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丰华?陈思静

摘 要 环境行为干预中的溢出效应指的是针对目标行为的干预措施对非目标行为产生了某种影响。根据影响方向，溢出效应可分为正向溢出和负向溢出。对环境行为的干预措施可能会通过个体的自我认同产生正向溢出，而通过道德许可产生负向溢出。自我效能、行为难度与行为相似性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该过程。进一步整合有关溢出效应的定义、统一行为的测量方式以及将情感因素纳入框架是未来研究的重要方向。

关键词 溢出效应；绿色行为；行为干预；道德自我形象；自我认同；道德许可

分类号 B849

DOI：10.16842/j. cnki. issn2095-5588.2023.05.006

1引言

全球气候正在经历严重变化，冰川融化、气候异常、生物多样性丧失等问题日益严重，生态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受到严重挑战（IPCC， 2021）。2020 年 9 月，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中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 2030 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 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的发展目标。2022年5月，我国首个消费端碳减排量化标准《公民绿色低碳行为温室气体减排量化导则》正式实施，旨在激励居民践行绿色生活方式。上述举措意味着“双碳”目标的完成不仅需要政府部门的积极投入，还要有每个居民自下而上的积极行动。Moran等（2020）也指出，个人和家庭在减缓气候变化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个体可以通过实施亲环境行为来缓解日益严峻的环境问题（Rosenthal & Ho， 2020）。

亲环境行为是个体为减轻人类活动对环境的负面影响或提高环境质量而采取的有意识的行动（Sawitri et al.， 2015）。近年来，以行为科学为基础针对个人层面的环境行为干预的项目的数量有显著上升的趋势（Tiefenbeck et al.， 2013）。但此类项目的一个缺陷是通常仅考虑干预措施对目标行为的影响（e.g.， Koop et al.， 2019; Kurz， 2018; Wolske et al.， 2020），这可能会导致我们在一定程度上错估干预措施的真实效果，因为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针对某个目标行为的干预措施通常也影响了非目标行为（e.g.， Geng et al.， 2019; Henn et al.， 2020; Liu et al.， 2021; Zhang & Wang， 2020），如Tiefenbeck等（2013）发现旨在降低居民用水量的干预反而增加了居民的用电量，如将后者考虑在内，该项目对居民节能的整体影响是负面的。

上述旨在影响某个目标行为的干预对非目标行为的影响通常被称为溢出效应（Galizzi& Whitmarsh， 2019; Krpan et al.， 2019; Sintov et al.， 2017）。根据溢出效应的影响方向，溢出效应可以分为正向溢出与负向溢出（Carrico， 2021; Isbanner et al.， 2021）。正向溢出指的是干预措施导致人们采取与目标行为具有相似环境影响的非目标行为，如对垃圾分类的干预改善了人们其他的绿色行为（Xu et al.， 2018），而负向溢出指的是干预导致人们采取与目标行为具有相反环境影响的非目标行为，如对节水行为的干预反而提高了人们的耗电量（Tiefenbeck et al.， 2013）。上述例子说明，我们在衡量某个干预的成本-收益时，必须将溢出效应考虑在内。如果某项干预对非目标行为产生了积极影响，那么尽管针对目标行为的效应量较小，仍然有合理的理由将这项干预措施执行下去；反之，如果某项干预对非目标行为产生了负面影响，那么尽管对目标行为具有较大的积极影响，我们也必须进一步考虑该项干预所产生的额外成本。换言之，溢出效应的方向（正向vs.负向）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同时也是研究者需着重考察的问题，因为这能让我们更好地理解不同绿色行为之间的联系，从而为加速向低碳生活方式的转变提供有效路径（Lauren et al.，2016; Verfuerth et al.， 2021）。

近年来，溢出效应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Galizzi& Whitmarsh， 2019; Isbanner et al.， 2021; Lauren et al.，2016; Maki et al.， 2019; Truelove & Nugent， 2020），因為从政策制定者的角度来看，溢出效应似乎具备了以低成本方式改变一系列行为的潜力，而无需采取可能不受人欢迎的监管措施；从研究者的角度来说，溢出效应让学者除了能考察单个行为改变策略外，还能进一步探索不同绿色行为之间的复杂关系（Galizzi & Whitmarsh， 2019）。本文首先围绕溢出效应的正负向问题探讨溢出效应的正向溢出路径和负向溢出路径，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理解溢出效应的双路径模型；其次以双路径模型为基础，考察和解释现有研究中存在的若干矛盾和问题；最后讨论溢出效应的政策意义，并展望未来研究中可能存在的突破点。

2 溢出效应的正向与负向路径

2.1 正向路径：自我认同的作用

目前文献中有关溢出效应的心理机制研究主要集中在什么因素分别导致了正向和负向溢出，而有关正向溢出心理机制的研究主要探讨了自我认同的作用，如Whitmarsh和O Neill（2010）总结道，自我认同是溢出效应的重要驱动因素。Bem（1972）的自我知觉理论认为，人们通过自身的外显行为来了解自身对某事物的态度或身份认同，例如，当做出绿色行为时，个体倾向于推断自己是一个亲环境的人，从而激活了其环境自我认同（Lauren et al.， 2019; Steinhorst et al.， 2015）。进一步，当环境自我认同被激活时，个体有内在动力去表现出和自我认同相一致的行为（Stürmer et al.， 2003），Jaspal和Breakwell（2014）也指出，人们有动力在不同的环境与时间中保持自我认同的一致性。具体到正向溢出效应，干预措施促使人们采取了某种（些）绿色行为，而通过采取绿色行为，个体的环境自我认同得以加强与激活，这种激活了的环境自我认同促使个体从事与该认同相一致的行为，即非目标绿色行为。

目前有相当证据表明自我认同可能就是正向溢出效应的潜在机制之一：van der Werff等（2014b）发现，被要求以省油方式驾驶的被试表现出了更高的环境自我认同，而这种自我认同使得被试降低了随后的肉类消费；Lacasse（2016）指出，提醒被试过去所从事过的绿色行为并给其贴上“环保主义者”的标签会加强被试相应的自我认同，并表现出显著的正向溢出效应；Truelove和Nugent（2020）发现了类似的效应，要求降低一次性吸管使用的措施会增强人们的环境身份认同，而后者会产生对其他绿色行为的正向溢出效应；van der Werff等（2014a）的研究进一步显示，当人们过去所从事的绿色行为表现出多样性、高难度和独特性时，溢出效应会更加显著。

2.2 负向路径：道德许可的作用

道德许可指的是当人们从事了某个道德行为后感到有权以反社会或不道德的方式行事（Sherif， 2021）。对道德许可的研究最早主要来自道德领域，由于从广义上讲，绿色行为属于道德行为的范畴（Steg et al.， 2005; Sherif， 2021），因此在环境领域中我们也预期道德许可可能会发挥一定的作用。研究者认为道德许可是个体产生负向溢出的潜在机制（Zhong et al.， 2009），如Tiefenbeck等（2013）的研究显示：节水行为让被试产生了道德许可，进而推高了被试的用电量，从而使干预措施最终产生了与其预期目标相反的结果；Meijers等（2015）的研究尽管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环境溢出效应，但也可提供一定的启发，作者发现，被试在慈善捐赠以后表现出了道德许可效应，即选择捐赠的被试反而做出了更多破坏环境的行为。

我们可以从两方面来理解道德许可。一方面，道德许可似乎和情绪有关，从事某项积极行为（如亲社会行为或绿色行为）可能会提高人们的积极情绪，而积极情绪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人们从事不道德行为所产生的负面情绪对自己的困扰，从而表现出道德许可效应（Merritt et al.， 2010），换言之，从事积极行为有助于隔离负面情绪。另一方面，道德许可似乎和人们策略性地保持“道德资产负债表”的平衡有关（Khan & Dhar， 2006），也就是说，从事某种积极行为（如绿色行为）增添了个体的道德资产，从而使个体有更多的余地去从事不道德行为（如破坏环境的行为），而不会影响个体“资产负债”的平衡。

3 道德自我形象的双面作用

道德自我形象是Jordan等人在2015年基于道德认同的基础上提出的概念，指当前个体对自身道德程度的感知。许多研究都发现，道德自我形象与道德行为之间存在波动性，一方面道德自我形象的提升会提高人们的道德水平，促使个体进行更多的亲社会行为（Young et al.， 2012），即道德自我认同。另一方面，道德自我形象也会暂时将人们从培养道德自我的需求中解放出来，允许自私的利益追求（朱一杰等， 2017; Jordan et al.， 2010），即道德许可。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道德自我形象在上述两个方面存在作用，正向路径和负向路径并非完全隔离，而是相互联系。换言之，道德自我形象可能在正向溢出与负向溢出中均起到了重要作用。干预措施通常同时激发正向路径与负向路径，从而分别产生了正向溢出效应和负向溢出效应。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在现有文献中溢出效应的效应量通常较小（Maki et al.， 2019; Steinhorst et al.， 2015）甚至不存在（Carrico et al.， 2017; Verfuerth et al.， 2019），因为正负效应可能在一定程度上相互抵消了。但需要说明的是，并不能因为溢出效应的效应值较小就忽略其政策含义，尤其考虑到溢出效应通常影响的并非单个非目标行为，而是一组非目标行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溢出效应有可能促进也有可能破坏向低碳生活转变这一目标：如果干预措施触发正向溢出效应，哪怕效应量较小，但对众多行为的正面作用将使干预的积极影响成倍放大；相反，假使干预措施触发负向溢出，那么干预策略的净效果可能会大幅度削弱甚或扭转。这就是尽管溢出效应的效应量通常较小，但我们在设计某个环境行为干预策略时依然应予以重视的原因。

3.1 道德自我形象的个体差异

遵循Conway和Peetz（2012）的思路，我们认为个体先前的绿色行为既可能激活个体有关环境保护的道德自我形象，从而使其在未来继续表现出道德行为；但也存在另一种可能：先前的绿色行为证实了个体的道德自我形象，因此个体在未来不必继续从事綠色行为来证明自身的道德品质。前者似乎和正向溢出有关，而后者则指向负向溢出。因此，某个干预措施所激活的溢出效应的路径是正还是负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个体如何处理被激活的道德自我形象，即把它作为未来行为的参照点（正向溢出）还是把它看作对过去行为的总结（负向溢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溢出效应的双路径模型引入了时间导向的个体差异，如Beaty等（2019）指出，过去导向和未来导向的个体表现出了不同的认知风格，我们推测这种不同的时间认知风格可能会影响溢出效应的作用方向，未来研究可在这方面继续探索，从而为我们所提出的问题提供一个明确的答案。

3.2 框架效应对道德自我形象的作用

框架效应指的是对同一个现象所采用的不同描述产生了不同的决策结果（Fu et al.， 2018）。在溢出效应中同样存在框架效应（Eby et al.， 2019; Miller &Effron， 2010; Tiefenbeck et al.， 2013），对同一事物的不同描述可能以不同的方式激活道德自我形象，从而产生正向溢出或负向溢出。当目标行为被描述为一种进步时，个体倾向于将其看作自身道德品质的证明，维持自身道德形象的额外绿色行为就不再必要，这使得溢出效应的负向路径得到了加强（Jordan et al.， 2015）。理解这一点具有重要的政策意义：在干预效果宣传策略中，我们应避免过多地描述目前已取得的成就，而应该将重点放在已取得成就与总体目标的关系上，这样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不必要的负向溢出效应。另外，如果干预政策过分地将目标行为与非目标行为描述为可相互代替，那么个体就有可能将执行目标行为看作对道德自我形象的证明，这样便产生了道德许可并激活了负向溢出路径，这一点同样具有重要的政策意义：在宣传策略中，我们应该将目标行为与非目标行为描述为具有一定的相似性（例如，在所需资源或内在目标方面相似），从而提高正向溢出效应的概率，同时应避免将目标行为与非目标行为描述为可相互替代，因为这会强化负向路径。

4 行为特征的强化作用

除了道德自我形象外，行为本身的特征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溢出效应，这些特征包括行为的相似性、难度以及行为所带来的自我效能。但和道德自我形象不同，行为特征更多影响的是某一特定溢出效应的发生概率，而非溢出效应的方向。

4.1 行为相似性对正向溢出效应的促进

目标行为与非目标行为之间的相似性并非正向溢出效应发生的必要条件，如Lauren等（2016）指出，溢出效应既可以发生在相似度较高的行为之间，如循环利用与减少包装，也可以发生在相似度较低的行为间，如循环利用与购买有机产品。但高相似度可提高正向溢出效应的发生概率，即目标行为与非目标行为的相似性越高，正向溢出效应发生的可能就越大（Maki et al.， 2019）。Margetts和Kashima（2017）提出，所谓的相似性主要表现为两种行为需要同样类型的资源，当目标行为与非目标行为的执行需要同样类型的资源时，发生正向溢出效应的可能性就会提升。Truelove和Nugent（2020）的纵向研究进一步指出，相似性的调节作用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有所发展，如在干预进行一周后，相似性并不影响目标行为是否能正向溢出到非目标行为，但三个月以后，和目标行为相似的行为受到的影响显著更高。

有关相似性研究的一个最大不足是目前研究者尚无法就相似性的根据达成一致意见，因为相似性存在多个维度（Sherif， 2021）。尽管有研究者如Margetts和Kashima（2017）在这方面迈出了重要的一步，指出相似性主要体现在需要同样的资源或具有相同的内在目标，但目前我们在回答上述问题时主要依据直觉，即依据直觉将绿色行为划分为若干类型，我们认为同一类型下的不同绿色行为具有较高的相似性，反之则相似性较低。这种做法尽管不无道理，但由于缺乏更严谨的证据，因此可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研究结论的说服力。

4.2 目标行为难度与非目标行为难度对溢出效应的作用

我们从两个方面来考察行为难度对溢出效应的影响：目标行为的难度与非目标行为的难度。就目标行为的难度而言，Gneezy等（2012）认为高难度或高成本的目标行为有利于正向溢出效应的发生，我们推测这可能是因为高难度的目标行为更容易唤起被试的环境自我认同，从而提高了正向溢出的发生可能性（van der Werffet al.， 2014a）。就非目标行为的难度而言，目前一个较为一致的看法是，相较于低难度的非目标行为，高难度的非目标行为会加强负向溢出效应的发生概率。上述观点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Maki等（2019）元分析的支持。

4.3 自我效能对正向溢出效应的促进

自我效能指的是人们对自己实现特定行动目标所需能力的信念（Bandura， 1977）。在干预手段的实施过程中，不同的目标行为会带来不同的自我效能，从而影响溢出效应的发生概率。Lauren等（2016）考察了自我效能在绿色行为溢出效用中的作用，并指出成功地参与某绿色行为所产生的自我效能感可积极影响正向溢出效应的发生，具体而言，参与绿色行为会导致自我效能提高，而自我效能提高对被试参与更具挑战性的绿色行为的行动产生了正面影响，从而提高了正向溢出效应的发生概率。类似地，Steinhorst等（2015）的研究发现，通过信息干预，被试掌握了更多有关气候变化的知识以及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减缓气候变化的技巧，而这些知识与技巧提高了被试的自我效能，并最终促成正向溢出效应的发生，即被试不仅在目标行为上（节电）表现出了更高的行为意向，在非目标行为上（其他绿色行为）也表现出了更高的行为意向。有文献指出，自我效能是预测个体绿色行为（Geiger et al.， 2017; Landry et al.， 2018）与对环保政策支持力度的重要指标（Wolters et al.， 2021），有关溢出效应的研究进一步表明自我效能的作用不仅体现在目标行为上，还可以延伸到非目标行为上，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对自我效能作用的测量不能仅仅停留在目标行为上，还必须考虑溢出效应。

5总结与展望

本文在现有文献的基础上总结了溢出效应发生的心理机制以及影响溢出效应的若干因素，并试着用一个双路径模型对现有文献中的若干重要问题进行解释，探讨了相应的政策意义。近年来溢出效应日益受到研究者的关注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e.g.， Arias & Trujillo， 2020; Henn et al.， 2020; Liu et al.， 2021; Maki et al.， 2019; Nash et al.， 2017），但该领域中仍然有若干基本问题尚需理清。

首先，就溢出效应的影响目标而言，部分研究者认为溢出效应既包括对非目标行为的溢出，也包括对态度（政策支持）的溢出（Maki et al.， 2019），但也有研究者将态度或政策支持排除在了溢出效应的定义之外（Carrico， 2021）。这种对基本定义的分歧阻碍了我们对不同研究者的结果展开比较，因此，在未来研究中如何更加准确地定义溢出效应从而促进不同研究者之間的交流值得进一步探讨。此外，即使将溢出效应限定在行为-行为的学者中，行为如何测量依然是一个问题，因为不同研究者采用的测量方式不同。较为常见的测量方式有三种：行为意向、自我报告的行为以及客观测量的行为（Carrico， 2021）。而不同的行为测量方式可能会使研究者得出不同的结论，如Maki等（2019）的元分析指出，比起采用客观行为作为因变量的研究，采用自我报告的研究所得到的效应量通常更大。这也导致在某种程度上对溢出效应的高估，因为目前有关溢出效应的文献的一个重要不足是过分依赖自我报告（Galizzi& Whitmarsh， 2019），尽管只要操作得当，自我报告不失为一种可靠的数据来源，但也有学者指出自我报告的行为与实际行为间常常只存在较弱的正相关（Dempsey et al， 2018）。

其次，現有文献中对目标行为的操纵通常存在两种方法：一种是对是否采取目标行为直接进行操纵，另一种是通过让被试回忆过去所实施过的行为来凸显目标行为（Carrico， 2021）。Maki等（2019）的研究指出前者往往比后者产生更明显的溢出效应。举例来说，自我认同作为溢出效应的心理机制之一得到了大量研究的支持，但其中大部分研究都是通过回忆来操纵目标行为的（e.g.， Elf et al.， 2019; Lacasse， 2016; van der Werff et al.， 2014b; Wolstenholme et al， 2020; Xu et al.， 2018）。这提出了以下两个问题：（1）以回忆作为干预手段是否足够有力以激活被试的环境自我认同（van der Werff， 2014a）；（2）上述两种操纵方式是否真的触发了相似的心理机制，换言之，我们能在多大程度上认为上述两种方式所得出的结论具有可比性？这两个问题虽然也在一定程度上存在于具有相似操作的其他行为研究中，但在环境行为领域尤为突出。

最后，正如王建明和吴龙昌所（2015）指出的，绿色行为所涉及的心理变量大致可分为认知层面和情感层面两类，但本文对现有文献的梳理显示，情感层面的变量被大部分研究者忽略了。我们建议未来研究者将两类心理变量均纳入相应研究，从而增加研究结论的可靠性。具体而言，自我认同作为溢出效用中的重要机制，它的一个隐含前提是人们倾向于回避认知失调（Festinger， 1957），因为认知失调会产生负面情绪，那么我们是否可以认为对负面情绪的避免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自我认同，进而产生正向溢出效应。类似地，在道德许可中，我们提出了一种解释：曾经从事绿色行为的经历让被试产生了积极情绪，而这种积极情绪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从事环境破坏行为所带来的负面情绪，从而有助于负向溢出效应的发生，这表明正负情感因素均在上述过程中发挥了作用。上述阐述表明溢出效应并不是一个纯认知过程，往往涉及情感因素的参与，忽略情感因素会限制我们对溢出效应作出更全面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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