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梦霞

【摘  要】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技术等软资产对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FDI作为知识的重要来源，对东道国经济增长具有重要意义。论文通过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基础上建立模型，探讨广州市利用外资的实际情况。模型分析结果表明，FDI对广州市经济增长存在积极的技术溢出效应，基于此，论文对实证结果进行分析，并就如何提高广州市吸收技术溢出效应的能力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经济发展；劳动生产率；广州市

【中图分类号】F273.1；F832.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1069（2023）02-0161-03

1 引言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基于FDI（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外商直接投资）的产业集群及其溢出效应对东道国经济发展有着显著的推动作用。外商直接投资是技术转让的重要手段[1]，通过与地方经济发展的相互作用[2]，不仅可以提高本土企业的生产力，刺激技术进步升级、贸易结构优化并创造就业机会[3]，还能通过竞争效应、示范效应、产业关联性效应以及人力资本流动效应等产生垂直—水平—联合溢出，从而缩小地区之间的技术差距[4]。

广州市作为广东省的省会城市，地处全世界制造业最集中、经济极富活力的珠江三角洲的中心，在全国经济正处于发展速度换挡、发展方式转变、经济结构调整、增长动力转换的关键时期，广州市在稳增长、调结构上具备良好的吸引利用外资的软环境和基础设施，以此加快地区产业升级。

技术溢出是指在国内、国外贸易和经济活动中国家或公司无形地传播自身的技术。技术溢出可以分为跨国技术溢出、跨行业技术溢出和行业内技术溢出。由于技术具有外部性效益，本文所界定的技术溢出是指跨国技术溢出，即广州参与国际经济贸易活动时，无形中接受拥有先进技术的国家或企业传播的先进技术，从而直接或间接地学习到新技术。技术溢出效应，是指技术溢出过程对被传播国所产生的影响，包括是否显著促进当地技术进步、是否有利于拉动当地经济产业结构升级等。外商直接投资的溢出效应是指外资的进入会促进东道国国内企业的经济水平提升，外国企业所拥有的垄断优势会外溢出到东道国[5]。在本文中，对于技术溢出效应的分析，是通过对广州市的国内生产总值、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外资固定资产投资额以及平均年就业人数之间的关系进行建模，分析FDI技术溢出对广州市的劳动生产率产生的影响。

FDI技术外溢理论认为，FDI知识溢出效应的强度受限于本土企业的学习能力，学习能力越强，对新技术的吸收越快，溢出效应也就越强[6，7]。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强调，技术具有正外部性特征，能够通过产业内个别公司的技术进步带动整个产业技术水平的提升，认为资本溢出的结果之一就是推进技术进步[8]，因而政府可以利用一系列政策吸引外资来促进经济增长。知识转移理论认为，知识溢出方的转移意愿、知识溢出的路径和知识接受方的吸收能力对知识转移的效果都有重要影响。Cheung和Lin利用1995-2000年我国的省际数据进行分析，从地理维度研究了FDI对我国创新的外溢效应及现状的实际影响，研究显示，自1990年开始，在FDI的激发和引导作用下，我国的自主研发活动通过反向工程、技术人员流动、示范效应、前后关联等多种外溢渠道取得突破性进展，我国企业的创新能力得到提高[9]。陈占明等基于分行业投入产出表的面板数据分析了FDI的技术溢出效应并分析其影响机制，结果显示，FDI对我国的工业行业增长具有显著为负的溢出效应[10]。当前，对FDI技术溢出效应的研究，学者主要关注FDI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关系[11]、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12]、创新产出[13]以及外商直接投资的制度环境与企业的全球价值链之间的关系[14]等方面，本文主要探讨FDI技术溢出与劳动生产率之间的关系。

2 研究方法与数据描述

本文使用构建模型的方法来识别变量之间是否存在相关性以导致溢出效应产生，或者变量之间没有关系但仍然存在溢出效应，或者变量之间存在多重相关性而产生溢出效应。本文中，外商直接投资被看作一个独立变量并应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以此研究溢出效应。

2.1 变量选取与模型建立

式（3）为本文的回归模型，如果技术溢出系数η为正，则表示FDI与广州市经济增长存在正向相关关系，且η越大，溢出效应越显著；如果η为负，那么技术溢出效应产生消极影响。

2.2 数据来源与描述性统计分析

本文选取的数据是时间序列数据，基于统计数据的可得性及统计口径的一致性，本文使用的数据来自《广州市统计年鉴》，包括2003-2016年共14年的原始数据，将经济增长（Y）作为被解释变量，解释变量包括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K）、内资企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D）、外资企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FDI）、劳动投入（L）。各变量的具体数据统计见表1。

对原始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得到所需的变量值，具体结果如表2所示。从描述性统计分析的结果来看，广州市在内外经济活动和劳动力就业方面的表现非常活跃。广州市的地区生产总值逐年增加，年均增长率高达14.26%，说明随着时间的推移，广州市的经济总量稳步攀升，标准差较大说明广州市经济发展的波动幅度较大。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年均增长率约为13.08%。FDI的年均增长率约为12.17%，标准差相对较小，说明广州市对外贸易流入的增长速度相对平穩。年平均就业人数的年均增长率仅为4.5%，说明广州市的就业人口增长较为稳定且增速较慢。

2.3 模型回归分析

2.3.1 普通最小二乘法OLS估计

3 政策建议

经过多年的产业积累与经济高速发展，广州市的企业具备一定的技术吸收能力，并且外商资本的优势也显示出积极的溢出效应。发挥FDI技术溢出效应的关键在于使外资企业投入本地学习吸收能力强的先进技术企业，政府和企业在未来的工作中可通过一定的产业政策和企业培训等强化FDI技术溢出效应和本地企业的吸收学习能力，本文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第一，调整外商投资结构。引进高技术外资进入本地市场，以增强FDI的技术溢出效应。加大科技创新投入力度，提高科研平台的技术转化率和应用效率，不断缩小技术差距。第二，提高劳动力素质，建设人才队伍。上文的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目前广州市的劳动力素质偏低。企业可以通过多种途径加强人力资源建设，提升自身学习消化能力和研发创造水平。此外，企业可以加强与本土高校及科研院所等主体的合作，提高创新能力并形成自己的竞争优势，通过组建实验室等科研平台，加快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第三，在知识经济时代，经济全球化的速率不断加快，以及自流空间等概念提出以来，资本、技术等要素愈发紧密地参与全球合作与交流，企业只有不断学习国际先进生产技术和管理经验等才能不断发展，但同时也要避免过度依赖外资，培育和创新本土核心技术成为企业当前发展的重要方向。

4 结论与讨论

4.1 结论

本文主要探讨了外商直接投资对广州市的技术溢出效应。基于统计数据的统计口径与可得性，本文使用2003-2016年广州市的面板数据以探讨外商直接投资对广州市的溢出效应，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被用于构建生产率的函数，模型的影响指标包括经济增长指标GDP（Y）、资本投入（K）、外商直接投资（FDI）、劳动投入（L）。

本文的实证结果表明，外商直接投资的增长速度相对平稳且对拉动广州市的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影响，产生这种积极影响可能由于这些投资和现代技术、知识等无形资产有关。外商直接投资有效促进了经济的增长，但对人力资本却存在消极影响，这可能与广州市的产业结构不够合理和劳动力素质偏低有关。外商直接投资对劳动生产率的积极溢出效应表明，通过外商直接投资产生积极的技术和经济溢出效应，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扩大就业。

4.2 讨论

总就业水平与劳动生产率为反向相关，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对人力资本存在负向溢出效应，这反映了广州整体劳动力素质偏低的事实，同时，这可能是由于高保护、高关税以及外国公司的技术过于复杂，本地企业无法理解、吸收。此外，一般来说，出口是对外直接投资的先导，而母国出口的一般是一些低技能产品，这也间接使得外商直接投资对劳动生产率产生负面影响。影响劳动生产率的因素除了FDI之外，还包括本地产业结构、政府政策、就业人员受教育水平、企业或产业之间的相互学习能力等。所以，在未来的研究中可增加更多的解释变量指标来进行分析，对人力资本的衡量也可以适量增加一些解释变量进行综合评估。

【参考文献】

【1】Tsoneva Stefaniya Tsoneva.Literature Review in Field of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Attraction of FDI and Its Spillover Effects[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2021，13（5）：56.

【2】John H. Dunning.Explaining the International Direct Investment Position of Countries Toward a Dynamic or Development Approach[J].Weltwirtschaftliches Archiv，1981，117（1）：30-64.

【3】Mihaela Peres，Waqar Ameer，Helian Xu.The impact of institutional quality on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flows： evidence for developed and developing countries[J].Economic Research-Ekonomska Istra？ivanja，2018，31（1）：626-644.

【4】黄凌云，刘冬冬，谢会强.对外投资和引进外资的双向协调发展研究[J].中国工业经济，2018（3）：80-97.

【5】Amal Samir Farag.Empirical Study on the Spillover Effect of FDI in the Egyptian and Polish Manufacturing Sector[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usiness and Management，2016，11（8）：97.

【6】吴波.FDI知识溢出与本土集群企业成长——基于嘉善木业产业集群的实证研究[J].管理世界，2008（10）：87-95.

【7】陈涛涛.影响中国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的行业特征[J].中国社会科学，2003（4）：33-43+204.

【8】陆婷宇.技术溢出与广东省全要素生产率关系的实证研究[D].成都：西南交通大学，2017.

【9】Cheung Kui-yin，Lin Ping.Spillover effects of FDI on innovation in China： Evidence from the provincial data[J].China Economic Review，2004，15（1）：25-44.

【10】陈占明，陈子豪，马健洪.工业行业FDI技术溢出效应分析——基于中国时间序列投入产出表的实证研究[J].上海经济研究，2022（8）：46-59.

【11】杨恺钧，蔡嘉晋.FDI质量、环境规制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关系——基于2008—2018年长江经济带11省市的面板数据[J].资源与产业，2021，23（3）：12-20.

【12】金泽虎，曾芹.FDI质量对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基于长江经济带11个省市面板数据[J].吉林工商学院学报，2021，37（3）：5-14.

【13】孙洋，李春艳，成蕾.国际知识溢出对我国工业行业创新产出的影响[J].税务与经济，2021（3）：80-88.

【14】郭娟娟，冼国明，房帅.外资自由化、制度环境与制造业企业全球價值链地位提升——基于溢出效应理论的研究[J].产业经济研究，2020（6）：83-98+1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