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男

在乱世岁月里，一位老兵振臂高呼：“要革命的跟我走！”这为革命军队保留了珍贵的“种子”。正是这些种子生根发芽、成长壮大，人民解放军才从无到有、由弱到强，成为当今威武文明的强军之师。这位老兵就是朱德。

秘密“先行者”

朱德在1927年春到达南昌。

朱德按照党的指示，进入朱培德的部队，担任第五方面军总参议。这样便同过去有“袍泽之谊”的第9军军长金汉鼎、第3军军长王均等人有了实际接触。不仅有总参议的身份，朱德还担任第3军军官教育团团长，以及南昌市公安局局长的职务。

南昌花园角2号的一处独门两层小楼，是朱德的临时住处。安顿之后，他便开始组建军官教育团。该团学员一部分来自朱培德的下级军官，一部分来自党安排的秘密军事工作者，还有一部分是朱德从杨森部带出来的骨干，很快就发展到几百人，这正合朱德“练就一团精兵推翻旧世界”的心愿。军官教育团名义上属于第3军，实际上是中央军委和江苏省委培养军事干部的秘密训练基地。有意思的是，在开学那一天，蒋介石还赶来训话，不仅说了一大堆假话，还夸奖朱德喝过洋墨水，是“国家栋梁之材”。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正在赣东剿匪的朱德被召回南昌。6月，朱培德以“礼送 ”的名义要朱德离开南昌。朱德随后离开南昌到了武汉。

“1927年7月18日，朱德将军接到通知，要他马上到南昌不远的一个小村子，参加中国共产党的秘密会议。当天晚上，他进入一间大厅，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已经汇集到那里。朱德将军扼要介绍了会议决定：我们执行新政策的第一个行动，是南昌举行起义。”国际友人史沫特莱在采访朱德后，写下的《伟大的道路》一书，解释了朱德在1927年夏天的忙碌，但“南昌”这个地点含糊。根据著名党史学家张侠长时间的考证，此处的“南昌”应是作者的笔误，是为“武昌”，并得到了官方的采信。

显然，朱德在党的八七会议前，专门到武昌领命。至少，他得到中共军事领导人周恩来的授意，让他联络和征求一批重要军官的意见。当然，他自己“对所有的措施都投了赞成票”。这也进一步说明朱德专门在武昌领命，是受中央军委的重托。他秘密返回南昌进行事先准备，也是南昌起义先行谋划人……

宴请敌首，智困敌酋

朱德回到南昌的日子很确定，是1927年7月21日，离南昌起义还有一个多星期时间。

回到花园角2号，朱德就告诉警卫员他要四处去“转一转”，并命令下人将他唯一值钱的裘皮大衣拿到当铺当掉。然后，他把钱一半送给滇军23团的卢团长，留下一半说过几天请客要用。

朱德回南昌的第二天，先是参加中共江苏省委会议，向陈潭秋等人通报了武昌会议情况，商讨成立“南昌市民欢迎铁军大会筹备处”。这显然是为南昌起义作准备。此后，他悄悄地来到老朋友、滇军中的结拜兄弟李尚庸家，以回南昌搬家为名打牌聊天，很快弄清了朱培德和王均都到庐山去见蒋介石，也弄清了城里的驻防和分布情况。得知24团的肖胡子所部是一支战斗力较强的部队，他用同样的办法进行拜访，并和几个团副见面，约定改日一聚。

1927年8月1日，朱德参加领导的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图为八一南昌起义油画

在南昌，朱德充分利用部队知道他和上级的老关系，也按照袍泽的礼仪，相互回礼，约定走的时候“摆酒”。

1927年7月27日早晨，一位穿着西装，提着公文包的客人，经过人力车夫的指引，敲开了花园角2号的门。朱德下楼迎客，进屋之后，他们的双手就握在一起。

“我们住的地方来了一位生客，见到团长特别亲切……团长让我去买炼乳、饼干等，这些食品团长平常都没用过。他告诉我，来的是周恩来先生！”这是朱德警卫员的回忆。

朱德还让警卫员在书房摆了一张行军床，吩咐“周先生叫干啥就干啥”。

周恩来在花园角2号，闭门向朱德介绍武汉的形势。两个人穿着背心，手里拿着芭蕉扇，越讲越兴奋。他告诉朱德，中共在九江已经成立“国民党中央办事处”，以便接待我们的同志和国民党左派人士到南昌。同时，周恩来明确马上举行南昌起义，包括贺龙、叶挺等部队都正在向南昌靠拢，准备执行中央的決定。

朱德一边打开事先已经准备好的地图，一边称赞此为大好时机。

“目前，南昌主要部队是朱培德的部队。其中第3军的王均所部主力在吉安，城里面只有两个团，就是23团和24团。第9军金汉鼎所部主力在九江，南昌城防放了两个团，即79团和80团。朱培德的第五方面军总指挥部设在南昌，有一个警卫团。还有第6军的一个团……”

朱德在地图上熟练地标明驻防之地后，高兴地向周恩来报告：“有利条件是6个团分属三个建制，从总指挥到师一级指挥官都不在位，总兵力1万多人。如我们的部队按时到齐，稳操胜券是有把握的。”

“另外，我的那个军官教育团，还有一个学兵营和公安局的力量都控制在手里。虽然枪少了一点，但都是得力的骨干，关键时刻能派上用场，这都交给中央所用！”

周恩来从朱德这里获悉了敌人的情况，经过慎重分析后，马上准备召开“前敌委员会”会议。中央委员和军队指挥员从四面八方赶来，  朱德就将江西大旅社包下来，供大家商讨起义事宜。

朱德“被选入总指挥部……战时被选为总指挥部成员”。这是史沫特莱的记录。

不过，这里的“总指挥部”并不是中央前委，也并非起义指挥部。史学家们引用李立三的说法是：“当时领导八一南昌起义的是党的前敌委员会。做具体工作的是军事参谋团。”

1961年9月21日，周恩来在参观南昌起义纪念馆时说，参谋团的成员有朱德、贺龙、刘伯承、贺锦斋、蔡廷锴、张国焘等人。他还补充道：是我指定刘伯承去当参谋长的。

按这种说法，朱德先是周恩来的参军，后为参谋团的成员之一。

各路大军随之而至，起义军队有15个团，而敌军有6个团，我方占有兵力优势。参谋团最初确定7月28日起义，但有的部队不能按时赶到，加上张国焘的干扰，周恩来将时间改到了8月1日凌晨4时。

在改期的几天里，朱德除了参加参谋团的会议，还不时组织自己部队的管理教育，划分战斗位置。他没有住在大旅社，而是按照周恩来的命令，担负着另一项更为艰巨的任务。

就在7月31日白天，朱德让警卫员送出请帖，以即将离开南昌为名，晚上宴请滇军多位团长到佳宾楼赴宴，并且打牌消夏。

“上午，朱团长请客（送请帖），主要是卢、肖二团长……在路上，（朱）团长告诉我黄昏的时候，要制止一切外来客人，特别是来找两位团长的人，你推说他们回去了，并给一点钱支走他们的卫士，叫他们明天一早来。”当年警卫员的回忆，让这一场夜宴充满了戏剧性和传奇性。后来担任北京军区后勤部政委，也是当时军官教育团成员的赵熔也证实了朱德的请客，并介绍在请客的过程中，将敌人的两个团长和一个姓蒋的副团长，“请”到了俘虏行列。

1961年2月16日，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朱德，在参观南昌起义纪念馆时，工作人员请教元帅：是否有请敌人的首领打麻将，然后“计捕”敌酋这么一回事？

“‘请客打麻将，有这么一回事！”

可惜，元帅只回答了半句话。后面也没有人再多问，“计捕”之事似乎留下了一个永久之谜。

潜心研究这一段往事的张侠认为：相关材料完全可以证明，朱德在暴动之夜为了牵制敌人的指挥，特意安排请客、打麻将。意外的是，当晚因为叛徒告密找到了牌场，惊动了打麻将的敌酋，时间发生在晚上9点钟左右。

相关同类回忆的不同在于，一种认为抓了敌酋，一种认为放了敌酋。

从笔者研究的结果来看，7月31日晚上，按照参谋团的分工，朱德利用滇军名将的威望和前辈的身份，以搬家告别为理由，为配合凌晨4时的武装起义，宴请了第3军和第9军驻南昌城的部分团职军官。

在吃饱喝足之后，朱德又安排他们到附近大贡院打牌，让这些敌军领导在4至5个小时之内失去与部队的联系，也屏蔽了相关的信息，隐蔽了起义军进入阵地的准备。

同时，他在现场亲自见证了20军一名营长叛变的事实，也为提前起义行动提供了决策依据。

朱德离开牌场后，马上就到了参谋团，最早证实那个营长叛变的突发情况，建议把时间提前。参谋团采纳了这一意见，“起义部队在9点钟左右就开始行动部署”。

“砰”的一声枪响划过南昌城头，中国共产党武装革命的历史从此开始！

偏师南下当先锋

南昌起义胜利之后，前敌委员会公布了以宋庆龄为首的革命委员会名单，打出了“继续反帝反军阀，打倒南京政府、打倒蒋介石，发动群众武装人民革命”的大旗，按照《告二方面军同志书》的说法：“欲维持我们生存以为革命奋斗，也是必须找这一个内不受军阀包围，外不受帝国主义封锁的地方，全国18省唯有广东适合这个条件。”

起义军向既定目标——广东开进。越过赣南，到广东发展革命的根据地，这是中共中央的决定。起义胜利之后的部队立即进行了整编，准备向南方开进。

当年的南昌起义参谋团参谋长刘伯承回忆：“起义后，部队仍用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的番号。贺龙为总指挥，叶挺为代前敌总指挥，编为三个军。第20军军长贺龙，党代表廖罕吾；第11军军长叶挺，党代表聂荣臻。”“另外，成立第9军。任命朱德为副军长，想争取滇军加入起义军……后来将25师拨归朱德指挥。”

尽管朱德在当时的地位并不显赫，但在中央领导人，特别是周恩来的心目中，却是雄兵重师之将。因为以朱德的威望，以及他在滇军的影响，远远敌过一军之长。所以，在起义胜利之后，朱德从“团长”一跃成为“军长”。

这一次任命，显然是周恩来的主张。当然，领导中央军事工作的周恩来，也并非意气用事。

首先，是基于起义军南下要经过第五方面军的防区，同朱培德的滇军打交道，唯有朱德这位滇军的老将出马。其次，是基于朱德对南昌起义的贡献，没有他的先行和准备，取得胜利将困难得多，况且朱德还掌握着一定的兵力。此外，也是周恩来对朱德的信仰、意志和军事才能的了解，他相信这位战友能担当重任！

不过，在当时还有一个重要因素，也是党的秘密工作所决定，不便对外公開的原因，那就是朱德一直在秘密争取滇军的将领参加革命，至少“能够支援或不阻碍”革命。

多年之后，朱德在云南讲武堂的同学、时任国民党赣东警备司令的杨如轩，在回忆录中揭开了这个重要秘密：“朱总在南昌和滇军将领大部分有来往。如金汉鼎、王均、曾万钟、李文彬、杨池生和我，等等。”“记得1926年至1927年之间，有一次他约我到南昌妇幼医院草地上聊天，同我讲革命道理。现在还记得两句话：要救中国只有革命；共产党一定能成功。”

在南下之前，朱德又专门写信，并派一个团长送达：“我们最近在南昌开会，共推宋庆龄领导，揭起反对独夫民贼蒋介石的大旗。现决定去广州开辟新的革命策源地。贺叶走一路、弟和兄走一路。兄穿须须铠，弟掌大旗。时间紧迫，盼即日答复。”

为了让杨如轩拉起部队参加革命，朱德宁可当其副手。而当时的杨如轩“没有这个觉悟，所以也就没有回信”。他只是捎话“让兄保重”。

这一系列事关起义的统战工作，是中央赋予朱德的任务，也只有周恩来等少数人清楚。周恩来代表中央委任其为第9军军长，划拨第二方面军的25师，加上他的教育团学兵营，以及公安局的警察和消防大队。朱德却坚持担任第9军副军长。按照有关人员的回忆，第9军部队实编共计2000余人，留有扩充余地。

根据当时在革命委员会秘书机构工作的李嘉仲回忆：“革命委员会秘书长办公室成立之后，吴玉章即要我搬进办公厅住宿……我现在清楚记得，有一天朱德同志来说，填写一张委任状，任命滇军驻扎会昌的旅长韦杵为第9军军长，朱德为副军长。”

可惜，当时韦杵突然到上海治病，没有加入这支队伍，军长职位一直空缺。朱德是实际上的第9军军长，部队称呼他为“军长”。

8月3日，朱德带领第9军作为南下先遣队出发。朱德在《自传》中写道：“我自南昌出发，就走在前头，做政治工作、宣传工作、寻找粮食……是政治队，又是先遣支队，也是粮秣队。”

就是从这时，军队开始应对打仗，每到一处都要刷标语，组织群众演讲，然后选择那些富裕的家庭献粮。为了保障后续部队的供应，朱德在每一处都设下“兵站”，这便成为了人民军队后勤的雏形……

然而，比粮食更重要的问题，还有在前方等待着他们的战事。南昌起义之后，武汉政府当局迅速制定“平暴”方案。当汪精卫和蒋介石得到《贺叶袭击南昌之报告》，并弄清他们准备向广州“逃窜”之后，于8月1日召开军事会议，讨论应对办法，除决定张发奎带领两个军“进剿”之外，还向所有赣粤军队发出“会剿”命令。

朱德带领起义军先遣队到达赣东抚州临川时，突然接到搜索兵的报告：在临川和李渡遭到拦截。

对这一带民情，朱德比较了解。朱培德曾安排朱德带领军官教育团在该地进行“剿匪”。朱德到达之后，发现所谓的“土匪”，都是受当地土豪劣绅欺负和压迫的农民，便和农会结合惩治臭名昭著的恶霸，还派教育团党团干事担任临川县县长和农协自卫队大队长，并留下自己的副官担任公安局局长。革命的种子从此在这里发芽。

1965年7月7日，朱德手书《纪念八一》

朱德走到队伍的前头，已有留在当地的学员上来报告：中共临川县委请团长入城。这让朱德高兴不已。

朱德进城，群众已经打出标语：“打倒朱培德，欢迎朱德！”

原来，驻守在这里的杨如轩得知朱德已经出发，面对过去的手足之情，他欢迎也不是，交手更不是。如他后来所言，“当时满脑子光宗耀祖、升官发财”，根本没有考虑革命。但面对朱德的人间正道，他又不得不佩服。所以他退避三舍，让出临川主干道30里。

此时，8月的赣南正是高温，虽然和敌军没有大的交火，但也炎热难耐，除了伤病员增多，部队还开始出现逃兵，大量的思想工作等待朱德来做。刚好，从后面赶上来的陈毅加入了队伍。朱德的这位四川同乡也是留洋的中共党员，因为在途中没赶上起义，现在到来正是急等用人之时。朱德分配其做政治工作，部队涣散局面才有所好转。

转眼即将走出赣南，从各方面的情报分析，为了围堵起义军进入广东，李济深已派两路大军在瑞金北面设立了坚固的防线。“冲出去才是胜利！”朱德大手一挥，带领先遣队迎着敌人的炮火冲去……

“三天指挥权”打成主力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南昌起义部队遭到了敌人的围追堵截。部队前进到瑞金附近的壬田时，朱德率领的先遣队就同钱大钧部的一个团发生遭遇战。当时，后续部队还没跟上来，朱德便到现场勘察。他否定“一条线”的战法，选定了几个关键高地设立阵地，然后分兵把守，并将自己的指挥所设在阵地前沿。

战斗非常激烈。根据参战的刘九峰回忆：“在壬田时，朱德同志亲自指挥参加战斗……他使用两支马枪，更换射击敌人。”在这次战斗中，参谋长冉国平牺牲，朱德便直接指挥。战斗进入白热化状态，他身边的一个连始终坚守着阵地。

紧接着，在攻打会昌的战斗中，朱德除指挥第9军余部，上级又将20军的第3师划拨给他，仗越打越大。一股敌人突破前沿，直接向指挥所扑来，没见过这个阵仗的学兵开始慌乱，其他指挥员也劝朱德赶快离开。“不要慌嘛，来了就打嘛！”他走到一个牺牲了的战士旁边，捡起一支步枪，从容地拉开枪栓，压上子弹，把冲在前面的敌人一个一个放倒。子弹打完之后，他换了一支枪又打，终于把敌人打了回去。

刚才还惊慌失措的部队，完全被这个老兵的枪法和沉着惊住，见敌人退下去之后，马上组织反击……

会昌之战打击了敌军，我军伤亡800余人，但朱德所部的损失得到补充，基本上还是出发时的人数。大家夸他“用兵真如神”。

起义部队退回瑞金休整，朱德部队的先锋使命基本完成。由于广东是农民领袖彭湃熟悉的地方，改由广东北江农军打先锋，朱德由先锋改后卫，第9军才有喘息的機会。后来取道上杭，起义军改名为“中华革命军”，并讨论了在三河坝分兵。20军和11军主力1万多人在周恩来、贺龙和叶挺的带领下，前往潮汕地区。11军第25师和第9军教育团被安排在三河坝阻敌断后。陈毅后来称这个决定，是一个“悲惨的决定”。

当时，粤系军队加上桂系军队有17个团，而我军有15个团，如果指挥得当，仍有击破敌人的可能。但部队一分为二，让敌人牵制一部，再集中攻击一部，结果可想而知。让朱德断后，是周恩来等人艰难下达的命令。所以，在分别的时候双方的表情都特别凝重。

“恩来，你放心。对付这一帮龟儿子，我还是有办法的。”朱德乐观地说。

“三天。”周恩来伸出三根手指，“只需要坚守三天，大部队就应当到了潮汕。三天之后一定要撤出来。”周恩来让朱德抵抗三天，然后带部队南下与主力会合，再把25师交还叶挺。

在场的人记得，当时周恩来还想说什么，朱德已经和他握手告别……

25师曾经是孙中山的卫队，北伐战争时的铁军，是继承孙中山遗志的革命军，更是革命军中的精英。师长周士第、党代表李硕勋都是大革命时期的党员，大多数的团长、营长也是黄埔军校的骨干。前委把这支精锐之师临时“借”给朱德，实际上是明确这一次行动涉及大局，必须要完成任务。

三河坝位于梅州大埔县西部，三面环山，是梅江、韩江和汀江的交汇处，也是通往潮汕地区的必经之路。朱德带领部队领导看完地形之后，马上作出决定放弃守城，因为这样只能背水一战。他让大家在三河坝对岸的东文部、笔枝尾山、龙虎坑和下村一带布防，一面发动群众，一面修筑工事，专门等待敌人。

10月1日，敌军蜂拥而至。他们先是在河对岸修筑工事，形成两军对垒。战斗在下午打响。敌人携带了炮火和重武器，一开始就以猛烈的火力向起义部队射击。起义部队虽然只有轻武器，由于事先进行了充分的隐蔽，敌军不知虚实，只能隔河而战，反而遭到起义部队的大量射杀。官兵们在丛林中、草地上和芦苇荡里展开了激烈的战斗，每个阵地都是多次失而复得，数倍于我的敌人硬是过不去。

战至第三日晚，敌人分两路增援，而起义部队孤守无望，还有被切断退路的可能。朱德来到设立在田氏祠堂里的指挥所，同25师师长周士第、党代表李硕勋等人分析情况，从时间上确定主力应该到达潮汕之后，才决定脱离险境。

“交替掩护、撤出战斗，寻找主力会合！”朱德带领两支部队剩下来的2000多人，趁着夜色掩护，甩掉追兵来到饶平。刚在一个小镇上宿营，就看见河滩上来了一队衣衫褴褛的散兵。大家正准备抄家伙，有人认出其中一位是20军教育团的参谋长。

潮汕的主力部队怎么出现在这里？交谈后才得知20军和11军主力部队进入潮汕失败的消息。突然而来的“炸雷”，让指战员都愣住了。

怎么办？一个多月前浩浩荡荡的起义大军，转眼之间就严重受挫。他们围绕着最高长官朱德，仿佛不敢相信眼前发生的这一切。

“通知部队，马上离开这里。我们穿山西进，反向而行，首先甩开敌人！”朱德在了解基本情况之后，第一反应是保存实力。一个身经百战的老兵，对成败得失已见得太多，他最看重的是如何保持这些党的革命种子。所以，还在大家迷茫之时，朱德马上作出了正确的决定。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