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一帆

什么是时代精神？

上海音乐学院新设历史音响资料研究室，我的办公桌也因此被搬去唱片库，与唱片为伴还挺有诗意的。面对浩瀚的史料，我宛如一名潜水员，每天都会沉到神秘的海底，在那些沉船边上漂来漂去，看看能否捞到什么宝贝。

回顾东西方音乐历史的变迁，自文艺复兴以来，二者的道路便已相去甚远。由于经济、文化等社会背景的不同，西方音乐历史以作曲家的作品为线索，形成流派、风格的演变史以及体裁、形式的发展史；而东方音乐则根植于乡间田野，其中大多数音乐品类都是在集体劳动中产生的。即便后来有了学堂乐歌的启蒙，又陆续出现了一些作曲家，但接二连三的战事打破了文明的延续，因此我们的音乐历史恐怕更应该从社会音乐的角度去探究。

我们应该更仔细地了解当时的歌声，例如除了我们已经熟知的校园歌曲之外，街头巷尾还有哪些作品被传唱？被何人传唱？或者更具体一点，在我们父辈、祖父辈还年轻时，他们都喜爱哪些歌谣？

余生也晚，自是不可能知道这些了。我仍能记起小时候外公催我入眠时唱起的那些歌。他唱的最多的就是黎锦晖的《麻雀与小孩》，“飞飞，飞飞，这个样子飞”，这句歌词让我印象深刻，外公还解释道：“它寓意母亲希望孩子能快快成长。”外公和我一起晒太阳时还会唱起李叔同的《春游》：“游春人在画中行，万花飞舞春人下。莺啼陌上人归去，花外疏钟送夕阳。”随后他又会满怀惆怅地感慨道：“忆儿时，斯乐不可作。”

如今，我方能理解外公及他的先辈为何如此钟爱这些歌曲。清末民初，适逢觉醒的年代。外公唱的这些童谣，歌词言简意赅，曲调简单质朴，但却能启思明智。

随着电影《城南旧事》的上映，人们记住了那句“长亭外，古道边……”说起那时的电影，我不禁想起《围城》里的角儿，无事便哼着“教我如何不想她”，那句嵌入其中的西皮過门将传统精神与西方文明的交融唱活了。赵元任的这首歌曲不仅风靡当时，更成为经典，一直流传至今。

赵元任的另一首《卖布谣》也是广为传唱的佳作。还有一首徐志摩作词的《海韵》，“‘女郎，单身的女郎，你为什么留恋这黄昏的海边？女郎，回家吧，女郎！‘啊不！回家我不回，我爱这晚风吹。‘在沙滩上，在暮色里，有一个散发的女郎，徘徊，徘徊。”歌曲蕴含了强烈的反叛精神，指引着青年们追求自由。

一些前辈的回忆录曾多次提到学堂乐歌在当时的重要意义。在中小学阶段，几乎每次升旗仪式学生都要唱那豪情满怀的《中国男儿》和《祖国歌》。

“我将骑狮越昆仑，驾鹤飞渡太平洋。”《祖国歌》的唱词气壮山河。该曲以传统民间曲调《老六板》填词而成。作为源远流长的丝竹经典调子，自清乾隆以来，《老六板》已在民间流传了两百多年。像所有的民间音乐那样，它也有诸多变体和别名。据钱仁康先生考源，仅光绪年间的歌谱《怡情歌唱》中就载有三首依据《老六板》曲调填词的歌曲，分别为《大国民》《勉学歌》和《桃花院》。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广泛流传的《夕歌》（又叫《夕会歌》），也是依据《老六板》的曲调填词而成的。

很多人不知道的是，中国革命先驱者瞿秋白也曾亲自动笔作曲。1923年，他回国后在《新青年》上发表了自己创作的歌曲《赤潮曲》，作品以昆曲曲牌《新水令》音调为旋律，填写了新歌词。《赤潮曲》发表后迅速在广大工农群众中流传。1965年，上海音乐学院排练演出过一些革命历史歌曲，由钢琴系、作曲系、指挥系组成的合唱团就曾演唱过瞿秋白的《赤潮曲》。乐队伴奏，辅以四部和声，歌声响起，悲壮慷慨，令全场听众为之动容。

当时该合唱团演唱的另一首歌曲是《打倒列强》（又叫《国民革命歌》）。这首在北伐战争时期妇孺皆知的歌调来自法国民谣《两只老虎》，当时手无寸铁的学生在面对军警武装时高唱着它，气势恢宏。

这首歌曲的音乐形式与歌词内容反差强烈，却也被当时的社会所接受。我们应当如何看待这一音乐现象呢？是否可以认为，在文化音乐的领域中，旋律一旦脱离了它原本的唱词，便不再具有独立的形象意义，只是一种提供音调的外壳而已。比如1906年就在我国流传的日本校园歌曲《学生宿舍的旧吊桶》，一经填词为《中国男儿》便不胫而走，二十年后工农红军再次填词，成了鼓舞士气的进行曲《工农兵联合起来》。再如苏联儿童歌曲《露营的野火》在传至国内后，被人们去掉了几个不易唱准的偏音，改编成为中国版的《少年先锋队队歌》。在后来的土地革命时期，那首《两只老虎》又被重新填词改编成了《土地革命歌》。

据贺子珍回忆，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中，许多早期的教会歌曲被填上富国强兵的词句，用来宣传革命精神，鼓舞士气。例如将赞美诗《主爱小孩》的“救主耶稣爱小孩，一见小孩笑颜开，叮咛嘱咐众门徒，让小孩到跟前来”改成了“共产党领导真正确，工农群众拥护真正多，红军打仗真不错，粉碎敌人的乌龟壳”，后来在长征途中又被改词传唱为《渡金沙江胜利歌》《打骑兵舞》。由于这首歌的曲调在红军中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丁善德在他的《长征交响曲》第一乐章中再次引用了这一旋律并予以加工变化，用弦乐器表现富于战斗性的节奏音型，在小号、木管乐器、木琴和小提琴上反复奏响旋律主题，歌颂红军艰苦卓绝的斗争精神，将音乐推向高潮。有意思的是，无论是《主爱小孩》还是《粉碎敌人的乌龟壳》，它们的曲调都来自沈心工的学堂乐歌《竹马》。这首歌调被赋予了多重精神，以百变的身姿活跃于不同历史阶段。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之后，上海有一段相对平和的时期，如果仔细留意租界地段那些漂亮洋楼的牌匾，就会发现上面几乎都注明着它们大致建成于1927至1931年间。这期间，诞生了黎锦晖的“中华歌舞专科学校”“明月歌舞团”，大街小巷响起了“时代曲”，如黎锦光的《满场飞》——“香槟酒气满场飞，勾肩搭背进进退退”，以及《采槟榔》《香格里拉》《夜来香》《毛毛雨》《桃花江》等具有娱乐性的歌舞音乐。这些歌曲当然也是社会声音的一部分，但是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特别是1931年之后的形势，这种声音也仅代表很少一部分人的生活态度罢了。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左翼”音乐运动拉开帷幕，一大批群众歌曲与抒情歌曲广泛传播，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人民音乐家聂耳便是其中的佼佼者，如《新女性》《铁蹄下的歌女》等一系列抒情歌曲都出自他的笔下。聂耳的歌曲影响了整个社会，《开路先锋》充满着男性的粗犷，儿童们最爱唱的是《卖报歌》，这些歌曲反映了充满矛盾的现实，成为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影响最广、最为嘹亮的社会呼声之一。

除此之外，在街头巷尾也能听到男女之间表述真情实意的爱情歌曲。如聂耳的《梅娘曲》《塞外村女》、贺绿汀的《四季歌》……这些歌曲旋律悠扬，情真意切，没有时代曲的扭捏作态，深得人们喜爱。直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仍能在音乐会的舞台上看到它们的身影。

1931年，抗日战争爆发，中华民族同仇敌忾，上下齐心，喊出时代最强音：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抗日救亡成为主旋律。贺绿汀的《嘉陵江上》、张曙的《松花江上》到处传唱，唱出了广大民众流离失所、家破人亡的悲苦之情。学生唱着《旗正飘飘》《毕业歌》投笔从戎，以表他们坚决打击侵略者的决心与信心。聂耳的《义勇军进行曲》、冼星海的《红日照遍东方》作为当时优秀的战歌，迅速传遍全国各地。

回忆这些社会声音，我不由想起半个多世纪前学界曾极具争议的话题：何谓时代精神？它究竟是由社会上各种各样的声音汇总而成的，还是由能够引领社会前进力量的声音所体现的呢？不同学者各执己见，众说纷纭，最终未成定论。但无论如何，若要了解历史的真实面目，就得仔细、真切地倾听各种各样的声音。因为这多种多样的声音必定会从中折射出历史的多面性，比如革命史、宗教史、文化交流史、社会发展史……

用阿多诺的话来说，音乐呈现着它的社会症候。通过这些，或许我们可以更多地了解历史。