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雅集题材绘画作为传统美术史中一种独特的创作图式，其画面内容蕴含丰富的历史人文信息与较大的艺术研究价值，受到了历代文人和画家的青睐。明代雅集题材绘画无论是雅集图，还是博古图，抑或是岁朝图与清供图，在图式题材与表现技法上，都与以往有着很大的不同，折射出特定历史时期的文化观念与审美意趣，具有很高的理论研究价值和较大的现实意义。研究这一时期雅集题材绘画的图式及其背后蕴含的深层文化意蕴，对于中国传统绘画的发展史研究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雅集题材；“博古”文化；中国传统绘画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8年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青年项目“明清博古题材绘画研究”（AHSKQ2018D81）研究成果。

中国传统绘画中以“物”为艺术表现的主题始于宋代，画家将传统文学中的寄托、比兴等手法与中国传统绘画中的托物言志相融合，通过作品阐述自身对于世界的认知与看法。任何时代的绘画作品都是由艺术家创作的，其题材、内容以及图式大多是显性的，并且其内在的文化内涵很容易被忽视。雅集题材绘画作为明代博古绘画的代表性创作图式，其题材性、艺术性和文化性特征符合当时人们的认知。

明代中期以后社会稳定，人们生活富足，闲暇时文人多聚集在一处，或品茗宴饮，或探讨琴棋书画，或鉴赏古物。明代每一种雅集活动都是不同文人群体的兴趣爱好与文化观念的写照，一方面可促进文人雅士之间的文化交流与联系，另一方面形成了文化、审美的交游群。如今，在欣赏那些明代雅集题材的绘画作品时，画面中古人那种闲逸的场景依然会吸引人们的目光，并令人为之所动。

明代文学家沈德符（1578—1642年）在《万历野获编》中提到，在嘉靖年间，随着社会安定与生活的富足，“士大夫富厚者，以治园亭、教歌舞之隙，间及古玩”。文人雅士搜集各种遗留的古代青铜彝器与金石碑刻，并非只是为了使用或收藏。传统文化艺术审美中“古”与“雅”对应，深刻影响着文学艺术创作的审美取向及评价标准。明代很多文人出于对金石学和古器物的兴趣爱好，通过雅集研究历史典故史料，并进行鉴赏和辨别，变得更加博闻多识，充分体会到“品物进艺”的乐趣所在。明代书画家董其昌（1555—1636年）在《骨董十三说》中提出：“玩礼乐之器可以进德，玩墨迹旧刻可以精艺，居今之士可与古人相見在此也。助我进德成艺，垂之永久，动后人欣慕，在此也。”[1]这种思想对当时的文人产生了重要影响，因此玩古、鉴古之风盛行，以古器物为媒介的“博古”文化活动也成为文人的一大爱好。

文人作为中国传统社会结构中一个独特的文化阶层与群体，不仅是文化艺术的创造者，也是宣传者。明代文人将对博古器物的赏玩看作对生活的美学追求，以此提高其自身的文化艺术修养。清代鉴藏家吴其贞（1609—1678年）在《书画记》中明确提出当时“雅俗之分，在于古玩之有无，故不惜重值，争而收入”[2]。一些有钱人为提升自己的社会身份与审美意趣，开始追随文人这种尚古雅趣，以求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与审美水平。明代文学家、书画家陈继儒（1558—1639年）在《小窗幽记》中描绘了自己的书斋生活：“余尝净一室，置一几，陈几种快意书，放一本旧法帖，古鼎焚香，素塵挥尘，意思小倦，暂休竹榻。”[3]可见，这是多么惬意的一种生活。这些古代金石碑帖、书画瓷器、钟鼎爵尊等成为文人日常闲暇之余鉴别、赏玩、相伴的对象，更为文房生活增添了几分古雅与追古思绪。这一时期关于古代文物收藏与鉴赏的书籍大量出现，如高濂《遵生八笺》、袁宏道《瓶史》、张应文《清秘藏》、文震亨《长物志》等等。

明代雅集题材绘画作品有很多，这些绘画作品不仅在向观者巧妙地叙述此次雅集在时间与空间上的真实性，也是对雅集中艺术活动的宣扬与向往。雅集题材绘画的大量出现，是作为一种象征古雅、闲适文化盛行的符号。这些雅集题材绘画多以“博古、鉴古、玩古”内容为主题，与当时的历史文化密不可分。这些画面中的各种博古器皿刻画细致、惟妙惟肖，不仅表达了文人追古、爱古之意，还表达了作者对古代文人雅士生活的思慕。董其昌在《骨董十三说》中提出：“骨董非草草可玩也。先治幽轩遽室，虽在城市，有山林之致。于风月晴和之际，扫地焚香、烹泉速客，与达人端止谈艺论道，于花月竹柏间盘桓久么。饭余晏坐，别设净几，辅以丹罽，袭以文锦，次第出其所藏，列而玩之，若与古人相接欣赏，可以舒郁结之气，可以敛放纵之习。故玩骨董有助于却病延年也。”[4]可见，这种“博古”雅集活动对于天气、环境、客人与环境要求很高，一定要精心地布置场景，以彰显其身份高雅，表达对古人的追慕，寄托悠闲隐逸之思，体现祥瑞寓意。这类作品画面大多以园林庭院或山林怪石为背景，各类禽鸟、松柏竹林、琴棋书册、芭蕉竹石烘托出了文人雅集活动的雅致，各种器具等刻画精微。画家不仅要观察细致与具有高超的写实技巧，更要巧妙地布局构思，完整呈现出雅集活动场景。

明代宫廷画家谢环（1346—1430年）的《杏园雅集图》（图1），绢本设色，纵37厘米，横401厘米。现今，世存两幅《杏园雅集图》，一幅藏于镇江博物馆，另一幅藏于大都会博物馆。《杏园雅集图》是一幅群像雅集作品，卷首题“杏园雅集”四字，故而得名。谢环在创作该作品时，布局巧妙，宾主分明，人物或聚或散，或闲谈品茶，或鉴赏古玩；仆人则侧立一旁，或端盘，或侍候。画面中还有松柏竹林、文玩珍宝，以及石屏、砚屏、花瓶、笔架、香几、香薰等物件。谢环有意识地对该作品的题材、布局、风格进行选择与加工，塑造心中理想的文化艺术形象。画面中的文人雅士不管是品茗博弈，还是抚琴听曲、赏古鉴古，都体现了古代文人对于艺术与生活的一种态度与追求，最终形成了特定的“博古”文化。

明朝雅集活动中乐于玩古、品古与鉴古，实质上在于“思古”，是传统文化中“雅好博古”思维的一种体现。通过藏古鉴古，一方面“可与古人相见”，追慕古人；另一方面又隐含对“隐逸闲致”生活的追求和向往。明代著名画家吴伟（1459—1508年）的《词林雅集图》（图2），绢本墨笔，纵27.9厘米，横125.1厘米。画面为横幅长卷形式，描绘了十人，采用传统的白描技法进行表现。画面中怪石嶙峋，苍柏成荫，文士或谈古论今，或品古论道，石桌上则有笔墨纸砚、鼎炉茗具等物，仆人在旁边煮茗。该幅画面笔墨隽秀苍润，中锋勾勒行云流水，墨色晕染丰富，人物造型严谨，形体自然生动，雅集场景宛若眼前，整体呈现出古朴雅致之风。文人的精神面貌和文化行为最能表现一个时代的特征。

明代畫家杜堇的《玩古图》（图3），绢本设色，纵126.1厘米，横187厘米。画面中共有六人，人物形态自然，表情细致入微，面貌生动。前面一老者长髯躬身，正品鉴面前的各类“博古”器物，主人则体态闲逸靠于圈椅，中间黑色大漆桌案上摆放着青铜钟、鼎、壶、盆、瓶等各类古代器物。背景绘有假山、芭蕉、蜀葵、篁竹、松柏以及雕栏等，主人背后立有绘有宋代风格山水画的屏风以显示其身份地位，侍女仆童分侍左右。该画面上方有题款：“玩古乃常，博之志大。尚象制名，礼乐所在。日无礼乐，人反愧然。作之正之，吾有待焉。柽居杜堇，东冕征玩古图并题，予则似求形外，意托言表，观者鉴之。”故此得名。《玩古图》中刻画的器物种类繁多，不仅包括锈蚀斑驳、颜色各异的古代青铜器，另有各式瓷器、漆器等，可以说是一场“博古”活动的集中展示。画面布局巧妙，利用屏风隔断空间，烘托出当时“博古”雅集活动的闲逸氛围。

任何艺术作品都是由题材与主题两部分构成的，二者既有联系，又有一定的区别。题材是显性的，主题是隐性的，需要仔细分析与研究。雅集题材绘画创作大都来源于现实生活，也有一部分来源于历史记载。明人雅集题材绘画在记录和促进艺术创作与交流的同时，也流露出创作者对于隐逸闲雅生活的追求。这一类题材的绘画作品在明代中后期大量出现。如仇英的《竹院品古图》，杜堇的《听琴图》《陶榖赠词图》《玩古图》，尤求的《品古图》《饮中八仙图》《松阴博古图》，陈洪绶的《吟梅图》《清供图》，都是雅集题材绘画。明代文人这种对于“博古”文化的爱好和追求，在建筑雕刻、缂丝锦织、瓷器绘画等许多艺术媒介上也都有体现。

雅集题材绘画作为中国传统绘画中一种极其特殊的题材图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不同的艺术形式和载体，折射出不同时代的文化观念、艺术追求与审美意趣。雅集题材绘画并不是单纯描绘和再现明代文人的雅集活动，更是在明代特有的历史文化语境下对文人的生活状态、审美取向以及社会文化的一种艺术表达，同时又是融汇了园林、家具、插花等多种文化艺术的一个综合体。

综上所述，随着历史的发展与文化艺术的变迁，无论是雅集图，还是博古图，抑或是岁朝图与清供图，雅集题材绘画在图式题材与表现技法上都体现出与时俱进的特点，并且创作者不断吸收和借鉴东西方各种艺术元素，丰富和拓展了中国传统绘画的创作图式与面貌。但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雅集题材绘画所承载的中华传统文化中尊古、崇古、尚古的哲学与美学思维却一以贯之，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与延续性。

参考文献：

[1]严文儒，尹军.董其昌全集：第3册[M].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13：197.

[2]吴其贞.书画记[M].邵彦，校点.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62.

[3]孙立群.中国古代的文人生活[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202.

[4]董其昌.骨董十三说[M].北京：金城出版社，2012：20.

作者简介：

池海营，淮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中国画创作与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