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晓莲

摘 要：本文数据选取为2009-2020年的中国省级面板数据，采取固定效应模型和门槛回归，对财政分权度、市场化水平与雾霾污染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实证结果表明：（1）财政分权度对雾霾污染程度有显著的影响，与雾霾污染关系成显著正相关，表明财政分权程度越高，会使雾霾污染越严重。（2）财政分权度对雾霾的影响受到了市场化水平的制约，随着市场化水平的提升，财政分权度对雾霾的影响呈现减弱现象。

关键词：雾霾污染；财政分权；市场化；门槛回归

中图分类号：X513；F812；F2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60X（2023）03-0001-05

1 引言

短短四十年的时间里，中国经济迅速起飞，但在高速崛起的背后，生态环境却付出了巨大的代价。2013年，雾霾一词成为了年度关键词，雾霾已经不仅是一个环境污染问题，更对公众的生活和健康产生了巨大的影响。2021年中国生态环境部负责人在媒体发布会中称中国将继续加快实施中国“十四五”全面持续改善气候行动的计划，继续促进PM2.5浓度的下降。2021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进一步推进新一轮的生态文明相关体制改革，努力走出绿色新常态路子，实现区域经济加快转型发展。而在中国高速发展的背后，有一个重要的制度成因就是中国财政分权体制[1]。财政分权制度对经济发展起到促进作用[2]，但财政分权度的升高会导致雾霾污染程度提高[3]。现有研究很多是从财政分权的主体政府入手，分析地方政府竞争对雾霾的影响，也存在剖析市场化发展程度与雾霾之间关系的研究，但将市场化、财政分权和雾霾污染三者并入一个框架的较少，如果分析出财政分权、市场化与雾霾之间的内在机理，可能对实现走绿色发展的新路子提供一些参考价值。由上所述，在财政分权制度和绿色经济发展的前提背景下，本文想要回答的问题如下：第一，財政分权对雾霾污染的影响；第二，市场化对雾霾污染的影响；第三，财政分权度与市场化共同作用下对雾霾污染的影响。

2 理论阐述与研究假设

2.1 文献综述

在过去的研究里，财政分权对雾霾的影响有两个方向完全相反的研究结果，其中之一是财政分权对雾霾污染有显著的缓解作用。早前的环境联邦主义理论表示政府是“公共人”，对环境资源保护是承担一定责任的，并且为吸引住户和资源流入该辖区，政府就会完善环境质量，而财政分权能够有效地激励地方政府进行公共服务的支出，有利于雾霾污染治理。一些研究学家以中国作为研究对象，得出财政分权程度与环境污染排放呈现显著负相关关系，这是由于我国东部地区财政分权度较高，有充分的环境治理拨款，因此能够对雾霾污染产生积极缓解左右[4]，但其他区域财政分权对环境的影响结果又是什么呢。另一方面还有些实证研究表明财政分权度不利于雾霾污染的治理。研究表明财政分权对空气质量具有不良影响[5]，财政分权度的上升会加重该区域的雾霾污染也能够辐射到周边地区，并且验证了环境治理搭便车现象[6，7]。财政分权加重雾霾污染主要呈现在，首先，由于环境的公共产品特性，即使受到了环境污染影响的群众也会存在着搭便车的行为，都想让其他人治理环境，而自己坐享其成，致使环境治理更加困难[8]。其次，除此之外，随着我国财政分权度的逐渐提高，地方政府在职务晋升和经济激励为制度导向的共同制约下，使得许多政府官员都为了促进政治地位升迁，大力鼓励发展地方经济，而降低了环境规制水平[9]。再次，政府作为利己的“理性人”将财政资源主要用于生产方面，而忽略了公共服务，也使雾霾污染更加严峻[10]。

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市场化水平也不断地提升。市场化水平对环境的影响也有截然不同的两种效应。其中一方面，市场化水平的提高对于降低环境污染程度是有利的。在我们过往做的很多研究结果中，中国的市场化经济体制改革模式是真正有利于促进社会朝着绿色经济发展的，对提升绿色效率具有促进作用[12]。另外一方面，由于市场化水平的提高，私有企业相较国有企业比率上升，对于解决环境污染问题的意向有所降低，可能会使环境污染问题严重。

2.2 研究假设

财政分权度与雾霾污染。一些西方社会主义国家的理论家们认为财政联邦主义理论中地方政府是相对更有一部分自主权，有自主制定各种与社会福利、环境治理相关的配套政策权力。相比于中央政府来说，地方政府能全面地了解到一些当地居民生活上的需求，制定出相关的配套政策。这些都是一些传统财政联邦主义学者表达出的看法，而最终的结论往往是要符合基本的理论假设条件。而在中国，财政分权是属于权力分散的一种体制，主要体现在是政治方面的集权与财政方面的分权相结合，传统的财政联邦主义是不完全符合我国国情的。中国式财政的分权化也会更加的注重财政分权化以及对各地方政府之间的财政激励，使得地方政府对上负责。中央政府为了使经济大力发展，把当地官员绩效的考核标准之一设立为地方GDP增长，但是地方政府机制运行基于在地方政府是“理性人”的假设基础上，并不符合“公共人”这个假设，倾向于做出对自己有利的政治决策。由于官员任期时间较短，环境民生等项目投资大且见效慢，短期不会使政绩得到一个好成绩，就会使得地方政府出现重经济发展现象，使得公共服务被忽视[14]。

研究假设一：财政分权的提升对雾霾污染有显著影响，主要表现在加剧雾霾污染。

财政分权度、市场化与雾霾污染。我国已经由单纯计划经济发展转向市场化经济，市场机制力量在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全局中产生的推动作用也不断加强。且以上文献综述中，市场化程度与环境污染有着密切联系，在环境污染问题中，财政分权和市场化水平对雾霾污染的综合效果有待研究。

研究假设二：市场化对雾霾污染有显著影响，财政分权对雾霾污染的影响作用受到市场化的影响。

3 模型设定与变量选取

3.1 模型设定

本文借鉴了York（2003）[8]所改进的STIRPAT模型，并基于我国30个省份2009-2020年的面板数据，构建了以下形式的面板数据模型：

LnHazeit=α+β1LnFdit+β2Mktit+β3Fdiit+β4Indit +β5LnIsit+β6LnGdpit+εit  （1）

门槛模型用来描述因变量与自变量之间的非线性关系。本文主要还是借助到了Hansen（1999）[9]提出的面板门槛模型，将市场化水平设为门槛变量，结合了本文研究建立了以下模型：

LnHazeit=α+β1Fdit+β2Indit+β3LnIsit+β4LnGdpit+a1LnFditI（Mktit≤φ1）+a2LnFditI（Mktit>φ1）+εit （2）

在此处考虑对PM2.5浓度、财政分权度、人均生产总值和工业化水平进行了对数处理。其中，LnHazeit表示省/市i在第t年的PM2.5浓度。LnFdit和Mktit分别为财政分权度和市场化水平。控制变量为：Fdiit（外商投资水平）、LnIndit（能源结构）、LnIsit（工业化水平）、LnGdpit（人均生产总值）、i代表省/市、t表示年份、？琢为截距项、βi是变量系数、εit为随机扰动项、a1a2为该核心解释变量系数；I为指示函数；？渍1是该模型所估计的门槛值。

3.2 变量选取

3.2.1 被解释变量

雾霾污染（LnHaze）。PM2.5也就是指颗粒直径是2.5微米以下的污染物颗粒，被认为是加剧雾霾污染的“元凶”。因此，将PM2.5作为雾霾污染的替代变量。本文数据从大气成分分析组（AtmosphricCompositionAnalysisGroup）得到，根据Global/Regional Estimates（V5.GL.02），计算出国内PM2.5数据。

3.2.2 核心解释变量

财政分权度（LnFd）。财政分权表示给予地方政府相对拥有一定的自主分配选择权，财政分权度反映了自主权的大小。财政分权度指标的计算公式确认为：地方人均财政总支出/（地方人均财政总支出+中央人均财政总支出），进行人均化处理，为了可以逐步有效消除国家人口规模变动影响。

市场化指数（Mkt）。借鉴了樊纲、王小鲁计算的市场化总指数。使用了基本相同的客观指标体系来对国家各地区推进的经济体制市场化总体进程进行持续跟踪测度，尽可能反映全国各地区推进市场化改革发展的最新进展。

3.2.3 控制变量

每个省的外商投资、能源结构、工业化水平、经济发展等都存在较大差异，这些因素对PM2.5的产生和扩散具有一定的影响，本文引入这些变量来控制各省之间的差异。外商投资水平（Fdi），用外商直接投资与该省GDP的比值来体现，将单位美元的外商直接投资额数据依据当年数据换算成人民币再比上GDP来剔除掉价格因素；能源结构（Ind），煤炭消耗总量/能源消耗总量；工业化水平（LnIs），采用：第二产业增加值/省级GDP，人均生产总值（LnGdp），人均生产总值计算公式：省级GDP/年末人口。

3.3 样本的选取与数据

由于该部分西藏数据在相关统计面板数据表中存在部分指标缺失，故本文拟选取包括了中国样本中其余30个省份与直辖市公布的从2009年至2020年的相关统计面板数据作为主要调查研究报告内容样本。表1为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4 财政分权度、市场化水平与雾霾污染之间的实证研究

4.1 相关检验

在进行回归模型分析之前为了保证模型估计结果的真实可靠性，进行了以下检查。在多重共线性检验中，表2标明膨胀因子VIF最大的为6.06、均值为3.23，故不具有明显多重共线性。其次对数据进行平稳性与协整性检验，结果如表3可得：对各变量采用HT检验进行单位根检验，结果均通过显著性检验具有单位根，采用Desterlund检验验证协整关系，结果在1%水平下显著，即这几个变量存在协整关系并且稳定。

4.2 固定效应分析与结果

在进行面板实证分析时，需要判断选取什么模型，这里采用StataSE15软件对面板数据进行F检验和豪斯曼检验，结果显著为0，拒绝原假设，最终选取固定效应模型。

从表4的回归结果中得出了财政分权度与市场化指数对雾霾污染的影响：其中财政分权度（LnFd）和市场化指数（Mkt）的弹性系数分别是2.102和-0.051，并且都在1%水平上显著。财政分权度的弹性系数表现出正向的高度显著性，说明我国财政分权度与雾霾污染之间呈现一个正相关关系，财政分权度的快速提高将使雾霾治理更加困难。市场化指数显著为负，市场化水平对雾霾污染有抑制作用，与张兵兵[17]等结果一致。控制变量中：外商投资水平系数为负，不显著，可以继续深入探究外商投资对雾霾污染的影响。而能源结构在1%水平下显著为正，表明能源结构加剧了雾霾污染，实际上煤炭使用量越大，燃烧后形成浮灰必然加重雾霾污染。产业结构也在1%水平下显著，即第二产业占比地区生产总值增加1%时，雾霾浓度上升4%左右，使雾霾污染严重。人均GDP的系数为-0.163，在1%水平下显著，在本文研究时间段内，地区经济的提高是有利于缓解雾霾污染的。

4.3 门槛检验效果

本文选择市场化指数（LnMkt）作为门槛变量，核心解释变量为财政分权度（LnFd）。进行门槛效应自抽样检验，从表5看出市场化指数单一门槛效应P值为0.038，在5%的水平上显著，而双重、三重门槛效应中P值均大于0.1，因此只具有单一门槛。进一步得出门槛估计值为10.290和相应的95%置信区间[9.995，10.300]。

表6为单一门槛模型参数估计结果。当市场化指数低于10.290时，财政分权度系数为2.092，且1%下显著相关，表明财政分权度的提升会加剧雾霾污染，但是当市场化指数大于10.290时，财政分权度系数下降为2.057，也就是說虽然财政分权度仍然会与雾霾污染成正相关，但是对这种加剧雾霾污染的强度却开始呈现衰退的趋势。实证分析说明了财政分权度对雾霾的影响受到了市场化水平的制约，随着市场化水平的提升，财政分权度对雾霾的影响呈现减弱现象，即假设成立。

控制变量中外商投资水平系数为-0.920，在10%水平下显著，表明增加外商投资可以改善雾霾污染问题。其它控制变量系数与上文固定效应模型一致。

4.4 稳健性检验

为了保证市场化指数作为门槛变量的情况下，财政分权对雾霾污染影响的稳健性，本文将采用替换核心解释变量来进一步估计市场化指数的门槛估计值的大小及其显著性的变化。使用财政收入分权和财政分权自主度来替换原先财政分权表示变量，财政收入分权=地区人均财政收入/（地区人均财政收入+中央人均财政收入），财政分权自主度=地区财政收入/地区财政支出。结果如表8所示，门槛值的大小均不产生影响且通过了5%的显著性检验。上述稳健性检验证明了前述研究的可靠性。

5 结论和政策启示

本文基于2009-2020年我国30个省市的面板数据为样本，进行了固定效应模型和面板门槛效应分析，以市场化指数作为门槛变量，实证研究了财政分权度对雾霾污染的影响。研究结论为：（1）财政分权度与雾霾污染浓度成正比，财政分权度的提升将加剧雾霾污染。（2）财政分权度指标对中国区域雾霾污染的实际影响存在显著的单门槛效应，以市场化指数作为一个门槛变量，财政分权度对雾霾污染程度的客观影响是在跨过门槛值后，随着市场化指数的提高，这种影响开始减弱。政策启示：（1）由于能源结构和产业结构对雾霾污染的影响，应该适当调整当前产业结构，减少使用煤炭能源，发展新能源行业。（2）过度的财政分权不利于雾霾治理。财政分权加剧了雾霾污染，中央和地方保持一个适度的分权框架是雾霾治理的关键。（3）加快市场化改革进程，逐步实现绿色能源替代掉部分传统的煤炭石油能源，完善市场，有利于提升绿色效率。

——————————

参考文献：

〔1〕谢家智，何雯妤.中国式分权与经济增长方式：影响机理与路径[J].商业研究，2021，31（04）：98-109.

〔2〕曾繁华，吴阳芬.财政分权、市场化与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J].统计与决策，2020，36（09）：94-99.

〔3〕赵蓉，赵立祥，刘子源.财政分权、市场化与雾霾污染[J].华东经济管理，2021，35（02）：1-10.

〔4〕谭志雄，张阳阳.财政分权与环境污染关系实证研究[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5，25（04）：110-117.

〔5〕成前，李月，刘畅.财政分权与空气污染——以“省直辖县”改革为例的研究[J].技术经济，2021， 40（03）：47-53.

〔6〕黄寿峰.财政分权对中国雾霾影响的研究[J].世界经济，2017，40（02）：127-152.

〔7〕李嵩誉.环境保护责任共担的法治进路——对破解环境保护“搭便车”难题的思考[J].现代法学，2020，42（05）：123-135.

〔8〕李涛，刘思玥，刘会.财政行为空间互动是否加剧了雾霾污染？——基于财政-环境联邦主义的考察[J].现代财经（天津财经大学学报），2018，38（06）：3-19.

〔9〕吴勋，白蕾.财政分权、地方政府行为与雾霾污染——基于73个城市PM2.5浓度的实证研究[J].经济问题，2019，16（03）：23-31.

〔10〕郭爱军，张娜.市场化改革影响绿色发展效率的理论机理与实证检验[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20，30（08）：118-127.

〔11〕傅勇，張晏.中国式分权与财政支出结构偏向：为增长而竞争的代价[J].管理世界，2007（03）：4-12.

〔12〕王孝松，李博，翟光宇.引资竞争与地方政府环境规制[J].国际贸易问题，2015，68（08）：51-61.

〔13〕YorkR， RosaEA， DietzT. STIRPAT， IPAT and ImPACT： analytictoolsforunpackingthedriv ingforcesofenvironmentalimpacts[J].Ecologicaleconomics，2003，46（03）：351-365.

〔14〕张兵兵，田曦，朱晶.环境污染治理、市场化与能源效率——理论与实证分析[J].南京社会科，2017，10（02）：39-46.

收稿日期：2022-12-11

基金项目：安徽建筑大学科研储备库培育项目（No.2021XMK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