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13岁中秀才，15岁入湖南时务学堂，17岁赴日留学，20岁闻名于日本军校，21岁任协统，29岁成为名震一方的云南总督，因发起、领导了护国战争，当时及后世多视其为“再造共和”“再造民国”之人；

他一生“反清、抗袁、拥孙”，顺应历史潮流，投身革命运动，在风云变幻的政治舞台上始终坚持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原则立场，并在军事理论和战争实践方面都作出了很突出的贡献，是杰出的民主革命家；

他就是被称为“护国军神”“中国第一军人”的蔡锷。

蔡锷的一生短暂而辉煌，后世的历史研究专家曾评价：“如果蔡锷没有英年早逝，恐怕民国时期的历史会完全被改写。”

蔡锷虽然在岳麓山下长眠，但他的精神却在不断地感染后人，他的儿女孙辈们，将蔡锷的精神不断传承，一直在为国效力、默默奉献！

蔡锷：中国第一军人

蔡锷（1882—1916），又名艮寅，字松坡，乳名虎儿，祖籍为湖南省宝庆府邵阳县（今大祥区），中国近代历史上伟大的爱国者，著名政治家、军事家、民主革命家，民国初年的杰出军事领袖，军事谋略和作战指导思想独特，有《军国民篇》《曾胡治兵语录》等作品，深受国共两党推崇，被誉为“军神”“中国第一军人”等。为国为民积劳成疾，年仅34岁因病逝世，北洋政府在长沙岳麓山为他举行了国葬。

【家史】

睿智早慧 东渡求学

1882年12月18日，蔡锷出生于湖南省宝庆府邵阳县东之亲睦乡一户贫农家庭（今湖南省邵阳市大祥区蔡锷乡蔡锷村）。蔡锷的父亲蔡正陵初做裁缝，继做小贩，也曾教过私塾。蔡锷母亲在家，白天砍柴，磨豆腐，煮酒，卖饭，晚上则做针线活。蔡锷原名叫蔡艮寅，因为他的母亲在分娩之前做了个梦，梦到在一个长有翠松的山坡上，有一只白虎温驯地跑到了自己身边，醒来后不久蔡锷就呱呱坠地了，他的父亲给他取名蔡艮寅，艮字是山的意思，寅是虎的意思，字松坡。

蔡锷7岁时，蔡家在山门镇做小本生意。当地大地主刘辉阁有次路过蔡家摊位看到蔡锷，感觉这个小孩很不一般，于是提出让蔡锷到刘氏家族的私塾上学，并提供其食宿费用。蔡锷进学堂之后发奋读书，学业精进，刘辉阁甚为欣慰，认为蔡锷少年聪慧，将来必是人中之龙。他主动与蔡锷父亲商量，决定将年长蔡锷7岁的长女刘长姑许配给蔡锷，两家订下娃娃亲。

蔡锷于1888年入私塾读书，10岁时便读完了四书五经，被称作“神童”。第二年，他开始跟随颇有才名的樊锥游学。在樊锥的指导下，蔡锷熟读先秦诸子之书，尤好读《韩非子》《老子》，同时致力于经世致用之学，关心时局，学业大进。1895年春，未满13岁的蔡锷随父前往宝庆府城（今湖南邵阳）参加院试。主考官是学政江标，他很赏识蔡锷的智慧和文章，将其补为秀才。1896年底，蔡锷应岁试，名列一等。

这时，中国正值甲午战争后、民族危机沉重之时，以变法图强为主旨的维新运动在全国兴起。1897年秋，湖南时务学堂（今湖南大学）成立，梁启超任中文总教习，唐才常为分教习。1898年，在准岳父刘辉阁的资助下，蔡锷考入由梁启超、谭嗣同、唐才常共同执教的湖南时务学堂，在2000名考生当中位列第三。其时他16岁，是头班40名学生中年龄最小的一个。据同学后来回忆，蔡锷“在堂每月月考，皆居前列，英气蓬勃，同学皆敬慕之”。

在这所学堂中，16岁的蔡锷接受到了大量的西方先进思想，也对国家的大势发展有了越来越多自己独到的见解。而这些大部分都要归功于他的恩师梁启超。蔡锷敬重梁启超，而梁启超对于这个好学又有思想、有见解的学生，也是欣赏有加，师生自此结下了不解之缘。

1898年7月，在维新变法的背景下，湖南地方当局选拔学生出洋留学，应试者5000人，蔡锷以第二名入选。不料8月，“戊戌政变”发生，康有为、梁启超逃亡日本，谭嗣同等“六君子”殉难，维新运动失败，时务学堂改为求实书院，学生星散，留学一事遂成泡影。蔡锷深受刺激。他转入上海南洋公学（后更名为国立交通大学，即今天上海交通大学与西安交通大学的前身）。

1899年，蔡锷东渡扶桑，追随恩师梁启超，就读于东京大同高等学校、横滨东亚商业学校。这时，中国在腐败的清王朝统治下，山河破碎，国力衰弱，帝国主义虎视鹰瞵，民族危机空前严重。蔡锷与许多热血青年一样，怀着急迫的心情，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他在一首诗中写道：“流血救民吾辈事，千秋肝胆自轮菌”，抒发了满腔的爱国抱负和以身报国的志向。

扬名琉球 弃笔从戎

1900年，唐才常在南方成立自立会，组建自立军，计划以武汉为中心，在湖北、安徽、湖南等省发动起义。蔡锷参加了自立会，并在起义前夕回国。唐才常以其年轻，派他回湖南捎信予黄忠浩，促其响应。但起义失败，唐才常等被捕遇害。蔡锷幸免于难，重返日本。为实现救国救民的抱负，蔡锷于自立军起义失败后，萌生了弃文从武的想法，决心改习军事。自此他改名锷，立志“流血救民”。1901年，他自费考进陆军成城学校，次年7月毕业后，曾以候补生投日本仙台骑兵第二联队实习。10月，又自费考入东京陆军士官学校第三期，因成绩优异，不久改为官费生。

蔡锷在成城士官学校学习期间，积极参与留日学生的政治活动。1902年，黄兴、杨毓麟等创办湖南编译社，发刊《游学译编》杂志，他积极协助工作，曾撰《致湖南士绅书》，力主效仿日本明治维新，推行改革。同年，梁启超在横滨创刊《新民丛报》，蔡锷曾入社襄理笔政，并在该报发表长篇政论文章《军国民篇》。这一时期，蔡锷曾用蔡孟博、奋翮生、劫火仙等笔名。

1902年冬，蔡锷回国省亲。为报答刘辉阁襄助之恩，蔡锷准备迎娶刘长姑。而此时的刘长姑卻认为蔡家是小商小贩，死活不愿下嫁。刘辉阁拗不过女儿，于是把求助的眼光转向比蔡锷小3岁的侄女刘新英。刘新英从小丧母，受后母虐待，刘辉阁见她可怜，便把她带在身边抚养，视如己出。刘新英慧眼识英雄，愿意替姐出嫁。蔡锷感叹刘新英替姐出嫁的侠义之举，于是把刘新英的名字改为“刘侠贞”。

婚后不久，蔡锷决定投笔从戎。他告别新婚妻子，再次前往日本留学。1902年11月，蔡锷考入当时东亚最高军事学府——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他思想活跃，成绩突出，与同学蒋百里、张孝准一起，被称为“中国士官三杰”。

1904年初，蔡锷以士官学校优秀毕业生身份回国。这时他刚到弱冠之年，英气勃发，东南各省督抚争相延聘。7月，江西巡抚夏时聘他为江西续备左军随营学堂监督，不久改任材官队总教习及监督。11月，他辞职返湘。

1905年正月，他应湖南巡抚托忒克·端方之聘，就任湖南教练处帮办，兼武备、兵目两学堂教官，为了培养军事人才四处奔走，费尽心血，先后在湖南、广西等各地的讲武堂和陆军学堂中指挥练兵，后来抗战期间的许多优秀军事人才，都曾经当过蔡锷的学生，比如李宗仁、朱德等，学生们曾说“我们对蔡锷敬若神明”。

1905年7月，蔡锷前往广西桂林，就任广西新军总参谋官兼总教练官，并兼随营学堂总理官。1909年，蔡锷奉命前往龙州，不久擢升为广西新军混成协协统，兼学兵营营长、督练公所三处及干部学堂总办。在广西任职期间，他曾巡行4000余里，沿边调查地方民情，考察边情地势，写成《越南用兵计划》和《桂边要塞图说》两书，对加强边防军备建设具有重要指导作用。

蔡锷在广西6年，身兼数职，为在广西训练新军殚精竭虑，煞费苦心，颇负盛誉。

云南都督 昭威将军

1911年2月，云贵总督李经羲力邀蔡锷到云南新军任职。蔡锷欣然前往，任云南新军第十九镇第三十七协协统（相当于旅长），并兼任云南陆军讲武堂教官，成为雄踞一方的少壮派军官。云南陆军讲武堂是清廷在云南开办的一所享誉四方的著名军事院校，培养出了许多近现代威名显赫的将领，如叶剑英、龙云、卢汉、周保中、陈奇涵等等。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胜利的消息使云南的革命党人深受鼓舞，蔡锷与讲武堂总办李根源等举行了几次秘密会议，决定于10月30日晚在昆明发动起义，以支援武昌起义，推动辛亥革命在全国范围内的胜利。会议推举蔡锷为起义军总司令，李根源为副司令。是晚，以朱德等讲武堂学生为骨干的起义军向总督署等要地发动攻击，经过10多个小时的激烈战斗，起义军占领昆明，随即通电全省、全国，成立中华军都督府，推翻了清朝在云南的统治。那天，正值农历重阳节，这次云南起义又被称为“重九起义”。

11月1日，起义军民组织了“大中华国云南军都督府”，蔡锷被推选为云南军都督。

云南独立后，蔡锷大力推行新政，积极更新人事，革除弊政，整顿财政，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深受军民爱戴，使民主共和思想深入人心，云南呈现出一派生气勃勃的景象。临时成立的军政府此时财政支绌，百废待兴，蔡锷便把自己的月薪降到与营长同级。为了革新政治，蔡锷还采取果断的措施，更换重要地方行政官，撤换了一批腐败的旧官吏，军队中也起用一批年轻军官，以代替不称职的旧军官。他还大力整理财政，节约开支，整顿厘税，剔除陋规，精简机构，裁撤冗员，又两次带头扣减薪金。在他的倡导下，云南上下克己奉公，“廉洁成为一时风尚”。

1913年，蔡锷的滇军在稳定云南之后，还出兵西藏、贵州，助力解放。这个时候的蔡锷可以说把用兵之法掌握得炉火纯青。

1913年10月，袁世凯成为民国大总统。当月，袁世凯给远在云南的蔡锷下达了大总统令：“云南都督蔡锷叠电因病请假，着给假3个月，来京调养”。当时，蔡锷对袁世凯抱有幻想，认为他“宏才伟略，群望所歸”。蔡锷进京后，任全国经界局督办。刘侠贞携婆婆王氏、两个女儿一起入京，与蔡锷和他在云南娶的二夫人潘蕙英团聚。

其时，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民主派曾企图借南京建立起来的资产阶级共和制度来限制袁世凯，要求袁世凯到南京就职，并遵守《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而袁世凯却坚持要建都北京，并且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如废文。1913年3月20日，袁世凯派人刺杀了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4月，又向英、法、德、俄、日五国银行团举行“善后大借款”，准备发动内战。孙中山和一部分国民党人决定武装讨袁。7月，江西、广东、福建、湖南、重庆纷纷宣布独立，“二次革命”爆发。蔡锷反对“二次革命”，曾建议袁世凯、黎元洪及北京政府“一面添重兵驰赴战地，分头截剿，早日扑灭，以免星火燎原”。8月，熊克武在四川重庆宣布独立，他遵照袁世凯的指令，派兵入川会剿，只是由于“二次革命”很快失败，他的部队才没有与反袁军直接冲突。

袁世凯镇压“二次革命”后，将在西南地区拥有重兵的蔡锷调往北京，委其为陆军部编译处副总裁（总裁为段祺瑞），次年6月加昭威将军名号。

蔡锷尽忠职守，颇思有所作为。他特别热心于改革军事教育，曾邀集留日士官同学蒋百里、阎锡山、张绍曾等11人组织军事研究会，研讨战略战术，又修订了早年在广西起草的《军事计划》一书，贡献给袁世凯，作为国防计划的纲要。他兼任全国经界局督办后，对经界局事务也作了详细的规划，并在短期内主持完成了《中国历代经界纪要》和《各国经界纪要》两书。但是，他把富国强兵的希望寄托在袁世凯身上，则只能被严酷的现实所粉碎。

护国讨袁 病逝异国

就在蔡锷在北京时，袁世凯的政治野心不断膨胀。他残酷镇压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打击民主共和力量，同时篡改宪法，破坏责任内阁制，强化集权统治，朝着复辟帝制的道路疾进。

蔡锷迅即察觉袁氏父子的阴谋与野心，便暗中与朋友、同道联系，小心翼翼地多方做应变的准备。当时全国各省除滇、黔、粤、桂外，几乎都是北洋军队的防地，只有滇黔一时成为立宪派活动的地盘。蔡锷的举动对两省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因而袁世凯对他倍加提防。袁世凯曾向亲信曹汝霖说：“松坡这个人，有才干，但有阴谋，我早已防他，故调来京。”

日本提出“二十一条”后，蔡锷在参政院发表了一个多小时的演说，激昂慷慨，要求拒绝“二十一条”，并制订了对日作战计划。对袁世凯的帝制复辟活动，他暗中筹划对策，伺机行动。

1915年8月15日，即袁世凯鼓吹恢复帝制、实行君主立宪的“筹安会”发表成立宣言后的第二天，蔡锷就乘晚班车去天津，约见梁启超，商议讨袁计划。此后，他一方面与梁启超保持密切联系，另一方面与云贵军政人员密电往来，密派专使分赴广西、湖南、广东进行联络，与在美国的黄兴也取得了联系。而在公开场合，蔡锷则把自己伪装成帝制运动的拥护者和胸无大志的浪荡公子，常涉足北京八大胡同妓院，与名妓小凤仙结萍水之缘，佯装寄情声色，由此引起夫妻不和，打闹不休。他乘机将母亲、夫人和孩子送回湖南。了却后顾之忧后，蔡锷决计秘密逃出北京。

1915年10月下旬，蔡锷呈文袁世凯，以“病体未痊”为由，“拟请续假一星期，赴津就医”。袁世凯批示“准予续假七日，俾资调理”。他到天津后，与梁启超初步拟定了赴云南发动武装起义的战略设想。11月末，他第四次呈文袁世凯，明确要求“航海东渡，赴日就医，以期病体早痊”。袁世凯批示：“一俟调治就愈，仍望早日归国，销假任事，用副倚任。”12月2日，蔡锷在戴戡陪同下，乘日商山东丸东渡日本。离津前，他与梁启超诀别说：“失败就战死，绝对不亡命；成功就下野，绝对不争地盘。”

蔡锷抵达日本后，在黄兴所派张孝准、石陶钧等的接应下，秘密前往神户，然后迅速换乘另一艘日轮，经吴淞口南下香港，复取道河内直奔云南。

1915年12月19日，蔡锷历经艰险，安全抵达云南昆明。当时滇军的反袁情绪十分热烈，中下级军官已开过三次秘密会议，酝酿武装讨袁。蔡锷到后，统一各派力量，促使唐继尧下了反袁的决心。12月25日，蔡锷等正式宣布云南独立，武装讨袁，护国战争爆发。26日，讨袁护国军正式成立，蔡锷任护国第一军总司令。

1916年元旦，护国军在昆明校场誓师，发布讨袁檄文。蔡锷第一军下辖四个梯团，每梯团各辖两支队，总兵力约7000人。时袁世凯调入川的北洋军有曹锟第三师、张敬尧第七师、李长泰第八师，兵力约4.5万人，双方实力悬殊。同时，袁世凯还派龙济光率军入广西进攻滇南。面对强敌，蔡锷沉着指挥，周密规划，亲率先遣队攻占叙府，然后指向南溪，使川南镇守使伍祥祯部溃不成军，川、黔动摇。27日，贵州宣布独立，蔡锷遂由贵州威宁、毕节前进，指向四川泸州。经此一战，护国军声威大振。

自1916年2月起，北洋陆军一万余人抵达瀘州附近，此处仅有三千余人的护国军与曹锟师吴佩孚旅等部在纳溪、棉花坡一带展开激战。23日，蔡锷带病亲赴纳溪前线，直接指挥战斗。护国军以弱于敌人的兵力，在饷弹两缺，后方接济时断的情况下，仍“士气坚定，上下一心，虽伤亡颇众，昼夜不能安息”，“风餐露宿，毫不为沮”，与北洋军奋战数月，牵制住了北洋军主力，阻止其推进，有力地配合了其他方向军队的行动，推动了全国反帝制运动的发展壮大。

3月22日，袁世凯在全国一片声讨的压力下，被迫宣布取消帝制，泸州前线总司令张敬尧也在3月31日与蔡锷达成停战协议。

袁世凯取消帝制后，仍以“大总统”自居。蔡锷与唐继尧等立即发出通电，不仅不承认袁世凯仍为总统，而且要求对他进行审判。这时，全国各地反袁斗争形势继续高涨，袁世凯幕僚内部也日益分崩离析。5月8日，宣布独立的南方滇、黔、桂、粤等省在广东肇庆成立护国军军务院，推举唐继尧为抚军长，蔡锷等为抚军。6月6日，袁世凯在众叛亲离中忧病身亡，护国战争以胜利告终。

还在护国战争结束前，蔡锷的病况因军务劳顿，日益加剧。紧张的战事结束后，他的病情进一步恶化。他多次请求辞职养病，未获允准。1916年6月24日，北京政府任命蔡锷为益武将军，督理四川军务。7月1日，他到达泸州。7月6日，北京政府复任命他为四川督军兼省长。这时，蔡锷的喉病“经德医施治后，肿痛更剧，声音全失，精神萎顿，饮食骤减”。但四川军政各方“并力劝驾赴蓉，接前敌将士及各属绅民函电，亦纷纷请求速西上就任”。于是，蔡锷离开泸州，于7月29日到达成都。

蔡锷到达成都后，带病坚持工作，很希望有所作为。他大刀阔斧地整编在川军队，统一财政收支，并制定军队、官吏奖惩条例。但病势日重，实在无法坚持工作，于是再三电请辞职治病，并保荐护国军参谋长罗佩金代理川督，戴戡代理省长兼会办四川军务。8月7日，他获准假两个月，两日后即离成都东下，于同月28日到达上海，为梁启超的《盾鼻集》作序，然后东渡日本，在病情持续恶化的情况下于9月底入九州福冈医科大学附属医院治疗。这期间，北京政府颁布授勋令，授予蔡锷一等勋位，在授勋排名中仅次于孙中山和黄兴。蔡锷离沪时，黄兴特为其送行。但到10月31日，黄兴病逝于上海。在日本的蔡锷闻讯悲痛欲绝，于病榻作挽联相赠。

1916年11月6日晚，医生为蔡锷打了一针强心剂，使其精神顿爽，于11月7日口授随员四事，作为遗嘱，于第二天给北京政府发了电报。其内容如下：国会、大总统钧鉴：锷病恐不起，谨口授随员等以遗电陈四事：一、愿我人民政府，协力一心，采有希望之积极政策，以建设好国家。二、现在各派意见多乖，竞争权力，愿为民望者以道德爱国，勿谋私利。三、此次在川阵亡及出力人员，恳饬罗督军、戴省长核实呈请恤奖，以昭激劝。四、锷以短命，未能尽力民国，应为薄葬。临电哀鸣，伏乞慈鉴。四川督军兼省长蔡锷叩。

就在这天凌晨，蔡锷病情恶化，不久溘然长逝，年仅34岁。蔡锷逝世的消息传到国内，引起了举国上下的悲痛。大总统黎元洪于11月10日发出唁电和褒扬令，追赠他为陆军上将。国会参议院、众议院在得知其讣讯的当日开会决定，下半旗以致哀悼。12月5日，蔡锷的灵柩，在大总统特使袁华选和蒋百里、石陶钧等人护送下，乘海轮回到中国，抵达上海。14日，上海各界人士在上海殡仪馆，举行了隆重的悼祭仪式，由淞沪护军使杨善德代表黎元洪主祭，梁启超宣读祭文。

1917年4月12日，蔡锷魂归故里，北洋政府在长沙岳麓山为他举行国葬。孙中山、黎元洪、冯国璋、段祺瑞等以及民国政府各部、驻华公使、各界群众参加了祭奠。蔡锷成为中华民国史上最早享受国葬殊荣的元勋。

【轶事】

敏捷应对

蔡锷既是一位著名的军事家，又是一位儒雅风流的文士，有关他少年时的对联轶事流传甚广。

一日，蔡鍔到小镇上去买笔墨纸砚，店主很喜欢这个知书达理且又活泼的小童生，便逗他说：“小相公，看你像个知书识礼的书生，我出一联给你对，你若对上了，今天你买东西我不收你的钱。”

蔡锷听后，觉得很新鲜，便回答说：“不妨试一试吧！”

“小书生三年有庆。”店主略作思考后吟出了上联。“大老板四季发财。”蔡锷脱口而出，对出了下联。店主听了，感到非常惊讶，随即欣喜地送给他一套文房四宝。

某天，蔡锷下河洗澡，把衣服挂在河边的柳树枝上，被老师樊雉看到了，即以此为题，说出了一句上联：“千年柳树作衣架。”蔡锷在河中应声而对：“万里山河当澡盆。”樊雉听了，对他的机敏与博大志向赞叹不已。

还有一次，蔡锷和小伙伴们一起放风筝，不料风筝落入了知府的府衙院中，他和小伙伴们便去讨要风筝。知府出来，要他对一副对联，才能还他风筝，说着念出了上联：“童子六七人，无如尔狡。”此上联明显带有侮辱蔡锷的意思，不过，蔡锷思索了一会儿，便对出了下联：“知府二千石，唯有公……”说着，故意卖关子，不说下文。知府催问下文。

蔡锷便说：“你如果还我风筝，我就说‘唯有公廉；你如果不还我风筝，我就说‘唯有公贪。”知府听了，笑着把风筝还给了他们。

大公无私

蔡锷当上了云南省都督之后，决定下基层去走一走，听听老百姓的诉求。有一次，他没有带任何随从就上街走访群众，和百姓聊的时间也比较长，不知不觉间天色已经不早了，他连忙告别百姓打道回府。

当他走到都督府大门口的时候，一来因为他没有带任何的证件，二来门口的卫兵是新来的，所以并不认识他，蔡锷被拦在了门前。蔡锷本想表明身份，可心里犹豫了一下，想着可以去后门，后门的卫兵也许认识他，问题也就解决了。谁知当他来到后门的时候，这里的卫兵恰巧也不认识他，并且觉得他大晚上的大门不走走后门，鬼鬼祟祟的不像好人，细细盘问起来，蔡锷没有办法，只得说：“请通报，我要见都督夫人。”

他原本是想，此刻既然不便表明自己的身份，那么叫来自己的老婆，也就不用说什么了。哪里料到当卫兵听到这句话之后不但没有通报，反而更加怀疑他的身份，一时没忍住，竟然直接“啪啪”打了他两个大耳光。

这一下动静比较大，惊动了传达室里面的一个作战参谋，他出来查看情况，当他看到捂着通红的脸的蔡锷时，吓了一大跳，连忙一边致歉一边将他扶进府中，心里不由得一阵紧张，不知道这件事如何收场。谁知蔡锷的反应却很出乎意料，他和那位参谋一起来到办公室之后，马上写了一条手令交给参谋，并叮嘱他立即执行。当参谋战战兢兢地打开手令时，只见上面写道：“特提拔后门卫兵为排长，立即执行。”

【解密】

蔡锷与小凤仙

1914年，蔡锷是云南督军，手握兵权，镇守边疆，权倾一时。袁世凯为称帝拉拢蔡锷，请蔡锷进京，做他复辟的左膀右臂。当袁世凯看出蔡锷并不对他忠心耿耿，而是反对他当皇帝时，便把蔡锷软禁起来，不准他离京，怕他跑回云南起兵造反。蔡锷住在西城的棉花胡同，百般无聊之时，常常化装成商人，串八大胡同，找妓女寻欢作乐。

那时候，小凤仙住在八大胡同陕西巷里的云吉班。她幼年经历坎坷，母亲是偏房，受大老婆排挤而亡，她随奶妈四处漂泊，以卖唱为生。蔡锷那时常去青云阁的普珍园小酌，结识了小凤仙，为她点名菜辣爆凤节，讲些三国、水浒故事和做人的道理，又教她识字看书，为小凤仙写下了“自古佳人多颖悟，从来侠女出风尘”的诗句，还做过一副嵌字联：“此地之凤毛麟角，其人如仙露明珠。”

袁世凯登基前，为防止蔡锷叛变，派军警到棉花胡同的蔡宅搜查，蔡锷意识到北洋政府还是容不下他，忧心如焚，但他知道此时自己不能打草惊蛇，必须韬光养晦。于是，他白天躲进八大胡同，假装和小凤仙卿卿我我，暗中却多次潜赴天津，与老师梁启超商量讨袁计划，并初步拟定了赴云南发动武装起义的战略设想。

在与蔡锷相处的日子里，小凤仙渐渐感觉到蔡锷是一位文武全才，怀有远大抱负的人。

袁世凯一直派人密切监视蔡锷的行踪。眼看这位当年叱咤风云的英雄人物，如今与八大胡同的名妓打得火热，壮志已经消磨殆尽，不只是耽搁了公务，连家里的老太太也疏于晨昏定省，而结发妻子更是久受冷落，与其闹翻。特务们把这种情形报告了袁世凯，袁世凯听后不屑地说：“我道蔡锷是个干练之才，可参与国家大事，谁知道连治家都还不妥帖呢！”他误认为蔡锷乐而忘蜀，胸无大志，逐渐放松了戒备。

蔡锷知道袁世凯与自己决不是同路人，与他决裂势在必行。他决心以武力“为四万万人争人格”。为了家人的安全，他以蔡老夫人不习惯在北京生活，吵着要回老家为由，让家人离京回到湖南老家。

送走了家人，蔡锷表面上继续装出不关心政治的样子，常去北京八大胡同，与小凤仙饮酒作乐，以蒙蔽袁世凯。同时，他以肺病为由，经常向袁世凯请假去天津就医，暗中与居住天津的老师梁启超商量讨袁计划。而他也确实得了肺病，不由袁世凯不信。就这样去天津几天再回来，回来几天请假再去，去了又回。如此反复，让袁世凯渐渐习惯了这种状态，从而彻底放松了对他的警惕。

一日，蔡锷携小凤仙前往第一舞台看戏，特务们自然例行公事，尾随于后。蔡、凤二人进了包厢后，也未见什么动静，蔡锷还将大衣脱下挂在衣架上，外面的人可以看得清清楚楚。特务们见蔡锷的大衣挂在外面，也就轻松了许多，不必时时去窥探。

戏过中场，蔡锷突然起身去小解，而特务们见大衣尚未取下，也就不以为意。不料戏已演完，却始终不见蔡锷回来，特务们这下知道大事不好，等到他们追上小凤仙并索问蔡锷的下落时，小凤仙笑道：“各位大人，我乃风尘中人，蔡将军有何公干，岂是我所能问，又是我所能得知的呢？”特务们听后，大呼上当，但也只好自认倒霉。这便是金蝉脱壳之计，可愚蠢的特务自以为是，哪里会想到小凤仙会帮助蔡锷。

可惜护国军讨袁不久，蔡锷就去日本治病，不想却传来的是不治而亡的噩耗，小凤仙闻之，曾写了一副挽联表明自己内心的悲痛：不幸周郎竟短命，早知李靖是英雄。字字是血，滴滴含泪。

【家教】

与人为善 贫而向学

与众多草根家庭相似，蔡家向上几代皆是农民，当时也并不富裕，却是一个善良、正派、勤劳的家庭。

蔡家居住的地方，路窄崎岖，行走不便，特别是阴雨黑夜，行路更为艰难。为解决路人行走之难，蔡母常常搓草绳作“脚码子”，挂在门边，供路人取用，不收分文，又将杉木皮晒干，扎成小把，晚上在门前放置笼火和杉木皮小把，供夜行者燃火把照明。蔡家卖饭，客人如果饭钱不够的，少一些也就算了；没带饭钱的，可以赊欠，还来就收下，不还的，也不去追问。远近乡邻，都说蔡母是贤惠之人。

尽管蔡正陵只是一个普通的农民，但他却是一个疼爱孩子并且有远见的父亲。在中国哪怕是到了近些年，很多农民家庭的观念依然是孩子长大了就可以帮忙干活维持生计了。可是蔡正陵不一样，虽然贫穷却依然千方百计地让儿子读书，读书是蔡锷成长的关键。

蔡锷学习刻苦，但从小就很瘦弱，所以从6岁开始，从家中到私塾的山路是由父亲背着走，稍大时从武冈州到邵阳府学堂上百里的山路还是父亲背着。漫长的路途中不免寂寞，儿子便趴在父亲身上背书给他听，久而久之成了习惯。蔡锷从小勤奋，每天都读书到深夜，有时候父亲心疼儿子，便把油灯的中灯油减少了，心想油尽灯灭了总该睡觉去了。可是蔡锷却把灯芯弄得很小很小，依然读书到深夜。

一个人的成长首先源于家庭，父母是首要的指引者。造就蔡锷功勋的便是蔡正陵夫妇的谆谆教诲。

【家风】

淡泊明志 夙夜在公

治理云南时期，蔡锷政绩斐然。1912年1月，他第一次给自己减薪。他签发都督府文告宣示：“滇中反正，得诸君同心勠力，共济艰难，本应厚精以酬劳绩。维诸君夙明大义，共体时艰，即前日举义与现在奉公，愿以救群众幸福，而非为个人之荣利，此次减薪办法无不乐赞其成。”他将自己的薪金从每月160元减为120元。1912年6月，蔡锷下达第二次减薪令，将自己的工资降为60元，仅相当于辛亥革命前新军一个营长的薪俸。在全国各省的都督中，蔡锷的薪金是最低的。他说：“公费所入，衣食而外，一以佐军，不欲使家有盈余。”仅有的工资，还要拿出一部分用于公务。

为了纠正前清官场的奢侈浪费之风，蔡锷还规定军政府都督非星期日不请客，一席之费，不得超过五元。有一次，警察局长请蔡锷赴宴，蔡锷发现不是星期日，即在请帖上批示“违背功令，罚薪半月”。以身作则就是无声的命令，蔡锷整顿云南财政和社会风气的各项措施，如惩办贪污腐败官吏、不准迎来送往等，都能雷厉风行地贯彻。

蔡锷将“淡泊明志，夙夜在公”作为座右铭，带头廉洁奉公，且多措并举，1912年的云南财政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还节余20万元。

在北京任职期间，袁世凯为拉拢蔡锷，赠万金以祝寿，委以要职。蔡锷不为所动，清廉依旧。蒋百里在《蔡公行状略》一文中说：“身兼督办、参政、将军、办事员等差，循例得俸月可入5000元，公悉任其事而辞其俸。”也就是说蔡锷有多份兼差，虽工作照做，但薪金绝不多拿。

蔡锷起兵讨袁，触怒袁世凯，袁世凯下令查封其家产。想不到的是，蔡锷竟无一椽之屋，连母亲也寄居在别人家里。蔡锷当时已重病在身，但在四川前线仍坚持与士兵同艰苦。在川南纳溪战役中，“凄战经月，日眠食于风雨之中”，身为总司令，虽然身患重病，却始终在前线指挥，“平均每日睡觉不到三小时，吃的饭是一半米一半砂硬吞。”讨袁胜利后，蔡锷依然保持两袖清风的品德，当得知其弟当上湖南造币厂的厂长时，致书谭延闿，要求将其解职，“以保素洁之家风”。

1916年底，蔡锷病危，临终前，他遗憾地说：“不死于对外作战，不死于疆场马革裹尸，死于病室，不能为国家作更大贡献，自觉有余憾。”

蔡锷去世的时候不但没有存款，反而还负了三四千元债，全靠政府有一万多元的奠仪，拿出作安葬费和养家费。蔡锷的邵阳同乡、武汉大学教授李剑农在为《蔡松坡先生遗集》作序中写道：“公纪家寒素，历岁治军南省，光复之初，开府滇中且二年，未尝为身谋。盖棺后室家萧然无长物，尤是为当世军人楷模。”

【家族】

原配：刘侠贞（？—约1941），原名刘新英，和蔡锷成婚之后，改名为“刘侠贞”，为他生了三个女儿。不过，只有一女幸存下来，其他两位都早夭。女儿名叫蔡铸莲，其丈夫是石陶钧的儿子石潮白，毕业于日本京都帝国大学，后来在国民政府外交部工作。

二夫人：潘蕙英（1894-1956），前清贡生潘廷权之女，从小便接受新式教育，不但有学识，还生得容貌俏丽，与蔡锷是灵魂伴侣，生二子一女。新中国成立后，潘蕙英一家受朱德的邀请，迁往北京居住。1956年，潘蕙英因癌症病逝。

长子蔡端（1914—1997），1937年毕业于北平辅仁大学史学系，曾任国民政府外交部情报司科员，驻南非总领事馆随同领事，后在国民政府外交部任职。1949年后，在北京华北革大政治研究院学习，后曾任《光明日报》编辑，全国政协文史办公室编辑等职，第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八届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民主同盟盟员、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委员，1997年9月15日在北京逝世，终年84岁。

次子蔡永宁（1916—1968），從华北革命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长春东北人民大学（现吉林大学）工作。1954年，调入北京，被安排在国家体委工作，1956年，调入北京体育学院，解放战争结束后，曾是东北人民大学经济系讲师。“文革”中，正值盛年的蔡永宁被造反派扣以国民党“特嫌”的罪名迫害身亡。

（资料来源：《蔡锷传》 周婷 著 编纂整理：琉璃）

（责任编辑/谭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