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当代作家刘诗伟小说与散文两种文体兼擅，所写的文学评论也极具洞见，其散文集《人间树》2022年10月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刘诗伟以《人间树》这本散文集的实践性写作，展示了他的散文观、他关于什么是真正的自然文学的写作理念。与梭罗《瓦尔登湖》所强调的纯粹的自然文学所不同的是，刘诗伟在《人间树》里通过故乡兜斗湾的树、自然，关联起故乡故往的生命与故事。《人间树》体现出创作主体个性与散文文体深度交融的典型特征，令这部散文集独具精神格调。作家潜移默化地领受了父辈精神气质禀赋性情等的影响，才会有着《人间树》当中这样的书写生命与人间故事的开阔场域，既具有写出世道人心的深度力度，又具有具体而微的感人笔触。《人间树》中刘诗伟散文所体现出的新的散文话语方式，也令一直难有突破的当下散文发展由此获得了新的精神质地和获取了新的生长点，令人欣喜地打开了散文创作的新的艺术维度，昭示出中国式自然文学写作的无限可能性。

关键词：《人间树》 刘诗伟 自然文学 散文话语 散文文体创新

当代作家刘诗伟小说与散文两种文体兼擅，所写的文学评论也极具洞见，其散文集《人间树》2022年10月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该书之所以取名《人间树》，封底所印的几行文字“只有树是大自然的经幡，跟无数生命与故事有关。那是没法篡改的记忆，是生态，是我的自然文学”，不仅约略透露出了刘诗伟将自己这本散文集命名为《人间树》的因由，还以不失哲思的诗性语言，清晰地表达出了刘诗伟本人的散文观、他的散文写作理念，尤其是他关于自然文学以及我们中国作家应该在怎样的自然文学的写作路径上作出努力的思考。

在刘诗伟看来，自然文学在中国自古以来都是有着脉息的，但若是一味地思慕和盲目追崇爱默生的自然文学、梭罗的《瓦尔登湖》、威廉斯的《心灵的慰藉》等“纯粹的自然文学”的写作路数，一味地为美国自然文学所表达的那种对于被“隔”在社会与人的外面的自然作出惊叹，因这种几乎隔绝了对于社会和人的属性的关注、仅仅重视自然的自然属性的文学所表达的自然的混沌陌生就着迷不已，那么“美的极致是自洽的孤立”“大约只有真正的自然文学才适合享有这份殊荣”。刘诗伟的《人间树》其实是以不同于美国自然文学的理念，作了他自己理解和坚持之下的中国式自然文学散文的写作实践。当然，《人间树》所传达出的刘诗伟的散文观和散文写作理念，还远不止于这些方面与维度。

刘诗伟以《人间树》这本散文集的实践性写作，向我们大家提出了他的散文观、他关于什么是真正的自然文学的写作理念。刘诗伟无法像美国的自然文学那样将自然之美设置为存在于社会的外面，他目及所见的自然之美，离不开处于“自然”之外的人，离不开那些在家族历史、民族历史里身处“自然”之外的人。刘诗伟《人间树》的写作，是以徐徐道来、波澜不惊的文笔，勾画出了故乡江汉平原那地域之美、人文之美，自然之美里面还含蓄蕴藉了历史与人文的深厚底蕴。可以说，《人间树》的散文之美、自然之美，始终离不开生活在乡土上面的人。所以，刘诗伟在这部散文集的《跋·界面》中才说，“在我，所见都是‘自然之外的人，都是人在自然的边缘”，他直言不讳自己向往和阅读元典的自然文学，“总会溢出一些心思”“照例是要发现和确认生命、社会与自然的来路”。正如刘诗伟自己所言，他在《人间树》中，更为关注处于自然当中的人，他更在意“发现和确认生命、社会与自然的来路”。他以为只要秉持这诚实之心写作，便是面对人类与自然的唯一法则，“不必试图在诚实之外另寻美学”。

一、探索中国化自然文学新模式：

树·自然·无法篡改的生命记忆

读刘诗伟的散文集《人间树》，收获的是与阅读别家散文作家的写作非常不同的阅读体验，那娓娓叙述的文字自然很是引人，而掩映在文字背后的为作家所关切的，那些生命、社会与自然的来路，又令人不禁深思和感喟。《人间树》这本散文集，并非仅仅通过一遍的阅读就能尽意，而是令人在手不释卷、反复的翻看和阅读中，才幡然醒悟：这样别致的写作理念与散文话语方式，究其根源，是它在探讨和摸索一种新的散文写作立场和话语方式——在作中国式自然文学散文写作的创作实践。

这样一种新的散文写作的路径探索，只有将它放到当代散文的发展格局当中，以及在与美国的那种“纯粹的”自然文学的比照对照当中，才尤能显现这样一种创新性探索难以磨灭的价值和意义。20世纪五六十年代乃至80年代，众多老一辈的散文家那里，是以杨朔散文为代表的“杨朔模式”成为主导性的散文话语模式，该散文模式强调将散文写得像诗一样（美）、这与古代文学抒情传统的影响以及现代时期“美的散文”逐渐形成与发展的流脉是息息相关的。经由这一散文流脉在20世纪80年代的继续延续，当时散文创作领域对巴金《随想录》和林非“真情实感论”的肯定性评价，“诗化散文”和“形散神不散”的散文观念从而继续在散文写作领域发生着持续的影响。

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余秋雨散文集《文化苦旅》为代表的“文化大散文”，浮出历史的地表，这是与文化大散文更为适合表达知识分子的智性反思和知识分子对历史与文化的深入思考相契合的；但这种散文话语方式，也会被认为在追求较为阔大的历史文化题材、寻求表达宏大的情怀和人文关怀的同时，所作的过多的知识层面的细挖与历史知识的堆砌，而忽略了散文这一文体本该具有的“细节、个体的体验和心灵”对于散文写作的渗透。进入21世纪以来，不仅不同的散文家寻求着散文写作路径的新变，散文研究者也深刻意识到身处信息化时代和碎片式阅读的新时代里面，旧有的文化大散文的写作立场与散文格局已稍嫌滞重，有学者已经指出像李敬泽、穆涛、祝勇等散文作家在引领一种“新文化大散文”的散文写作潮流。关于“新文化大散文”的定义和称谓是否准确，姑且不论，这种回归中国“文”的传统与有点类乎文化考古意味的散文写作体式，与近些年兴盛一时的“非虚构”写作中的叙事散文这一文体类别，共同显示了散文作家们急于寻求散文自身变革的急切心理。

而被誉为“一部自然与人的心灵探索之书”的梭罗的《瓦尔登湖》，是被诩为“美国自然文学的典范”和当代美国散文经典的一本书。该书记录了1845年7月4日之后，梭罗在瓦尔登湖畔度过了两年零两个月的生活及其在此期间的许多思考，也便造就了这本美国自然文学的经典之作。因其亲近自然的思想，能给人的心灵带来恬淡宁静之感受，而被奉为自然文學之圭臬。《瓦尔登湖》不仅文字动人、语言优美，而且恬淡宁静的自然描摹里并不缺少智慧的思考，从而倍显作者见解的精辟与思想的睿智。该书在耐人寻味和给人启迪方面也是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作家、学者和读者，以至于这本散文集被认为它本身就夯筑起了一种精神、思想和文化的传统。那么，在我们中国散文作家这里，就只能逡巡在之前的散文路径中踯躅前行吗？我们在我们的自然和身处自然的“人”那里，难道不能也有独属于我们中国人的自然经验以及审美伦理的散文写作路径吗？难道我们不能也有我们中国式的《瓦尔登湖》么？

当下散文格局当中，与以当代人之心反观古人古事和古时那些轶闻传说的复古、文化考古式文化散文不同，自然文学散文的写作有着需要另辟路径的意味，自具难度。中国“文”的传统源远流长，在当下语境若要回归中国文章学的传统，有着历史积淀和文化心理等各个层面都呈现天时地利人和之势的便捷之径。中国古代文学和文化里，有着可供今人选择并进行一种哪怕是类乎考古学文章体式写作的取之不竭的取材对象，譬如可供选材和取材的古人古事、古代典籍、古时轶闻等，数量实在是豐沛，这个资源库亦可谓是博大而又精深。如果离开好古而可涉笔成趣的春秋、先秦，离开“大史小说”的随笔和杂说，离开散落在隐秘的角落或者历史缝隙中的风花雪月（像祝勇的《故宫的隐秘角落》《故宫的风花雪月》等散文集），也离开一些评论家、学者写作常从中撷取素材的历史与文化领域，那么，当代散文新的话语方式、话语策略和写作立场的寻找与开辟，都显得尤为不易。也就是说，近年散文家的取材，如果离开了古人、古事、古典、古时的文明等阙域，还能够鲜明体现出散文话语方式的革新、能够在很难拓新的当代散文格局中求得新变，能够重新发现和确立当代散文写作体式还可拥有另外一种新的价值和意义，那么实属不易。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刘诗伟的《人间树》另辟新径，将关注的目光投向了——自然。就像他在《跋·界面》中所说的“世上最诱人的事物在哪儿呢？”“只有一个绝不会错的方向：自然”。但是刘诗伟也强调了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自然的经验，而且并不能够以美国的纯粹的自然文学作为这种文学范式的最高范本。与美国那种纯粹的自然文学格外凸显存在于社会的外面的“自然”的自然之美不同，刘诗伟更在乎那些绽放和留存在广义的自然之中的生命体验，更在意“发现和确认生命、社会与自然的来路”。

刘诗伟以他的《人间树》，落笔于他的故乡江汉平原这个并不是很符合自然文学元典的“野生性”规约的地方，依然写出了这里动人的自然以及自然中生活着的人们，依然让我们爱不释手，心中不禁再次顿然醒悟：这难道不就是我们的自然文学、我们的《瓦尔登湖》。细读《人间树》会发现，“树”的形象，是楔子、引子，也是贯穿整本散文集的自然的形象和自然的一个代言人：该书扉页，刘诗伟引了安妮·迪拉德的一句话“我的思想像树一样抽枝发芽”。而在序里，刘诗伟用母亲当年在田里劳作时所想的那唯一的一样事——躲荫，来作为引出树的话题和以树统领全书叙述脉络的引子。何为躲荫？作家回忆赤焰烈日里，记录了母亲、自己兄弟姐妹和乡邻的汗水和生命记忆的，是那“随着风动的枝叶兀自摇移”的歇落在空白的地上的树的荫凉，所以作家说年年都在的，是村舍和树，“只有树是大地上的经幡，跟无数生命与故事有关”；而且，作家直言树所关联的生命与故事，“那是没法篡改的记忆，是生态，是我的自然文学”。而读者很容易在后面的散文篇章里了解刘诗伟对“树”“自然”的形绘以及与自然有关的无数生命与故事的展开和被讲述。

于是，在这本分为“第一辑  乡亲们”“第二辑  上辈人”“第三辑  我自己”三部分的散文集里，处处可见的是摇曳着树影的乡间的自然景致，以及乡间自然里的人。《喜鹊还在鸣叫》里，开篇便说：“如果武汉有柳树，多半是江汉平原（笔者注，作家的故乡）吹来的种子。”作家是由自家住所楼下那棵高过四层楼的硕大的柳树，回眸故乡兜斗湾的柳树与喜鹊。作家写它在春天里枝杈上冒出的新芽，“眨眼就放大，就舒展，就奔涌，汇聚一树密不透风的绿色”，作家这时的书写是打开了他的视觉、听觉等各个感觉器官，形成通感的：“于是，我常常能够听见它，从呼呼的风和嗒嗒的雨中得以听见；而且，这呼呼声和嗒嗒声随着它的生长而生长，以至异常热烈起来。”《人间树》开篇的《喜鹊还在鸣叫》这一篇，已经令人感受到了如《瓦尔登湖》里的篇章那般，作家是如何满怀着对自然和世事万物的真诚之心，将自己身心融入自然与景物的书写方式。正如柄谷行人所说“只有在对周围外部的东西没有关心的‘内在的人（inner man）那里，风景才能得以发现”。这在一定程度上，其实是与刘诗伟谦称的或许只有纯粹的自然文学才配称得上的“美的极致是自洽的孤立”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的。为世俗浸染身心过重的人，其实是无法获取真正意义上的自然文学的写作路径的。

《喜鹊还在鸣叫》是从自家楼下东湖西岸的柳树，引出了眼观目及可见的柳树，便仿佛听到了遥远的那棵家乡的柳树上喜鹊的鸣叫。湾子里的那棵柳树扛过了岁月的风尘，扛过了“柳树灭螺”行动中被剃成光头的运命。作为兜斗湾标志的柳树与喜鹊，见证了兜斗湾人们生活的物换星移流转变迁。喜鹊也曾消失了踪影，柳树曾一度被“哇——哇”号叫着的乌鸦所占据，喜鹊也曾几年都不再回来到柳树上，后来喜鹊的回归让这里的人们感到分外欣喜，别队长也在思想斗争后决定不再锯掉柳树。这篇写的是喜鹊和柳树，却又好像不完全是在写柳树，戗剪子磨菜刀的王大猴的到来，总是有柳树上喜鹊叽叽喳喳的提前通报，入夏柳树上喜鹊的喳喳声，是告诉乡邻劁猪的郭胖子来了。喜鹊拍翅飞出柳树的冠顶，喳喳追随的是剃头佬苟师傅。作家对王大猴、郭胖子、苟师傅这样的一些民间传奇色彩的人物片段的描写，透着隔了岁月的悠远与怀想，颇有汪曾祺笔下线鸡、炕小鸡、熟悉掌握鸭子习性可以将走丢的鸭子一只不少找回甚至是拐带了别家鸭子回来的赶鸭高手这样一些乡间传奇人物的味道，令人读来倍觉回味悠长。柳树与喜鹊，不仅是这本散文集的开篇，刘诗伟说：“在我，柳树和喜鹊犹如生活的开端。”在作家看来，“一棵显形柳树与一棵隐形柳树的会合有着不可言说的神性”。眼前的东湖这棵柳树，勾连起遥远的兜斗湾的柳树，继而串连起岸边的乡情、乡愁及故乡的人与事。

《那些叫作杨树的柳树》里，是“你”（作家对自己所采用的叙述人称）还不满六岁起的一段与兜斗湾的树、自然、生态关联着的“无法篡改的记忆”。缺嘴婆冲过来将意外落水的“你”救起，在杨树下把“你”救活了过来。这里有在“你”病倒时抱起你快速奔跑送进卫生院的杨枝阿姨，有在杨枝阿姨仗义放水引起两伙人争斗时挺身而出的别队长（也就是道魁叔）。道魁叔为了平息争执跟对方答应给他们湾子的每户人家都做一把木椅，这木椅要全部取材杨树的枝杈，于是道魁叔这木工活也是分了很多批才做成。秋天来，杨树又黄，作家的笔触记录了兜斗湾那自然生态的风景与自然中的人与事，“所有的日子被漫天飞扬的金黄笼罩”，景、自然与人，就这么不可分离地交织在了一起。后来，杨枝阿姨死了，缺嘴婆死了，道魁叔的老婆死了，饥饿的老黄狗乌子也死了——这童年与少年时已经确认的那些悲伤与苍凉，那是“你”永远不能碰触的。这便是作家刘诗伟笔下的兜斗湾的自然和他作为散文家笔下的自然文学，记录了对历史与生命故事的感喟与思考。

像刘诗伟所说的可被视为纯粹的自然文学的《瓦尔登湖》，也有很多篇章写出了美轮美奂的自然与梭罗在这纯净透明般的自然中的心灵感受与思考。其《独居林中》等篇，全都写出了他全身每个毛孔都浸润着穿行于大自然中的喜悦的心情，以及他觉得自然是涤荡和洗净心灵的灵丹妙药的感怀。“而黑夜的核心是从没有被任何人类的邻舍污染过的”，“我有时体会到，最甜美、温柔、鼓舞人心的社会，都可以在大自然中找到”。哪怕作家觉得有些许的独处的寂寞，都会被温和飘洒的雨丝消除掉寂寞之感。滴滴答答的雨声，令作家本人突然感觉自己是如此甜蜜如此受惠，而原因是能跟大自然作伴，自己所居屋子周围的每一个声音和景象都都有着无穷无际的友爱。“我爱孤独。我没有碰到比寂寞更好的同伴了。”在梭罗看来，只有大自然可以令人获得健全宁静的生活和精神上的满足。

梭罗《瓦尔登湖》所传达的，可能就是这样的一种被刘诗伟称为只有纯粹的、极致的自然文学才能够具有的“美的极致是自洽的孤立”的审美伦理。与梭罗《瓦尔登湖》所强调的纯粹的自然美学所不同的是，刘诗伟在《人间树》里通过故乡兜斗湾的树、自然，串起了或者说是自然引出了许许多多生动感人的人与事，树与自然是故乡的生命与故事的变迁轮回引人怀想的见证。《莲婶的苦楝》里的苦楝，不仅见证了在湾子里美成传说般的莲婶的青春岁月，留下了很长的一段岁月里弥漫在兜斗湾空气中的因莲婶的美丽所激起的男性们的荷尔蒙气息，更是见证了莲婶怎么用苦楝的树皮树根给丈夫水亭叔治好了皮肤病，怎样有了宝贝女儿小莲，却在水亭叔外地打工外遇生子后毅然决然与之离婚，等等。《沔阳胡贤木》里被“我”的那位想为沔阳历代名人写传的朋友认为是野史人物、不好入传的胡贤木，也有着与树不一般的奇缘：小时候他用屋后的构树的汁液救了被蛇咬伤的母亲，却因其半生的为科学着迷的特殊的命运遭际，“胡贤木”成了仙桃地区形容人对某事物着迷的一个生动的喻体，一个乡间民间的颇有谜之色彩的人物的遭际与一生，被作家生动记录和演绎成了一个“礼失而求诸野”的民间人物传奇故事。

《哪一棵树最大》里，作家由鲁迅先生《秋夜》里的枣树，想到的是童年那棵长在小河堤外、麻婶屋角的有着久远历史的枣树。它最大，因为它勾连起了自己的大姑奶奶和小姑奶奶两名革命烈士的光辉事迹，这样的长在心里的枣树，当然是最大的，它占据着一个人的生命记忆。这亲切感人的家族叙事的回溯里，抵达的是最为令人缅怀缅想的那段革命岁月，枣树旁牺牲的两位家族前辈女性形象，依托着枣树，疏通的是个体生命与民族国家精神血脉的源流与生生不息。第二辑“上辈人”里，《岁岁桃花》《一棵刺树在想什么》等篇，也是以树写人，以树串起祖母、曾祖母的两个为革命牺牲的女儿和祖父这样活生生的人物形象。“在我的记忆里，祖母的树是一棵桃树。”（见《岁岁桃花》题记）祖母坐在桃树下，是定格般的童年记忆。逢桃花灿烂或飘零，在日常的生活当中，祖母或者邻人零零碎碎地给童年的“我”讲述曾祖母的两个为革命光荣牺牲的女儿的故事，那样桃花般本该如花如蝶的青春芳华，碎裂在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与1934年“白匪”的刺杀里。《一棵刺树在想什么》则以树上的刺或者说是有刺的树，来比喻形喻祖父为人的正直与耿直。“树上的刺是有形的，祖父的刺是无形的”，祖父的刺只用来作自我保护，“无形的刺”当中，影射出的是祖父在漫长的人生岁月里为人坦荡如星海、貌似微带毛刺却别具一种人格魅力的鲜明形象，对家人与外人而言祖父都有一份可托付、勇担当和信义守持的人格魅力。这也呼应了刘诗伟要以树来检视与自然有关的无数的生命与故事的写作理念。

《人间树》第三辑“我自己”当中，《无边的童年》《两棵树的西瓜》《见过百里荒的山楂树》《李白不言安陆银杏》《去后河看鸽子树》第五篇，都是与树有关的，是与自然、与植物有关的故往记忆，或者是隔着岁月回看家乡的那些生命与故事所沉积成的记忆。《无边的童年》里，那无遮无拦的平原上的少年，他的童年便也是无遮无拦的。眼睛初开，心头混沌，几个字就把少年的懵懂点出来了，这才“忽然发现春天被隐匿在旷野深处的布谷叫醒”。

二、创作主体的个人性与散文的精神格调

从文体类别来看，散文比小说可能更加能够体现创作主体的个人性质素、体现作家创作主体的个性，这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就是散文本身的文体特征使然。散文求真、崇真尚情，要求表现作家生活与生命历程中所发生的或者所遇到的真人、真事，并主张表现作家的真性情。故事、情节与细节等，全都容不得弄虛作假和脱离事实真实性的虚构。也就是说，散文文体自具的“非虚构”的文体要求，就使得散文比小说文体更加能够呈现创作主体的个性。小说由于自身虚构性的文体要求，它要求作家尽可能地要放下自己的创作主体个性，在小说叙事上使用每个人物的不同视角来叙述，并且需能够在不同的人物视角之间转换自如，这才能表现出很好的小说叙述的能力。而散文虽然也讲究要适度借用小说文体和小说叙述的一些技巧，但取之有限，不允许散文在虚构的维度越滑越远。这其实对于作家创作主体个性的表现，是有限制的，小说里是作家越是披上人物的外衣言行举止，这样的小说家越在小说叙述能力上显得格外成熟和技巧圆融。而散文写作，则是作家越能将自己创作主体的个性展现得充分，而且如能让这种个性力量和创造力，激起读者审美上的愉悦和激发读者心灵的共鸣，就越能够体现出作家在散文写作方面的成功与能够创作出较高质量的散文。

像前文所述的刘诗伟在《人间树》中所体现与追求的中国式自然文学的散文观，就是其创作主体个人性的一种集中体现。创作主体的个人性，除了与西方文论中的“个人”“自我”“个性”有关，还与五四新文学肇始时期所格外重视与强调的个人、个性、个性主义等有关。“个性主义”被认为是在中国现代、当代散文理论的发展当中，没有一个统一的意见，但是无论是鲁迅、郁达夫、周作人、林语堂还是后来的当代散文家对于个性、个人的重视，其实都是一致的。《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中郁达夫那句话被广泛征引，郁达夫认为五四运动的最大的成功，“第一要算‘个人的发见”，也同样是在这个导言里，郁达夫称：“现代散文之最大特征，是每一个作家的每一篇散文里所表现的个性，比从前的任何散文都来得强。”

这个个性、个人性，有多重要呢？作为散文创作主体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同时个性又从人格的方面决定了作品的质量”，由于作家的个性是从创作主体的“创造性”“能动性”方面来确定散文的本体，“因而个性具有共性所无法达到的深度和独特性”。正因如此，刘诗伟《人间树》中，有着如梭罗《瓦尔登湖》中行云流水般叙写自然的关于树与平原环境的质朴描写，有着《瓦尔登湖》等自然文学作品所呈现的那种自然之美的维度。在自然之美的书写上，《人间树》毫无疑问呈现了近些年流行和推崇“自然之美”“美的极致是自洽的孤立”这样的自然文学所独具的魅力与格调的书写维度；但是，《人间树》没有止步于此，就自然所关联的大地上的生命与故事层面而言，《人间树》中的书写，其实比梭罗对自然之美、纯粹的自然文学以及“美的极致是自洽的孤立”等美学维度的追求，要更加具备人性之美和人情之美。刘诗伟所作广义的自然书写当中，增加了自然之中、大地之上的生命与故事的维度。自然、树，都是刘诗伟自言的“大地上的经幡”，它们最为动人之处，还是它们所勾连与串连呈现出来的人、生命和故事。一个作家、一个好的散文家的个性，其实就是在这样一种独属于他自己的散文观、自然观、世界观与人生观价值观当中得以展现的。

比如《喜鹊还在鸣叫》当中，作家的心里始终是有着一棵显形柳树和一棵隐形柳树的，家附近东湖这里的是显形柳树，是时时可见的；故乡兜斗湾的那棵40年前的柳树，是作家现实生活和当下生命存在里的隐形柳树，与此在和当下遥遥相望、发生着某种秘而不宣的关联……这两棵柳树实际上是在有着自己净洁的心地，有着自觉的精神追求和独立、刚正、不怯、不阿性格的作家这里，发生着跨地域、跨时空的精神交汇的。“在深秋或初冬的月夜，我来到这棵伸张着光秃秃的枝杈的黑色的柳树下，得以异常清晰地看见从前那棵立在兜斗湾南边的苍翠的柳树——它们相距两百里，相隔四十年”，却因为作家，呈现了可以超越四维时空的“无维时空”的景观。在作家看来，不仅是这两棵跨越时空的柳树，就是记忆中的那两只喜鹊，它们叽喳鸣叫的音律变化，“都是对生活的悠悠关切与情义，指向相同而莫名的人类远景”。在过往的岁月里，生产队别队长也曾打起柳树的主意，但是在湾子里人的提醒与坚持下，曾经被乌鸦“鹊巢鸠占”式占据了柳树的两只喜鹊，最终也得以回归。自然风物的世事变迁里，湾子里的那些生命与故事，是熔铸了作家的精神主体性的，彰显了作家的意志、心灵与人格，而且也体现了作家的一种艺术再造的能力与创造力。这是作家能够写出深深触动读者的心灵并给读者带来强烈的心灵与思想震颤的散文的缘由，是能够写出自带创作主体个性与创作者精神格调的散文的原因之所在。

作家在散文中的精神格调，是非常重要的散文文体与创作主体深度打通并且交融的一个重要方面与维度，如果缺少这个维度，散文即使被写得再美轮美奂，可能也会由于缺少精神方面的格调，或者也可以说是会由于缺少真正意义上的“美的极致是自洽的孤立”这样的精神格调，而令散文仅仅停留在了中国现代散文家所强调的“美的散文”的层面、就还是延袭此前那种要求散文要用像诗一样的语言去写作的“杨朔模式”的散文路径。笔者在此尝试浅作分析，梭罗《瓦尔登湖》之所以被视为纯粹自然文学的代表作、被视为是可以令人心灵纯净、精神升华的文学作品、散文精品，就是由于它创造性地写出了与社会与人较为隔绝的纯粹的自然之美，这是这部作品独具的精神格调；但是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刘诗伟既陶醉于梭罗《瓦尔登湖》式写作所提供的不一样的、对于自然和自然之美极为重视的书写维度，但却又有着他自己的较为独立的思考和更为进一步的精神追求。他想在纯粹的自然文学之外，写出更多的自然当中的生命与故事，他其实是在更深层的意义和维度上，作着散文在写自然、写自然中的生命与故事的时候，尤要写出这些生命与故事的坚韧与不屈、写出历经岁月沧桑而不泯内心的善良、纯粹、正义与美好这样的精神追求。或可以说，这是刘诗伟在更深层意义上所作的“美的极致是自洽的孤立”的精神追求。

整本《人间树》里的生命与故事，几乎都体现着刘诗伟对于生命之美之“美的极致是自洽的孤立”的精神追求。《那些叫作杨树的柳树》里的别队长也就是道魁叔，为了平息两个湾子用水的争执，将自己的手艺与辛苦奉献了出来，答应给对方湾子24户人家每家做一把木椅。在接下来的岁月里，他就真的践行诺言，不断地收集着所有能用的杨树枝，来完成此前的许诺。若干年后，面对“我”的问询，他竖起两根手指，说还差两把木椅没有做完。也正是在这样的湾子，才会有莲婶那样的女人——年轻时美成一个传说，在丈夫水亭叔外出打工與别的女子生下了儿子之后，她既有当地水土孕育出的那股骨气，坚决要与水亭叔离婚，但又有着当地善良女性所能拥有的人性的温暖与辉光，她选择了帮水亭叔带大这个孩子。这一切，又都对于女儿小莲长大后的婚恋观产生了影响。即便念了大学、经济独立，也不能让小莲对婚姻和感情有着踏实的信任，最终与爱自己的丈夫离婚而各自独居生活着。但莲婶有信有情有义还不仅止于此，她甚至还为自己名义上的公爹公婆和名义上的丈夫先后养老送终和殡葬送走。这些也深深地影响了小莲，她作为单身女人也依然故念着自己同父异母的兄弟。看似没有大起大落的生命故事，却是让人怀想不已的，这或许就是刘诗伟所说的：“一代人、一座村庄、一些事物、一个时代，在人世间都是一段注定的生命，到了生命末尾，依然带着生命的惯性”，在刘诗伟看来，不必硬要将它抽拔，也不必作怀旧而浪漫的拯救，“唯有那些把命运和情感深潜其间的人方可体味”。

也正是由于有着这样的心灵的真诚度与对于生活作细致观察的善察的眼睛，才能够有像《沔阳胡贤木》这样的篇章，彼时四处的墙上都写满胡贤木的粉笔字，所写却并无真正的逻辑也并不能在现实层面实现想要把水变成燃油，但胡贤木已经成为民间的喻体，是仙桃地区用以形容有人对什么事物特别着迷的生动的喻体。看似是疯癫叙事，暗蕴的却是一个“礼失而求诸野”的故事。细读《人间树》就会发现，里面的每一个散文篇章，都被作家刘诗伟注入了作家主体的个性，作家本人的人格力量暗蕴在字里行间；而刘诗伟本人自觉所作的自我精神品格的追求与呈现，毫无疑问给散文书写注入了新的元素，不仅让他的散文写作难以被共性的散文潮流和散文话语方式湮没，而且还自动开启了中国式自然文学写作范式的探索，并且已经是能够显见探索的成效。

《人间树》中最为体现作家主体精神与散文精神格调的，是自然里面或者说由自然、风物勾连起的兜斗湾、故乡的生命与故事。而整部散文集写得最为真实感人、令人深深地被作者的精神品格、精神追求打动的，并且是别具人道主义情怀与人性的辉光的，竟然是那些距离作家自己的生命、人生最近最无距离感的自己家族的亲人们。无论是为了革命先后牺牲的大姑奶奶、小姑奶奶，还是自己那儒雅书生气质却不断遭遇各种时运变化的风潮兜头浇来、可无论在哪个地方哪个位置上都能尽职尽责恪尽职守的父亲，再或者是自己那为了丈夫与儿女奉献一生、奉献出晚年的余热的母亲，都契合着作家与作品的精神格调。家族的亲人们，大多都是像母亲一样的生命存在：母亲貌似只是宇宙生命自然亦即宇宙这个无边无际的废墟场的一个小小的微粒般的存在，但母亲却是以她一生的“废墟”向儿女们呈现出了巨大的风景、无边的风景（《母亲的废墟》）。

无论是一生刚正不阿、始终不畏强势的祖父，还是默默无闻养护爱护着孙儿们、对性格颇有些怪异的祖父默默守护爱护并且支持着丈夫的一切的祖母，都是有着生命的热度与温度的，作家恰如其分、不动声色地写出了这种人心的热度与温度。哪怕是对于祖父那小小的诵读医书书籍时的习惯，那不允许旁人打扰的执拗和微微有些偏执的性情，祖母也全是宽宥理解与包容，而发过火的祖父也会在诵读完书后，将被自己打泼在地的鸡汤里的鸡肉洗洗再吃掉。正是因为有这样一种隐形的向祖母道歉的方式，彼此自然能够包容、理解，这是份相濡以沫岁月静好的令人动容的夫妻深情。

祖父的精神品格其实已经凭借基因这样一种生命传承的密码，刻写进了父亲的生命与为人处世之道里面。《人间树》里最为打动人的部分，当属对于父亲、母亲、祖父祖母、外公外婆、姑姑、大姑奶奶小姑奶奶等亲族成员所作的书写。作家对这些亲人的个人性、个性以及性情等，抱以最真诚的宽宥与理解的态度。在这样的写作理念影响之下，这些人物也在作家笔下呈现出了精神面貌各异却个个栩栩如生的生动感人的样貌。比如，那想继承父亲、哥哥的医者衣钵，却因所学不多，最终只能变身乡间的神婆、走“神卜”路线的姑姑，年老时却为了打捞自己出嫁后从娘家偷拿走并守护了一生的木箱而不幸殒命。那个木箱是祖父也就是姑姑的父亲早年出诊的药箱，姑姑出嫁后从娘家“顺走”这个木箱，实际上是寄托着她对于自己父亲与哥哥以及父兄所从事的治病救人事业的一种深深的认同与景仰之情。作家把外公、外婆与姑姑，并在一起合写为《三仙记》。在作家看来，这几位家中的长辈，虽然对少时的自己永远是眼睛里放射出喜爱的光芒，但以他们的性情而言又各个不同，就像是他们又各执一种异木，各自活出了他们自己不同凡响的仙气。

《父亲是一个客人》一篇，写出了一生为医者，恪尽职守、刚正又不失文雅之气的父亲形象。对于家庭来说，父亲却是一个匆匆过客般的存在，不仅是每次探家只逗留很短的时间，而且罹患癌症英年早逝。但这如流星划过天际般的生命的精神质地，却刻进了作者一生的生命历程并始终对作家发生着久远的影响。童年的“我”会忽然觉得快乐，是因为见到父亲时，哪怕时间短暂，也会拥有“父亲牵着我的手”的幸福感——这一细节，在《人间树》当中出现过几次。在幼时的“我”看来，尽管父亲仿如客人般不常常回家，但他只要牵着“我”的手，就是令自己快乐并记了一辈子的。这也是少时的“我”与哥哥路途遥远去探望在医院工作着的父亲，父亲忙得未曾牵自己的手，便会令自己那么鲜明地感受到失落的原因。一个作家，如果不是将亲情、父子温情体察到细致入微的程度，那么恐是不大可能将这样小的细节铭记在心里，并能将之转化为能够激起读者心灵共鸣的细节化叙述文字，并将之呈现在他对于家族历史的近乎复刻般的表达里面。作家在当年父亲所给予自己的“牵手”这样细微的、在别家散文当中或许本不足道的小细节里，注入了自己的观察和对于生命的一种领悟与深刻体验。哪怕是父亲与自己的牵手，父亲对于童年的自己写毛笔字的肯定，等等，都是一些有着精神血脉的源头意义的意象与场景，它们鼓励着有志少年一生都记得父亲曾经的点点滴滴，也由之形成了一生都在受着父亲精神气质影响的作家本人的精神世界与精神品相。这又与散文的精神格调是彼此深深交融并融为一体的。

作家潜移默化地领受了父亲的精神气质禀赋性情等的影响，才会有着《人间树》当中这样的书写生命与人间故事的开阔场域，既具有写出世道人心的深度力度，又具有具体而微的感人笔触。作家将从父亲、祖父等人那里继承来的精神品格、性情禀赋等，将这些生命密码自自然然地流淌在了散文写作里，这是《人间树》别具精神品格与精神格调的内在渊源所在。的确，当代散文要求得破局，有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就是散文要具有和追求自身的“人格、境界与力量”，亦即“散文怎样才能写得大，写得充实，写得既美且有力量”。对于这一我国自古迄今的散文家与文论家都在追求的为文之道，《人间树》将之与写自然、自然文学再相结合，在中国式自然文学散文的探索维度上，探求着属于作家刘诗伟本人的新的散文话语方式。这是《人间树》尤为可贵的探索与创新性所在。《人间树》尤重写自然所关联起的生命与故事，以写出生动感人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为其显著特色。即便是写凡俗人世的小人物，再平凡不过的小人物，作家都能用游走自如的笔触，写出他们的仙气与生动气息，充分呈现出一种“陌生化”的审美效果，令人备感一种新鲜、生动、感人的阅读感受，并且能够不断地激起读者思索和唤起那心灵深处的震动。这是因为《人间树》呈现了作家自身的创作主體的个性，才令这本散文集独具一种生命的力量；这也是负载着作家家族传承基因之精神密码的作家本人的精神品格对于创作《人间树》的意义。

三、《人间树》所显示的文体探索与文体创新

虽然有学者将“新文化大散文”和非虚构写作，视为是近年散文话语新变的重要表征，而且所论也是言之成理、可以令人信服的。但是，不容回避的是，在近些年的散文发展的格局当中，若想要求得散文话语新的构建方式，欲思考与探索散文话语的转换与新变，或者说要求得作散文话语方式的更新、对散文写作作创新性探索，散文的文体探索与文体创新问题，已经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而且也是散文求得新变的难点和瓶颈之所在。

新型的“文化”散文，中国自古“文”的传统和中国古代灿如星汉的古人、古事、古代的典籍典故轶闻史料等，都可以托起新型文化散文的根基。而非虚构写作，也会被论者视为散文话语新变的一种类型。在笔者看来，强调写作者在场、记录员式对事件中的人与事作现场记录，甚至就是以写作者亲身访谈的形式来写作的“非虚构”作品，在文体归类上属于纪实类文体，其召唤客观真实性与现实性回归的作用也不容忽视；但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口述实录或者田野调查式的非虚构写作，却与中国现代时期散文发展演变过程中，就已在强调散文作为美的散文、美文的一面，还是有着较大的差距的。非虚构写作，因其纪实性和强调客观真实性，因其能够真实记录与反映一些现实材料与历史史料，故将其在宽泛意义上归为散文文体，也是可以的。但是不容回避的是，那些凭借历史史料所作的非虚构的写作，由于更多地加进了艺术上的择取、加工和再创造，可能会更加呈现历史散文的审美维度；而与现实距离过近的现场记录、以类似“书记员”、访问者的姿态作现场记录式采访的非虚构写作，充其量只能算作广义上的散文类型，狭义上恐怕还不能算作是一种新型的散文类型。它与五四新文学以来一直被几代作家散文家努力探求的崇真、尚情又兼具语言之美等的散文写作要求还是有着明显的距离，所继承的也不是现代以来日渐形成的散文要讲求文学性与美文性统一的“美的散文”这一翼的血脉与衣钵。

《人间树》并不是一本普通的散文集，从中可以清晰地见到作家为散文新变、散文文体创新所作的尝试与积极探索。正是由于作家所取得的文体探索方面的创新性成果，才令这本散文集里的篇章，既呈现出作家创作主体独特的个性，又通过所记人物显现出刚正清明等精神质素。而这一切，加上作家在散文叙述、文体新变方面的卓有成效的探索，才令这部书写与呈现没有惊天动地事件发生的质朴生活的散文集，具备了非常充沛的文学性、审美性，且能够以带有作家鲜明个人印记的写作风格、叙述方式，产生不容抹杀的“陌生化”的审美效果，也由此引起读者内心深处的激荡并在心灵深处产生一种共鸣。这在很难求得新变的散文格局里，在散文话语方式越来越固化的时下，亦即许多散文千篇一律追求单纯的语言美、由于单纯作语言形式等方面的讲究而越来越呈现固化的“散文气”、散文的“共性”特征似乎愈来愈已经强过散文的个性表达等方面的情况下，《人间树》所作的变革是很令人耳目一新的。而作家在构建中国式自然文学方面所作的探索与所表现出的创造力，更是这本散文集格外令人注目之处。

刘诗伟本人就是优秀的小说家，作家自具这样的创作主体的个人性特征，也令他在《人间树》当中进行散文文体的创新性探索成为可能。他会比纯粹的散文家更加具备兼容并包不同文体和跨越不同的文体进行创作的能力，更加能够从虚构性文体小说的叙事艺术中汲取写作经验，并将之在散文写作领域加以施展和扩容。无论在文化心态、文学心态以及文化意蕴与文学意蕴方面，还是写作的技巧与经验方面，他都能够以更开放型的心态、更加成熟圆融可以兼容并包不同文体的技巧性写作经验，来对待他在中国式自然文学散文领域所作的创新性文体探索。

绝对严格意义上的文体分类是不科学也不符合创作的实际的，哪怕是作较为严格意义上文体分类的非虚构、纪实类作品，也要适度参鉴与参考虚构文体小说的写作技巧。按当下习惯性文体分类，散文虽然也属于非虚构的文体类别，但正如前文笔者所言，现代以来所形成的更为讲求文学性与艺术性相统一的“美的散文”这样的文体类别，恐怕更符合散文应有的定义与文体特征。最好的散文，与当下很多大热的非虚构写作，恐怕还不能够画等号。《人间树》是地地道道的美的散文，艺术性文学性充沛，但是也并不缺少精神的力量。而很多的篇章中有些叙述段落，呈现出非常明显的对于小说叙述手法的借用或者挪用。比如《喜鹊还在鸣叫》当中，为喳喳的喜鹊鸣叫声通报的进了兜斗湾的戗剪子磨菜刀的王大猴、劁猪与线鸡本领都很高的郭胖子，还有那性情有点让人说不清道不明的剃头佬苟师傅，关联他们的场景的还原，不可能不借用作家小说写作时的场景描写和人物视角叙述的技巧与手法。所以，这些遗落在过往岁月记忆里的小人物和围绕小人物所发生的那些故事，很有着汪曾祺短篇小说里所写的民间那些才能各异的小人物的味道。我们知道，汪曾祺的小说本来就兼具散文文体的特征，他的短篇小说连语言上都是在刻意地作着如同散文语言一样的书写与经营。这也充分说明，在那些写作高手那里，是不露声色过下无痕地将小说与散文彼此本不相同的两种文体，作着被作家收放自如、取舍有度的叙述技巧的使用与运用的。

《莲婶的苦楝》一篇能把年轻时美丽成传说的莲婶与人一起劳动时，对周围的异性所造成和形成的强烈的诱惑力，写得那么生动有趣、如真实发生在读者眼前一样，凭借的也是作家自具高超的小说叙述能力。他能够在叙述一个场景或者故事的时候，自如进行视角的切换，在不违背散文真实性原则的前提下，充分使用小说家虚构性还原场景与叙述故事的能力，令其散文具备传统意义上的散文往往不會放开手脚去写与去探索和尝试的角度与维度。这也是刘诗伟散文别具传统意义上的散文所不具有的生动性、艺术性、文学性与可读性的重要因由所在。《人间树》中，哪怕非常小的小人物，杨枝阿姨、麻婶、道魁叔、祖父曾经捡到的“苕气”的小伙子天宝，等等，都令人备觉很具体可感和能被塑造得栩栩如生，这无不与作家自具高超的小说写作的能力有关。

《一棵刺树在想什么》是《人间树》当中最为精彩并且感人的篇章之一。这篇感人肺腑的作品，作家在开篇加了题记，特地说明“此文曾以《活兽慈舟》之题，作为小说发表，现予修订。”——这其实已经在明确无误地告知读者，这本是可以作为小说来阅读的一篇作品。有意味的是，笔者在阅读此篇时，先还未仔细看作者所加的题记，但是就已经被这篇宛如小说却又不是小说的作品深深吸引了。作为读者，分明能够感受到这篇是纪实类的叙事散文写作，但此篇的可读性与其所具能够令人产生心灵震动、唤起读者心灵共鸣的能力，明明已经是很优秀的虚构小说通常才会产生与具备的文学性与艺术性的效果。《一棵刺树在想什么》令一个拥有刚直不阿、外冷内热、有坚持有守持、热心助人等优秀品质与人格魅力的祖父形象跃然纸上，它同时有着散文的“真”和如小说般的阅读吸引力。这或许可以称得上是小说文体与散文文体深度交融的一个典范，为当下散文写作开疆拓域积累了丰厚的写作经验，也可以给目前的散文文体创新性探索提供一些有益的启示。

正如非虚构文体都可以适度借用虚构文体小说的叙述手法，散文在崇真尚情、坚持真实性原则的基础上，如果能够不断扩域，能够做到精心安排叙事散文的叙事结构、做到叙述视角的灵活运用，对于创作主体生命历程里那些真实发生的人与事，能够借助作家自具的小说家所熟稔的那种艺术想象力与艺术创造力，对曾经发生的那些过往的场景、情境、生命与故事等，都加以创造性地还原与呈现。说到底，这些都是作家为散文所贡献的艺术创造的能力：“作家要具备从日常生活领域跃升到审美领域的能力与力量，在文本中为各种‘可能性营造出维度更为丰赡的审美空间。”这不仅是对于非虚构文体创新性探索所提出的希望与新的生长点、可能性发展路径，更是散文实现破局和文体变革与更新的必由之径。也正是由于具备这样的进行散文文体革新的能力与实力，刘诗伟才在《人间树》里不仅作出散文文体创新性探索，他还在向我们提供一种中国式《瓦尔登湖》、中国式自然文学写作的范式。在笔者看来，恐怕并非是纯粹的自然文学才能够呈现“美的极致是自洽的孤立”这样的审美维度，反而是《人间树》这样的关联着生命与故事的自然文学，才更加具有和呈现“美的极致是自洽的孤立”这样的美学力量。

《人间树》中刘诗伟散文所体现出的新的散文话语方式，也令一直难有突破的当下散文发展由此获得了新的精神质地和获取了新的生长点，令人欣喜地打开了散文创作的新的艺术维度，昭示出中国式自然文学写作的无限可能性。散文家所表现出与所提供的散文写作的新的生长点和无限的可能性，都是这本散文集基于其自身的文学性与艺术性，所呈现出来的可贵的精神力量与精神品质。

注释：

[1][2][3][4][9]刘诗伟：《跋·界面》，参见刘诗伟《人间树》，长江文艺出版社2022年版，第290页，第290页，第290—291页，第291页，第290页。

[5][6][7][8][23]参见陈剑晖《近年散文话语的转换及新变——以新文化大散文与非虚构写作为观察点》，《文学评论》2022年第1期。

[10][11][13][14][20][21]刘诗伟：《喜鹊还在鸣叫》，参见刘诗伟《人间树》，长江文艺出版社2022年版，第3页，第5页，第12页，第23—24页，第24页，第24页。

[12][日]柄谷行人：《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赵京华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15页。

[15][16]梭羅：《独居林中》，参见梭罗《瓦尔登湖》，田伟华译，中国三峡出版社2010年版，第101页，第105页。

[17]刘诗伟：《无边的童年》，参见刘诗伟《人间树》，长江文艺出版社2022年版，第235页。

[18]郁达夫：《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第5页。

[19]参见陈剑晖：《现代散文文体观念与文体演变》，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19年版，第181—182页。

[22]刘诗伟：《莲婶的苦楝》，参见刘诗伟《人间树》，长江文艺出版社2022年版，第75—76页。

[24]刘诗伟：《一棵刺树在想什么》，参见刘诗伟《人间树》，长江文艺出版社2022年版，第119页。

[25]刘艳：《非虚构写作的文学性维度及可能面向》，《当代作家评论》2022年第3期。

[26]此文写毕，请作家本人过目初稿，作家写来的话当中有：“本来我已从这本书中出来”，但经笔者此文的评点一提，“竟让我眼热，因为对生命与生活的热念复现。是的，我写这本书有过想法，主要两点：一是把自然之外的社会放在广义自然中，那无疑是真实的自然的，也是更悠远的哲学视角，让人淡淡地怆然与追想；一是写出这个哲学自然中的生命与生活的质感，让它自身具有表达的力量，让它在现实语境下凸现人道主义真理的朴实与美学。当然，我的写作还做得不够。”因觉此段话系作家的创作谈，对还原此书的写作意图、发掘其中的散文创作理念，很有价值与意义。为免散佚，将这段话照录在此。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文学评论》编辑部；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