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煜轩 李潇雨

在真正身临、深入考古现场之前，我们对﹃考古﹄充满了万千种想象，层层黄土覆盖的会是怎样的一个世界？又会是怎样的一段历史？能称之为﹃世界﹄，那它一定规模够大、布局功能够完善；能唤作『历史』，那它一定历经沧桑，却依然坚定且清晰地记载过去。

但当我们真正立于遗址发掘区的边缘向四周望去，周边尽是尚在进行的地产项目，和为符合环保要求覆盖的严丝合缝的防尘网。它们的规模不小，但绝算不上大。墓葬与考古坑道赤裸于天地间，与想象中的威严、厚重、神秘确有出入。可就是在这里，入选二〇二二年度山东省五大考古新发现的临淄赵家徐姚遗址和临淄区南马坊战国大墓双双出土。也正是在这里，我们遇见了两位对考古事业赤诚、热情的﹃九〇后﹄考古人，他们是普通观者与考古之间的桥梁，在他们的讲述之中，那段被湮没的﹃历史﹄和那沉睡中的『世界』终现模样，且愈发清晰……

现实与想象

本该是三月微凉，但采访当天的光照与温度，让赵家徐姚遗址的副领队孙倩倩不得不换上薄衫，戴起遮阳帽。在这周边，建设工程不曾间断，机械轰鸣声不绝于耳。躲避深坑与沟壑，攀上爬下，发掘区近在眼前。它看似不大，但对于考古人员手中最长不过一尺的手铲、刮铲来说，无疑是一个浩大的工程。若你是小说《盗墓笔记》的忠实读者或是影视剧《鬼吹灯》的忠实观众，那赵家徐姚也许完全不符合你对考古、大墓的想象。但南马坊战国大墓不同，这座大墓是目前山东地区正式发掘的规模最大的商周时期大墓。墓道、墓室、二层台、椁室、陪葬坑……大墓在前，空气似乎都变得阴凉，让人确有肃穆之感。

近几年，“先考古，后出让”的条幅挂满了临淄城，于是，为配合城市建设而启动的“被动发掘”成了张恒和孙倩倩的“家常便饭”，这次也不例外。2021年5月的淄博市临淄区齐都镇，五星颐家所属地块开工建设前的考古勘探让南马坊大墓初现轮廓，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任命张恒作为执行领队集结人马奔赴现场，发掘工作于当年6月底正式启动。数月后，在南马坊大墓东南方向约两公里的地方，赵家徐姚遗址的考古工作在孙倩倩和团队的发掘、解剖中有序展开。

截至目前，两处遗址的考古工作仍在持续进行中，但与起初的被动发掘不同，南马坊大墓“经过近两年的发掘取得了阶段性成果，获得了一些新的认识”。张恒介绍说：“2023年，我们通过了国家文物局的审批，将对大墓开展主动性考古发掘。”这为更加精细化的发掘工作争取了时间和有利条件。“今年的发掘将更注重以学术研究为导向，借助多学科分析检测技术，让有关大墓的信息尽可能丰富地展现出来。”而在赵家徐姚，无意中被发现的距今1.3万年左右的“红烧土”，被认为蕴藏着近百年来“第一次”发现、可以改写山东考古史的重要信息，这足以让整个考古界兴奋骄傲。

微小与宏大

“土”能有多重要？这是作为外行人的我们无论如何都想象不到的。但在赵家徐姚，地层剖面上一条条看似弯曲实则相对笔直的“长线”为我们揭示着答案。

红烧土，多以燃烧产生的灰烬层与着火后略带红色的泥土层组成，而所谓长线，是考古人员以一层粉砂一层黏土为规律划出的地层序列。通过系统研究及初步测年，共计17层的地层序列中，4至16层的砂黏互层年代范围应为距今1到1.5万年。其中，有大面积红烧土堆积的地层贯穿8到13层。

令孙倩倩和团队十分不解的是，第8到13层中虽存有红烧土痕迹，但却未发掘出任何人类遗物与遗迹。火从何来？又是为何会产生如此大面积自然态的红烧土堆积？“我们做了实验，也查阅了很多资料，确认这可能与火对景观的改造有关。”孙倩倩说：“用火来进行景观管理，是人类改造自然方式的巨大进步。靠火清理地块，可以使资源富集，也可以扫清障碍、便于活动，获取更好的视野。”可以说，第8到13层中红烧土的存在，是这一阶段人类用火改造自然的最直接证据，也足以证明，人类正在改变旧石器时代攫取式的生产方式，向新石器时代主动改造自然迈进。

与红烧土一同被发现的，还有第10层，距今1.32万年左右保存完整的古人活动营地，以及出土的千余件遗物。其中的200余件陶片是目前中国北方地区出土的年代最早的陶片。“这些陶片展现的制陶工艺好到超乎想象。跟距今1万年至9000年的上山文化陶器有些相似，都是夹炭陶。”孙倩倩兴奋地描述道：“陶器的口沿有圆唇的，有方唇的，还有花边的。陶片厚度约0.7厘米，质地均匀，器型规整且丰富，与此同时，已被证实出现在新石器阶段的磨光工艺，在这些陶片上也有应用。这就意味着，成熟制陶工艺在山东地区的出现时间一下被提前了4000多年。”

比起赵家徐姚这几捧极其容易被人忽视的“土”，“南马坊大墓附属车马坑内的车和马基本上保持了下葬时的姿态，车子的构件都十分清楚，还发现了规格较高的一车四马”。更值得一提的是，两个殉马坑都在距大墓25米之处，“从位置关系、排列方式上看，都能确认其与大墓的归属关系”。“甲”字形墓葬在临淄虽不稀缺，但“有明确主墓和殉马坑，布局完整、结构清晰、规模庞大的大墓并不多见”。张恒解释说。

过往与未来

如此规整的状貌，如此高等级的墓葬形制，我们自然好奇，大墓的主人究竟是谁？问及此，张恒避而不答：“一是没有一锤定音的考古线索，二是这并不是考古追求的唯一目标。”

近几年，考古的理念、目标都在转变。“墓主身份、墓的体量，甚至出土的文物的大小、多少，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遗迹现象所蕴含的历史信息和文化价值，就好比，哪怕只是一個陶片它也是有温度的，它的背后是制造它和使用它的人，是历史的无穷智慧。”张恒饱含深情地说。“墓室填土中清理出的木结构帷帐以及大量安装木柲的青铜兵器和工具，是研究齐国丧葬仪节、建筑形态以及手工业生产技术的重要实物资料。车和马作为战国时期一种重要的战略资源，此次发掘出土也是齐国综合国力和造车工艺的生动体现，甚至可以为我们进一步了解齐国马匹的种属、饲养、管理等信息提供帮助。”张恒稍作停顿，“这座墓规模宏大、建造考究、装饰华美，基本可以确定，墓主身份是不低于上卿一级的齐国高级贵族！”这样的答复“四舍五入”也算是为我们揭秘了！

而对于将史前作为研究方向，对史前考古工作有着更高热情的孙倩倩来说，“史前更有意思，因为它是人类未知的！这段历史、这些信息是靠我们史前考古人书写，是我们亲手发掘的啊”！孙倩倩是我们公认的、这些天接触过的考古人中最活泼的一位，讲出这些话时，她神采飞扬的样子，深深地感染了我们。赵家徐姚遗址是华北地区乃至东北亚旧新过渡阶段的重大考古发现，填补了山东地区史前考古的关键缺环，被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孙波称为“打开了一扇门，开启了新天地”。

3月28日上午，2022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揭晓，临淄赵家徐姚遗址经过层层筛选最终入围。细看名单，我们不难发现，如今评选的考古新发现不再以出土多少器物为获评标准，而是更注重遗址的文化价值和学术价值，这就意味着国家对考古工作本身提出了更高要求。

工作当中，张恒和孙倩倩平和沉稳、严谨细致，甚至不苟言笑。工作之余，两位年龄相仿的年轻考古人也会到彼此负责的发掘区转转，聊聊最近的新进展，交流发掘困惑与心得。正如他们所说：考古工作永不重复，每个现场都有它独特的价值与魅力，重要的不是“它是谁”，而是“怎样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