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明明

商周时期的牛马车

殷商时的车乘，除作战用，多为王公贵族所有，是统治阶级显赫权势的象征。在“祭祀狩猎涂朱牛骨刻辞”上有两个甲骨文中的“车”字，其中第一个“车”字刻画了商代马车的基本构造，由独辀、曲衡、两轮、轴组成，结合该“车”字有一部件（辀或轴）断裂和殷墟车马坑中出土的破车，表明木质结构的马车在崎岖的道路上快速行驶极易出现交通事故，而那时残缺的车，因制造工序烦琐难以修复如初，于是被收拢在一起作为殉葬之物。殷商时期的牛车多作为负重或代步工具，在各部落间进行贸易或运输战争物资。

北京房山区黄土坡西周燕国贵族墓地1100号车马坑，虽说坑内埋葬的5辆车的木质已经腐烂，但仍可分辨出车的结构，都是独辀、双轮，有衡有舆，轮子均拆下斜倚于坑壁，其中三号车上还置伞盖。从随葬的马车类型来看，商、周的车舆制度是基本一致的。

孔子自五十五岁弃官离鲁，开启了我国古代“士人游”之先河。《周礼·春官·巾车》所载“王之五路”为玉路、金路、象路、革路、田路，其用途分别对应祭祀、迎宾、朝封、战争、打猎，次说“王后之路”，再说“王之丧车五乘”，最后说“服车五乘”为孤乘夏篆、卿乘夏缦、大夫乘墨车、士乘栈车、庶人乘役车。据此，孔子周游列国时乘坐的应该是一种不挽皮革而涂漆的牛拉的双辕栈车。从发掘清理出的春秋晚期至战国初期泾渭秦墓中的模型牛车来看，春秋时期已经具有了双辕牛车，始于战国时期的双辕马车，很可能是受到春秋时期双辕牛车得到广泛使用的影响所致。

秦汉时期的牛马车

秦并天下后，在实现“车同轨、书同文”等改制的同时，修建以咸阳为中心的全国弛道网，规定“道宽五十步，三丈而树”。秦朝马车主要有双辕和独辀两类，前者主要用于生产生活中的载人运物，后者主要是战车、金根车、五时副车等。其中，五时副车分安车、立车，坐乘者谓之安车，倚乘者谓之立车，秦始皇陵二号铜车马便属于大型独辀安车，舆呈“凸”字形，上有车盖，一车四马，夹辀为服，两旁为骖，驭手要想驱车进退旋转自如，需掌握孔门六艺之“御”，方可达到“四黄既驾，两骖不猗”。

汉代是轭靷式系驾法向胸带式系驾法过渡的重要时期。沂南汉墓画像砖《迎宾图》中有官员乘坐木轺车出行的场景，马身上系有十字交叉的腹带和胸带，马车的独辀被绑在马的一侧，辀前端的车轭卡住马的颈部，两靷连接为一整条绕过马胸的胸带，马通过胸带和独辀带动马车行进。但是，胸带式系驾法也有弊端，如马颈驾轭，重心升高，曲辀易折，车易倾覆，靷断则车不能成行。相比之下，出土于青海省西宁市城西彭家寨汉墓邮吏乘坐的木轺车，双辕变直，用马少，易操作，承重大，安全系数高，被视为汉代邮政出行、运输工具的缩影。值得一提的是，西汉后期至东汉时期，厚葬之风再度兴起，上至王侯贵族，下至普通小吏，只要有经济能力，他们的墓室中就会营造出车马仪仗和扈从出行的场面，如成都东郊跳蹬河的“马车过桥”画像砖，虽然此威风八面的场景未必能反映出墓主人实际等级，但车马类画像砖的排列却是有规律可循的，基本上是以轺车或斧车为先导，以辎车、轓车或骖驾轺车为主车，中间伴随以骑吹、骑吏、步从与骑从。

据《晋书·舆服志》载：“古之贵者不乘牛车。汉武帝推恩之末，诸侯寡弱，贫者至乘牛车，其后稍见贵之。自灵、献以来，天子至士遂以为常乘。”可见东汉末期，车厢宽敞舒适高大、行走平稳缓慢的牛车成为新宠，马车的车型也开始向牛车靠拢。此时期车杖中盛行乘坐一种双辕輂车，《说文解字·车部》将輂车释为“大车驾马者也”，輂车车舆呈纵长方形，两轮高大，每轮为十二辐，舆厢装配竹篷，篷内两侧置椅，舆前中间乘坐一位御者，当时车衡多为“π”字形或轭式衡且两端垂下与稍微上昂的双辕前端接上，这就使双辕的弧度减小了。汉魏之际，干脆直接取消了车衡，将近似直杆的车辕端直接连接到轭軥上，这一时期马车的发展与利用进入衰落期，驾驭四马、二马的极其鲜见，所以在车水马龙的街上，基本上都是驾一马之车。

魏晉南北朝及隋唐时期的牛马车

魏晋时期，虽说曹植也许会乘4匹马拉的车恋恋不舍地回到封地，但此时乘牛车已是社会风尚。据《旧唐书》载：“魏晋已降，迄乎隋代，朝士又驾牛车。”尤其是东晋南渡以后，牛多马少，乘牛车也便有了上下等级之分，如有8头牛牵引的供诸王专用的云母车和用4头牛牵引供三公有德行者享用的皂轮车。及至南北朝时，牛车更是日益风行。北魏皇帝出行时乘坐的大楼辇车，要配20头牛。南朝也毫不逊色，满朝上下，士大夫们皆“无乘马者”，谁要骑马或乘马车，还会遭人弹劾。

南北朝时，除輂车外，高级马车已少见，偶或有之，此时马车因去掉了鞅、靷，双辕直接压在马鬐甲前的斧痕上，马以鬐甲承力曳车。到了唐代，高级载人牛车风行，老弱妇孺喜乘，敦煌壁画第329窟就展现了一辆初唐时期的卷棚牛车，双辕高轮，棚外对称安插有四根幰杆，可用来支撑遮阳的大幔子，车厢前开窗，后辟门，两侧凿有通气孔，车前御者扶辕驾牛，车旁有侍者伴行，因当时驾牛喜用年幼之牛，故唤作“通幰长檐犊车”。

宋元明清时期的牛马车

宋元以后，牛车发展缓慢并开始衰退。在“清明上河图（局部）”上展示了城外街心有两辆宅眷坐的独辀厢车，前面还套独牛，项负横木，增加挽力。据《梦华录》载，这种车子“与‘平头车大抵相似，但棕作盖，及前后有构栏门，垂帘”。宋元以后，交通工具种类愈加丰富，马车的作用和地位已经丧失殆尽，此时马车多使用驮鞍肩套式系驾法，充分利用了马背及马肩胛两侧，没有了车轭对马颈脊的磨伤，增强了曳车的能力。

清代，载人马车舆身似轿，舆身外罩蓝布车衣，前侧挂帘可以遮挡阳光，后壁和两侧设纱窗，车为前辕后軧，两直辕间用驮鞍肩套系驾一马，这套成熟的系驾法一直沿用至今。

民国时期的牛马车

民国时期有将牛、马、驴、骡并驾的四轮平板大车，四种牲畜并驾齐驱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战国策》中载有“服牛骖骥”，言“不可以行百步”。其解决方法是构成拉套组合的畜力必须有主次，主在内负轭或肩套而为独辀或双辕，牵引全车中心力量，次在外的前面或侧面拉车以加强挽力，驾车人在中间或一边，两手控辔或擎着长鞭驾之，方可使车舆按照驾车人的意图行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