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慧　孙骐越

内容提要：在散文集《空碗朝天》中，张金凤用记忆、形象、语言完成了对“故乡”的建构，氤氲着独特的“乡愁”。记忆的绵延性、体验性决定了文本中的故乡具有完整性、当下性的特点，形象的生动性、细致性决定了故乡的审美性、真实性，语言的情感性、修辞性决定了故乡的情感性、哲理性。作者不断开拓“乡愁”表达的审美与意义空间，既表达出对于失落的乡村文明的缅怀之情，也凝结着对于现代社会中乡村文明的发展之思。

关键词：《空碗朝天》 张金凤 记忆 形象 语言

“乡愁”是人类对故乡的怀旧情结。对于现代人而言，故乡不只是神圣的、田园诗般的庇护场所，也包含着死亡、贫困、尴尬。在城乡二元结构视域下，现代人在对于“乡愁”意义的调侃与解构中试图挣脱故乡的束缚，以投身于城市所象征的现代化生活。在这一社会背景下，散文集《空碗朝天》对于“乡愁”的书写有其独特意义。散文集不断开拓“乡愁”表达的审美与意义空间，着力挖掘新时代条件下“乡愁”对于心灵的慰藉作用，既表现出对失落的乡村文明的缅怀之情，也表达出对于现代社会中乡村文明的发展之思。多有研究者已经关注到散文集《空碗朝天》中的丰富意象与生命哲思，称之为“生长在乡村大地上的哲学”。散文集以饱满、浓郁的怀乡之情关照记忆中的故乡，进而创造出人、事、物交融的意象系统。在诗意化语言建构的虚构世界中，故乡因栩栩如生的形象塑造而成为审美的永恒存在，对故乡的怀念之情因萦绕在文字间的生命之思与主观情志而意韵绵长。作者領略到了逝去的农耕社会的脉脉温情，在对故乡“物”的浓墨重彩的描绘中领悟人性的智慧与良善。但散文集没有完全沉浸在抒情与生命的反思之中，作者还观察到农村在现代化面前步履维艰的发展状况，关注到在现代化发展中人的生存、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变化，表达出对农村现代化发展之思及对如何诗意地栖居在这片大地上的问题的探索。

一、故乡的物象与人情之美

散文集《空碗朝天》集中描述了乡村丰富的物象。这些物象无不凝结着浓厚的乡村生活气息和乡村人的生活智慧，每一物象在与乡村人及其生活的联系中显现出其生命力，而乡村人的形象也隐藏在其与物的关系中。这些物象具有强烈的历史感，集中表现在：首先存在于过去的情境中，这使得每个物都具有当时的形象特点与存在形态；其次，对于抒情主体而言，故乡是抒情、体悟的对象，在记忆中对故乡的凝视决定了每个形象与现实建立起了必然的联系。作者以现代的姿态将其对历史的感悟和情感融入到描写对象中，再现已经逝去的历史形象，历史与现实的共时性表达决定了抒情形象浓郁的审美价值。

散文集中，乡村人形象出现在土地上的劳作中和烟火生活中，他们是隐藏在象征着生活、劳作的物的背后的存在，有着勤劳质朴、互助互爱的特点。作者塑造了众多人物形象，包括女人、小孩子、男人、母亲、父亲、老人、小伙子、哥哥、“我”、祖父、大伯、七奶奶、邻人、三爷、扎福棚的师傅、说书的瞎子、永生娘、我奶奶、我爷爷、老中医、祖母、表叔等。他们随着物的出场而出现，生命活力因物而彰显。“女人守在锅头口，一手轻轻搭在风箱上，时不时轻拉几下，风箱的小舌头就调皮地秃噜几下。她眼睛盯着跳动的火苗听着毕毕剥剥的燃烧，思绪就绵软下来”，在锅灶前烧火做饭时，乡下女人的柔和、静美显露无遗；“大雪封门之后，七奶奶的炕沿上一天到晚燃烧着火盆，‘能人大伯在林地里寻到枯枝，烧成炭，背回来给七奶奶生火盆，所以七奶奶的火盆不仅不冒烟，还有一种松树香味”，在火盆边，大伯的贴心、七奶奶的慈祥大度得到表现……在与物的关联中，乡村人展示其普遍性的生命形态，乡村人与物相辅相成的存在关系决定了其朴实、谦逊的性格特点以及对于生活、对于自然的尊重态度，散文集对乡村人这一特点的挖掘对现代性条件下以人为中心的生态价值观具有启发意义与价值。

锅碗瓢罐等生活物件在创造乡村生活方式的过程中建构起其独特的审美特点。锅、碗是乡村人生命存在、乡村生活安定和谐的象征，奠定了乡村人生活的物质基础，而火盆、烟袋、壶丰富了乡村生活的内容。乡村一天的生活往往在锅台开始：“鸡鸣里，女人打开柴门，第一件事就是挎进筐子掏锅底灰，掏出昨天一天的柴草烧下的余烬，将灶腾空”，开始为新的一天准备饭食。门、炕、灯、窗、瓦、福棚、屋檐是乡村“家”的基本组成要素，这些要素的相互作用，形成乡村中“家”的审美特性。这里的“家”是指由住屋、庭院、人等各种要素组成的空间结构，门、窗、瓦建构起了“家”与外界的建筑区隔，形成虚空、灵动之美，街门、堂屋门、房门由远而近、纵深而入，既遮蔽院内、屋内的风景，又起到吸引人的遐想与好奇的作用；窗、屋檐隔开了院外与屋内的景观，“家”在院外承天地日月、花香鸟语之灵气、在屋内孕育生生不息的生之希望与力量，而屋内炕、灯、福棚见证了父亲的操劳、母亲的淳朴、孩子的上进，家人的勤奋、和睦以及相互关心、爱护的伦理之情才是生活之源的根本所在；瓦由泥土经锻打而成，与屋顶厮守共同守护“家”的温暖与安全。瓢、镰刀、簸箕、瓦罐、犁是乡村人劳作的用具，满含着劳作之美。瓢、镰刀、簸箕都是不美观的农具，朴实无华，却有大功用，其价值追求在于物尽其用：瓢可以用作水瓢、粮瓢、漏粉的瓢、“驴屎瓢”，“脏点累点，总归是有用的瓢啊”；镰刀可以用来割麦割稻割豆、割谷穗割黍穗割高粱穗，即使遍体鳞伤，也胜过“闲下来的镰刀闲得筋骨疼痛”，“一把镰刀的宿命就是战斗”；簸箕的职责是筛选，也能够坦然接受自己的命运，“打满补丁的簸箕最后挂在墙上，闲下来的簸箕感觉到筋骨都松散了，补丁再硬也焗不住时光的散沙，老了就是老了”；瓦罐、犁铧都要经过火的锻打、高温的考验才能脱胎换骨、得以成形，以谦卑、忍耐为其美德，“让做什么就做什么，盛放米面固然被喜欢，体面，可盛放了草糠它也不怨尤”。这些物件在与乡村生活的紧密关系中体现出其本身承载的多层次的道德伦理关系、乡村社会关系以及审美文化关系。

花草树木、鼠狼猫等事物在乡村景观的书写中绽放和谐的自然美。乡村中的花草带有浓郁的乡野气息与风韵，花草相依而生，一般生长在野外，“一蓬草，长在路边、沟里、垄上、河滩里”，“没人播种，没人爱护，没有权利择地而生”，“开花最多的是墙上。那一段段土墙上，是花草的乐园”，蓼花是野生的，“在乡村的池塘边，小河边甚至是地头垄下的地沟里，一点湿润的泥土它就铺下身子生长”，艾蒿“生于荒野，三月始萌，五月初即亭亭玉立在田埂沟坡”，点缀了原本艰苦且单调的乡村生活。胡麻、地瓜、树木在土地上生存、成长，它们对于乡村生活的作用决定了人与自然之间依存关系的形成，而基于传统农耕社会生活经验的文化风俗也传承下来。“麻常常被随意地种植在边边角角，犄角旮旯，因势就地，有一搭没一搭地点种了那么几十棵，它也风风火火、茁茁壮壮地长起来”，地瓜秧“属于落地生根的性格，落到土里就安心生长，而且特别耐干旱……这对于十年九旱的山东大地来说，是最合适的作物了”，胡麻、地瓜因势就地而生存、成长，若缺少了大地的营养供给，就断绝了生命力的来源。而胡麻、地瓜、树木之所以被有意地种植是因为乡村生活的需要，胡麻经过种植、收麻、捞麻、沤麻等劳作之后可以做成麻绳、麻袋、衣服，地瓜在饥饿年代是天下太平的保证。除了满足乡村生活的需要，与胡麻、地瓜、树木有关的种植文化还能够满足乡村人乡俗文化传承的需要，“乡村人家，建好新房后都要谋划着栽树，每一户人家院子内外都有各种各样的树”，“‘栽下梧桐树，引来金凤凰”，梧桐树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积淀下的具有美好寓意的文化内涵也在树木的栽种、生长的过程中传承下来。乡村生活中蕴含着很多传统农耕社会流传下来的民俗文化，“‘不种麦谷没得粮，不种棉麻没衣裳”，“‘门前有棵槐，不用挣自己来”，“‘前不栽桑，后不栽柳，当院不栽鬼拍手”，这些民俗文化对于乡村人的生活具有重要的建构性作用。乡村中的动物，如鼠和狼，与乡村人杂居而处，它们对于乡村生活是种威胁与麻烦，体现出大自然粗粝、冷峻的一面。但是，“在农家，养猫是为了驱鼠”，养猪能够为庄稼提供肥料，大自然于威严、冷峻中运用生态平衡的力量给乡村人以抚慰。这些事物生长在土地上，在乡村人的劳动与生活实践中、依附于自然秩序而生存与发展，它们在建构乡村生活的过程中体现出本身承载的多层次的生态平衡关系、文化传承关系。

作者构建了一幅乡村景观图。所谓乡村景观，“不是环境中的某种自然要素，而是一种综合的空间，一个叠加在地表上的、人造的空间系统。其功能和演化不是遵循自然法则，而是服务于一个人类群体（community）——因为景观的共有性特征是由世世代代的所有观点一致认可”。在这一景观中，物与物、人与人、人与物之间和谐共处，形成“天人合一”的生存空间。这一生存空间不是自然生成的，而是在乡村人的实践作用下、有意识地实现的，也因乡村人才具有意义与价值。在作者笔下，这一具有审美意义的生存空间犹如世外桃源般让人向往，其所具有的建构性特点表明作者对当下农村建设的期待。

二、诉诸语言的生命之思

《空碗朝天》致力于故乡的形象化描述与情感化表达，以抒发对故乡的怀念之情及其生命之思，而作者的情与思在语言的符号作用下才能间接表现出来，可以说，“乡愁”是语言的结构性作用的结果。本质上讲，对故乡的书写是为了满足抒情主体表达怀乡之情的需要而产生的，语言的性质决定了散文能够承担起表达抒情主体的情与思的作用。语言是情与思的现实呈现，“语言是一种实践的、既为别人存在因而也为我自身而存在的、现实的意识，散文集《空碗朝天》中语言的审美特征必然受到抒情主体的生活经验、所处时代的影响，其语言品格表现出当代文学需要书写人民、为人民书写的内在规定。这主要表现在，散文不仅从“心灵返乡”的视角切入对故乡的书写，还表达出与乡村人及其生活息息相关的生命哲思，其审美、情感取向表现出对过去的乡村生活的向往与怀念之情，其形象创造、情感与审美关照与乡村人及其生活息息相关，其语言形式与怀乡之情产生了相似的律动节奏，长短相间、起伏顿挫，散文集因书写故乡、为故乡书写而表现出朴实无华却充满生命哲思的语言风格。

散文集对于生存、家、人生的哲思在对具体形象的象征性描述中得到表现。“锅在民间是生存的象征。”生存是人之为人的基本诉求，而“吃”是人生存的基本条件，“锅”则是满足吃的需求的工具条件，象征着乡村生活的物质意义。“一口锅是一家人长久的日子，需要对上眼光：听起来顺耳，摸起来亲切。买上一口顺眼顺心的锅，日子无论贫富都从容舒心。”对锅的选择性购买表明每家人对锅的需求不同，这表明，社会只有发展物质生产才能满足乡村多样化的生存需求，乡村人的个体生存与社会的物质生产建立起关系，抒情主体慨叹物质生产的现代化发展导致乡村生活方式的变迁与乡村文明的失落，但是也隐晦地表明，田园牧歌般的乡村生活只有在物质发展的基本条件下才能实现与维持。“一把锁锁住两扇门，两扇门护佑一个家。”锁住的两扇门隔离开“家”与外面的世界，形成相对封闭的、由人和物组成的独立空间，“门”象征着“家”的空间性、社会性、与外界的区隔等特点。“乡下的街门，白天形同虚设，人在家的时候，门不关；人上坡下田，也是虚锁，即使锁了门，钥匙还在门附近。”“街门”的设置不是为了阻止“家”与外界的交往而保持其孤立的、受保护的地位——“倘若门前脚印稀少，门厅冷落，这家的日子就透着凄凉和哀愁”，“家”的兴盛与繁荣需要加强门内、门外的联系与交流，而是强调“家”以独立的社会身份参与外界的交往与交流，做人的态度和乡村的伦理道德观念在乡村社会的交往实践中得以塑造与确立。“门框是小孩子的禁忌，自小母亲就教育，不能倚门。细问根由，回曰：站有站相，坐有坐相，要端庄。”原来那些行乞的人远路奔波而来，常常因疲劳而倚着门框，而每个母亲都希望自己的孩子有出息，要像门框一样直立做人，门框方正的外形似乎象征着“端庄”的人生态度。对于放在门边的钥匙，“没有谁去动人家的钥匙、人家的门”，淳朴的乡村人不仅做人要求端庄、得体，也注重维护乡村的公序良俗。“人生来就端着一只朝天的空碗，向这世界讨要你的生计。岁月在你的碗里添水添羹加米加饭，你靠着一只碗在世间存身。”人生与“碗”密不可分，“碗”可以用来盛饭、保证人类的基本生存需求，“碗”的形象本身对于人生道路也有重要的象征性意义。细瓷带花、被奉若神明的细瓷碗“素淡得成了一种祭器般的摆设，锦绣年华都付诸没有梦想的荒芜岁月，它眺望烟火鼎盛的人间，却正好遇见那只粗瓷大碗伸长了脖子往这厢张望的目光。”细瓷碗与粗瓷大碗命运不同，用途各异，“碗里的悲喜各异，但故事并不如碗的身世一样尊贵或卑贱”，身份的卑微或尊贵不是最重要的，“碗是一种差事、一种奉献、一种责任”，人生就是要勤恳地耕耘和奔波，不辞辛劳地为人生而忙碌，人生在忙碌中得到充实，人生也因为忙碌而明确自己的方向与责任。除了象征，散文集也大量运用拟人、比喻、排比等修辞手法表达抒情主体的情与思，文采斐然，寓意丰富。

散文集对生命哲思的表达是在跳跃性的语言形式下实现的。散文集中跳跃性的语言形式把花草树木、锅碗瓢盆等具体形象与乡村生活、乡俗文化建立起关系，从整体上建构起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的乡村景观。散文集形式上在描述花草树木、锅碗瓢盆等故乡常见的具体事物，但实际上却在书写与这些形象相关的乡村生活，并在一定程度上创造了乡村生活的形式特点。“锅被庄严地买回来，端坐在虚位以待的灶口，主人用细泥均匀涂抹镶嵌，就开始了细密绵长的日子”，“人在门口出出进进，就是人间的烟火，就是人气的鼎盛”。从表达方式上来看，这两段主要描述的是买锅、砌灶以及门口人来人往的情形，但是都以“日子”而结束描述，“锅”“人在门口出出进进”与“日子”联系起来，几种形象相互作用，从买锅、砌灶、人来人往的时间角度描述了舒缓又忙碌的乡村生活场景，“日子”的细密绵长更加具体可感。“乡村每一盏油灯下，都是这样的场景，娘在油灯下做针线，孩子们在同一盏油灯下读书、写字，灯影暗处一个汉子手持烟袋锅点亮另一盏灯”，跳跃性的语言形式把对灯的描述与“娘”“孩子”、父亲的形象联系在一起形成相对封闭的空间结构，这一审美空间中灯、灯影、娘、孩子、父亲的形象相互作用形成团结、温馨的家庭生活场景。在对窗户这一形象的具体描述中，散文从对窗框、卷窗、窗纸、窗花的描写跳跃到老人剪窗花、邻人讲述窗花的故事、“我”在聆听和观察的情景，窗户、老人、邻人、“我”等形象相互作用形成和谐活泼、睦邻友好、相对开阔的乡间生活场景。“扶犁的手撤回一把犁埧，说，你的心太急；铧片唯唯诺诺，怕自己的生猛伤了庄稼的根，它左躲右闪，把犁趟子走得歪歪斜斜，它回头一看，羞愧难当。扶犁的老手用了力气纠正它，对它说，万事没有那么周全，伤一点旁根杂须是难免的，只要不走歪路就不会出格。牵牛的孩子默默记在心里。”在这一描述中，散文在犁、老把式、牵牛的孩子等不同的视角之间跳跃，老把式与犁的交流犹如人与人的对话、互动，表达出乡村人与农具之间的亲密关系，孩子与老把式之间形成一种教导与传承的关系，这三种形象形成的审美结构表现出乡村常见的、具有农耕社会特点的劳动场景，而这三种形象也只有在这一场景中才能显现出生动性。总之，散文集中语言的跳跃性使得各种形象之间建立起富有张力的审美关系，而抒情主体对故乡的怀恋之情与生命之思正是发生在这一虚构的审美空间所创造的意境中。

散文集《空碗朝天》用濃郁的乡愁来关照记忆中的乡村。作者对于现代文明对乡村文明的侵袭与破坏不置臧否，而是用在生活历练中生成的智慧与对于故乡的深厚感情来包容一切，表现出在现代社会中如何建设农村文明的思考与探索的态度。乡村人“走出故乡”，但“有滋有味”的生活却渐行渐远，他们时常怀念温情脉脉的乡村文明，想要回故乡“寻根”，寻找心灵失落的温情与安宁。曾经肆虐的掠夺式的开采、不节制的工业化对于农村原有的生态环境及其相应的文明方式的破坏导致在现实中“寻根”的失败，于是，怀乡只能发生在对于远逝的故乡的回忆中。《空碗朝天》没能完全突破以“出走”与“返乡”的方式书写故乡的模式，但是以“乡愁”的方式对现代人诗意栖居的生活追求进行了有价值的思考和探索。

注释：

①阿紫：《生长在乡村大地上的哲学——读张金凤散文集〈空碗朝天〉》，山东作家网http：//www.sdzj.org/content-493988325227.htm。

②本文所引用作品原文均出自张金凤：《空碗朝天》，中国言实出版社2017年版，不再一一注明。

③[美]约翰·布林克霍夫·杰克逊：《发现乡土社会》，俞孔坚等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17页。

④[德]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33页。

（作者单位：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