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小青?白晶?李林?宋静静

摘 要 新闻报道是刻板印象形成和转变的重要影响因素，为探究新闻报道在积极与消极刻板印象的形成与转变过程中的作用，采用实验法探究被试对虚构群体的犯罪和好人刻板印象的形成与改变过程。首先，通过操作八篇报道中犯罪事件和助人事件的比例将被试随机分为先形成犯罪刻板印象组、先形成好人刻板印象组和控制组三组。第二天，呈现另外八篇新的关于该虚构群体的报道，确保两天内各组被试阅读的犯罪和助人报道的数量一致。结果发现：第一天的媒体报道能够有效地诱导被试形成相应的犯罪刻板印象或者好人刻板印象，第二天的新闻报道也会诱导被试第一天形成的刻板印象在第二天发生改变。并且，被试在第二天对先形成犯罪刻板印象组的热情评价高于先形成好人刻板印象组和控制组，研究结果证实了刻板印象转变过程中的标准转换模型。

关键词 刻板印象形成；刻板印象转变；犯罪刻板印象；积极刻板印象

分类号 B849

DOI：10.16842/j. cnki. issn2095-5588.2023.05.002

1 引言

新闻媒体是刻板印象形成和转变的重要影响因素，电视新闻（Dixon & Azocar， 2007）、报纸（Arendt et al.， 2014）、流行的电视节目（Weisbuch et al.， 2009）等均会诱发刻板印象和偏见的形成并促进其传播。如果媒体经常报道某群体成员犯罪，读者则会形成该群体都是罪犯的消极群体刻板印象。本研究拟采用实验研究关注新闻媒体报道如何诱发犯罪刻板印象和好人刻板印象的形成以及转变，这有助于人们动态了解刻板印象的转变过程，丰富社会认知的相关理论，对于寻找降低刻板印象的针对性干预方法具有指导和实践意义。

已经有大量学者研究了电视媒体在非裔美国人犯罪刻板印象形成中的作用（Dixon， 2017a， 2017b; Dixon & Williams， 2015; Jabold， 2019; Weisbuch et al.， 2009），这种影响是通过多种路径同时实现的。首先，这些新闻可能会误导读者，使其认为黑人犯罪率很高。已有研究证明，媒体对不同群体刑事犯罪报道所占的比例可能与他们实际的比例不符（ Dixon， 2017a; Dixon & Linz， 2000a）。Dixon 和 Linz（2000a， 2000b）比较了电视新闻中和现实官方数据中黑人、白人和拉丁裔的犯罪率，结果发现新闻中呈现的黑人和拉丁裔的犯罪率虚高。其次，看新闻等可能导致观众形成和强化非裔美国人的罪犯角色，并且强化白人是受害者或者警察的社会角色。Dixon和Azocar（2007） 发现观众倾向于把身份不明的嫌疑人错记为黑人，并且黑人犯罪嫌疑人更可能被认为有罪。其次，读者看了描述黑人犯罪的新闻会加深和强化对黑人的犯罪刻板印象（Dixon & Azocar， 2007），从而将个体成员的犯罪行为拓展为该群体成员的典型行为，并进一步认为黑人群体比其他群体更不可能取得成功，以及更可能从事犯罪行为（Dixon & Azocar， 2007）。最后，电视媒体对群体消极刻板印象的传播还会降低内群体成员的自尊（Shafer & Rivadeneyra， 2020），影响内群体成员的行为表现，他们可能因为知觉到外群体成员对自己的歧视和偏见而表现出更多的冲动行为和攻击行为，这反而验证了人们对该群体的消极刻板印象。

与此同时，研究者也开始关注媒体报道与刻板印象形成和改变的因果关系。有研究采用实验法发现观看黑人犯罪的新闻报道会增加人们对黑人面孔知觉时的威胁感知（Arendt， 2015）。也有研究采用纵向研究关注媒体报道与内群体成员态度的因果关系（Riva et al.， 2017）。在Jabold（2019）的实验研究中，被试被随机分至公平报道组和不公平报道组，公平报道组的被试需要看四篇关于虚拟群体A和四篇关于虚拟群体B的犯罪报道。不公平报道组的被试需要看两篇关于虚拟群体A或者B以及六篇关于另一个虚拟群体的犯罪报道。结果表明，不公平组被试形成了关于虚拟群体的消极犯罪刻板印象。

研究人员对犯罪刻板印象的改变有不同的看法。一些研究人员指出，犯罪刻板印象一旦形成，很難改变。即便呈现反刻板材料也不能改变原有的刻板印象。人们在生活中会进行自我验证，更容易注意到符合刻板预期的信息，对刻板化信息的反应速度更快。而对于不符合刻板印象的信息，人们会花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关注和思考（Dickter & Gyurovski， 2012; Garcia-Marques et al.， 2016; Jerónimo et al.， 2017），并试图解释这些不一致信息（Sekaquaptewa et al.， 2003; Sekaquaptewa & Espinoza， 2004），将其感知为非典型的或者不正确的，以维持现有的刻板印象（Song & Zuo， 2016）。因此当向人们解释该群体的犯罪率总体上并没有高于其他群体时，人们可能会忽视该信息，或者认为这是小样本数据的非典型结果，进而仍然维持这个群体高犯罪率刻板印象的内隐态度。

也有研究积极关注刻板印象的改变方法，认为反刻板印象信息的呈现可以有效减少先前形成的刻板印象。这可能是因为反刻板印象信息的呈现会减少人们使用启发式思维（Prati et al.， 2015），促进认知灵活性的发展（Damer et al.， 2019），最终导致刻板印象减少（Eimear et al.， 2015; Pedulla， 2014）。也有学者关注内群体身份、社会分类等其他改变刻板印象的干预方法（陈莉， 2021）。根据以上研究，反刻板材料是否能够改变刻板印象似乎存在矛盾的结果，我们推测是否能将反刻板材料解释为群体典型特征是其中的重要条件变量，如果人们能轻松将反刻板目标解释为非群体典型成员，则不会导致刻板印象的转变。

以往关于犯罪刻板印象形成和改变的研究存在以下局限性：首先，它们通常是分别对刻板印象的形成和转变进行的独立研究（Dixon & Azocar， 2007; Eimear et al.， 2015），比如采用实证研究回溯和分析社会环境（媒体、家庭和学校教育）对刻板印象形成的影响（Dixon & Azocar， 2007; Tiedemann， 2000），以及反刻板材料对群体刻板印象转变的作用（Eimear et al.， 2015），而较少动态地、连续地探究刻板印象的形成和转变过程。其次，主要集中于现实中已经存在的群体：性别和年龄等。然而，在研究这些群体刻板印象时，通常是从理论和经验层面分析形成过程、内容和形态（佐斌， 2015）。有实证研究分析电视媒体暴露与青少年刻板印象程度的相关（Tiedemann， 2000; Davies et al.， 2002），但并不能证实电视媒体对青少年刻板印象形成的因果关系。并且这些对现实群体的研究都因为被试已经存在相应的群体刻板印象而导致研究结果的效度和说服力不高。因此，有必要关注虚构群体，采用实验研究更好地回答新闻媒体和刻板印象形成的因果关系，更清晰、全面地模拟刻板印象形成和改变的动态过程。此外，以往研究探讨了犯罪刻板印象的形成和转变（Jabold， 2019），消极刻板印象的形成可能比积极刻板印象的形成更加容易（Richey et al.， 1982），并且消极刻板印象的转变可能比积极刻板印象的转变更加困难。但是尚没有实验研究尝试探究积极刻板印象和消极刻板印象的形成和转化机制是否存在差异。

基于以上内容，本研究关注人们对虚构群体的犯罪刻板印象和好人刻板印象的形成和改变过程。我们第一天向被试呈现该虚构群体的相关媒体报道，让被试分别对其形成犯罪刻板印象或者好人刻板印象。根据以往文献，我们呈现六篇关于该群体的犯罪报道和两篇助人事件报道（犯罪率达到75%）以形成对该群体的犯罪刻板印象。第二天，呈现新的媒体报道，即反刻板印象材料，并再次测量被试对该群体的刻板印象以分析其改变（Jabold， 2019）。先形成犯罪刻板印象组的被试第二天阅读两篇犯罪报道和六篇助人事件报道（助人事件概率达到了75%），此时，被试不能将这些反刻板印象材料解释为非典型成员的偶然事件，并且两天的媒体报道结合起来显示该虚构群体的犯罪率和助人行为概率均为50%，诱导被试意识到该群体成员就像所有其他群体中一样既有好人也有坏人。

我们假设，对虚构群体更高比例的犯罪报道会诱发被试在第一天形成对该群体的犯罪刻板印象，第二天呈现的该虚拟群体的犯罪率和助人行为概率相当的材料会导致犯罪刻板印象降低。对虚构群体更高比例的助人报道会诱发被试在第一天形成对该群体的好人刻板印象，第二天呈现的该虚拟群体的犯罪率和助人行为概率相当的材料会导致好人刻板印象降低。

2 方法

2.1 被试

来自中国中部一所大学的58名大学生参与了这项研究。年龄从19岁到32岁（M=22.40，SD=2.31）。其中男性17名（29.3%），女性41名（70.7%）。20名受访者来自农村（34.5%），38名受访者来自城市（65.5%）。本研究采用G*power方法计算所需样本量，设置效应量为f=0.5，统计效力为0.8，df=5，所需样本量为86，因為前后测为重复测量，因此所需样本量为43个。

2.2 实验材料与测量工具

2.2.1 实验材料

实验所用的媒体报道选自央视新闻微博官方账号，采用专家主观评价法选取犯罪报道16篇和好人好事报道16篇，三名心理学专家讨论筛选，尽可能确保每个类型里面的16篇报道的效价唤起程度相似，以及材料具有同质性。犯罪报道主要包括偷、杀、抢、夺等犯罪行为，好人好事报道主要包括做慈善、救人、助人等。每篇报道字数大约100字。同时，我们对每篇报道的内容进行适当修改，删除了有关时间和地点的信息，替换了罪犯的姓名。

2.2.2 测量工具

外显犯罪刻板印象：使用7点语义差异量表测量被试对该虚构群体的外显犯罪刻板印象，包含五对词语（例如，诚实和不诚实）以匹配犯罪刻板印象的内容（MacLin & Herrera， 2006），采用7级评分，-3表示具有非常少这种特质，+3表示具有非常多这种特质。这一测量方法在以往研究中被证实是科学有效的（MacLin & Herrera， 2006）。本研究中，该问卷的内部一致性系数是0.80。

好人刻板印象：要求被试判断该虚构群体成员具有热情相关特质的程度，包括友好、热情、善良、有爱心和无私，采用7级评分，-3表示具有非常少这种特质，+3表示具有非常多这种特质。所有特质的得分总和为被试对该虚构群体的好人刻板印象，该研究方法已经被广泛用于研究对某群体的热情刻板印象（Song & Zuo， 2016）。在本研究中，该问卷的内部一致性系数是0.90。

整体好感度：为评估被试对虚构群体的态度和喜欢程度，采用一道题目进行好感度测量，使用6点计分，1表示好感度较低，6表示具有非常高的好感度，分数越高，代表被试对虚构群体的好感度越高（Judd et al.， 1995）。

2.3 研究程序

本研究获得第一作者所在单位的伦理委员会的许可。参考以往研究，该研究连续两天在线进行（Jabold， 2019）。第一天，被试签署了知情同意书，随后提供人口统计学信息。此后，向被试介绍虚构群体“Laapians”，告诉被试Laapians代表的是真实存在的某一新兴社会群体，为了进行科学研究，将其名字进行了英文字母替换，该群体的典型特征是群体成员的英文名字均以lap为结尾（Ratliff & Nosek， 2010）。介绍完该虚构群体的情况以后，被试被随机分为三个实验条件：（1）同等概率组，即控制组，被试阅读关于虚构群体的8篇报道（Jabold， 2019），包含4篇犯罪报道和4篇助人行为报道。（2）高犯罪率组，即先形成犯罪刻板印象组，被试阅读关于该虚构群体的6篇犯罪报道和2篇助人行为报道。（3）高助人率组，即先形成好人刻板印象组，被试阅读关于该虚构群体的2篇犯罪报道和6篇助人行为报道。在呈现这些报道之前告知被试稍后需要回答与这些文章有关的事实性问题，以保证被试认真阅读。8篇报道的呈现顺序是随机的。最后测量被试对目标群体的反社会犯罪刻板印象和好人刻板印象，以及对目标群体的好感程度。

第二天，被试再次填写知情同意书。同第一天一样，了解该虚构群体，并且阅读关于该群体的8篇新的不同的媒体报道。同等概率实验条件的被试第二天仍然阅读4篇犯罪报道和4篇助人报道。第一天高犯罪率组的被试，在第二天则阅读6篇助人报道和2篇犯罪报道。第一天高助人率组的被试在第二天则阅读6篇犯罪报道和2篇助人报道。因此三种实验条件下的被试在两天时间里均阅读了8篇关于该虚拟群体的犯罪报道和8篇助人报道，只是呈现顺序不同。最后测量被试的犯罪和好人刻板印象、对目标的好感程度。实验完成后，向被试表示感谢并提供一定报酬。

3 结果

3.1 犯罪刻板印象

采用2（时间：第一天，第二天）×3（组别：先形成热情印象，先形成犯罪印象，对照）混合测量方差分析测量媒体报道对犯罪刻板印象的影响。结果表明，时间和组别的主效应不显著，F（1， 55）=1.30，p=0.26，η2p=0.02；F（2，55）=0.92，p=0.40，η2p=0.03，时间与组别交互作用显著，F（2，55）=47.15，p<0.001，η2p=0.63。

简单效应分析结果表明，组别在第一天的简单效应显著，F（2，55）=18.65，p<0.001，η2p=0.40，事后检验结果表明被试对先形成犯罪刻板印象组的反社会评价（M=5.94，SD=4.61）高于先形成好人刻板印象组（M=-2.94，SD=3.94）和对照组（M=-1.20，SD=5.56）。组别在第二天的简单效应也显著，F（2，55）=23.98，p<0.001， η2p=0.47，被试第二天对先形成犯罪刻板印象组的反社会评价（M=-5.89，SD=4.54）低于先形成好人刻板印象组（M=4.84，SD=4.88）和对照组（M=0.00，SD=5.49），并且对先形成好人刻板印象组的反社会评价高于对照组。

简单效应分析还表明，时间在先形成好人刻板印象组的简单效应显著，F（1，55）=28.63， p<0.001， η2p=0.34，第一天对目标的反社会评价（M=-2.94，SD=3.94）低于第二天（M=4.84，SD=4.88）。时间在先形成犯罪刻板印象组的简单效应也显著，F（1，55）=66.16，p<0.001，η2p=0.55，第一天对目标的反社会评价（M=5.94，SD=4.61）高于第二天（M=-5.89，SD=4.54）。时间在对照组的简单效应不显著，F（1，55）=0.72，p=0.41， η2p=0.01。

此外，我们还分析了组别对两次刻板评价变化程度的影响。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表明，组别的影响显著，F（2，55）=9.60，p<0.001，η2p=0.26，先形成犯罪刻板印象组和先形成好人刻板印象组（M=11.84，SD=7.57；M=8.42，SD=5.04）的评价变化程度比对照组的（M=4.00，SD=3.55）高，并且先形成犯罪刻板印象组的刻板评价变化程度略高于先形成好人刻板印象组。

3.2 好人刻板印象

采用2（时间：第一天，第二天）×3（组别：先形成好人刻板印象，先形成犯罪刻板印象，对照）混合测量方差分析。结果显示，时间与组别的主效应不显著，F（1，55）=0.001， p=0.98；F（2，55）=0.23，p=0.79，η2p=0.01，二者交互作用显著，F（2，55）=39.70，p<0.001，η2p=0.59。

简单效应分析结果表明，组别在第一天的简单效应显著，F（2，55）=20.53，p<0.001，η2p=0.43，对先形成犯罪刻板印象组的热情评价（M=-3.21，SD=5.07）低于先形成好人刻板印象组（M=6.79， SD=5.19）和对照组（M=3.30， SD=4.38），对先形成好人刻板印象组的热情评价高于对照组。组别在第二天的简单效应也显著F（2， 55）=16.63，p<0.001，η2p=0.38，对先形成犯罪刻板印象组的热情评价（M=7.05， SD=4.96）高于先形成好人刻板印象组（M=-1.42， SD=5.07）和对照组（M=1.2， SD=3.83）。

简单效应分析还显示，时间在先形成热情犯罪刻板印象组的简单效应显著，F（1，55）=30.17，p<0.001，η2p=0.35，第一天对目标的热情评价程度（M=6.79，SD=5.19）高于第二天（M=-0.42，SD=5.07）。时间在先形成犯罪刻板印象组的简单效应也显著，F（1，55）=47.15，p<0.001，η2p=0.46，第一天对目标的热情评价程度（M=-3.21，SD=5.07）低于第二天（M=7.05，SD=4.96）。时间在对照组条件下的简单效应不显著，F（1，55）=2.08，p=0.15，η2p=0.04。

此外，我们还分析了组别对热情评价变化程度的影响，单因素方差因素分析结果表明，组别的效应是显著的，F（2，55）=9.70，p<0.001，η2p=0.26。先形成犯罪刻板印象组和先形成好人刻板印象组（M=10.78，SD=7.33；M=8.84，SD=5.90）的热情评价变化的程度比对照组的高（M=3.00，SD=3.49）。并且先形成犯罪刻板印象组的评价变化程度略高于先形成好人刻板印象组。

3.3 目标的好感度

使用2（时间：第一天，第二天）×3（组别：先形成好人刻板印象，先形成犯罪刻板印象，对照）混合测量方差分析。结果显示，时间与组别的主效应不显著，F（1，55）=1.52，p=0.22，η2p=0.03；F（2，55）=0.14， p=0.87，η2p=0.01，二者的交互作用顯著，F（2，55）=50.48，p<0.001，η2p=0.65。

简单效应分析结果表明，组别在第一天的简单效应显著，F（2，55）=24.76，p<0.001， η2p=0.47，被试对先形成好人刻板印象组的好感度评价（M=4.58，SD=0.84）高于先形成犯罪刻板印象组（M=2.58，SD=0.84）和对照组（M=3.55，SD=0.94），并且对先形成犯罪刻板印象组的好感度评价低于对照组。组别在第二天的简单效应也显著，F（2，55）=13.35，p<0.001，η2p=0.32，对先形成犯罪刻板印象组的好感度评价（M=4.32，SD=1.00）高于先形成好人刻板印象组（M=2.53，SD=1.22）和对照组（M=3.30，SD=0.98），并且对先形成好人刻板印象组的好感度评价低于对照组。

4 讨论

4.1 刻板印象的形成和转变

本研究证实了新闻媒体报道会诱导人们对某群体形成刻板印象。根据联想命题评估模型，对象和事件的时间空间联系会诱发联想学习过程（Gawronski & Bodenhausen， 2006），这一过程会使个体忽略所观察规律的客观有效性，形成不一定正确的心理联想。例如，如果一家报纸对某群体犯罪的报道比对另一群体的犯罪报道的频率更高，那么读者在该群体和犯罪事件之间将会形成更强的心理联结。此外，有研究指出，当高本质性群体（High entitative groups，常常包含很多原型类型的表征而非具体例子为基础的表征）的内群体成员做了某一行为后，人们不单会针对该个体形成行为-特质心理联结，也会对整个群体成员形成这种行为-特质联结，即形成了群体刻板印象，这种群体印象又会进一步诱导人们认为群体内其他成员都具备相关特质。因此，对某一个群体内成员的特质推断被推广到群体内所有其他成员（Crawford et al.， 2002; Neuberg & Fiske， 1987）。由此，本研究建设性地重复验证了联想命题评估模型。

本研究还发现当人们对某群体的犯罪刻板印象形成以后，呈现反刻板印象信息会诱发被试扭转对该群体的犯罪刻板印象，即有可能被试在第二天已经忘记了前一天关于该群体的相关报道，而只是依据新的媒体报道对该群体进行刻板评价。然而本研究中被试第一天对“先形成好人刻板印象组”的热情评价与第二天对“先形成犯罪刻板印象组”的热情评价存在显著差别，即先呈现高犯罪率的媒体报道后呈现高热情比例的媒体报道时，人们对这个群体的热情评价显著高于直接呈现高热情比例报道。因此被试并没有忘记第一天的媒体报道内容（虽然两个组别的被试不同，但是采用随机分组，我们假设两组被试是同质的）。

此外，研究发现被试在第二天对先形成犯罪刻板印象组的热情评价高于先形成好人刻板印象组和控制组，此结果证实了标准转换模型。根据该模型，人们会基于群体的刻板印象对群体行为产生不同的刻板预期和内隐要求，并基于这种不同的评价标准对不同目标的同一行为给予不同的评价（Biernat & Vescio， 2002; Holder & Kessels， 2017）。比如人们有“罪犯做坏事、好人做好事”的刻板预期，并会以此为判断标准，即好人做了好事是情理之中，而罪犯做了好事则超出了原本的刻板预期，反而会给予其积极的评价。

4.2 比较犯罪刻板印象和好人刻板印象的改变

研究发现先形成犯罪刻板印象组被试的犯罪和好人刻板印象改变量均大于先形成好人刻板印象组被试的刻板印象改变量，即被试发现犯罪群体其实也做了很多好事的时候，对犯罪和好人刻板印象评价的改變量高于知道好人群体做了很多坏事时候的刻板评价改变量。我们推测负面刻板印象要比正面刻板印象更容易改变。以往研究指出人们会更容易注意到不好的信息和事物，这被称为负面偏好（Richey et al.， 1982）。根据进化心理学的视角，过去人类生存环境中危机四伏，如果不能对坏事做出迅捷反应，基因就很难传递。因此，负面偏好能够帮助人们适应自然和社会、提高生存和繁衍机会。由此我们推断犯罪刻板印象比好人刻板印象深刻。然而，对某个群体的犯罪刻板印象和负面推断本身是一种歧视和偏见，而这在当今社会并不允许被直接表达。此时反刻板信息呈现以后，被试意识到自己此前的偏见和歧视是片面和不合理的，从而抱着愧疚和补偿心理而对该群体进行更加热情的评价。然而这只是一种经验猜测，需要未来研究验证。

4.3 研究意义与局限

本研究发现大众传媒对刻板印象的形成和改变有非常重要的预测作用，反刻板印象信息的呈现会扭转对群体的犯罪刻板印象，并且犯罪刻板印象的改变比积极刻板印象的改变幅度大。该研究丰富了社会认知和人际知觉的相关研究，证实了刻板评价的标准转换模型。此外，本研究具有一定社会实践意义，社会媒体应该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呈现公平公正的新闻媒体报道，避免诱导偏见和歧视。同时，人们也应该意识到大众传媒的影响，在阅读和观看新闻报道时学会独立思考和质疑。

本研究存在以下局限：（1）采用媒体报道某虚构群体的事迹形成群体刻板印象，然而群体刻板印象在不同群体的比较中会更加突出，未来研究应该通过比较两个群体的犯罪率和好人好事概率诱导刻板印象的形成和转变。（2）虽然采用间接的数据比较证实了被试并没有遗忘第一天的研究材料，但是应该采用更加直观的操作检验验证被试对第一天新闻媒体报道的记忆。（3） 默认随机分组的三组被试是同质的，未来研究有必要测量和控制被试对新闻媒体的信任程度，提高研究结果的可靠性。

5 结论

本研究探讨了被试对虚构群体犯罪和好人刻板印象的形成与改变过程。第一天的媒体报道能够有效诱导被试形成相应的犯罪刻板印象或者好人刻板印象，第二天的媒体报道也会诱导被试第一天形成的刻板印象在第二天发生改变。并且，被试在第二天对先形成犯罪刻板印象组的热情评价高于先形成好人刻板印象组和控制组，研究结果证实了刻板印象转变过程中的标准转换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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