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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祠堂到文史馆:皖西东山文史苑设计中的乡村社会价值重构

2023-05-30陈铮衍林逸珊谢佳晖丁铮

佛山陶瓷 2023年5期

陈铮衍 林逸珊 谢佳晖 丁铮

通讯作者:丁铮(1968.12-),男,汉族,福建晋江人,本科,研究方向:园林规划设计、环境艺术设计及理论。

摘 要:乡村公共文化空间形态是乡村凝聚力、村民日常需求的表征,同时也是村民在日常活动中形成的在地性文化活动场域。在乡村传统文化场域受到冲击的同时,逐渐没落的乡村传统型公共空间需要找到一条符合现代文化场域的设计道路。安徽省六安市戚桥村东山文史苑在设计、使用过程中,体现了乡村公共空间的社会性价值,在对其规划、营建、使用的过程中促进了乡村秩序构建、乡村社会关系、乡村文化的良性再生产。这种乡村社会价值的重构是当下乡村传统型公共空间融入现代乡村建设领域的重要基础。

关键词:乡村公共空间;乡村社会价值;文化空间再造

1 前言

乡村是国富民安之本,是强国之根基。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也明确提出了“乡村全面振兴”,再一次强调了乡村振兴之要义。如今,乡村文化场域遭到互联网文化、消费文化等现代文化的冲击。在传统文化场域被迫重构、产业模式转型的语境之下,传统村落正呈现社会属性弱化的表征。在乡村转型过程中,村庄传统的物质和精神文化遗产急剧流失[1]。

在场域重构的语境之下,因地制宜的公共空间改造活化,可以以点带面,将农村传统公共空间中凝聚的乡村社会价值重构。六安市裕安区苏家埠镇戚桥村的鲍氏宗祠在鲍氏家族自发性的营建过程中,在祠堂设计中加入文史展廳与村民公共活动空间,使得祠堂既可以置办传统礼俗活动,又满足村民的日常需求,将宗祠打造成了一个大型的乡村文化活动中心,并命名为“皖西东山文化史苑”。虽然东山文史苑不与其他祠堂项目一样脱胎于旧祠堂,但在其营建过程中,鲍氏家族通过对文史苑的建设,使其承载乡村文化和村民的动态需求,从而形成乡村固有的“文化磁场”[2]。

列斐伏尔曾说:“空间里弥漫着社会关系,它不仅被社会关系支持,也生产社会关系和被社会关系所生产[3]。”本文的语境中所探讨的“社会价值”一词,是指公共空间在营造、使用过程中的社会性要素促进乡村秩序构建、乡村社会关系、乡村文化再生产的良性结果,基于此,本文拟以六安市裕安区苏家埠镇戚桥村的鲍氏宗祠为例,探讨戚桥村东山文史苑的设计中,乡村社会价值何以凝聚与重构。以期为祠堂的活态传承与乡村公共空间的营建提供一些思路。

2乡村传统型公共空间概况

2.1戚桥村概况

戚桥村是属于安徽省六安市裕安区苏埠镇的下辖村,是一个传统的农业村落。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和乡村经济的发展,导致乡村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结构发生变化,人口流出现象严重,乡村社会关系变得更加复杂化。同时村庄的公共场所缺乏有效的规划和管理,无法满足村民的文化娱乐和交流需求。针对以上问题,六安市政府和戚桥村委会已经采取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和行动,包括加强乡村公共空间的规划和管理、保护发展村庄的文化遗产、促进文旅产业等,促进村庄的可持续发展。在村落的文化宣传方面,戚桥村以当地传统的“慈孝文化”与“红色文化”为根,打造皖西红色文化传承基地,增强村民的爱国情怀和民族自豪感,因此,乡村发展与文化宣传的需求也推动了乡村传统公共空间的转型。

2.2传统型公共空间向文史馆的转型

乡村传统型公共空间通常是在中国传统乡村社会中用于集体活动、交流和文化传承的场所,是乡村社会文化的表征,其常见的类型包括广场、祠堂、戏台等。这些场所不仅是村民进行社交互动和文化传承的重要场所,也是乡村社会文化和生活方式的体现。乡村公共空间记录着乡村演变进程,承载着人们的集体记忆和乡土情怀[4]。随着外来文化冲击、传统文化断层与乡土绅士化带来的影响逐渐渗入乡村,在这些外力与乡村内生性力量相互作用之下,乡村传统型公共空间逐渐呈现弱化趋势,呈现出了空间吸引力不足、使用人群分异、场地闲置等现象,在乡村振兴的视域下,乡村传统型公共空间亟需寻找到一条在场域重构下破局的道路。为了解决此类问题,政府从上至下主导的农村文化礼堂、文史馆、博物馆等公共空间的改造逐渐兴起,逐渐发展成为一种独特的改造模式,而戚桥村自发性建造的东山文史苑,是村民对于乡村社会需求变化所做出的反思,对于乡村公共空间的再造、激活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3东山文史苑营造中的乡村社会价值重构

3.1文史苑设计及其功能立意

祠堂与文史馆、文化活动中心是不同时代的产物,对比两者,可以看到其背后体现了不同时代的文化与社会价值。在空间布局的设计上,东山文史苑的祠堂部分采用了传统徽派建筑的部分结构,是当地文化传承的体现,同时结合村民的需求设计了广场与农村文化活动中心,体现了新时代乡村公共空间的需求趋向,同时在东山文史苑的正门上也刻上了体现慈孝文化的“忠孝慈廉”四个大字,同时在活动广场的墙上也有慈孝文化展示,使鲍氏文化赋能文史苑。文史苑中鲍氏先祖与名人事迹展示了六安鲍氏的家族记忆与社会关系,而第二进中的文史展馆则书写了当地民风民俗与革命英烈的故事,记录了乡村的发展。在日常的使用上,祠堂仍然可以满足村民举办传统礼俗活动的需求,东山文史苑的建设将两个不同时代的东西融合在了一起,使祠堂寓于文史馆之中,而祠堂不仅是宗族的祠堂,还是乡村文化的展示基地,对比于以前只对家族系开放的祠堂,东山文史苑将两个时代的空间融合,通过乡村公共文化空间重构了空间本身的乡村社会价值。

3.2文化活动和文化交流

在日常活动的置办上,村委会活用文史苑中农民活动中心,定期举办画展、书法、写春联等活动,丰富村民的日常生活,同时活动中心中的大部分图书与设备都是由村民捐助,这些村民自发捐助的物品,对于村民自身既有叙事性,又将村民的凝聚力通过记忆慢慢拧成了一根绳。人们在使用乡村公共空间的时候充分发挥了主体性要素,在交往中的丰富了空间的内涵,是潜移默化的乡村社会价值延续。

东山文史苑在设计时考虑到传统节日仪式的传承,东山文史苑保留场地并保留“鲍氏清明祭祖”“鲍氏打谱醮”“鲍氏道德讲堂”等当地传统节日仪式活动,是极具当地文化特色的传统活动。现在这些相关的民俗活动就有了展示和保留的空间。同时参与当地仪式活动的不仅只有族内人,也有慕名而来的游客和不同姓氏的村民。仪式活动能够增强身份认同、能够凝聚情感,能够促进规则意识的形成和权威的树立[5],传统仪式的保留,使得东山文史苑以村落传统文化作为其精神内核,推进乡村共同体的重塑。是公共空间源于传统,意在传承中的社会价值延续,随着村民自发性的营建、蕴含文化的活动传承以及日常使用的社交,东山文史苑逐渐成为当地的文化地标,成为了乡村文化磁场的中心。

4对乡村传统型公共空间激活的启示

4.1多层次的设计兼容

乡村传统型公共空间的设计激活应该考虑到新时代的特点和需求,以及不同主体的利益和诉求,尤其是在尊重乡村原始的内生性秩序的前提下,合理地融合场域变化下的需求,从而实现设计与场域变化的兼容。鲍氏宗祠原先是鲍氏家族祭祀先祖和弘扬慈孝文化的场所。在鲍氏族人的捐资和政府的支持下,重新建造的宗祠被设计成了一个集文史展馆、农民文化活动中心、慈孝广场于一体的综合性公共空间,不仅保留了鲍氏家族的历史遗迹和文化精神,也为当地群众提供了丰富多样的文化服务和活动。因此,公共空间设计可以借鉴这一思路,通过创造多功能、多层次、多样化的公共空间,满足不同场域的功能需求和审美需求,同时也能够激发多元主体的参与意识和效能。

4.2设计同质化与异质性的应对

乡村传统型公共空间的改造必须分清多样性与异质性,在设计中如何发掘传统型空间的现代可供性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乡村传统型公共空间的激活需要具有内生性与对外兼容的双重表征:例如内生性需要考虑到乡村人口空心化的适老化与儿童美育的需求,对外则需要考虑到乡村文旅、文化宣传等需求。现在很多乡村的公共空间设计趋于同质化、异质化,脱离传统村落的内生性需求,使得原有的公共场所变成了异质性的存在,新功能东山文史苑的设计兼容了传统与现代、私人与公共、宗教与世俗等多种元素,体现了对乡村公共空间多维度、多层次、多功能性的认识和尊重,也展示了乡村公共空间在城乡融合发展中的创新性和开放性。

4.3自发性的设计探索

乡村传统型公共空间的激活大多都是由政府或当地组织牵头,是自上而下政策先导的导向型设计,政策先导的方式是优秀改造设计的前提,是合理改造的指导,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目前许多改造后的乡村公共空间设计仍然未达到设计预期,其中主要原因在于村民的真实参与度与兴趣调动还不足,许多乡村传统型公共空间在为了应对政策的改造后变为了乡村“样板房”,未能达到空间激活的设计预期。公共空间设计应该充分发挥多元主体的创造力和主动性,鼓励当地村民参与到设计过程中,从而实现自发性的设计探索。戚桥村为满足文化传承与当地村民的需求,通过成立公众号、文化组织等方式,增强治理的协同性,提升治理效能,打造“鲍氏”共同体。因此,公共空间设计可以借鉴这一思路,通过建立开放式、参与式、协作式的设计平台,注重村民的自发性探索过程。

4.4亟待解决的问题

虽然东山文史苑通过自发性营建重构了乡村公共空间中的乡村社会价值,但从乡村阶段性的发展与空间乡村社会价值延续的视角来看,仍存在缺乏专业性指导、基础设施不足、空间异质性失衡的问题。

首先,虽然东山文史苑的建设以自发性营建的方式体现了乡村社会精神的凝聚与重构,但在东山文史苑的运营与文化宣传上,缺乏专业性的指导,例如戚桥村虽成立了鲍氏慈孝文化研究会,但在活动组织、文创设计、文化宣传等方面缺乏专业性的指导,可以通过文创设计、拓展对外活动等方式扩大乡村“文化磁场”的范围。

其次,东山文化史苑建设以后,戚桥村民有了可以满足日常集散,日常文娱需求与置办传统礼仪活动的基础公共场所,但由于东山文史苑的基础设施还不够完善,如周边池塘闲置、健身设备不足、乡村文化室暂时无法完全满足村民文娱需求,这一定程度上和自发性营建阶段性出现的资金问题有关,可以在项目开始前通过设计介入,预置好阶段性可持续方案,以使得东山文史苑的项目在完善时可以不断兼容当地村民的需求。

再次,东山文史苑要在优化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的同时,协调政府与市场、社会力量之间的关系,创新乡村传统型公共空间的运行机制和管理模式,以避免东山文史苑在发展的过程中变为异质性空间或再度弱化被重构的场域掩埋。

5结论

乡村传统型公共文化空间弱化正成为乡村文化振兴的“软肋”[6],就乡村公共空间的营造来说,乡村公共空间的设计需要找到一条符合现代文化场域的设计道路。乡村公共空间不仅需要满足村民的现代化需求,还需要紧跟乡村振兴的脚步,将原有的乡村传统文化融合于新的文化场域,使之双向赋能。祠堂对于族系来说其实是内部秩序的表征,鲍氏宗祠这种开放的祠堂则体现了不同的社会价值,东山文史苑对于村民来说;是日常运动、休憩、文娱活动的公共空间,对于游客来说;是以当地文化为精神内核的文化地标。东山文史苑以村民的自发性营建为起点,通过满足村民需求、保留乡村与宗族记忆以及村民的共同营建体现了乡村公共空间中乡村社会价值的构建;通过对东山文史苑的功能重组、使用群体重组以及文化内核变化体现了乡村公共空间中的乡村社会价值重构;通过组织日常活动、宣传传统文化以及“文化地标”的构建体现了公共空间的乡村社会价值延续,使其打破族系的限制,以公共空间的功能性为出发点,充分发挥乡村公共空间的社会性功能,促进乡村秩序、乡村社会关系、乡村文化良性再生产。

参考文献

[1]李乐.农村文化礼堂的集体记忆建构——以浙江宁海两个村庄为例[J].装饰,2021,No.343(11):136-138.

[2]賀一松,王小雄,贺雨昕等.乡村振兴视域下农村传统公共文化空间的复兴与重构——基于江西莲花县村落祠堂的调研[J].农林经济管理学报,2019,18(06):822-828.

[3]包亚明.现代性与空间的生产[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94.

[4]罗荩,许泽港,陈翚.基于CiteSpace的国内乡村公共空间研究综述[J].南方建筑,2022,No.208(02):11-21.

[5]张秀梅.仪式的实践与乡村共同体重塑——关于浙江农村文化礼堂建设的思考[J]. 浙江学刊,2018(3):6.

[6]陈波.公共文化空间弱化:乡村文化振兴的"软肋"[J].人民论坛,2018(21):125-1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