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海舰

摘 要：陕西礼泉县泥河上的望乾桥和仲桥始建至今已有四五百年。望乾桥是西安通往平凉、固原、兰州、西宁、乌鲁木齐的通道之一，在明清政府经营西域、民国政府备战抗日、新中国建设大西北不同时期发挥了积极作用。仲桥是连接礼泉县城和北部大片辖区的主要通道。历史上望乾桥和仲桥屡毁屡建，昭陵博物馆馆藏《望乾桥遗匾》《重修仲桥碑》从不同侧面反映了当地政府和民众在不同时期重修望乾桥和仲桥的历史。文章通过对这组石刻的辨析，研究了民国重修望乾桥、清末重修仲桥的历史背景和重修成果，同时对石刻的书法价值进行了评判。

关键词：望乾桥；仲桥；重建历史；遗留碑刻

DOI：10.20005/j.cnki.issn.1674-8697.2023.06.001

礼泉县地处关中平原腹部，自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建县至今已有2200余年历史。夏属雍州，周称焦获，地处京畿之内。秦因治所位于泾水出山口，命名谷口。西汉置谷口邑，东汉并入池阳县。南北朝时改称宁夷县。隋开皇十八年（598），因县境内有泉，泉水味甘如醴，北周又于泉旁修建醴泉宫之故，改名醴泉县，县治在今县城以北7.5千米赵镇赵家行政村故县自然村一带。唐迁县治于今县城东北5千米赵镇泔北村一带；宋又迁于今县城东15千米骏马镇六骏村一带；明洪武二年（1639）再迁于今址。1964年，经国务院批准，改“醴泉县”为“礼泉县”（下文据时代或书“醴泉县”或书“礼泉县”）。明清以降，醴泉县城东、南两面为平原，西、北两面临泥河（亦称泥河沟、泥泉），该河自西南流向东北，汇入甘河（亦书为泔河），长约5千米，主河道宽10余米，但经数千年的河流冲刷切割，河谷最宽处有500余米，最深处有40余米。平常径流不大，可徒涉而过，但每遇暴雨洪涝，河水上涨，激流湍急。为交通方便，最晚在明代时醴泉地方政府就于泥河上建桥两座，一名“望乾桥”，一名“仲桥”。迄今为止，二桥屡经坍圮重建。1982年昭陵博物馆征集到《重修仲桥碑》一通，2020年又征集到新出土的《望乾桥遗匾》二块，对研究望乾桥、仲桥的坍圮重建及礼泉交通史均有一定研究价值，因作文予以考述。

1 《望乾桥遗匾》与望乾桥坍圮重建历史

《望乾桥遗匾》（二块），均为青石质，等大，长65厘米，宽43厘米，厚15厘米，内容相同，出于同一书丹稿（图1）。以桥名匾额位置惯例推测，石匾原应嵌于望乾桥两侧桥洞上方。匾文右侧小字竖题“民国卅二年十一月重修”，中间自右而左大字正书“望乾桥”三字，左侧小字竖题落款“县长冷刚锋题”。民国三十二年（1943），冷刚锋时任醴泉县县长，是年醴泉政府重修望乾桥，可见石匾是冷氏为望乾桥重建而专题。

冷刚锋，名利器，以字行，山东招远（今山东招远市）人。早年加入国民党，先后任绥远省党部委员、山东省党部委员及经济财政整理委员、湖北省民政厅视察员、河南省政府行政督察团督察专员等职，1942年任醴泉县县长。1946年4月出席山东省国民代表大会，此后一直在南京供职。1949年5月赴台湾，1975年定居美国，2012年去世，享年108岁。

石匾书法端方峻整，风格雄强，结体严谨，姿态平稳，用笔敦厚方妍，横笔画起笔多侧锋竖切入，顺势向上逆顶调锋扑毫行笔，顿笔顺势至下一点画，竖笔画横切入行至末端顿笔从左出毫。行笔平缓，不激不厉，风规自远，转折处顿转结合，含蓄中具有果断、爽朗、峻拔之风。

望乾桥位于今礼泉县城以北，横跨泥河，与县城北仲桥平行，相距约400米，位置居西。自明代已降醴泉數种县志凡言及该桥者，均言立于桥头西北可远眺唐高宗与女皇武则天“乾陵”，因得其名。

望乾桥始建之年目前还难以考证清楚。明代夹璋修纂的《醴泉县志》成书于嘉靖十二年（1533），是醴泉县最早的县志，言望乾桥在县西北城外，虽太过简约，却可说明该桥之建早于嘉靖十二年。

清蒋骐昌修、孙星衍纂，成书于乾隆四十九年（1784）的《醴泉县志》开始对望乾桥的崩圮有所记述，云：“望乾桥，旧在城门之北。明嘉靖二十四年地震圮后移城门西北。知县沈梦斗修筑。”①沈梦斗，字星吾，浙江嘉善进士，万历十四年（1586）任醴泉知县，万历十七年（1589）以才守并优，升信阳知州。沈氏此次重建望乾桥在万历十五年（1587），竣工后，沈氏撰文勒石以记其事。该碑已佚，其文民国《续修醴泉县志稿》有录。据其文，嘉靖二十四年（1545）望乾桥遭地震崩圮，后又两修两倒，创造颇艰，遂改移于北门之西北隅，因而百姓车马出行须环城绕涧，极为不便。数年后，望乾桥复圮。沈氏决意复建，访诸父老，父老请移新桥于嘉靖二十四年前旧址。沈氏采纳民愿，乃于城门之北旧址重建。其实，不管该桥在嘉靖二十四年前旧址还是嘉靖二十四年后移至北城门西北隅，都在与仲桥基本南北垂直的北城门西北，不过有远近步数之别罢了，故明代人或言桥之故址在县北门外，或言在县北城门西北。清乾隆十四年（1749），醴泉知县宫耀亮扩建了醴泉县城，乃在北城墙与望乾桥南北垂直处别开一门，名“永平门”②，自此而后的志书碑刻亦有言望乾桥在“西北门外”者。沈梦斗万历十五年重修望乾桥后，《醴泉方志》言及此桥多言沈梦斗始修亦不为错。

望乾桥自沈梦斗重建后，又经多次废毁重建。民国《续修醴泉县志稿》载望乾桥：“明万历年间知县沈梦斗建筑，有碑。清康熙九年，知县郑廷秀重修。光绪二十七年六月间，被水冲崩。二十九年重修。”③1999年版《礼泉县志》亦有类似记载，云：“望乾桥：位于县西北门外，横跨泥河沟，与仲桥平行，长48米，高12.2米，宽8.2米，上部土夯结构。始建于明万历年间，知县沈梦斗修筑。清康熙九年，知县郑廷秀复修。光绪二十七年六月二十七日，该桥被洪水冲崩，光绪二十九年（1903）复修，迄今完好，车辆可通行。”④不过，该条所言望乾桥尺寸实为修志时（1999年）实际测量尺寸，并非光绪二十九年复修后的尺寸，是本文论及的民国三十二年（1943）醴泉政府重修的望乾桥尺寸。之所以有此失误，是因为修志时所见望乾桥已有损毁，民国三十二年冷刚锋为望乾桥所题匾额（图2）已经脱落入土。

望乾桥虽然只是礼泉县泥河上一座小桥，自其始建至20世纪70年代，为礼泉甚至西北地区的交通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礼泉县东邻古都咸阳，是古代丝绸之路出咸阳西北而行第一站，由此走平凉、固原，西北而去河西走廊。中原王朝中原调兵、西出防秋，醴泉常为必经之地。自明代醴泉县治迁至今址后，望乾桥即成为连通西安与大西北的津梁，诚如沈梦斗《重建望乾桥碑》所云：“凡固原缘边诸镇，秋防之阅视，诸饷之转输，商贾之通贩，悉由次达要津也。”⑤

清同治十一年（1872），左宗棠用兵新疆，开始修筑西兰大道（今312国道西安至兰州段），馈运粮秣，望乾桥即成为西兰大道上的一座桥梁，为清廷平叛取得胜利发挥了应有的作用。民国十三年（1924），陕、甘两省联合筹建西兰公路，虽限于财力，进展缓慢，但到民国十九年（1930）基本贯通，可勉强行车。民国二十一年（1932），民国政府预测日本可能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决定以西安为陪都，建立牢固的大后方，保障战时西方援华物资的运输，开始扩建西兰公路，1935年建成通车。民国政府两次扩建西兰路，望乾桥均为该路醴泉段的重要桥梁。新中国成立后，西兰路的改造工程逐年加快，望乾桥担当西兰路礼泉段主桥梁一直到1971年，是年西兰路在礼泉城南改道绕开望乾桥，但该桥仍作为西兰路支线桥梁发挥着余热。后因年久失修，几近废毁。

近年来，礼泉县委、县政府在推进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进程中，在望乾桥原址重新建造了一座望乾桥，作为泥河生态治理工程的重点项目。新桥采用明清风格的仿古拱桥式设计，2021年3月始建，2022年8月通车。桥高9米，宽13米，全长45米。大小桥洞共7孔，主拱两侧各设置3个圆弧形腹拱。桥面两侧各有18块青石雕花护栏板，气魄宏阔、雄伟壮观（图3）。如今，新修望乾桥已成为礼泉泥河公园最为靓丽的景观之一。

2 《重修仲桥碑》与仲桥崩圮重建历史

《重修仲桥碑》刊刻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原立于醴泉县城北仲桥桥头，青石质，碑首、座均佚。碑身高160厘米，宽70厘米，厚17厘米。碑身底部中心有一长15厘米、宽7厘米的方榫，应与碑座榫卯相接；顶部中心有一长31厘米，宽17厘米的方榫，当连接碑首。碑文楷书，共18行，满行42字，唐松森撰文，宋伯鲁正书（图4）。

录文：

同知衔、特受华州知州、权醴泉县事桂林唐松森撰

赐进士出身、前掌山东道监察御史邑人宋伯鲁书

泥泉出县西，东流迳城北入于泔，谷深而流细，或伏或见。二桥跨之，北门曰仲桥，西北门曰望乾桥。自前明至今，虽圮筑不常，卒未尝涉洪波，命大役。辛丑（1901）六月，霪雨，久不霁。一夕猛雨骤至，河暴涨。西北上游之水，汇合而奔注之，声撼全城。二桥一时俱崩，汹涛澎湃，数月不能罢，盖数百年所未有也。北道既梗耕作，负贩大苦之。是时方议停赈，有赢金。前摄县事胡公集绅耆计，规复以便民，以仲桥为急，出赈余谋先之。甫鸠工，而受代以去。森下车，即遴绅董主其事，而督斯役者，皆能洁己身。隆冬践冰雪，盛暑暴烈日，自辛丑（1901）冬迄壬寅（1902），奔走坐立于涧谷乱石间者，十三阅月而桥成。凡用缗钱五千四百有奇。于是北门之道通，民乐之，则归功于森，请为之记。森惟二桥数百年矣，一雨足以坏之。官斯土者，不能先事预防，及已倾圮，议修复，又不能使废者俱兴，而仅成其一揆，诸御灾捍患，父母斯民之本，撰尚多恧焉，何功之足云？二三子之竭蹶從事，相与有成，其善有不可没者，谓宜书而记之。若森承胡公之后，因而不创，其又何齿焉。

监修官绅：教谕张炳辰、华州学正举人王文炌、蓝翎五品顶戴署正衔训导王文煓、训导樊楷、五品顶戴州同张怀珍、蓝翎五品顶戴武举正衔训导王、训导樊楷、五品顶戴州同张怀珍、蓝翎五品顶戴武举晁云鹃、典吏岳佐伯、六品顶戴例贡罗世杰、候选教谕岁贡生张翼清、城守营何启祥、例贡生袁经、五品顶戴壬寅恩科举人曹骥观

光绪三十一年乙巳八月建石

录文中公元纪年为笔者所加。该碑撰文者唐松森，广西宣化人，光绪十七年（1891）起历任陕西蒲城知县、扶风知县，二十八年（1902）任醴泉知县，与前任知县胡启虞均以政不扰民为要，政声甚佳，续修仲桥（历时十三个月）后即离任。民国《醴泉县志》载，唐松森离任后，张树谷、李汝鹏相继知醴泉县事。干长华光绪二十九年（1903）继李汝鹏知醴泉县事。以此推之，唐松森离任醴泉知县当在光绪二十九年。

唐松森所撰《重修仲桥碑》记述了光绪二十七年（1901）六月醴泉县城北望乾桥、仲桥因百年不遇的暴雨而崩塌，给百姓生活带来极大困难以及前任知县胡启虞准备修复仲桥的想法，并概述了自己组织醴泉绅士百姓继承胡启虞遗愿，历时十三个月重建仲桥之事。唐知县下车布政，随轮致雨，又能推功于民，表现了一个封建官员的良德美操，是令人敬仰的。这也正是醴泉官民怀念他，在他离任两年后将其所撰之文勒石以示来者的重要原因。据有关资料，唐知县此次重修的仲桥，桥高13米，桥基夯土，桥身两侧砌砖，桥面下砖券桥洞一孔，桥洞上方嵌宋伯鲁所书“仲桥”匾额。

据乾隆四十九年《醴泉县志》记载，明醴泉县城北门外泥河上仲桥，为嘉靖元年（1522）醴泉知县焦瑞始建。同望乾桥一样，仲桥自建成后亦是屡建屡毁、屡毁屡建。民国《醴泉县志》就记载明嘉靖十三年（1534）刘佐重修，清乾隆三十八年（1733）知县金兆琦、典史续五美劝捐重修等。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改善礼泉南北交通，政府多次对仲桥进行加固改造。1974年重修后，桥长112米，宽10米，高21米，两侧有钢筋混凝土栏杆。1981年秋，霪雨持续一月有余，桥东半壁被冲垮，南北交通再次中断。1982年5月，政府拨款补修仲桥，同年8月竣工，交通恢复。1994年政府再次投资百万元改建仲桥，改建后，桥长110米，高26米，桥面宽36米，可人车分流，双向行驶。仲桥（图5）自建成以来，历经多次修葺，唯1994年最为彻底。

《重修仲桥碑》书丹者宋伯鲁，字子钝，晚年号芝田，又号芝栋，醴泉人，清光绪十一年（1885）中举，翌年登进士第，授翰林院编修，先后任顺天府乡试同考官、山东乡试副考官、山东道监察御史等职，以敢于条陈进谏，支持康有为、梁启超变法驰名于士大夫阶层，又以书画闻名于世。

光绪二十三年（1897），康有为等在北京创建粤学会。次年宋伯鲁与李岳瑞等成立了关西学会。当康有为、梁启超宣传维新变法时，宋伯鲁随即响应。仅半年内，由康有为起草、以宋伯鲁名义向光绪帝上书的奏章多达十份。宋伯鲁与康有为、梁启超和反对变法的顽固势力作坚决斗争，成为维新变法的重要骨干之一。变法失败后，光绪帝被囚，宋伯鲁先避居于意大利使馆，后又携眷匿居上海三年余，期间一度远赴日本。光绪二十八年（1902）宋伯鲁返回陕西，三年后应伊犁将军长庚之邀请赴新疆参与治疆事宜，期间主持新疆通志局，负责纂修《新疆省志》。1912年，张云山邀请宋伯鲁担任都督府参谋长。1914年，陆建章督陕，宋伯鲁避居北京，直至1922年再次返回家乡，担任陕西通志局总纂、馆长。1932年病逝，终年80岁。

宋伯鲁为官清正，博通经史，书画造诣颇深，是近现代书法史上有名的书法大家，其诗、书、画被时人誉为“三绝”。晚年，任陕西省通志馆总纂、馆长，主持续修《陕西通志》。同时致力于诗画书法，诗歌意蕴深厚，浑成圆融，对社会民生较为关注；绘画上强调技法与意境的有机结合，推崇“四王”（明末清初画坛之王时敏、王鉴、王翚、王原祁），晚年专师王时敏；书法出于帖学，最精小楷，承二王、赵孟頫一脉，尤推赵孟頫。他视野深远，寻流溯源，书法真、草、行俱佳，作品讲求“中和之美”，俊逸圆润，端庄平实，用笔含蓄，筋骨内藏，柔中见刚，历来为藏家所珍视。据传，清末庚子年，慈禧太后逃至西安，地方官员误进呈宋伯鲁书法为贡品，慈禧看后赞不绝口，但看清落款后失落地说“他是个罪臣”。

宋伯鲁所书《重修仲桥碑》，笔势舒展，气息典雅宁静，通篇结字匀停，行列齐整，形貌丰润醇和，精妙圆融，属清代官场流行的馆阁体。“馆阁”一称源于宋代。北宋时期，设立昭文馆、史馆、集贤院等，掌管图书史籍的编纂事宜，合称为“三馆”。又设秘阁、龙图阁、天章阁作为图书和历代御制典籍的收藏之所。后将三馆与秘阁合并，统称馆阁，隶属翰林院。明代从翰林院中又脱胎出了内阁制，所谓“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清重置翰林院，亦称馆阁。《古代汉语词典·馆阁》云：“馆阁文人写文章，力求典雅工整，自成一体，称‘馆阁体。”⑥明代沈度可谓“馆阁体”第一人。明成祖即位，诏简能书者入翰林。《明史·沈度传》记载：“度最为帝所赏，名出朝士右。日侍便殿，凡金版玉册，用之朝廷，藏秘府，颁属国，必命之书。”⑦清承明制，馆阁书法成为官场的主流书体。科举考生应试书写馆阁体常常会加分不少，士子为求登科，竞相摹习，清代书法家王文治《论书绝句三十首》诗云：“端雅正宜书制诰，至今馆阁有专门。”馆阁体书写比较规范，字体方正、光洁、乌黑而大小齐平，横平竖直，十分拘谨，缺乏生机，这种书法失去了艺术情趣和个人风格，对于有天赋的书法家来说是一种无形的束缚。

宋伯鲁年少时习欧阳询《皇甫诞碑》，小楷学钟绍京《灵飞经》，后又仿赵孟頫《道教碑》《龙兴寺碑》《虎邱隆禅师碑》，兼习《定武兰亭》，旁涉阁帖。因为他具备扎实的唐、宋碑学和帖学功底，虽然因科举原因，楷书多沾染“馆阁”之氣，但还是可以看出其书法温润、清丽的主要面貌，较多数馆阁体更具神采，正如现代著名书法家钟明善曾评价的那样：初读宋氏书画作品觉其冲淡平易；继读之，则觉意态温雅，笔墨含情；再读之，则见古莲生花，神采奕奕，令人目迷心醉、思绪悠悠。

纵观宋伯鲁一生，自仕途起，以书画终，著作多达20余种，对新疆、陕西等地文化事业做出了卓越贡献。

注释

①蒋骐昌，孙星衍.醴泉县志：卷一：县属[M].刻本.1784（乾隆四十九年）：12.

②蒋骐昌，孙星衍.醴泉县志：卷一：县属[M].刻本.1784（乾隆四十九年）：9.

③⑤曹骥观.民国续修醴泉县志稿：卷二：地理志二[M].西安：三秦出版社，2010：59.

④礼泉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礼泉县志：第十编：第三节：桥涵[M].西安：三秦出版社，1999：394.

⑥《古代汉语词典》编写组.古代汉语词典：馆阁[M].北京：商务出版社，2012：504.

⑦张廷玉，等.明史：卷二百八十六：文苑二[M].北京：中华书局，1974：73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