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佩媛 于涛

摘 要：数字时代，基于数字的外在赋权和青年的主动建构，“数字青年”于“虚拟出场——身份建构——个性表达”的逻辑理路中在时代大势中应运而生，并成为建设数字中国的核心力量。在数字生活场域，作为“数字原住民”的“数字青年”从身体、政治、文化及日常生活等维度积极进行自我塑造，展现出个体数字化生存的丰富样态。然而，通过审视“数字青年”在数字空间的虚拟实践可以发现，部分“数字青年”的成长发展受到“理性失序”状态与无意义感的价值困境、真假难辨的海量信息导致的信任困境及现实身份与数字身份交织的认同困境等制约，亟须党和国家加强对“数字青年”的价值引领、完善数字空间的法律制度以及引导“数字青年”悦纳内在的真实自我，全面、全力地护航“数字青年”的成长成才。

关键词：“数字青年”；出场理路；样态透视；发展考量

中图分类号：D4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23）03-0078-07

基金项目：2022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新时代高校党建育人机制研究”（22YJA710018）；重庆市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守正与创新：新时代共青团仪式育人的内在机理与实践进路研究”（CYB22149）；西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筑梦工程”重点培育项目“制度与温度：新时代高校共青团全面从严治团的机制建构与实践转化研究”（MZ20223320001）。

作者简介：袁佩媛（1996—），女，陕西咸阳人，西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基本理论与人的全面发展；于涛（1986—），男，辽宁鞍山人，西南大学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青年工作。

一、问题的提出

数字化发展已然成为当前社会的时代背景和必要条件，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更是加速了人类社会的数字化进程。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我国信息化、数字化发展，要求立足新的历史方位，审时度势、精心谋划、超前布局，不断“加快数字中国”［1］建设，进而借“数”之力服务亿万人民，推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第50次中国互联网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2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为1051亿，其中，10-39岁年龄阶段的网民共占比51%［2］。从上述数据来看，“数字青年”的身份群像已然生成。随着数字化浪潮的来袭，作为“数字原住民”的“数字青年”的成长环境和生活方式加速演变，“数字青年”日渐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特别是未来“数字中国”建设的主力军。“数字中国”的建设也迫切需要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数字青年”群体力量。“数字青年”在成长过程中见证着祖国的日渐强大和快速崛起，是我国社会发展进程中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一代青年，是最自信、最幸运的新时代青年。然而，在虚拟与现实边界日益模糊的数字时代，“数字青年”通过媒介技术进行日常人际互动与沟通交流，发生了虚拟与现实身份的裂变，形塑出虚拟自我与现实自我相互交织的多重拟像。有的“数字青年”因沉浸于虚拟空间，逐渐忽视了对现实自我的塑造与认同，加剧了角色扮演与自我认同的矛盾，在一定程度上陷入了认同危机、信任危机、价值危机。基于此，从本源上探讨“数字青年”的出场理路、自我呈现的丰富样态、现实发展的隐忧及引导之策，极具现实意义与实践价值。本文通过厘析“数字青年”在数字空间的出场方式和存在样态，以期帮助“数字青年”不为海量的数字信息所左右，回归现实世界，更如清醒地审视自我，进而确立起数字时代新的自我认同。只有这样，“数字青年”才能适应不可逆转的数字化发展潮流，切实担负起自身实际责任，不断推动“数字中国”更好、更快、更强地发展。

二、缘何而来：“数字青年”的出场理路

数字时代是社会由同质封闭向异质开放、传统固化向现代流动转型的重要阶段。在数字时代，“信息化为中华民族带来了千载难逢的机遇”［3］，也助推了“数字青年”的产生。立足“数字中国”的战略规划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数字青年”应积极主动地通过数字媒介参与数字化建设。一方面，数字媒介的虚拟性和隐匿性使青年虚拟出场与多重身份建构成为可能；另一方面，青年在虚拟空间中积极彰显自身数字属性，呈现出与现实空间不同的自我表达欲望与诉求，增强了自我存在感和实现感。综上，基于客观性的数字赋权与主观性的自我建构，“数字青年”应运而生。

（一）媒介嵌入：助推“数字青年”的“虚拟出场”

数字化的虚拟空间作为现实社会的一种投射和延伸，具有“虚拟性、流动性、隐匿性、去中心性和非独占性”［4］等重要特征。其中，虚拟性在极大程度上确保了“数字青年”的“虚拟出场”。自英国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社会历经“机械化”“电气化”“自动化”等数次技术突破后，进入数字时代。随着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和快速发展，通过时空延伸和智能重构，人们打破了传统囿于时空的交往限制，开拓了超越现实面对面的“虚拟出场”方式，创设了实体的虚拟化、数字化，走向了数字化生存“虚实双栖”的必然之路。在数字空间，数字技术具有高度仿真和虚拟性能，通过模仿人的视觉、感觉、触觉等感知能力，搭建了一個人机互动的系统，为人们创设了一个虚拟化在场与仿真性参与的混合实景，成为人与世界、人与人、人与物交往的必要工具。而青年作为网络技术和数字媒介的创造者和使用主体，在媒介的推动下，从“单维度的物理平面空间”走向“多维度的数字立体空间”、从“固定的整体时间”转向“自由的琐碎时间”，实现了从青年到“数字青年”的空间转变和虚实结合。在数字化世界，基于青年实体的数字化痕迹与数字化特征，智能媒介能够为青年模拟和复原出一种客观存在的虚拟实体，使其能在虚拟环境中获得身临其境的沉浸式体验，并展开自身的虚拟实践。需要注意的是，“数字青年”虽身处虚拟的数字空间，但他们的主体性是真实的。“数字青年”持续通过与现实空间的实体进行深度融合与协同共生，在多维时空中以真身、化身、分身随机切换，实现了在“虚拟世界”中体验“真实人生”的非凡历程。

（二）身份隐匿：赋予“数字青年”的“多重拟像”

数字媒介为人与人、人与群體之间的虚拟实践活动搭建了即时高效的沟通平台。在数字技术的支撑下，青年通过发挥自身主体性，拥有了自我展示和自我表达的最大掌控权，能于不同的社交网络和社交平台中积极建构自己多元、多重的数字身份。“数字身份是在现代计算机技术发展的背景下，以现代化的通信技术和网络技术为依托，而形成的一种新的身份类型”［5］，既为青年的虚拟交往互动提供了身份选择，也为青年的数字化生存奠定基础。青年的数字身份与其在现实生活中的真实身份既有区别又有联系，二者相互交织、相互影响。其区别在于，青年的数字身份是青年在数字技术所创设的虚拟网络空间中，将真实自我抽象为系列符号，面向身处“陌生人社会”中的网络受众主动建构而成的，与现实身份具有一定差异。其联系在于，青年的数字身份是现实中真实身份的映射，是现实自我主体性的彰显，与现实自我具有同一性。需要指出的是，数字媒介不同，“数字青年”的身份就不同。数以万计的“数字青年”广泛活跃于QQ、微信、微博、抖音、快手、知乎、豆瓣、B站、贴吧等各类社交平台，在这些社交平台中，有的“数字青年”身份是现实自我经实名注册后的符号投射，如微信、QQ等日常社交媒介在信息的沟通互动中具有相对真实性。但有的“数字青年”身份是理想自我的呈现，以自我隐蔽的方式进行角色扮演，来博取虚拟世界的广泛关注。如部分青年即使现实生活“一地鸡毛”，仍然在朋友圈等社交媒体精致晒图呈现自己过度包装的生活样态。这种失真的身份呈现极不利于青年正确价值观的塑造。基于数字媒介的多样性，“数字青年”在各类社交平台中生产信息、体验快感、传播观点，在切屏式的信息浏览和互动方式中实现了数字身份的多维建构。

（三）动态抒发：彰显“数字青年”的“数字个性”

尼葛洛庞帝在《数字化生存》中写道：“在广大浩瀚的宇宙中，数字化生存能使每个人变得更容易亲近，让弱小孤寂者也能发出他们的心声。”［6］7多种多样的数字媒介为“数字青年”的自我展现和自我表达创造了平台和机遇。“自我并非是一个被外在影响所决定的被动实体”［7］2，具有内在的能动性和创造性。“数字青年”作为与数字媒介同生共长的一代，从小接触网络、数字媒介等，能将数字技术与自己的新思想、新观念、新话语相结合，进行作品创作和传播。“数字青年”通过掌握数字媒介的操作技术，可以在数字空间的“虚拟剧场”中以文字、图片、短视频等创作和传播自己的作品，进而彰显自身独特个性。当前，数字空间中成千上万的、具有影响力的个人IP符号飞速创设和发展。如“滇西小哥”“李佳琦”“老师好我叫何同学”“Papi酱”等经过认证的“网络大V”，纷纷在微博、B站等数字空间积极打造展现自我的个人IP，成功地建构和输出自身文化符号。日常生活中的“数字青年”在朋友圈、微博、QQ空间、小红书等平台随时发布自己的想法和心情，记录和打卡自己在阅读、运动、旅游等过程中的重要时刻，在表达自我的同时搭设自我与他者的沟通桥梁。于自我而言，“数字青年”通过自我展示表达自身诉求，实现心理慰藉；于他者而言，“数字青年”借助数字媒介向他者传递和塑造“我是谁”“我在干什么”的自我形象，期待在与他者的点赞、评论等符号式互动中加强社会联系，寻求社会认同。

总之，“数字青年”作为数字化时代的必然产物，是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统一，是参与数字中国建设的主力军。在技术赋权的优势下，“数字青年”利用数字媒介属性与自身的主体性，于“虚拟出场——身份建构——个性表达”的逻辑理路中顺势而生。

三、有何形态：“数字青年”的样态透视

在数字化时代，各种信息均能转化成可以测量的数据，各种生命形式也趋于数字化。数字化生存不再是远离我们的外在技术形态，它以虚拟的时空结构、组织方式、交往方式重塑着当代社会的关系和结构及人类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人类由“仿真世界的被动观察者”转化为主动参与“仿真世界的创造者和体验者”，借助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可视化、虚拟现实、增强现实、可穿戴设备等新的技术形态和应用积极构筑全面畅享的数字生活。人类生活在日常习惯、消费方式及职业选择等方面呈现出更为明显的数字化特征。那么，当青年进入全新的数字生活场域时，会如何利用数字媒介实现个体身份的自我呈现，塑造出怎样的“数字青年”呢？本文将从身体、政治、文化和日常生活四个维度展现“数字青年”个体存在的丰富性和复杂性、生活发展的多样性和多向性，力图全面展示“数字青年”的生存图景。

（一）物理身体的反事实重塑：在拟真应用中自我构筑的“数字青年”

美国社会学家查尔斯·库利的“镜中我”理论主张“人们彼此都是一面镜子，映照着对方”［8］131。在社会生活中，人们以人际关系互动中对方的反映来判断自己。“我们在想象中得知别人对我们的外表、风度、目的、行动、性格、朋友等等的想法，并受这些想法的影响。”［8］131简言之，“我的身体”与社会互动密切相关。而戈夫曼的“拟剧论”提出人们在社会舞台“表演”时，在角色扮演和印象管理的过程中，其身体首先被关注。某种程度上，人们的身体成为一种符号表征。尤其是在数字时代，身体成为与数字技术互构的产物。人们在与社会互动的过程中不断认识到自己的身体“需要”作出改变，因此开始注重对图像自我的塑造，加强自我形象的管理。近年来，随着智能识别、像素计算、美颜修图等技术的广泛应用，“数字青年”在赛博空间突破了身体的物质性，在“身体—技术”模式中竭力塑造着自己的新型身体。如数字美颜拓展了青年的身体边界。美图秀秀、B612咔叽、轻颜等“颜值管家”，实现了青年身体在现实空间与虚拟空间的交织互嵌，帮助青年化身为“美丽的象征”。数字健身将实在的身体进行数据量化，兼具专业性与娱乐性，成功化解了运动的疲乏与枯燥。KEEP、咕咚等手机自带的运动软件能详细记录青年的锻炼数据，VR单车将高度仿真的数字技术与运动相结合，使人们摆脱枯燥的健身体验，创设了运动健身的新形态。“数字青年”通过在朋友圈、微博等社交平台随时随地发布自己的生活碎片，向他人展现精致的“客我”，或多或少地期待他人的回应和认可。在这里，精心设计的身体形象以在数字媒介中分享的方式成为一种可以观看、点赞、传播的社交载体。“数字青年”在身体的意义感知空间中，凝结了对自我的美好设想及对社会活动关系的认知。

（二）政治议题的创新性互动：在社交媒体中主动参与的“数字青年”

“分散權力、全球化、追求和谐和赋予权力”［6］269是数字化生存的四个鲜明特征。其中，分散权力位于数字化生存之首。在数字时代，数字政治打破了传统政治生活的边界与作用形式，取而代之的是每一位公民均能够享有相应的政治权利。当国家想要部署和推行某项重大战略、重要国策时，已经不需要政治家们遥无止境的辩论和可能失真的“民意测验”，只需要借助在数字空间公布政治议题的方式，即可实现顶层设计与问计于民、问策于民的统一，源源不断地从人民群众中汲取智慧和力量。而“数字青年”的数字政治实践“正在日益成为当代青年体现‘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爱国情怀的有效载体”［9］。随着政治参与的话题由“线下”转为“线上”及青年受教育程度的提高，“数字青年”的“线上”政治参与机会逐渐增多，政治参与的积极性和成熟度也在不断提升。如今，在主流媒体的引导下，微博热搜的置顶、主流公众号的评论区等数字平台均已成为“数字青年”的“发声舞台”。2022年10月，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前，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主流媒体通过设置“说说我们的新时代”议题，让“数字青年”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感悟充满机遇的新时代，讲述属于自己的新时代奋斗故事。同时，“你好二十大”“你问我答二十大”等政治议题，向“数字青年”及时普及党的二十大知识，增强“数字青年”的政治参与效能。基于数字技术赋能的数字政治实践，“数字青年”在沉浸式和强感染的网络日常互动中加大了对政策拟定、国家发展及社会进步的自发参与性。因此，党和政府需要高度关注数字空间意识形态的安全状况，强化对“数字青年”政治参与的教育引导，塑造“数字青年”的国家认同、民族认同和情感认同。

（三）青年文化的丰富性呈现：在趣缘圈群中追求认同的“数字青年”

由于青年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兴趣爱好等不同，原子化的个体在数字空间实现了因趣生缘、由缘成群的繁复生动的联结，继而形成了跨文化、跨时空、跨年龄的各具特色的圈群。趣缘圈群是指“生活在现代社会中的个人以网络空间为平台，通过价值观而聚合、兴趣点而分众，形成的特征各异的网络社群”［10］。从青年的虚拟社交实践来看，圈群已然成为青年情感交流和信息分享的重要场域。不同的圈群传递着不同的价值观念和青年文化。“数字青年”借助网络媒介齐聚一堂，分散在各个圈群里表达自我、展现个性、追求认同。无论是国潮圈、电竞圈、动漫圈，还是饭圈、粉丝圈、CP圈等各个圈层，“数字青年”都有专属于自己的文化理念和行动逻辑。而在追求认同方面，也许“数字青年”在刚开始加入圈群时，仅仅是由于简单的兴趣，并没有明确的归属感和认同感。但随着圈群文化潜移默化的影响及圈群成员日渐深入的交流，青年开始逐渐产生对该圈层文化的价值认同和对群体的情感认同，并对特定圈层产生了内在的归属感和自我的认同感。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圈群的“回音室效应”和“信息茧房”普遍存在，青年在封闭的同一环境中会因接收诸多同质性的资源信息，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不同圈群间的区隔与分化。因此，应在主流文化的引导下，激发圈群文化的内在活力和创造力，推动各个圈群的“破壁”与“出圈”，促使不同圈群间实现文化的交流共融，使“数字青年”走出“舒适圈”和“安全区”，恪守价值底线，更加自信、更有底气、更为主动地投身数字中国建设。

（四）日常生活的数字化转型：在学习工作中自我考量的“数字青年”

数字时代，媒介技术赋能并引领青年的学习、工作环境实现线下与线上深度融合发展，人们的“学习环境正在转向智慧、非正式、整合、互动和创新”［11］。智能在线为人们的学习工作打造了全新的技术联通场域和智慧生活环境。尤其是自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数字青年”居家在线学习、办公成为日常生活的新形态。在学习方面，腾讯会议、钉钉等数字课堂超越了传统课堂教育的时空禁锢、资源限制，将数字教学与现实教学相结合，创设“共同在场”的虚拟学习空间，不断推动学生的知识获得与智慧实践。而在课后，数字课堂能通过智能化的数据统计，及时、准确地记录学生的学习行为数据，精准地对学生进行智能化作业评判、动态式成长规划，促进学生个体有效学习。在工作方面，数字媒介催生经济新业态和就业新形态，办公自动化的覆盖面愈益广泛。如直播带货、电商购物等数字办公形式的兴起，使人们工作的自由度和灵活度得以增加。此外，“数字青年”的“学习云打卡”“生活云记录”也成为新趋势。部分学校为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和身体素质，鼓励学生开展线上21天“云打卡”活动，营造了自律的学习氛围。还有的青年以vlog、plog等“去表演化”的记录方式，在微博、朋友圈、豆瓣、小红书等数字空间记录自己的生活碎片、精彩时刻，成为生活的自主表达者。这些“云打卡”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数字青年”的自我激励和自我提升，丰富了“数字青年”的日常生活。

四、欲归何处：“数字青年”的发展考量

正如马克思所言，“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12］776，数字时代也不例外。数字时代在为“数字青年”带来发展机遇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潜在的发展问题。辩证地审视“数字青年”的成长发展，趋利避害，将“数字青年”的发展潜力转化为数字中国的建设活力，是“数字青年”的研究旨归和发展旨向。

（一）“数字青年”面临的隐忧困境

“数字青年”产生于数字世界，在其数字化和社会化的进程中，一方面享有优渥的数字福利，拥有潜力十足的发展机遇；另一方面，“数字青年”对数字的依赖和迷恋也与日俱增，难免会面临一定的数字风险。有学者将青年在数字空间中遇到的风险称为“数字伤害”。“数字伤害”是指在“使用数字设备过程中，身体健康在数字环境中遭遇的各种不利后果”［13］。也有学者将其定义为“数字异化”［14］。可见数字技术这把“双刃剑”对人类的负面影响无法避免。具体而言，价值困境、信任困境及认同困境均是“数字青年”的发展阻隔。

1.“理性失序”状态与无意义感的价值困境。虽然数字媒介的发展极大地丰富了青年的日常生活，但也存在一些如使数字由“技术的解放力量”转为“解放的桎梏”等亟待解决的价值困境。在数字空间中，由于数字平台的匿名性、开放性和便捷性，“数字青年”容易沉浸在感性的娱乐快感和刺激之中。加之数字媒介迎合性算法的“软性奴役”，技术代替主体作出决定，使青年的理性反思能力被这种定向推送所消磨，出现“感性泛滥、理性失序”等不良现象。而个体宝贵的时间也在数字空间的集体欢腾中逐渐消逝。当“数字青年”经过在三维数字空间的休闲和放松，回归平淡的二维现实世界时，难免会出现生活无意义、价值无所依的感受。如今，“没意思”“好无聊”成为部分“数字青年”的口头语，也成为他们在数字空间消磨时间的借口。此外，“数字青年”常有的焦虑与孤独感也反映出青年价值迷失的颓废心理。人们在数字空间中虽然实现了身体的即时联结，但仍处于心灵愈发疏远的“群体性孤独”状态。“个人之无意义感——那种认为生活未能提供任何有价值的东西的感受——正逐渐成为根本性的心理问题。”［7］8生活无意义，则心灵空虚，度日如年。因此，引导“数字青年”在由实入虚、由虚返实，进而在虚实交织的数字化生存中实现人生价值，享有更高层次、更加充实、更为优质的精神生活，已成为数字社会发展不可回避且必须重视的重大问题。

2.真假难辨的海量信息导致的信任困境。数字时代，“人人都有麦克风”“人人都是信息源”。数字媒介的“去中心化”赋予了人们在数字空间中自由发声的权利。在媒介的聚光灯下，信息的传播主体日益多元化。人们以当事人、旁观者、助推者、接受者等多重身份参与到信息的传播过程之中。而在不同虚拟身份的伪装下，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信息有可能会出现某些脱离实际的虚构、随意杜撰的情况。比如，虚拟身份是20岁的大学生，其真实身份有可能是50岁的大叔。线上与线下身份的差异和冲突造成了人与人之间的不信任。随之而来的是，传播内容出现碎片化与随意化的断裂与不确定。真真假假、以假乱真的舆情和谣言，拼接叠加与炒作煽情的“故事叙事”等不良现象在数字空间层出不穷。在快节奏的生活方式和碎片化信息的轰炸下，“数字青年”身处真假异位与虚实难辨的传播境遇中，容易为海量、转瞬即逝的碎片化信息所驯服，进而在面对现实问题时极易陷入一种无所适从的思维状态。由此循环往复，“数字青年”深陷互不信任的虚拟空间，未来发展极具不确定性。

3.现实身份与数字身份交织的认同困境。“我们的一切发明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成为有智慧的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12］776数字媒介的发展为青年创设了自我逃遁和隐匿的虚拟空间。“数字青年”穿梭于虚拟与现实之间，拥有自我建构的广阔场域，“虚实双栖”已然成为其生活常态。在数字空间，“数字青年”借助数字媒介于各个平台中描绘和重塑着“理想自我”，竭力用各种人设、符号塑造自己的不同身份，寻求群体的认可。这种虚拟自我在一定程度上对现实自我具有一种标榜和规训作用，但也加大了现实自我的认同难度。如有的青年在数字空间外向活泼，勇于展现自己、表达自己，具有极强的社交能力，而回归现实空间则内向忧郁、一言不发，形成“线上社牛”与“线下社恐”的鲜明对比。还有的青年因习惯于虚拟世界而对现实生活产生逃避心理和行为，在人际交往中形成对虚拟他者的依恋和现实人际关系淡漠的反差形象。而在多重的虚拟身份与现实生活的真实自我相冲突、虚拟自我与现实自我相分离的情况下，个体的自我同一性和完整性存在被撕裂的风险，容易引发“我是谁”的自我认知和认同困境。认同危机的出现从根本上动摇了个体的价值存在，使个体增加了对生活和未来的不确定感和迷茫感。

（二）护航“数字青年”的实践之策

“我们无法否定数字化时代的存在，也无法阻止数字化时代的前进，就像我们无法对抗大自然的力量一样。”［6］269对于大有可为也必将大有作为的“数字青年”来讲，他们在数字空间的虚拟实践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建设“数字中国”的重要实践组成部分。因此，我们要加强对“数字青年”在数字空间中的价值引领，完善数字媒介运行的相关法律制度，积极引导“数字青年”回归现实自我，以帮助“数字青年”规避数字风险，持续护航“数字青年”的成长成才。

1.加强价值引领，培育“数字青年”积极向上的价值观念。“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15］青年的价值取向影响着未来社会的价值观念。为全力引导“数字青年”走出无意义感的价值困境，亟须加强主流价值观对“数字青年”的价值引领。一是要用党的科学理论武装“数字青年”，培养“数字青年”的理性思维能力。党的科学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实践中运用和创新的理论成果，是经中国共产党百年实践证明的正确理论。在数字空间，党和国家应要求相关技术主体，利用算法推荐、智能识别等技术手段向“数字青年”精准推送党的科学理论及其相关阐释内容，帮助“数字青年”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和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信心。二是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数字青年”，端正“数字青年”的价值观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凝聚人心、汇聚民力的强大力量”［16］，也是推动“数字青年”参与实现中国梦的价值基石。在数字空间，党和政府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网络舆论，积极传播和弘扬“主旋律”，帮助“数字青年”廓清价值迷雾，进而在风清气正的数字空间作出科学合理的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凝聚起实現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

2.完善法律制度，确保“数字青年”的数据安全和信息安全。为护航“数字青年”的健康发展，需要将柔性的价值引导与刚性的法律制度相结合，发挥出最大效果。而科学有效的法律制度是保障“数字青年”成长的“压舱石”和“定盘星”。党和国家要通过完善数字空间的法律制度，保证“数字青年”接触积极正向真实的媒介信息，规避负面消极的信息，进而克服虚假信息所导致的信任危机。一方面要完善监管制度，强化数字空间的问责意识。技术主体是数字空间信息安全的主要承担者。党和国家要全方位、多领域加强对技术主体的监督管理，避免技术主体因逐利思维一味地追求流量变现和虚假营造而导致不良信息泛滥，持续加强其职业操守和责任伦理教育。同时，形成自上而下的监督机制，加强对数字空间灰色地带的监督。另一方面要完善数据立法，确保法律制度适应不断变化的新形势。“加快数据安全法规制度建设，整体提升国家数据安全立法水平。”［17］党和国家要通过严格惩治和严厉打击流量造假、算法操控、侵犯隐私等不良行为，开展净网活动消除数字戾气，防范隐私泄露，切实保障“数字青年”的数据安全和信息安全。

3.回归现实场域，引导“数字青年”悦纳内在的真实自我。数字化时代，数字空间与现实空间的边界日益模糊，二者的重叠程度与日俱增。数字空间虽为“数字青年”提供了放松自我的“舒适圈”，但人“不是处在某种虚幻的离群索居和固定不变状态中的人，而是处在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中的人”［18］。“数字青年”作为“现实的人”，只有首先存在并生活于现实空间，才能将其行为延伸至数字空间。因此，党和国家应通过建立现实自我与虚拟自我的身份协调机制，对虚拟的、“符号化的青年”进行数字解码以消除信息杂音，帮助“数字青年”摆脱数字空间中虚假的多重身份，实现现实自我的复归。在回归现实世界后，“数字青年”要做到以自身的数字生存优化现实生活，而非消耗现实生活；以虚拟自我赋能真实自我，而非分裂真实自我。“数字青年”只有正确认识自己，悦纳内在的自我，才能更好地彰显自我同一性和完整性，有效走出认同困境。

结语

数字时代，数字不再是冰冷的符号，而是数字社会发展最为重要的信息资源和人类生活的核心要素。“数字青年”不仅仅关系青年形象，更是建设“数字中国”的中坚力量。新时代的“数字青年”生逢其时，重任在肩，施展才干的舞台无比广阔，实现梦想的前景无比光明。为了避免数字空间成为“数字青年”孤芳自赏的独角戏舞台，党和国家要加强对“数字青年”的关注和支持，帮助“数字青年”走出价值困境、信任困境及认同困境，引导“数字青年”将个体的青春梦融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让青春在加快建设“数字中国”的火热实践中绽放绚丽之花。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30.

［2］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第50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R］.2022-08-31.

［3］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习近平关于网络强国论述摘编［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46.

［4］鲍宗豪.数字化与人文精神［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3：287.

［5］张婧羽，李志红.数字身份的异化问题探析［J］.自然辩证法研究，2018（9）：45-49.

［6］尼古拉·尼葛洛庞蒂.数字化生存［M］. 胡泳，范海燕，译.海口：海南出版社，1997.

［7］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晚期现代中的自我与社会［M］. 夏璐，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

［8］查尔斯·霍顿·库利.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第2版［M］. 包凡一，王源，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

［9］邱吉，王易，王伟玮.轨迹：当代中国青年价值观变迁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222.

［10］张铨洲.“入世与出世”：青年群体网络“圈层化”的困与策［J］.中国青年研究，2022（3）：89-94+493.

［11］刘革平，王星，高楠，等.从虚拟现实到元宇宙：在线教育的新方向［J］.现代远程教育研究，2021，33（6）：12-22.

［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13］李飞.当代青年的数字伤害及其发生机制［J］.中国青年研究，2022（10）：80-86.

［14］藍江.智能算法下人的数字异化与生存变革［J］.人民论坛，2021（Z1）：20-22.

［15］习近平重要讲话单行本：2021年合订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50.

［16］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401.

［17］本书编写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辅导读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0：248.

［18］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节选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0：17-18.

【责任编辑：张晓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