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爱国

摘要：从文明发展的宏大视野和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理论视角审视党领导人民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奋斗征程，必须深入考察党的实践向度、实践方略和实践效应，回答“为何创造”“如何创造”“创造何为”问题。党的百年奋斗是党为破解中华文明蒙尘和西方资本文明沉沦困境，在双重使命驱动下凝聚中国力量、汇聚中国智慧、开辟中国道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集体行动过程。在文明再造使命驱动下，党采取了“思想引领与组织起来有机结合”的力量整合方略、“群众路线同民主集中制双管齐下”的智慧集聚方略、“问题导向和守正创新一以贯之”的道路开辟方略，最终创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形态。党领导人民创造新型文明的集体性实践及其伟大成就，已逐步显现出巨大的强心效应和灯塔效应，不断重塑着中华民族的自信力，激活并彰显了中华文明的影响力。

关键词：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华文明；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程；

中图分类号：D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160（2023）02-0051-18

当人类历史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中国共产党回顾反思百年奋斗光辉历程、科学总结百年奋斗历史意义、准确把握人类文明演进趋势，向全党、全国和全世界发出政治宣告：“一百年来，党既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也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党领导人民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1]。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将“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界定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2]。“党领导人民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这一重大论断，是对党奋斗征程最深刻的理论概括，标志著党对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及人类文明发展、转型、跃迁的规律性认识达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为何创造、如何创造、创造何为，成为当前学术界亟须解答的重大课题。从文明发展的宏大视野和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理论视角审视，中国共产党的奋斗征程实际上是为破解中华文明蒙尘和西方资本文明沉沦困境，在双重使命驱动下凝聚中国力量、汇聚中国智慧、开辟中国道路，创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的集体行动过程。这一伟大实践既遵循合目的性，符合中国人民、中华民族和人类社会的文明期待，也遵循合规律性，契合中华文明转型、社会主义文明发展和人类文明演进的基本逻辑。立足新时代新征程，深入揭示党领导人民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实践逻辑，对于我们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实践向度：双重文明困局背景下的再造使命

列宁在评述黑格尔关于实践逻辑“推理”的思想时，指出实践逻辑的第一个前提是“善的目的（主观的目的）对现实（外部现实）的关系”[3]。这意味着实践的首要前提和出发点是实践的目的性。据此，揭示党领导人民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实践逻辑，首先必须深入考察党的实践向度，回答“为何创造”问题。从中华文明五千年和世界历史五百年的跨时空大尺度视角审度党的百年实践，党的伟大奋斗始终具有明确的目的指向性与自觉能动性，既着眼于中华文明蒙尘背景下的文明形态转型，也致力于西方资本文明异化背景下的文明形态超越。

（一）中华文明蒙尘背景下的振兴使命

恩格斯指出：“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4]14该论断清晰地指明了人们认识事物的科学原则，即逻辑起点要与历史起点相一致。探究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逻辑起点，也应从中华文明兴衰复振的历史节点谈起。

1.中华文明从辉煌到蒙尘：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根本动因

在人类历史长河和世界文明丛林之中，中华文明可谓源远流长、一枝独秀、影响深远，被公认为“人类历史上唯一一个绵延5000多年至今未曾中断的灿烂文明”[5]。几千年来，中华文明在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同时，也极大地影响了人类文明的进程。器物文明层面，将农耕经济发展到极致。根据英国著名经济史学家麦迪森的测算，1820年，美国、日本国内生产总值分别占世界经济总量的1.80%、2.98%，西欧各国总和占比为23.60%，而中国占比达32.88%。[6]同时，以“四大发明”为代表的科技成果促进了资本主义文明形态的诞生。马克思曾指出：“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7]政治发展方面，形成了强大的国家能力传统。早在周秦时期我国就完成了政治结构的“中央集权化”，比欧洲要早一两千年；中国古代创造的郡县制、官僚制、监察制、文官制、科举制等政治制度，极大地促进了超大国家的政治整合，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早的“现代国家”。有“中国古代第五大发明”之称的科举制，历史上不仅被日本、朝鲜、越南等亚洲国家仿行，也为西方国家所借鉴。19世纪末美国在华传教士丁韪良指出：“当今在英国、法国和美国正在取得进展的文官考试制度，是从中国的经验中借鉴而来的。”[8]20世纪美国著名的汉学家卜德指出：“科举制无疑是中国赠予西方的最珍贵的知识礼物。”[9]精神文明方面，创造了博大精深的文化传统。独特的文字符号、浩瀚的文化典籍、璀璨的文学艺术、深刻的哲学思想，尤其是“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10]的价值理念，不仅构筑了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而且形构了以中国文化为核心的东亚儒家文化圈，甚至为破解人类工业文明危机提供了中国智慧。早在20世纪70年代，英国历史学家汤恩比和日本思想家池田大作就达成惊人共识：只有儒释道合一的中国文化才能拯救21世纪的世界。[11]

然而，中华传统文明毕竟是植根于东亚封闭地貌、农耕经济和血缘（泛血缘、拟血缘）关系结构基础上的原生农业文明。当这种文明形态面对起源于环地中海开放地貌、工商经济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结构基础上的现代工业文明的野蛮侵略和“降维打击”时，中华文明遭遇前所未有的危机、中华民族遭受史无前例的劫难、中国人民蒙受空前未有的苦难，习近平将这一不幸遭遇概述为“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12]。1840年鸦片战争伊始直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百年间，帝国主义列强前后强迫中国签订了1100多个不平等条约，掠夺中国财富白银上千亿两[13]，割让国土面积174万平方千米，中国被迫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陷入几乎亡国灭种的“总体性危机”。中国经济占世界总量由1820年的32.88%下降到1870年的17.05%，并于1913年、1929年进一步下降至8.83%、7.37%，1950年仅为世界总量的4.5%、美国总量的16.5%。[6]261百年间中国经济占世界比重竟然下降了二十多个百分点。面对中华文明蒙尘的文明危机，自强不息的中国人民奋起反击，各种政治力量积极探索文明转型。然而，无论是地主官僚开展的洋务运动还是封建士人导引的维新变法，无论是农民阶级掀起的太平天国运动还是资产阶级领导的辛亥革命，都没有真正实现中华文明的现代转型，都没有真正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都没有根本改变中国人民的悲惨境遇。破解中华民族“总体性危机”和实现中华文明的现代转型，需要现代性的政治力量。中国的历史逻辑决定了组织政党，由政党动员社会建设现代国家，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和中华文明实现赓续转型的基本逻辑。[14]现代化取向的国民党和共产党相继登上历史舞台。然而，国民党由于其内在固有的弊端，没有担当起实现中华崛起和文明振兴的重任。国民党的失败为中国共产党的崛起提供了历史机缘。

2.中华文明的赓续与发展：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初心使命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15]而中华文明是中国人民的精神家園，是中华民族的精神血脉，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与魂。中华文明如果失落，中国人民就会失根断魂、难获幸福；中华文明发展如果滞后，中华民族就会一蹶不振、难以复兴。从文明的视角看，回望党的百年奋斗历程，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就是为中华文明的赓续谋出路、为中华文明的发展谋前程。

与历史上践履“固守传统”“中体西用”或“全盘西化”文明观的政治力量不同，中国共产党自缔造伊始就确立了赓续与发展中华文明的神圣使命。建党前夕，党的主要创始人李大钊在充分比较东西方文明特点之后，指出了中华文明的命运前途，强调“中国民族今后之问题，实为复活与否之问题”“吾人深信吾民族可以复活，可以于世界文明为第二次之大贡献”[16]215。此处“复活”包括中华文明的复活。毛泽东则表达了对中华文明的自信，认为“世界文明分东西两流，东方文明在世界文明内，要占个半壁的地位。然东方文明可以说就是中国文明”[17]。此处既强调了承继中华民族文明传统的愿望，也表达了在此基础上创造新文明的诉求。1921年7月，党的一大确立了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激活工具、以社会主义为前进方向、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核心、以人民群众为主体力量、以革命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为手段的中华文明浴火重生与赓续发展之路。

与历史上那些“初时聚精会神，成时惰性发作，最终人亡政息”的政治力量不同，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守传承与发展中华文明的神圣使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历史观，坚决破除党内外弥散的中华文明抛弃论，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走出新民主主义革命新路、完成现代民族国家建构，倡导在承继中华文明基础上“以勇敢而勤劳的姿态工作着，创造自己的文明和幸福”[18]344。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毛泽东提出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进行“第二次结合”，创建社会主义制度、开启社会主义建设，在赓续政治权威传统基础上进行政治文明的民主化转型、在赓续自强不息精神基础上探索物质文明的工业化转型、在赓续集体主义价值基础上促进精神文明的现代化转型，矢志“创造出中国自己的、有独特的民族风格的东西”[19]。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砥砺“革故鼎新、开放包容、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民族风骨，“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20]373，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确立“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国家发展目标，明确了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华文明传承发展的基本路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秉承中华文明“亲仁善邻、协和万邦”的处世之道、“惠民利民、安民富民”的价值导向、“革故鼎新、与时俱进”的精神气质、“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生存理念[21]471，提出“五个文明”协调发展的文明之道，为中华文明接续发展明确了奋斗方向。

（二）西方资本文明异化背景下的超越使命

党领导人民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实践，不仅有中华向度也有世界向度，因为近代以来的中国“不仅是中国之中国，而且是亚洲之中国、世界之中国”[21]471，党的文明形态创造实践离不开对西方资本文明的科学审视与超越探索。

1.西方资本文明的悖谬：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重要动因

人类文明是一个不断演进的过程。客观地说，相对于建立在“人的依赖关系”基础上的农耕文明，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为特征的资本文明具有历史进步性。一方面，资本的逐利性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快速发展。根据麦迪森的测算（以1990年百万国际元为单位），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之前的1500年、1600年，GDP分别为2815、6007；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的1700年、1801年、1913年，GDP分别增长至10709、25426、224618。[6]244对于西方资本文明形态下的这种经济进步，马克思、恩格斯给予了高度评价：“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22]36另一方面，资本的逻辑在瓦解狭隘的人群共同体的同时促使全球化时代的来临。“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22]35。人类历史由区域隔离的国别（地区）史向世界历史演进，使得多元文明的交流互鉴成为可能。

然而，西方资本文明具有难以克服的内在局限。物质层面，始终难以走出贫富分化与劳动异化困境。资本的剥削本性将贫富分化视为人的自然差别和保持社会活力的基本前提，使得劳动者与生产活动、劳动者与劳动产品、劳动者与类本质、劳动者与他人相异化[23]，形成垄断资本与绝对贫困并存、财富增加与公平递减并进的利益格局。“2010年以来，在大多数欧洲国家，尤其是在法国、德国、英国和意大利，最富裕的10%人群占有国民财富的约60%。……最贫穷的50%人群占有的国民财富一律低于10%一般不超过5%。”[24]政治层面，始终难以摆脱政治冲突与权力异化困境。自由主义的利己基因将“人民”变成“选民”，“选举”变成“选主”，“议会”变成“市场”，国家“公器”成为政党争夺的“标的”，国家利益屈从党派利益，政治冲突不断、权力异化失控，政府能力不高、政治公信低落。精神层面，始终难以摆脱价值冲突与精神物化困境。个人主义以个体为中心看世界、观社会、察人际，将个人自由、个体利益、个体生存置于社会、集体与国家之上；个人主义价值观的排他性、功利性、世俗性和狭隘性，既带来国家主流意识的侵蚀解构，也带来社会理想信仰的整体缺失，还带来人生存在意义的迷茫堕落。社会层面，始终难以摆脱社会撕裂与社会失序困境。个人主义价值观的弥散和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带来社群意义的遮蔽、社会共识的缺失，阶级冲突、集团倾轧和种族歧视造成社会矛盾的加剧、社会活力的锐减和社会秩序的混乱。生态层面，始终难以摆脱生态危机与永续发展困境。资本的逐利性及对自然的傲慢形成掠夺式发展模式，带来史无前例的生态危机：环境污染、资源枯竭、生态失衡、气候极化、疫情频发等，危及人类生存和永续发展。国际层面，始终难以摆脱霸凌扩张与零和博弈困境。“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25]871西方国家的发迹史，就是一部对亚非拉国家血腥殖民和暴力掠夺的历史；西方国家的当代史，也是一部利用先发优势剥削发展中国家和制造国际冲突的历史。历史上，西方国家开展黑奴贸易使非洲损失上亿人口，对美洲实施种族大屠杀使印第安人几近灭绝，掀起两次世界大战导致8000万人口战死。马克思、恩格斯将这种文明视为“罪恶的文明” [25]690“是用血和火的文字载入人类编年史的”[4]291文明。

鉴于西方资本文明在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方面的积极效应，近代以来先进的中国人积极向西方寻求真理，师夷长技、仿其制度、习其文化，进行了各种各样的探索、开展了可歌可泣的斗争，但始终不能改变旧中国的社会性质和中国人民的悲惨命运，“西方资产阶级的文明，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一齐破了产”[26]1471。同时，鉴于西方资本文明给中华民族、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带来的文明之殇，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伊始就苦苦思考和上下求索人类跨越“卡夫丁峡谷”的文明新路。

2.对西方资本文明的超越：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人类使命

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既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也把为全人类做贡献作为重要使命。”[21]422中国是世界性的大国，大国当有大国的担当；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先锋队当有先锋者的觉悟。这种觉悟和担当，就是不仅要关心中国人民幸福，关注中华民族复兴；也要关照人类前途命运，探寻能给人类带来希望的文明之光。百年来，中国共产党积极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吸收“兼济天下”“天下为公”“天下大同”的价值理念，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者“为人类求解放”“为人类谋福祉”“为人类谋和平与发展”的价值追求，将超越西方资本文明、为人类做贡献写在自己的旗帜上。

建党前夕，党的主要创始人李大钊“为救世界之危机”反思东西两种文明，认为东洋文明主静、偏于灵、衰颓于静止之中，西方文明主动、偏于肉、疲命于物质之下，进而呼唤创造一种兼具东西文明特质“灵肉一致”的人类新文明。当俄国十月革命的讯息传入中国，李大钊、毛泽东以深邃的历史眼光作出三个准确判断：十月革命的胜利是“世界的新文明之曙光”，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将“带来新生活、新文明、新世界”[16]266；马克思主义既是“世界改造原动的学说”，也是“拯救中国的导星”，社会主义既是西方资本文明的超越形态也是中国改变蒙辱落后状况的出路；中国问题实属世界问题，中国改造必须着眼世界改造，既要明确改造中国的“下手之处”，也要明确改造世界的国际主张。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科学明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近代中国国情和“推翻三座大山”的中国革命任务基础上，既提出了推翻国际帝国主义压迫以建立独立统一民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阶段目标，也提出了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共产主义社会的远大理想；既提出了驱逐日本帝国主义、结束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的民族解放目标，也提出了打败国际法西斯国家、建立联合国的世界任务；既提出了“由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27]293的物质文明建设目标，也赋予中华民族“促进世界的和平和自由”[18]344的人类使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在冷静分析“制造业落后”的新中国国情和美苏冷战的国际格局基础上，既选择了社会主义社会形态的文明向度，又明确了“四个现代化”的物质文明发展目标，也怀抱着“为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28]和“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27]349的远大理想。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党在准确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以及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基础上，首次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明形态选择，逐步形成了“五位一体”协调发展的文明创造向度，还提出了“共同构建一个和谐世界”的全球使命，以改变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在准确判断“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正处于关键时期”的国情和“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世情基础上，既深化了“富强文明民主和谐美丽”的文明发展目标认知，也提出了变革全球治理体系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世界使命担当，以纠正西方文明内在的对抗、利己、扩张的错误逻辑。

二、实践方略：文明再造使命引领下的集体创造

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认为，实践是主体改造客体的能动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目的是十分重要的，但作为主观性的东西，目的相对于手段，仍然具有主观有限性，目的必须通过一定的方法策略在改造客体中才能实现。毛泽东也曾说：“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是没有桥或没有船就不能过。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不解决方法问题，任务也只是瞎说一顿。”[29]所以，揭示党领导人民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实践逻辑，必须深入考察党的百年实践方略，回答“如何创造”问题。很大程度来看，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创造必须破解三大困境：“力量整合困境”，即如何把“一盘散沙”的亿万行动者凝聚成“全国一盘棋”；“智慧集聚困境”，即如何将个体智慧的“涓涓细流”汇聚成文明创造的“滚滚洪流”； “道路开辟困境”，即如何在“歧路多阻”中找到契合文明发展规律的“人间正道”。百年来，在文明再造使命引领下，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采取“思想引领与组织起来有机结合”的力量整合方略、“群众路线同民主集中制双管齐下”的智慧集聚方略、“问题导向和守正创新一以贯之”的道路开辟方略，创造、丰富和发展了人类文明新形态。

（一）力量凝聚方略：思想引领与组织起来有机结合

团结就是力量。目标越伟大、使命越艰巨，越需要团结的力量。然而，近代中国社会犹如“一盘散沙”，改革开放的中国也出现社会分化。百年来，为摆脱文明再造艰巨使命下的集体行动困境，党创造性地采取“思想引领和组织起来有机结合”的力量整合方略，将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凝聚起“比铁还硬比钢还强”的精神力量和组织力量，使中华民族成功渡过了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的劫难，迎来了国家富强、人民自信、文明再造的盛世重光。

1.思想引领：中国共产党凝聚精神力量的濡化方略

人与人的摩擦、群体与群体的纷争、组织与组织的冲突乃至国家与国家的矛盾，归根结底源于认知的不同、理念的分歧、价值观的差异，因为思想是行动的先导、情怀是利益的指导。所以，破解集体行动困境尤其是破解超大规模和较大差异性群体的合作困境，首要手段在于思想引领、凝聚共识。同时，人类文明新形态不是个别英雄奋斗的产物，而是人民群众创造的结晶，因为“历史上的活动和思想都是‘群众的思想和活动”[30]“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31]1031。然而，很大程度上，人民群众并不是高度同质的铁板一块，而是由不同党派、民族、阶层、信仰的中华儿女组成的共同体，不同群体在认知水平、价值取向、利益追求、行为方式等方面都具有一定差异。因此，如何将极具差异性、超大规模性的亿万民众凝结成一个最大的“同心圆”，齐心共探中国道路、同心再造文明形态、一心共圆中国梦想，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最大挑战和首要任务。百年来，为凝聚同心共圆中国梦的磅礴精神力量，党积极采取思想引领的实践方略，既以科学思想的真理力量进行感召，又以思想工作的多元手段进行整合；既注重对党员干部和广大党员的思想教育，也注重对党外精英和普通群众的思想引领。在这一过程中，思想引领首先要解決的问题是有思想——科学而有效的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真理。党从“十月革命”的胜利和各种政治思潮甄别中明悟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性和有效性，从“两个结合”方法论的运用和领导革命、建设、改革的经验中创立了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从而解决了“用什么思想来引领”的问题。思想引领其次要解决的问题是明对象——政治的和社会的——党内外精英和普通群众。党运用社会阶级分析法明晰了“谁是我们的朋友”，运用唯物史观明晰了革命、建设、改革的领导力量和群众力量，在运用党的建设“本命法宝”中明确了对关键少数和全体党员进行思想教育的重要性，在运用统一战线重要法宝中明确了对被领导者（同盟者）“给以政治教育”[26]1273的重要性，从而解决了“用思想引领谁”的问题。思想引领还要解决的问题是好手段——对党内和对社会——显性灌输的和隐性涵化的。针对领导干部和全体党员，党创造了政治宣传、党校教育、支部“三会一课”等常态化的党内思想引领机制，也创造了诸如延安整风运动、“三讲”党性党风教育、“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活动等集中性的党员干部教育方式；针对党外人士和人民群众，党创造了媒介宣传、文艺宣传、会议鼓动等政治动员方式，也创造了国民教育、舆论引导、精神文明创建活动等政治社会化方式，从而解决了“思想如何引领”的问题。

2.组织起来：中国共产党凝聚行动力量的关键举措

思想引领旨在凝聚精神力量、实现魂有定所。但广大民众毕竟居住、生产、生活于不同空间，力量凝聚还必须将原子化散落的个体组织起来，“组织起来就有力量”[20]111，组织起来才能“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组织起来才能更好地生存与发展，组织起来才能实现文明再造和演进。百年来，党深刻反思国民党“同党人心之涣”教训[32]和近代“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33]564问题，积极采取“组织起来”的行动策略，凝聚起齐心共创文明新路的伟大组织力量。一方面，吸纳信仰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政治精英，建立严密的党组织体系，发挥关键少数的头雁力量和全体党员的先锋作用。党先后创立了“支部建在连队”“支部建在单位”“支部建在社区”“支部建在网络”的基层组织建设模式，实现党组织全社会覆盖；通过民主集中制原则建立起涵盖中央、地方、基层三级联动的“横向到边、纵向到底、斜向触网”的组织结构体系和全国“一盘棋”式的全面领导制度。[34]同时，党在长期的自我革命过程中，既锻造了一支“五个好”“四个铁一般”的领军队伍，也打造了一支“四讲四有”的先锋战队，实现了“哪里有群众哪里就有党的工作、哪里有党员哪里就有党组织、哪里有党组织哪里就有健全的组织生活和党组织作用的充分发挥”[35]。另一方面，聚合党外人士和普通群众，构建一核多元的社会（政治）组织体系，发挥统一战线的法宝力量和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党既创建群团组织和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将分散的群众力量组织起来；也创造人民政协这一统一战线组织，将分散的政治力量组织起来；还将党组织体系嵌入各级各类组织体系，将散落的珍珠变成有机联系的项链。同时，党制定了愿景塑造与利益诱导、精英引领与群众路线、宣传鼓动与典型示范、行政命令与民主参与、线下宣传与线上传播相结合的策略，实现了对亿万民众的有效动员。可以说，“组织起来”，将全体党员、全社会精英、全国人民组织起来，将无数微弱的力量汇聚成强大的合力，是党领导人民创造中国奇迹的关键密码。

（二）智慧聚合方略：群众路线同民主集中制双管齐下

古人曰：能用众力，则无敌于天下矣；能用众智，则无畏于圣人矣。文明不仅是合力的产物，也是智慧的结晶。人类文明形态的再造不仅要聚众力，更要汇众智。中华民族是一个充满智慧、具有伟大创造力的民族，也是一个一体多元、具有多样性的民族。如何选择一种包容多样性、党群协同、科学民主的决策模式，将地处不同地域、不同民族、所属不同组织的群众智慧汇集起来，把全党、党外人士、广大民众的智慧汇集起来，是党领导文明再造过程中必须解答的重要课题。百年来，党创造性地采取“群众路线同民主集中制”双管齐下的智慧集聚方略，不断汲取、汇合、凝结起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中国智慧。

1.群众路线：中国共产党聚合普通民众智慧的领导方法

习近平指出，“人民群众中蕴含着丰富的智慧和无限的创造力”[36]。毋庸置疑，创造文明新形态首先要聚合人民群众的智慧。党在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中，创造了群众路线这一有效聚合群众智慧的公共决策逆向参与模式[37]。具体而言，主要有两种智慧聚合模式。

一是自发—吸纳式，即“从群众中来”，将基层群众自发探索的智慧成果吸纳进决策层。毫不夸张地说，“五个文明”协调发展的文明新形态中的不少文明要素，皆源自于人民群众的自发探索。经济建设层面，“包产到户”的创举、乡镇企業的“异军突起”、民营经济的再生崛起，都是亿万民众的原创；政治建设层面，村民委员会的创生、基层协商民主的探索、“乡镇吹哨、部门报到”党建引领机制的创新，都是基层群众的首创；文化建设层面，农村文化振兴的“马庄样本”、文化体制改革的“中南传媒模式”、丰富多彩的优质文艺产品，都离不开基层群众的创造；社会建设层面，社会矛盾化解的“枫桥经验”、社区体制改革的“江汉模式”、三医联动改革的“三明探索”，多是基层群众智慧的结晶；生态建设层面，河湖管理保护的河长制、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丽水实践”、沙漠治理的“库布其模式”，都凝聚着基层群众的智慧。可以说，现代化探索过程中不少上升为国家政策的改革经验多属于自发—吸纳模式的产物。

二是主导—问计式，即“到群众中去”，围绕党主导的政策问题“问计于民”，吸纳群众智慧。党是现代化建设的最高政治领导力量，扮演着重大决策决断者的角色。党所做的重大决策都是关系到党和国家方向性、长远性、全局性、战略性的问题，都是影响中国式现代化本质属性、彰显文明新形态特质的问题，必须问政于民、问计于民、集思广益。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随着改革开放进入深水区，党的重大决策日愈注重吸纳基层群众的智慧。“十二五”规划制定过程中，特设建言献策活动办公室，收到各类建议64709件[38]；“十四五”规划制定过程中，开展网上征求意见，收到各类建言100多万条[39]63-65；党的二十大报告起草过程中，累计收到网民建言854.2万条[40]。党在推进国家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形成了“谋群策、集众思、广纳言、合议决、告四方”的集思广益模式[38]。通过这两种模式，党将基层群众蕴含的丰富智慧和无限创造力吸纳为顶层设计并加以推广，不断丰富和发展人类文明新形态。

2.民主集中制：中国共产党聚合精英群体智慧的制度通道

创造文明新形态，既要聚合普通民众的智慧，更要聚合全体党员、党政干部、党外人士、专业人员等精英群体的智慧。党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探索过程中，借助民主集中制这一“党的根本组织原则和领导制度”[41]“中国国家组织形式和活动方式的基本原则”[42]作为聚英汇智通道来实现对全体党员和党外精英智慧的统合。具体而言，党通过有机结合的两个环节实现聚英汇智。一是动员式意见征集，即“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党中央自上而下进行决策动员和意见征集。在这一环节，党发扬党内民主、坚持协商民主、运用统一战线，创造了党内征询、政治协商、课题委托、专行人士咨询等多种汇智聚力方式。党内征询对象既包括在职党员代表，也包括党内离退休老同志；政治协商对象既包括民主党派，也包括无党派人士；课题委托对象既包括政府部门，也包括研究机构；专行人士咨询对象既包括专家代表，也包括行业代表。“十四五”规划制定过程中，党中央先后两次在党内一定范围征求意见，专门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意见，习近平总书记还亲自主持召开了企业家、科学家、专家代表、基层代表座谈会[39]63-65；党的二十大报告起草过程中，部分党员干部和党外人士参与了报告议题的讨论，54个单位承担了重点课题调研任务，108个单位提交了报告征求意见稿，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提出修改意见1570条[41]。二是党中央统合决策，即“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党中央在“博采众谋”基础上进行集体议决。在这一环节，党坚持“集体领导、民主集中、个别酝酿、会议决定”原则，在中央层面形成了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中央政治局会议、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中央重大专项会议、中央领导小组（委员会）会议等决策机制。总的说来，“通过民主集中制的办法，广开言路，博采众谋，动员大家一起来想、一起来干”[43]296，是中国共产党用天下英才、谋人间正道、创文明新路的重要经验。

（三）道路开辟方略：问题导向和守正创新一以贯之

道路决定命运，道路引领未来。人类文明新形态是党领导人民探索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集体创造的文明之果。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自变量。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探索的百年历程，也是人类文明新形态逐步成型和丰富发展的过程。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开辟过程中，党始终坚持问题导向和守正创新的方法论。

1.问题导向：中国共产党探索文明新路的开路利器

问题是时代的声音，问题也是寻道的灯塔。坚持问题导向是马克思主义的鲜明特征。毛泽东曾指出：“问题就是事物的矛盾。哪里有没有解决的矛盾，哪里就有问题。”[31]839抓住时代问题，就找到了实践前进的方向，也就找到了文明之道拓新的突破口。中国近代历史上，从洋务运动、农民运动到戊戌变法、辛亥革命，眾多仁人志士积极探寻中国现代化道路但都没有成功，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没有搞清楚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其实质是没有搞清楚近代中国面临的时代问题。回顾百年党史，党之所以领导人民成功走出契合人类文明新形态发展规律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就在于准确抓住并有效破解了中国现代化不同阶段的现实问题。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现代化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在推翻“三座大山”基础上“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33]663。党自成立起就明确了这一历史课题，经过二十八年的坚守和奋斗，最终建立了一个有别于传统王朝国家的现代民族国家，为中国现代化搭建了“政治屋顶”。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现代化面临的主要问题是现代化的方向抉择和路径选择。聚焦方向抉择问题，党通过国家政权建设和社会主义革命，确立了中国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方向；聚焦路径选择问题，党先学习“苏联模式”，后思考适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探索了“四个现代化”的物质文明发展之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现代化需要解答的中心问题是“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推进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聚焦这一时代问题，党在明确社会主义本质和审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情基础上，开创和发展了“中国式的现代化”正确道路，从注重“两个文明”建设进化到实践“三大纲领”进而发展到全面推进“四位一体”，基本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形态的结构框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现代化需要破解的难题是“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聚焦这一问题，党明确了我国发展所处的历史方位和所面临的国内外局势，明确了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国之道和强国战略，最终创造了“五个文明”协调发展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可见，正确的问题导向是百年来党探索中国现代化道路的科学方法，党正是在逐步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以及建国之问、方向之问、富国之问、强国之问过程中，领导人民成功开辟了契合人类文明新形态发展规律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

2.守正创新：中国共产党开辟文明新路的思维方法

问题是寻道探路的出发点和突破口，但问题的发现与解决有赖于知常明变的思维引领。党在探索人类文明新形态创造之道过程中，始终坚持守正创新的思维方法。所谓“守正”，就是守真理之正、方向之正、立场之正以及道路之正。百年来，党始终坚守的真理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科学真理，始终把握的方向是社会主义发展方向，始终站稳的立场是人民立场，坚定不移走的道路是社会主义取向的革命道路、改造道路和现代化道路。正是这种坚守，给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赋予了社会主义的基因和现代化的共性。所谓“创新”，就是创理论之新、制度之新、道路之新以及文明形态之新，但这种创新是守正下的开辟、守常中的鼎新。百年来，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一次又一次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相继创立了毛泽东思想、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一次又一次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飞跃；同时，党将社会主义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军事、外交、党建等方面的一般性制度规定与中国独有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命运、特殊的基本国情相结合，形成了以“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为四梁八柱、具有十三大显著优势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打下了坚实的制度基础。百年来，党团结带领人民守正创新走自己的路，将社会主义国家的本质属性与超大国家、发展中国家、古老东方国家、后发外生型现代化国家的基本特性有机结合起来，走出了以“人口规模巨大、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和平发展道路”为基本特征的中国式现代化新路，同时创造了彰显人道性、系统性、持续性、包容性、和平性的人类文明新形态。

三、实践效应：集体创造文明新形态的双重效应

党领导人民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实践活动，既是具有意向性的目的性活动，也是合乎人类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社会性活动。但这种活动是否既合乎主观目的也契合客观规律，还得依实践的效果如何或求善价值实现程度如何而定。所以，揭示党领导人民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实践逻辑，还必须深入考察党的百年实践效应，回答“创造何为”问题。党领导人民集体创造文明新形态的实践已逐步显现出巨大的实践效应，包括重塑中华民族自信力的内部效度和激活中华文明影响力的外部效应。

（一）历史伟业的强心效应：彰显优势成就，重塑中华民族自信力

百年来，党在领导人民创造文明新形态过程中，创造了建国大业、兴国大业、富国大业并有效推进强国大业，“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1]历史伟业所彰显的比较优势、所展示的奋斗成就，犹如一剂又一剂“强心针”，给亿万国人带来信心和力量，既激发和坚定了主义自信又激活和增强了历史自信，不断重塑着中华民族的自信力。

1.彰显比较优势，激发和坚定主义自信

在文明的现代转型与发展嬗变中，主义是重要的，因为它“譬如一面旗子”[44]，是“多数人共同行动的标准”[45]，是“解决问题的工具”[46]。一言以蔽之，主义是认识世界的框架、美好理想的表达和集体行动的准则。但主义是多样的、排他的和功效强弱不一的。一种主义之所以能得到更多人的认同、信奉、实践和坚守在于它的比较优势，即它更接近本源真知、更能创造美好生活、有着更显著的治理优势和更高尚的精神追求。党领导人民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所秉持的主义，是作为科学真理的马克思主义和作为社会理想的社会主义，更进一步说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和作为中华儿女共同理想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主义是近代以来从各种主义争锋中脱颖而出的，是建党以来理论与实践相融通、传统与现代相结合而创生的。百年来，党正是秉持这个主义，才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这个主义在指导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认识国情世情党情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实践过程中，形成了道路、理论、制度、文化“四位一体”的衍生形态，展现了其他主义难以比拟的显著优势，不断激发和坚定中华儿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自信。

首先，道路优势与自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形态是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有机统一。与西式现代化道路比较，中国道路是主动选择的而非自发衍化的，是超大国家的而非小国寡民的，是古老民族的而非传统浅薄的，是协调发展的而非畸形建构的，是共同富裕的而非贫富极化的，是天人合一的而非蔑视自然的，是和平包容的而非对抗排他的。依靠这条道路，“我们用几十年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在中国人民手中，不可能成为可能”[47]，逐步实现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伟大历史性飞跃。在道路创造过程、成就共享体验和国际比较思考中，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底气、豪气、勇气空前高涨，树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是创造人民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43]36的高度自信。其次，理论优势与自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形态是真理与价值的辩证统一。与其他各种意识形态比较，中国理论是科学的而非荒谬的，是革命的而非妥协的，是实践的而非书斋的，是人民的而非精英的，是开放的而非封闭的，是包容的而非狭隘的，是中国化时代化的而非教条的僵滞的，是具有鲜活生命力和巨大实践价值的。“实践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人民论坛课题组的问卷调查统计结果显示，我国公众的理论自信指数为83.27分，处于较高水平[48]。再次，制度优势与自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形态既注重公平正义又注重活力激发。与西方所谓的自由民主制比较，中国制度具有十三方面的显著优势[49]2-4。党在领导人民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过程中，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49]2-4，中国之治与西方之乱形成鲜明对比，极大地增强了党员群众的制度自信。最后，文化优势与自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形态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机结合的产物。与世界其他国家文化比较，中国文化有着丰富厚重的人文底蕴、独特鲜明的精神标识、初心不改的红色基因、海纳百川的宽阔胸怀、奋发向上的精神追求、兼济天下的价值关怀，塑造了爱好和平、勤劳勇敢、知行合一、中庸处世、自强不息的集体人格。现代化道路探索过程中，中国文化彰显的中国精神、显露的中国价值、体现的中国力量极大地促进了物质文明发展，重建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公众的文化自信指数逐年递增，2016年为75.63分，2017年上升到82.26分。[50]

2.展示奋斗成就，激活和增强历史自信

历史是一个民族的共同记忆和精神家园，是“一个民族安身立命的基础”[51]。中华民族是一个拥有5000多年历史文化传统的伟大民族，曾经拥有无与伦比的民族自豪感和民族自信心。然而，1840年以降的百余年间，近代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华民族遭遇前所未有的劫难，民族自信心遭受空前打击，出现历史虚无、文明自贬问题，甚至有学者提出中华民族“百事不如人”[52]。历史上出现的“中西之争”“体用之争”“全盘西化”等论调，都折射出人们对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深切忧虑。同时，党创立以来的百余年间，党领导人民历经百年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但也遭遇历史虚无主义的破坏，党员群众的历史自信遭到冲蚀。近年来出现的“娱乐历史”歪风、“歪曲历史”逆流、“篡改历史”暗潮、“颠覆历史”遗毒，也都折射出党员群众树立正确历史观、坚定历史自信的迫切性。由此，如何重拾民族自尊、激活和坚定党员群众的历史自信，包括对百年党史、70余年新中国史、40余年改革开放史、180余年奋斗史、500余年社会主义发展史和5000余年中华民族发展史的自信，成为党的重要使命。然而，任何历史自信既不是凭空产生的也从不是他人赠予的，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角度看，其源于成功产生的成就感、喜悦感、自豪感所转化成的自我肯定和他者肯认。

党在领导人民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过程中，积极发扬艰苦奋斗、忘我奋斗、团结奋斗和不懈奋斗的伟大奋斗精神，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党百年奋斗成就包括：彻底终结了任人宰割、饱受欺凌的历史，彻底结束了积贫积弱、一穷二白的历史，彻底终止了旧中国国家能力不强、社会一盘散沙的局面，成功开启了社会主义现代化探索的新纪元，历史性地解决了亿级人口规模绝对贫困问题，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任务，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等等。根据党中央的预判和经济学家的测算，我国将在2025年前后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2035年左右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2049年经济总规模将是美国的两倍[53]，我国14亿多人口将整体迈入现代社会，彻底改写现代化的世界版图。这些历史性成就极大地增强了党和人民的自我效能感，极大地激发了民族自豪感，极大地滋养了民族自信心，从而极大地坚定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对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的自信，也激活和增强了党员群众对社会主义发展史、中华民族发展史的自信。2017年中国公众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知和认同得分均在80分以上[48]，绝大多数民众显示了较强的历史自信。

（二）新型文明的灯塔效应：贡献中国智慧，激活中华文明影响力

党领导人民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既不同于古代社会的文明形态，也不同于苏联社会主义时期的文明形态、更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形态，而是中华文明的当代新形态、现代文明的中国新形态、社会主义文明的新形态和世界文明的崭新形态。这一新型文明所蕴含的中国智慧，为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为世界解决系统性危机、为人类未来点亮希望之光竖起了新灯塔，激活并彰显了中华文明的影响力。

1.中国经验的导航效应：为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提供新选择

中国经验一端连着历史成就，另一端连着中国智慧，是历史成就的总结概括，是中国智慧的具体展现。中国经验是世界上最大的政党引领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探索文明新路中积累的实践经验。当今世界有近140个发展中国家，2021年世界银行统计了181个经济体的人均GDP排名，低于1000美元的有22个，1000～3000美元的有33个，3000～6000美元的有35个，6000～12695美元的有34个。历史上，这些发展中国家要么移植了西式现代化模式，要么照搬苏联现代化做法，结果不仅没有实现良性发展反而成为外部力量的附庸，被迫掉入贫困陷阱或中等收入陷阱。中国在人类文明新形態创造过程中，既没有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没有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而是走出了中国式现代化新路，驳斥了“历史终结”“文明冲突”“依附发展”等谬论，为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提供了新选择。中国经验之所以对发展中国家具有重要借鉴意义，首先在于前提条件的相近性。中国和广大发展中国家有着相似的外强入侵历史、拥有类似的现代化追求、面临相近的发展问题、遭遇同样的发达国家霸凌。历史遭遇、现实境遇与未来期遇的相近性，使得中国经验对发展中国家更具参考价值。

具体而言，中国经验对发展中国家具有双重借鉴意义。一是方法论的启迪意义。中国经验来自基于国情的实践，但取得实践成就和历史经验的方法论具有普适性。人民至上、自信自立、守正创新、问题导向、系统观念等立场观点方法，揭示了晚发外生型现代化的一般规律，对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具有启发意义。二是成功做法的示范意义。“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党领导一切、全过程人民民主、全面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政治发展道路，政府“有形之手”和市场“无形之手”良性互动的资源配置方式，“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的学习机制，“百年奋斗目标-分步走发展战略-三级三类规划-五年计划”的独特决策方式，“集中国力、激发内力、持续发力、精准脱贫”的反贫经验，人民监督和自我革命相结合的治党新路，这些中国经验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是具有导航效应的。美国学者阿里夫·德里克认为，中国经验的价值不仅在于它目前在全球经济中的重要性，而且在于它为广大发展中国家发展提供一种“替代经验”。

2.中国方案的领航效应：为人类走出系统性危机贡献化解思路

中国方案一端连着中国智慧，另一端连着人类问题，是中国智慧的具体运用，是人类问题的解决方法。中国方案是党在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过程中为应对人类共同性问题而提出的可操作性的方略。反思人类文明史，尤其是观察农业文明和科技文明给人类自身和自然环境带来的负面影响，从某个角度看，人类文明实际上是危机不断积累叠加的进程。当前，人类文明已遭遇严峻的挑战，人类面临生存性与发展性重叠累进的系统性危机。用马克思的话来讲，就是“我们本身的产物聚合为一种统治我们的、不受我们控制的、与我们的愿望背道而驰的、并且把我们的打算化为乌有的物质力量”；用习近平的话来说，就是“人类社会面临的治理赤字、信任赤字、发展赤字、和平赤字有增无减，实现普遍安全、促进共同发展依然任重道远”[54]。具体而言，人类面临的系统性危机包括：农业文明对土地开发和工业文明对环境破坏带来的生态危机，科技进步给武器升级和文明冲突使国际失序带来的自毁危机，生物技术潜在安全性伦理性问题和过度依赖人工智能带来的生存繁衍危机，地球资源的有限性与地内地外环境威胁带来的安全性危机，全球化主流与逆全球化潮流交织滋生的发展性危机，“黑天鹅”“灰犀牛”舞动天下产生的复合危机，等等。源于此，习近平引用狄更斯的话做总结：“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55]有效化解人类系统性危机，需要人类文明新理念的指引，需要负责任世界性大国的领航，需要设计共识性的行动方案，需要汇集全世界近200个国家、6万余个国际组织、近80亿人口的有生力量。吉登斯、汤因比、马丁·雅克等西方有识之士已充分意识到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内蕴的对抗、利己、扩张基因和外显的丛林法则、零和博弈、国强必霸行动逻辑，使其不可能成为人类系统性危机化解的领航者。人类的未来和希望在中国。

中国共产党在探索文明新路过程中，站在人类前途命运的高度，深入思考“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的世纪之问，提出了人类走出系统性危机的中国方案。理念目标层面，提出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核心，包括双边共同体、区域共同体、利益共同体、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等在内的多维多层共同体构建理念。行动纲领层面，提出以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为核心，包括全球发展、全球安全、全球生物多样性、全球数字化转型等在内的多项重大倡议。具體行动层面，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全球治理观，引领实施中国—东盟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伙伴关系联合宣言行动计划、中非“六位一体”命运共同体理念下的“八大行动”、中拉“五位一体”新格局下的“1+3+6”合作框架、中阿利益共同体理念下的“1+2+3”合作格局等。实践效果层面，“一带一路”倡议已写入联合国决议，吸引180余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参与，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新引擎、全球减贫事业的新助力、人类文明互鉴共存的新机制；率先签署《巴黎协定》，模范落实“双碳”目标，引领100多个国家积极开展“双碳”行动，范围覆盖全球90%的二氧化碳排放量、90%的GDP和90%的人口[56]；已与16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科技交流合作，引领世界各国共赴星辰大海。中国方案为人类走出系统性危机带来了希望之光，已经产生并日益显现出显著的积极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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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詹花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