使主题出版“实现了从论证执政党从追求平均主义的社会远景转向论证中国现代化的经济改革与社会的世俗化转型的正当性”[4]。

进入新时代后，主题出版与读者的需要结合得更加紧密。在2013年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提出，“要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把服务群众同教育引导群众结合起来”[5]，此后，在国家文艺工作座谈会及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等重要会议中，“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被反复提及。这促使主题出版从以往注重较为抽象的主义中抽离出来，推动其自身的世俗化，且成效显著。如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2016年推出的长篇儿童小说《永远跟随》，以长征为背景，以两位湘西少年追随红军追讨红军战士因战事危急而不能按时归还自家的毛驴为线索，讴歌伟大的长征精神。作品运用儿童喜闻乐见的语言，通过乡村中发生的小事，诠釋人民军队的优良传统，深受读者喜爱，上市半年就发行近10万册，并入选原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2016年主题出版重点选题。类似的主题出版物还有2015年长江少年儿童出版社推出的《“烽火燎原”原创少年小说》、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雪域同年”系列》等。

2.2 开展与市场相适应的主题出版活动

改革开放后，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后，党和国家要求主题出版在选题策划、编辑出版、营销策划等环节注重了解市场，注重拉近主题出版与市场的距离。具有代表性的案例就是从2003年起中宣部理论局曾连续推出的“理论特点面对面”系列政论性主题出版读物，该系列出版物通过走通俗路线，运用生动活泼的语言风格阐述时政理论，借助举例子、讲道理，使读者读得懂、看得透。相关出版物一经问世就深受市场欢迎，多次荣登畅销书榜单。此外，主题出版在营销宣传方面也发生了新变化，除了借助广播、电台、报纸等传统主流媒体外，还结合自身特点，在重大事件及重大时间节点举行线下与线上相结合的营销活动，利用抖音直播、微信公众号、优酷视频、喜马拉雅、B站及线上读书分享会等进行宣传。如2021年7月，二十一世纪出版社曾在参加第30届全国书博会时直接在书架旁架上手机支架进行直播，仅在数小时内就售出1.2万元的少儿类主题出版物。

此外，精品意识、市场意识逐步渗透主题出版的全过程，形成了国家、省（市）、出版单位三级精品出版机制：一方面以国家规划为驱动，带动主题出版走向精品出版；另一方面以主旋律为指引，通过三级上下联动，规划精品产品，构建打造主题出版精品出版物的成功范式。为激活主题出版的市场活力，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思想的指引下，主题出版更加注重以人为核心的传播效果的获得；党的十九大提出“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继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进一步为主题出版贴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明确了方向，加速推进主题出版围绕时代需要、市场需要开拓内容框架。

2.3 提升主题出版对广大读者的感染力

改革开放以来，从中央到地方各省主要出版单位，着力提升主题出版对广大读者的感染力。商务印书馆总经理于殿利指出：“主题出版是责任，同时也是市场。主题出版不仅是政治任务更是市场需求。”[6]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我国主题出版逐渐将政治性与市场性、学术性、教育性相结合，从庄重、威严、严肃地凸显政治宣传性角度，逐步地、有限地引入市场性、学术性、教育性，使主题出版物在形式上更加活泼，在内容上更具可读性、趣味性、深刻性，显著提升了主题出版的感染力和传播力。

党的十八大以来，主题出版在坚持政治性为核心的同时，更加自觉地将市场性、学术性、教育性融入自身的发展中，着力强调对广大读者的感染力。如广西教育出版社在2021年出版的《我班有个理论家》丛书就颇为典型，该书通过“我们班”人称“小马列”的马铮铮同学学习理论的故事，生动地介绍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基本内容。全书运用青少年熟悉的语言，构建了鲜活生动的生活情境，受到青少年的喜爱，有效地传播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此外，为了提升感染力，主题出版更加强调新媒体形态和功能的开发，凭借5G技术、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增强读者“在视觉、听觉、触觉等方面的互动体验，使其在沉浸感中获得情感愉悦和认知体验”[7]。

改革开放以来，主题出版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推动下，围绕传播效果的获得，较好地实现了主题出版与广大读者之间的良性互动，激活了主题出版市场的内生动力，主题出版的感染力得到前所未有的提升。这些成为改革开放以来主题出版服务国家政治中心任务的有力支撑。

3 着力探索以构建新技术下的融合出版为支撑的新途径

融合出版是主题出版服务党和国家政治中心工作的重要抓手。进入21世纪后，特别是党的十八大后，通过大数据、融媒体、知识服务等新途径，主题出版融通了出版内容、技术应用、平台终端等环节，推动了内容资源的精准投放，打破了以往主题出版的一次售卖模式，促使其向着更加丰富多样的融合出版方向迈进。

3.1 主题出版与大数据技术的结合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主题出版以纸质出版物的编辑、出版、发行为主，出版活动与技术的结合水平很低。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党和国家开始引导主题出版与数字经济相结合。2010年，在《关于进一步推动新闻出版产业发展的指导意见》中，原新闻出版总署提出“积极发展数字出版、网络出版、手机出版等以数字化内容、数字化生产、数字化传输为主要特征的战略性新兴新闻出版业态”；4年后，原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与财政部又联合出台《关于推动新闻出版业数字化转型升级的指导意见》，要求推进出版行业信息数据共享，构建数字出版产业链，初步建立起一整套数字化内容生产、传播、服务的标准体系和规范，推动主题出版实现出版资源的知识结构化、信息碎片化、呈现精细化。出版数字化为主题出版与大数据技术的结合奠定了基础，推动了主题出版在内容生产、产品形态和传播渠道上的数字化。

进入新时代，大数据技术的成熟与运用推动了资源数据、产品数据、市场数据等平台的建设，为主题出版进行读者群体结构分析提供了支撑，使得对读者需求、层次、喜好的捕捉变得容易。主题出版还依托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策划选题，弥补了选题策划单纯依赖编辑进行市场调查和既有经验获得的不足。同时，依靠数据驱动，主题出版的管理模式、商业模式、运营模式及研发模式都发生了深刻变革，特别是主题出版数据体系建设取得突破，初步实现了相关数据的交换、共享和应用。党和国家及出版企业已经意识到要推进主题出版发展，就必须对海量数据进行分析与运用，做到资源精准分发、精准投放。因此新时代主题出版与大数据技术的有效结合成为新的发展动向。

3.2 主题出版与融媒体技术的结合

媒体融合是指依托大数据、云计算、云存储等技术，在跨媒体、跨用户群、跨渠道的基础上，实现真正意义的媒体资源互融。众所周知，新媒体时代的到来，改变了传统出版形态，使之从主要依赖纸介质出版物向多种介质形态出版物转型，以期扩展传播空间与传播效果。主题出版也不例外。随着新技术的更新换代，主题出版逐渐与PC端、移动端相结合，使读者可以借助互联网精准搜索线上资源，实现了传播渠道的创新、获取途径的开放和内容资源的共享。

“主题出版融媒体传播的宏观环境因素主要包括国家政策、国家制定的战略需求以及规制机制等方面”[8]。在5G技术背景下，我国大力推进的信息技术、新媒体技术、数字出版技术等与主题出版的融合发展，使得主题出版進一步打破传统媒体形态，向着综合利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方向转变。此外，通过智能化的信息采集方式和获取途径，主题出版实现了多媒体间的交叉辅助，方便了读者对信息资源的获取。如利用“学习强国”、抖音等多媒体平台捕捉选题信息，借助遥感无人机视频拍摄手段、直播技术，智能VR、AR技术，实现对有效信息的采集。融媒体技术改变了主题出版的理念、内容、形式，使得主题出版与融媒体的结合更为紧密。

3.3 主题出版与知识服务的结合

2015年，原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选定110家企业为“专业数字内容资源知识服务模式”试点单位，力求在产品形态、运用模式、规范标准等环节寻求突破。2017年《关于深化新闻出版业数字化转型升级工作的通知》再次明确要求新闻出版单位“积极参与知识服务标准规范研制，构建各专业领域知识体系，建设知识资源数据库，开发多层次、多维度、多形态知识服务产品，搭建分领域知识服务平台”。在这个背景下，主题出版的知识服务水平显著提升，其中代表性的出版机构有人民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学习出版社等。他们依托资源整合和内容深度研发，构建了以数据为内核的在线数字资源库，通过网络平台建设，形成了数据检索、知识服务、线上线下互动等功能性集合体，使主题出版与知识服务紧密衔接，并借助技术服务、内容管理、数据共享等平台建设，实现了主题出版运营效益、传播效果的全面提升。如人民出版社上线的“中国共产党思想理论资源数据库”和“党员小书包”App，党建读物出版社打造的“党员书苑+”平台，学习出版社打造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本体库”等。新时代主题出版加快了向基于大数据技术的知识服务提供商转变的步伐，推动了主题出版从传统纸质出版物的单向供应向精准分发的传播途径转变，主题出版的内容传播变得更加便捷、更加精准。

总之，融合出版是改革开放以来提升我国主题出版影响力的重要依托。尤其是21世纪以来，主题出版与大数据、融媒体技术及知识服务相结合，借助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等新型应用技术，在融合出版领域已经探索出一条具有科技含量、时代特色、市场活力的新路径，成为主题出版践履政治使命的有效支撑。

4 着力探索以实施“走出去”国家战略为支撑的新途径

改革开放后，对于“走出去”路径的探索成为主题出版提升自身服务与配合国家政治中心工作能力的必然要求。相较改革开放之前主题出版活动较为闭塞的实际，此时主题出版开始与国际市场发生关联，通过译介世界经典著作、参加国际书展与世界积极交流。进入21世纪后，主题出版“走出去”的步伐进一步加快，方式方法日趋成熟，成为承担国家政治中心任务的又一重要支撑。

4.1 从出版物“走出去”到出版资本“走出去”

改革开放初期，由于经验不足，我国主题出版“走出去”的步伐比较小，当时跨国版权输出及中外合作出版虽已开始，但效果有限，该局面一直持续到2002年。而以2003年为契机，以国家主导的主题出版“走出去”的步伐明显加快，加之我国此时已成功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走出去”的水平显著提升。

截至党的十八大，我国出版企业通过并购、合资、独资等途径，在许多国家及地区创建了海外出版机构，极大地推动了主题出版“走出去”的水准。以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为例，其建立的中国-罗马尼亚学术出版合作中心，相继推出了罗马尼亚文的《大国的责任》等主题出版物，扩大了我国主题出版物在罗马尼亚的市场。中国出版集团也以资本为驱动，借助中外合作出版的有效形式，在亚洲、欧洲、北美、大洋洲等地设立了15家合资出版机构。中国外文局旗下的朝华出版社，采取在马来西亚设立中国主题图书编辑部的模式，直接与马来西亚出版企业进行合作出版。而在此之前，该社已在西班牙、阿根廷成立了类似的编辑部。

资本输出加快了我国主题出版走向世界的步伐。它在平等互惠的基础上，通过资本运作的方式方法，实现了出版资源的重组与优化，不但创造性地探索出了我国出版资本“走出去”的成功模式，而且还实现了出版内容、出版模式、出版资本等与海外市场的有效衔接，顺应了我国主题出版“走出去”的新要求。

4.2 多角度探索“走出去”的销售体系

进入新时代后，党和国家围绕主题出版如何更为有效地“走出去”展开了一系列有益的探索。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及“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为主题出版“走出去”指明了方向。在此背景下，主题出版借助“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与沿线国家积极开展版权贸易，仅2016年就有439种图书翻译出版，进入49个国家，涉及语种达39个。

新时代主题出版还致力于搭建全球销售网络体系，如上海新闻出版发展有限公司在与法国拉加代尔集团的合作中，将400多种共计130多万册外文版《文化中国》丛书销售至43个国家和地区，并借助亚马逊网上书店、美国巴诺连锁书店、日本纪伊国屋全球连锁书店等国际主流发行渠道向全球售卖。此外，主题出版还构建了海外线上销售渠道，除借助海外主流媒体宣传推介外，还运用推特（Twitter）、脸书（Facebook）等线上平台，使得一大批适宜国际传播的哲学社会科学类、文化类、文艺类、少儿类图书走向世界。

主题出版还着力于搭建海外营销渠道及数字出版平台。如中国图书进出口（集团）总公司研发的数字资源交易与服务平台“易阅通”，就很好地整合了国内主题类图书资源，通过“一个平台、海量资源、全球服务”的理念，向全球出版机构提供一体化的数字版权推介服务。

4.3 从构建“中国阐释”的角度探索“走出去”

新时代主题出版还着力探索海外出版新形式。以山东出版集团为例，其在海外设立的尼山书屋，推动了7000多种图书走向国际市场，通过建立国际间的出版设置项目，带动跨国版权贸易取得了新进展。中国出版集团旗下的出版单位则与海外10多家出版商合作建设了20家海外编辑部。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飞速发展，主题出版“走出去”的销售体系将更加完善，成为主题出版“走出去”的强大引擎。

进入新时代，特别是党的十九大后，构建“中国阐释”成为主题出版“走出去”的特色。所谓中国阐释，就是“着眼于站在中国文化、中国价值的逻辑基础上进行相关内容的阐释、说明”，而阐释的理论逻辑“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9]。2018年8月22日，习近平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要求新闻出版单位“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向世界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10]，此后主题出版承担“中国阐释”的自觉日益凸显。如山东人民出版社利用第25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举行主题出版多语种“走出去”集中签约，期间，《高山仰止：邓小平与现代中国》《治道之要：社会矛盾十二讲》输出海外。前者讲述邓小平与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以印度、印度尼西亚、尼泊尔、以色列及阿尔巴尼亚5国语言共6个语种向外输出；后者旨在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阐述中国共产党十九大精神内涵，输出到俄罗斯、印度、印度尼西亚、越南、尼泊尔、以色列及阿尔巴尼亚7个国家。

为有效地传达中国声音，主题出版还着力探索高水平的智库平台建设，借助高等院校、科研院所、专家委员会及行业协会等机构的学术资源，不断提升承担“中国阐释”重任的能力与水准。

总之，改革开放后，通过跨国版权贸易、设立海外出版机构、打造出版工程等途径，主题出版“走出去”的水平显著提升。进入新时代后，主题出版更是以“一带一路”倡议为契机，不断探索“走出去”的方式方法，增强“中国阐释”的能力与水平，不但深化了主题出版“走出去”战略与国家总体战略的有效衔接，而且使之成为配合与服务国家政治中心工作的强力支撑。

5 结 语

经过长期探索，我国的主题出版逐渐从计划经济时代的困境中走出来，形成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路径，总结起来就是构建了一个核心、三大支撑。一个核心，即通过对自身政治使命的再认识，有效地扩展了主题出版政治使命的内涵與外延，丰富了其践履政治使命的方式方法，确保主题出版始终与党和国家政治中心工作的主题主线相适应。三大支撑，即为更好地服务党和国家赋予的政治中心工作，形成了主题出版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途径；构建了新技术条件下主题出版从纸质媒介出版向多种介质形态并举的融合出版发展的途径；开辟了主题出版开放自信的“走出去”发展途径。

注 释

[1]周慧琳.努力做好新形势下的主题出版工作[J].出版参考，2017（1）：5-8

[2]《胡乔木传》编写组编.胡乔木谈新闻出版[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525

[3]郝振省，韩建民.主题出版的历史与内涵[J].出版与印刷，2021（1）：28-33

[4]萧功秦.改革开放以来意识形态创新的历史考察[J].天津社会科学，2006（4）：45-49

[5]人民出版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8 ·19重要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3

[6]伍旭升主编.中国书业年度报告2016—2017[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209

[7]李铁锤.沉浸传播视域下的主题出版与集体记忆建构[J].中国编辑，2020（12）：45-49

[8]李强.出版融媒体发展的动因与路径[J].传播力研究，2018（8）：127

[9]中国社会科学网.从“阐释中国”到“中国阐释”[EB/OL].[2019-10-25]. http：//www.cssn.cn/xsdzgt spd/201910/t20191025_5020744.html

[10]人民网.习近平：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 更好完成新形势下宣传思想工作使命任务[EB/OL].[2018-08-22].http：//cpc.people.com.cn/n1/2018/0822/c64094-30244975.html

（收稿日期：2022-04-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