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国

第二章 和平解放中甸，历史翻开新篇章

解放军进驻中甸

历史车轮，滚滚向前，谁也无法阻挡。

1949年12月9日22时，时任国民党云南省主席的卢汉向中共中央发出起义通电，宣布云南起义。1950年2月22日，陈赓、宋任穷率领人民解放军进驻昆明，从此云南进入新的历史时期。

1950年2月，以宋任穷为书记、陈赓为副书记的中共云南省委成立。3月14日，解放军第十四军四十二师进军位于云南省西北部的剑川县，并成立了以四十二师师政委张子明为书记，中共滇西北地委副书记、滇西北专员公署专员欧根为副书记的中共丽江地委，在剑川县召开了由各县主要领导参加的团结会。会后，张子明专程去拜见老领导宋任穷，宋任穷热情地接待了他。在得知张子明马上要带部队进入中甸后，宋任穷对他说：“我们都是从战火中走过来的，许多事情我们都经历过，事实证明都处理得很好。但民族问题不同于其他问题，必须慎之又慎。为了完成接管中甸任务，必须端正执行我党的民族政策，要进行长期的艰苦工作，帮助少数民族获得解放，必须防止‘左倾偏向，防止犯‘急性病。”

中甸、德钦、维西一带是云南省藏族聚居区，也是云南通往西藏的必经之路，对于解放军进军西藏有着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中共中央西南局、云南省委和滇西北地委对进军中甸采取了十分慎重的方针，对争取藏区上层头人和宗教界人士的政策作了明确规定。3月下旬，张子明和四十二师师长廖运周前往昆明参加会议，这个会议的主要内容就是如何和平解放中甸。

4月2日，为了方便工作，丽江地委、滇西北专员公署从剑川迁移到了鹤庆县。刚到鹤庆立足未稳，就有人向欧根和四十二师副师长崔振山报告说，中甸的地方实力派汪学鼎派来的代表要求拜见。

当年红军长征经过迪庆时，汪学鼎曾经攻击过红军，给红军造成巨大的损失；1949年9月，汪学鼎又在箐口伏击滇西北地委派往中甸谈判和平解放事宜的代表，杀害了李烈三等代表团成员，还曾奉国民党指令进攻丽江、维西、兰坪通甸等解放区，可以说干了不少坏事。这次汪学鼎派代表恩定珠、马占春等人来，名义上是欢迎解放军进中甸，实际上是迫于当前的形势，想探一探风头。

在鹤庆，四十二师官兵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尊重民族风俗，保护宗教信仰，还利用空余时间帮助藏民做事，关心人民的生活，他们的模范行为赢得了群众的信任。所有这些恩定珠、马占春都看在眼里，但又担心这一切都只是做做样子。对此，欧根说：“党的民族政策是一贯的。回去向汪学鼎汇报一下，只要他拥护党的政策，对他既往不咎，这一点政府是说话算数的。”

恩定珠等人走后，欧根立即把情况向上级作了汇报。省里对这件事很重视，立即指示张子明和廖运周从昆明连夜赶了回来。张子明和廖运周带回了省委对民族工作的指示和决定，经过传达学习，大家在认识上得到了进一步提高。张子明说：“省委对滇西北情况作了详尽分析，宋任穷、周保中等领导作了明确指示。这一带地区民族众多，经济发展极不平衡，与内地相差很大，甚至与省内少数地区相比也有很大的差距。由于历史上反动统治阶级长期实施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政策，造成各种矛盾紧张而激烈，民族间和民族内部的矛盾同时存在，特别是少数民族和汉族之间存在很深的隔阂；其次就是帝国主义、国民党残余的若干矛盾同时存在；另外，国外帝国主义的侵略与国内阶级斗争也同时存在。”廖运周说：“鉴于历史上造成民族间很深的隔阂，上级要求我们以和平方式解放藏区，要宜缓不宜急，反‘左不防右，讲团结不讲斗争。大家一定要牢牢记住这17个字，这是我们开展工作的依据和遵循。”

欧根汇报了会见汪学鼎代表的情况，说：“他们对党的民族政策有怀疑和顾虑，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对中甸是打是和的问题；二是对汪学鼎所作所为是否能谅解的问题；三是喇嘛寺的‘皇粮供应是否能得到保障及23员旧制是否还能保存的问题。”经过研究，会议决定由欧根向汪学鼎作出承诺：噶丹·松赞林寺的口粮、23员官员的职位一切照旧，决不取消，对汪学鼎等人既往不咎。

4月底，四十二师接到开赴中甸的命令后，决定分东、南两路进军中甸。5月初，一二五团团参谋长石宝庆率领三营，由翻译雷正坤带路，先经宁蒗，然后转中甸；廖运周和一二五团团长臧树桐率领一个加强营、师部一个连及工作人员，再加上新任中甸县县长孙致和等地方政府有关人员，经丽江、石鼓前往中甸。

5月10日上午，部队进入了期盼已久的中甸城。进城前，廖运周又强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大家都知道，这里再强调一条就是遵守民族宗教政策，任何人不能以任何理由违反纪律。”部队进城时，全城群众齐集南门外，摆香案、颂祝词，迎接解放军，廖运周、孙致和等与欢迎的群众亲切握手。当天下午，石宝庆率领的三营也到达县城，两路部队在中甸胜利会师。

恩威并施，收服汪学鼎

汪学鼎在中甸一带势力强大，在得知解放军进入中甸后，他就率部逃到山上，观望时局。解放军刚到达中甸，汪學鼎就派代表来到中甸城与解放军接触。廖运周、张子明、孙致和对这些代表给予热情招待，廖运周等人十分清楚，汪学鼎仍然对党的政策不放心，对共产党如何处置他心里没有底，于是又把党的政策向代表说了一遍，并明确表态，只要汪学鼎拥护共产党，便既往不咎。

不久，中甸县城召开大会，庆祝中甸县人民政府成立。会上宣读专区委任令，正式任命孙致和为中甸县县长，汪学鼎为副县长；宣读中甸县政务委员会名单，安排原中甸县营官、千总、把总、土司头人在区乡任职名单，建立健全基层政权组织。

此后，廖运周与孙致和依靠当地党员和进步头人，团结各阶层人士，很快成立了中甸县政务委员会，并组成了由孙致和任县长，汪学鼎、刘恩任副县长，刘汉勋、七耀祖等人分任各行政部门领导的县人民政府。他们相继拜会和邀请绅士头人、各寺掌教，召开了中甸县第一次各族各界代表会议。这些措施有力地团结了当地各族人民和各界人士，稳定了形势。当地一些有影响力的人物都积极为解放军和政府办事，从各方面给予极大帮助。

中甸形势在发展，汪学鼎也一直摇摆不定。由于他长期受到国民党反动宣传影响，又被西昌国民党残部收买利用，对共产党的政策有着重重疑虑，一直拒绝同政府合作。各界人士座谈，他未到；任命他为副县长，他也不来。廖运周分析了汪学鼎的历史，提出要争取与此人合作，就必须让他真正理解党的政策，并希望中甸各界人士积极向汪学鼎转达部队和政府的诚意，敦促他下山就职合作。

经过各方面的工作，1950年5月15日，在中甸和平解放后的第五天，汪学鼎提出在箐口会面谈判。

廖运周在回忆录《我在中甸的日子里》曾经详细地描写了这次见面的情况：谈判那天，汪学鼎率百余骑兵来到平坝上，这些人个个挎长短两支枪，还有一部分架起机枪躲在西坝侧的松林中。廖运周把部队留在居都阁村里，同孙致和、刘恩、七耀祖带了两个翻译前去。警卫人员见对方荷枪实弹，怕出意外，便悄悄跟了上来。廖运周见了便生气地说：“谁都不要跟我们，这是命令，谁再跟我们，军法处置。”说完，他又将手枪从腰间摘了下来递给警卫员，“我们就这样赤手空拳的（地）去见汪学鼎。我相信，汪学鼎在第一次交往中还不至于铤而走险，我们手里虽然没有枪，但是党的政策的威力是可以让他们慑服的。”

汪学鼎见廖运周他们几個赤手空拳来了，紧张的心情才放松了下来。见面相互问候后，在清泉流淌的坝子里，大家席地而坐。廖运周说：“汪副县长听说过傅作义将军吧，他以前也是同共产党互相拼杀，共产党同他也有仇恨。但为了保护古都，保护中华文化，共产党不计前嫌，主动跟他讲和，他也深明大义，最后率20万大军起义，保护了文明古都北京，后来人民没有忘记他的功绩，选他当了新中国水利部部长。”

见汪学鼎思想有些松动，廖运周又把当前的形势向他认真分析了一遍。

偏居滇西北一隅的汪学鼎，第一次听到这些真实生动的事例，想想中甸在全国的位置，环顾一下自己目前掌握的地盘，一下子感到自己的渺小，思想上受到极大震动，态度开始有了变化。

孙致和接着讲到了政府对汪学鼎的期望，讲到了这次来和谈的目的，他说：“今天，我们既是来和汪副县长亲切会面、认识的，又是来面交滇西北专员公署签署的委任令的。我愿遵照省委通过上层联系群众的精神，和汪副县长协同执政，携手把中甸的事情办好，让受苦人民有衣穿、有饭吃，过上平安日子。”孙致和情真意切的一席话，使汪学鼎连连点头。

随后，孙致和站起来，把专署签发的委任状郑重地交给了汪学鼎。汪学鼎站起来当着众人的面，深深鞠躬接过委任状，然后叫手下又摆出两床褥子，将几十两金子和3000多块银元摆在褥子上，还牵出4头牦牛。汪学鼎指着这些东西，说：“这都是投诚礼物，首先请允许我投降一下。”

廖运周与孙致和听后哈哈大笑，说：“你是共产党的副县长，还投什么降？向谁投降？过去的事情已经过去了，今天以前我们不认识，认识了就是朋友。我们到中甸来，你并没有打我们嘛，对经商、迎军、和谈都采取了较为积极的步骤，这些是众所周知的。今后我们只要团结合作好，就对得起中甸的父老乡亲了。”

听这么一讲，汪学鼎就不再提投降的事，但他坚持要廖运周他们收下两样礼物，否则就是不相信他，没有诚意。根据藏族礼节，廖运周、孙致和决定收下褥子和牦牛。接着，廖运周、孙致和同汪学鼎就安顿社会秩序、建立各区政权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第二天，汪学鼎派他的外甥汪曲匹到政府报到，他本人仍住在小中甸没露面。汪学鼎之所以如此，廖运周、孙致和分析：一是同历史上形成的民族隔阂和国民党特务的挑唆有关；二是他这个人一贯多疑，仅通过一次谈话，还不能消除疑虑，他怕政府调虎离山，骗他入网。因此，廖运周、孙致和热情接待了汪曲匹，给他安排工作，希望用事实使汪学鼎信服。

1952年，受到国际、国内政治形势变化的影响，汪学鼎在国民党特务的煽动下发动了叛乱，封锁道路、断绝交通，对中甸县政府实施包围。当时，廖运周正在丽江开会，中甸只留下一二五团驻守。收到汪学鼎发动叛乱的消息，廖运周立即带领一二六团的一个营赶往中甸。第三天晚上，当他们走下一个山坡，进入平坝，已经看到小中甸的灯火时，突然遭到叛军的伏击。由于猝不及防，我方有38人负伤，有十几个同志牺牲，其中还有一名连长和一名参谋。对方隐藏在一座楼内，易守难攻。直到下半夜，部队才攻进楼里，俘虏了450人。经审讯，廖运周发现他们都是彝族和白族的群众，显然是受了汪学鼎一伙的欺骗。于是，廖运周对他们进行政策教育后，把他们都放了，缴的枪也都还给他们，并说：“以后不要听信坏人的谣言，回去后好好生产，安心过日子。”这些彝族、白族群众原本是受人利用，他们原以为解放军像汪学鼎讲的一样，捉住一个杀一个，所以不敢投降，这回受到宽大处理，十分感动，非常后悔对解放军进行袭击。

部队顺利到达中甸后，与一二五团会合，展开平叛作战。在军事打击和政治宣传两方面的大力作用下，跟随汪学鼎的叛军基本被消灭或逃散了，他的身边只剩100多人。为了防止汪学鼎向西藏窜逃，廖运周故意放风说：“汪学鼎逃到西藏最好，我给十八军的张国华军长拍个电报，就能把他抓回来，他要是上山钻洞我就不好办了。”此话传到汪学鼎耳中，他果然中计，率部躲进东旺一个山洞内企图据险顽抗。

廖运周率领部队前去追剿，部队包围了汪学鼎半个月。最终他走投无路，只能放下武器，束手就擒。

汪学鼎下山后，政府为了感化他，没有对他采取任何关押措施，而是让他回到自己家里反省。廖运周、孙致和前去见面会谈时，汪学鼎讲了一番认错的话，说：“我有罪，将来死后灵魂也不能升天，我现在要好好反省，争取将功补过。”为了防止他出尔反尔，廖运周用从战场上缴获的录音机把汪学鼎说的话录了下来，后来在一次会议上，把这些忏悔的话放给追随他的人听。那时，当地人还不认识录音机，只听见汪学鼎的声音从一个盒子里发出来，十分惊奇，议论说：“汪学鼎的灵魂都被收回来了，大军真不得了，我们还是不要抵抗彻底归顺吧。”

汪学鼎归服后，政府派他到西南地区参观学习，贺龙在重庆接见了他。汪学鼎很受感动，见到贺龙时，他说：“我过去是犯错有罪的人，真的没有脸见您。”贺龙笑着说：“你在反对国民党清丈、征兵，制止金圆券在中甸流通等方面对地方作出了贡献。俗话说得好，不打不相识。过去的事就过去了，下一步要好好改造，争取多做对人民有益的事，安心工作，好好跟共产党走。”

汪学鼎听后很激动，说：“比我汪学鼎罪恶大的人没有了，政府宽宏大量对我既往不咎，我今后只有好好跟共产党走。”

这一系列以政治争取为主的方针、对为首分子的处理采取宽大团结的政策，特别是对汪学鼎不关、不杀、不辱人格，教育中掌握分寸，有理、有利、有节，结果不仅感化了汪学鼎本人，也影响了中甸地区的上层人士，对当地社会安定产生了很好的影响。（待续）

（责任编辑：徐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